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瑪斯（Hamas）於10月7日，對以色列南部展開突襲行動，當日即造成約1400人死亡，同時還綁架了逾200名各國人質。以色列隨即對加薩走廊進行全面封鎖，開始大規模空襲行動，且多次造成國際人道組織、救援組織和記者的傷亡，原本第一時間即表達「全力支持以色列自衛權」的西方國家，都不得不「出言相勸」。三週以來，以色列的反擊已造成加薩地區高達8300人死亡，同時也將加薩超過200萬人口圍困在斷水斷電、難以取得糧食和藥品的人道危機之中，隨著以色列在黎巴嫩與敘利亞邊境開了新戰線，戰事可能進一步擴大，造成更大的人道災難。
在哈瑪斯的突襲震驚世界後，中文世界的輿論也像西方社會一樣，分裂為兩大陣營，一方堅定的支持以色列捍衛家園和國家主權的決心，一方則細數歷史、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失語和遭遇。所不同的是，多數中文網友「站隊」的原因，並非是深思熟慮後的國家利益，也不單純是對弱勢者的人道關懷，而是延著對美國和中國的態度來畫分，「反美」或「抗中」，幾乎也成了「挺巴勒斯坦」和「挺以色列」的根本原因。
中共「選邊」巴勒斯坦，是在反美的「大義」之下，並非真的同理巴勒斯坦人的遭遇，更不會將自身代入巴勒斯坦的歷史與處境──那些只是控訴國際社會與美帝「殘忍又虛偽、眼中只有利益」的證明。
與之相對的，是簡中圈的「反賊們」那種無論如何不能與中共站在一起的情緒。長年以來，美國的華人群體或因本身文化養成而既有的保守主義傾向，或是為了反共（反左）而與共和黨右翼更為靠近。這類以抗中為主軸來解讀中國政治和國際局勢的論述，也因為華人川粉與台派川粉在社群上互通聲息等效應，大量輸入台灣，台灣網民在這次事件中的反應，特別在不願意與中國統一、已經有了穩定台灣認同的群體身上，也能見到上述軸線分野的作用。
但在這些因素以外，台灣的社群討論中，還多了一層不會在西方世界看到、也極少出現在簡中圈的獨特氛圍，就是在其中放入了對自身形象的投射。更準確的說，在這些選邊站的貼文、按讚與分享中，看到了台灣人「希望自己是誰、成為誰」的集體投射。
在「建國」路上，台灣與巴勒斯坦其實更加同病相憐：從中日戰爭中被割讓、被殖民，繼而長出主體意識，卻又因為發生在中國的國共內戰，以及以美國為首的陣營對戰後國際秩序安排的需求，始終無法追求真正的獨立，甚至在過去30年間，因西方各國在經貿上對中國依賴的增加，履履成為國際孤兒，在 SARS 期間更是嘗盡冷暖，曾經也是地緣政治中無聲的配角，任何不願照著劇本演出、爭取自主的行為，都被視為是「麻煩製造者」。
相較於巴勒斯坦在拒絕了聯合國大會於1947年通過的181號決議（與以色列分治）後，踏上一條流血抗爭的漫漫長路，台灣卻遇上不同的歷史轉折，順利走出威權政治，成為亞洲國家中民主指數的前段班。然而即使在各方面指標均邁入已開發國家之列，台灣的國際處境卻仍窘迫，與巴勒斯坦同樣承受著國際社會的漠視，始終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連過去國際媒體在報導台灣時，也都會如前情提要的加上「北京（中國）認定台灣為叛離的一省」（Beijing regards Taiwan as a renegade province of China）。
照理說，台灣應該是全世界少數能同理巴勒斯坦處境的國家，但同樣身不由己的歷史，並未讓台灣人心生同理。這又是為什麼呢？
遠因與近因的交錯
獨派社群不乏有基督教背景、支持錫安主義的信徒或牧師，或是曾將以色列人的歷史嫁接於台灣，如已故的李登輝前總統曾自比為「帶領台灣走出中國陰影的摩西」。
台灣作為「帝國的邊陲」，數百年來輾轉於不同殖民政權，始終沒有機會好好回答「我是誰」這個問題。正因為難以有清晰的自我認同，對沒有直接利益相關的他者，往往也缺乏興趣，對他者的認識、甚至與他者的關係，都是透過帝國的視角而來。
自冷戰始，台灣被畫入「美國隊」、成為第一島鏈的重要戰略地，台灣人就一直透過美國的眼光在看世界，難免承繼了美國主流視角下「艱忍復國的以色列」vs. 「阿拉伯恐怖份子」這種正邪對立的框架，而巴勒斯坦人的歷史與苦難，是不被看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