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瑟芬：以巴衝突中的台灣輿論場——帝國夾縫下的戰爭焦慮與代入感

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瑪斯（Hamas）於10月7日，對以色列南部展開突襲行動，當日即造成約1400人死亡，同時還綁架了逾200名各國人質。以色列隨即對加薩走廊進行全面封鎖，開始大規模空襲行動，且多次造成國際人道組織、救援組織和記者的傷亡，原本第一時間即表達「全力支持以色列自衛權」的西方國家，都不得不「出言相勸」。三週以來，以色列的反擊已造成加薩地區高達8300人死亡，同時也將加薩超過200萬人口圍困在斷水斷電、難以取得糧食和藥品的人道危機之中，隨著以色列在黎巴嫩與敘利亞邊境開了新戰線，戰事可能進一步擴大，造成更大的人道災難。

在哈瑪斯的突襲震驚世界後，中文世界的輿論也像西方社會一樣，分裂為兩大陣營，一方堅定的支持以色列捍衛家園和國家主權的決心，一方則細數歷史、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失語和遭遇。所不同的是，多數中文網友「站隊」的原因，並非是深思熟慮後的國家利益，也不單純是對弱勢者的人道關懷，而是延著對美國和中國的態度來畫分，「反美」或「抗中」，幾乎也成了「挺巴勒斯坦」和「挺以色列」的根本原因。

中共「選邊」巴勒斯坦，是在反美的「大義」之下，並非真的同理巴勒斯坦人的遭遇，更不會將自身代入巴勒斯坦的歷史與處境──那些只是控訴國際社會與美帝「殘忍又虛偽、眼中只有利益」的證明。

與之相對的，是簡中圈的「反賊們」那種無論如何不能與中共站在一起的情緒。長年以來，美國的華人群體或因本身文化養成而既有的保守主義傾向，或是為了反共（反左）而與共和黨右翼更為靠近。這類以抗中為主軸來解讀中國政治和國際局勢的論述，也因為華人川粉與台派川粉在社群上互通聲息等效應，大量輸入台灣，台灣網民在這次事件中的反應，特別在不願意與中國統一、已經有了穩定台灣認同的群體身上，也能見到上述軸線分野的作用。

但在這些因素以外，台灣的社群討論中，還多了一層不會在西方世界看到、也極少出現在簡中圈的獨特氛圍，就是在其中放入了對自身形象的投射。更準確的說，在這些選邊站的貼文、按讚與分享中，看到了台灣人「希望自己是誰、成為誰」的集體投射。

在「建國」路上，台灣與巴勒斯坦其實更加同病相憐：從中日戰爭中被割讓、被殖民，繼而長出主體意識，卻又因為發生在中國的國共內戰，以及以美國為首的陣營對戰後國際秩序安排的需求，始終無法追求真正的獨立，甚至在過去30年間，因西方各國在經貿上對中國依賴的增加，履履成為國際孤兒，在 SARS 期間更是嘗盡冷暖，曾經也是地緣政治中無聲的配角，任何不願照著劇本演出、爭取自主的行為，都被視為是「麻煩製造者」。

相較於巴勒斯坦在拒絕了聯合國大會於1947年通過的181號決議（與以色列分治）後，踏上一條流血抗爭的漫漫長路，台灣卻遇上不同的歷史轉折，順利走出威權政治，成為亞洲國家中民主指數的前段班。然而即使在各方面指標均邁入已開發國家之列，台灣的國際處境卻仍窘迫，與巴勒斯坦同樣承受著國際社會的漠視，始終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連過去國際媒體在報導台灣時，也都會如前情提要的加上「北京（中國）認定台灣為叛離的一省」（Beijing regards Taiwan as a renegade province of China）。

照理說，台灣應該是全世界少數能同理巴勒斯坦處境的國家，但同樣身不由己的歷史，並未讓台灣人心生同理。這又是為什麼呢？

遠因與近因的交錯

獨派社群不乏有基督教背景、支持錫安主義的信徒或牧師，或是曾將以色列人的歷史嫁接於台灣，如已故的李登輝前總統曾自比為「帶領台灣走出中國陰影的摩西」。

台灣作為「帝國的邊陲」，數百年來輾轉於不同殖民政權，始終沒有機會好好回答「我是誰」這個問題。正因為難以有清晰的自我認同，對沒有直接利益相關的他者，往往也缺乏興趣，對他者的認識、甚至與他者的關係，都是透過帝國的視角而來。

自冷戰始，台灣被畫入「美國隊」、成為第一島鏈的重要戰略地，台灣人就一直透過美國的眼光在看世界，難免承繼了美國主流視角下「艱忍復國的以色列」vs. 「阿拉伯恐怖份子」這種正邪對立的框架，而巴勒斯坦人的歷史與苦難，是不被看見的。

另一個遠因，則是台灣人在媒體與大眾讀物對猶太文化的推崇中，找到自身的投射，包括對教育的重視、家庭關係的緊密連結、在異鄉的互助精神、追求成功與財富的執著，更欽羨其對傳統文化的保存，以及如何透過強大和財富帶來對世界的影響力。雖然這些都不見得能代表真正的猶太歷史和文化，或是猶太人真正的想法，但以色列仍成為台灣人心目中有著完美人設的國度：堅毅、聰明、優秀、紀律嚴明且敵我意識分明，周圍強敵環伺也毫不畏懼。

獨派社群也不乏有基督教背景、支持錫安主義的信徒或牧師，或是曾將以色列人的歷史嫁接於台灣，如已故的李登輝前總統曾自比為「帶領台灣走出中國陰影的摩西」（引用自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逃離埃及法老的奴役）。近年更有獨派意見領袖將以色列如何軍民一心、抵抗「一心想將其消滅的異教徒」的精神，當作台灣典範的呼籲。

長期處於對一方極為陌生、連基礎資訊的了解都不具備，卻對另一方有著看似天生、其實是在大眾媒體塑造影響下產生的親近感，也就不難想像在九一一事件後的阿富汗戰爭，或一次又一次以巴衝突裡，台灣大眾會採取什麼樣的框架來理解這些「身外之事」。如果不是近年中國威脅大到無法忽視，必須關注美國是否因此捲入、是否會影響到在台海的軍力支援部署，以及台灣所需的軍售武器製造的進度，民眾大概仍會將此當作晚間新聞裡聽到的一個再尋常不過的悲劇。

非此即比的框架，在中國因素下如何被扭曲放大

隨著「以色列的正義形象」在台派間確立，巴勒斯坦，也被寄予另一種想像與投射，例如「國土上的敵人」，對照藍白陣營的「親中」。

在一個如此複雜、又有著眾多外力干擾的問題上，本不該存在「支持誰」的答案。這套對以巴衝突的理解本就是過度粗暴且簡化的，又發生在被視為下一個最有可能爆發戰事的台海壓力下，台灣社群上對相關事件的解讀，也因此被催向極化，近來還出現了經營自媒體的政治言論領袖，宣稱自己年輕時也同情巴勒斯坦，但現在明白他們「不值得」。

這類言論並非此次才突然發生，當台派因川普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等一系列行為，將之當成帶領國際一同抗中的明燈時，就有「以研究歷史為興趣」的專欄作者，為其否決聯合國對以色列囤墾區違反國際法的決議、以及將美國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等作為，引起中東動盪不安而辯護，盡其所能正當化以色列政府的一切行為。

這類說詞常見的手法，是擷取二戰後，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下稱巴解）流亡到約旦和黎巴嫩時期的部份切面，將之形容為「自己不想建國」、「後來對收容他們的阿拉伯國家恩將仇報」，這種對歷史帶有特定目地的詮釋，隨著對川普的崇拜與支持，也越發普及。

而這類攻防要針對的，是川普口中所謂「要把美國變成社會主義國家的那些左膠」，因為在社群媒體興起、讓這個世界無法再別過臉不看之前，少數有能力且不懈為巴勒斯坦人的處境發聲的，多半是歐美的學院左派，特別是致力於反帝國、反殖民等研究的學者和媒體人，他們往往也是對川普所掀起的白人至上主義、民粹主義浪潮批評最甚的一群人。台灣在挺川的浪潮裡，也捲入這股「反全球左派敗壞民主與道德」的陰謀論裡，特別是在與反共的華人川粉結盟後，許多論述連找外電和自己翻譯的力氣都省了。

這些「故事」省略了巴勒斯坦在眾多不利條件下，難以建立現代意義下成功的反抗運動的前提。而約旦當時作為英國代言人，一邊調停巴解與以色列的衝突，一邊想利用此事收回約旦河西岸的「國土」，加上巴解當時在民間的聲望甚至超越約旦王室，雙方相互積怨已深。約旦的「遭遇」看在怨恨西方勢力不願撤出中東的伊拉克等國眼裡，則是「自找的」，根本也不存在一個從團結到心寒的阿拉伯大聯盟，而是各有盤算，都想利用巴解當作槓桿，提高自身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與話語權。

黎巴嫩內戰也是如此，黎巴嫩本就是一個多元、異質性很高、各派內戰頻仍的國家，除了遜尼派、什葉派外，當時執政的，則是是佔人口四成比例的基督徒馬龍派。黎巴嫩境內的遜尼派正是看中了巴解的軍事武裝力量，希望藉由與之結盟打破這個脆弱平衡，最終導致內戰再次爆發，還波及敘利亞。但把敘利亞拉下水的並不是巴解，而是馬龍派政府，再後來，以色列也以清掃在貝魯特的巴解武裝成員為名，入侵了黎巴嫩。

巴解不是沒有做過和解的努力，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曾一度為和平帶來希望；而以色列極右翼份子如何暗殺了推進和平協議的自家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以及爭取建國時期一系列同為恐怖攻擊行動的歷史，自然也從未出現於這類故事中。

隨著「以色列的正義形象」在台派間確立，再加上過去幾十年，台灣社會早已累積對猶太文化與以色列建國神話的欽羨，另一個「不成材、不知好歹」的巴勒斯坦，也被寄予另一種想像與投射，例如「國土上的敵人」，對照藍白陣營的「親中」，例如巴勒斯坦人對阿拉伯兄弟盟友的「背刺」必須成立，才好對照「台灣人收留了戰敗的國民黨卻被反咬一口」的敘事，這一切為的是滿足台派對自己四面楚歌的想像，並且透過這個雙向的投射去激勵群眾，採取能讓自己「更像以色列」的行動。

這是一場「對自己人的認知戰」，為的是強化台派社群清楚且堅定的抵抗意志：台灣人害怕被遺棄、害怕自己不夠強，更擔心不夠一面倒的戰爭，會影響內部抵抗中國的信心，認為那些同情巴勒斯坦的就是在台灣和中國間搖擺不定、潛在的第五縱隊份子。因為慕強，更因為美國所支持的代理人必須贏下每一場戰爭，才能更堅定相信台灣是有勝算的，甚至，或許小打小鬧完，台灣就建國了呢？加上中國很明顯「不支持以色列」，這一切還不夠明顯嗎，當然要選邊。

為了達成這個目的，部份台派 KOL 恐怕相信自己是在未雨綢謀，以此類貼標籤式的論述，將任何願意正視以巴衝突的複雜歷史、給予巴勒斯坦人同情的言論打成「左膠」，藉由指控對方是「天真」、「談歷史是無能解決問題」，來取消對戰爭的任何猶豫與思考。

這麼做確實取得了很不錯的成果，台灣幾間有著精良國際新聞品質的媒體如報導者、轉角國際和公視新聞網等，相關報導只要提及巴勒斯坦人的歷史與遭遇，甚至只是解釋加薩為何被稱作「露天監獄」，都能引來不少網友憤怒洗板，指控這樣的報導「冷血、忽視事實、為恐怖份子說話」。

將一切簡化成巴勒斯坦人「自己不努力，只會坐地哭喊全世界同情」，不只能「教訓」妄想與中國和平談判，或只想己願他力而不願自強的台灣人，背後更有自認能藉此「制止」反戰言論，與隨之擴大的「疑美論」漫延的用意。很不幸的，過去曾對巴勒斯坦處境表現出關注的獨立媒體或學者，確有在政治立場上不願譴責中國人權問題、甚至將之當作社會主義理想國範本的成員，甚至加入了數月前粗糙的「反戰連署」。但同陣營中，卻還有更多長期關心國際人權、轉型正義，且始終也守在抗中前沿的人們，不願陷入這種簡化二分。

「堅壁清野有什麼不對？這是戰爭！」

我們要自己面對戰爭時，也要非常清楚國際法中究竟哪些行為才能被視為自衛，不是隨便想怎麼樣都可以。

作為戰爭隨時可能在頭上開打的國家，希望能有一個能義無反顧的答案，是能夠理解的。恐懼會被激發、也是雙向互動的，中共的意圖和態度越發惡劣，台灣內部的對抗情緒也越高，面對衝突的框架也就越被簡化，在最短時間內得出「該做什麼」的結論，才能在焦慮中安頓自己。

然而，一旦真正的戰爭發生，對於心理防線的各種衝擊和考驗，將遠超這種簡化框架下能想像的情境。但長久的抵抗意志，往往產生自深思熟慮後的精神力量；畢竟在二元思維下，沒有什麼比求生更現實的，為了求生的不擇手段，就沒有什麼不能做的，包括放棄所有底線。因此，這種二元框架每次一發動，被濾出去的「非我族類」實在太多了，任何非戰鬥人員的士氣很容易被打擊，因為屬於「可以隨時被放棄的人」。這種自以為是「成熟大人的選擇」，反而可能成為社會信任崩解的最後一根稻草。

二元框架也忽略了即便在戰爭當中，仍要受國際法約束，不論是主張或以行為對一個群體進行全面的、無差別的暴力，即使是在被攻擊後的反擊行為，也是不被接受的。台灣網民只在 KOL 們的文章裡看到美國等如何表態「堅定支持以色列保衛國土」，看不見聯合國會議譴責案中的拔河角力，甚至不知道聯合國、歐盟與多國領袖紛紛呼籲以色列「克制」、遵守相關的人道協議，因為短短兩週，已有數十位國際記者與人道救援組織成員死在以色列空襲下，甚至已有政治人物和媒體，開始質疑以色列在反擊的前48小時是否有涉及犯下戰爭罪的行動。

如果有一天，我們要自己面對戰爭時，也要非常清楚國際法中究竟哪些行為才能被視為自衛，並不是弱國小國為求生存的所有反擊手段，都會被國際社會接受，就算面對的是來犯的解放軍、以及支持中共侵略的平民，也不是隨便想怎麼樣都可以，尤其那種炸核電廠、炸水壩的主張，馬上會讓我們失去國際的支持和同情。

西方媒體已不再像90年代那樣一面倒，這並非中俄等國家資訊戰的結果，而是隨著關於巴勒斯坦遭遇的實際情況透過網路流出，有越來越多人發現以色列政府做了許多不對的事，聲援巴勒斯坦的聲音，也在過去20年來持續擴大。台派社群不該忽略的是，輿論不僅會留下足跡、更會跨國流動，有些言論講起來很爽，但有心人士只需要把台灣社群上這些熱門言論收集起來，丟到西方的社群媒體上，把台灣塑造成另一個「不值得同情的偏激小國」，就足以讓我們百口莫辯。

若是在戰事拉長、戰線擴大，全世界日子都不好過的時候，試問他國人民有什麼理由為一個「自私、不把他人的命當回事、拿它國事務秤斤秤兩」的遠方國家冒險？當台灣人拿著叢林法則指責巴勒斯坦的「不長進」，又以何基準要求、相信所有民主國家都該為了正義，放下所有利益，跟美國和台灣站在一起對抗中國？

人類追求獨立自主的渴望，在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下，其實一點都不「現實」，然而不管如何「不現實」，這股渴望是無法被消滅的，不論是以色列人的、巴勒斯坦人的，還是台灣人的。

「國際事務」折射出台灣的自我形象

處在帝國夾縫中的台灣，若是始終無法、無能好好回答自己，何以奢談爭取自主、重建國家主權定位呢？

近五年來，因美中競爭逐漸白熱化，處在兩個帝國匯聚點的台灣，突然從無人聞問的角落，被拉上舞台中央，特別在俄烏戰爭的震驚後，全世界開始以前所未見的熱切關注起這個遠方的島國，台灣也從一開始的受寵若驚、有些生澀僵硬的唸起劇本，到如今沉醉在角色裡難以自拔。

儘管如今國際媒體對台灣的報導，有著前所未有的深度，但終究，這劇本是別人給的，不是自己寫的。劇本裡的台灣，是世界的台灣，是國際社會需要我們扮演的角色，卻不見得能回答「我們是誰」這個根本問題，而思考「我們想要、需要什麼」，必然冒著與國際社會期待產生部份衝突、無法持續以討好形象來尋求支持的風險。

然而，處在帝國夾縫中的台灣，若是始終無法、無能好好回答自己，何以奢談爭取自主、重建國家主權定位呢？這兩個關鍵問題，既無法以笑鬧式的自認背靠美國勢力，就會有天助自助者的美好結局塘塞，更不是和平談判、與大國等距這種廉價的幻想可以回答的。

這個答案，本應透過國家全力面對轉型正義，由不同群體之間透過說出傷痛先靠近彼此、再產生不斷碰撞與再和解的過程，從社會有機的產生。可惜轉型正義並未分到足夠的機緣和幸運，時間也不站在我們這邊。在清創並未完成的情況下，台灣的歷史傷口經常化膿、且被利用來發展民粹政治，訴諸仇恨，遠比對台灣有什麼信念遠景更能得到支持；明明有著透明度和信任度極高的民主選舉，卻仍面對有著威權遺緒的政黨的不公平競爭。再加上中國因素已方方面面滲入台灣，許多台灣人的思考也幾乎被制約在如同以巴問題的簡化二元框架中，不論是對國際事務的理解、台灣應如何結盟，還是對自己的認識。

但究竟由誰來定義哪些是「破壞團結」，哪些不是？在這套有如膝反射般的應對模式中，國際事務可輕易分為親中反中，對自己的認識則來自於國際社會所投射的各種倒影，例如「防疫模範生、晶片護國神山、奶茶聯盟、美食之島、最美的風景是人」，建立起了台灣社群輿論裡如空中樓閣般的自信。

正因為無力回答自己是誰的本質問題，只能藉錯解「國際政治就是現實主義」，輕視甚至排除價值信念的參與，讓「守護民主」的內涵也隨之空洞化，成為「學習烏克蘭」、「學習以色列」，但真實的烏克蘭和以色列究竟是什麼樣子，我們並沒有興趣知道，只是取自己所需，塑造一個認為能有利於台灣的「真實」。

至於「我們是誰」，如果單看這幾年台灣社群討論中最活躍的言論，似乎也只會看見中國的鏡象，只要與之相反就是好的，甚至黏在鏡子前面開始各種自戀與自我審察。其實我們該做的，是打破那面鏡子，走出鏡框、走向自己、回歸事實，哪怕它不可口，哪怕它無法立刻安撫我們的恐懼與虛榮。能以從內在安頓自身，才會長出真正的強大。

對歷史不義的強迫遺忘，是滋養極權與暴力的溫床

拒絕二元的、簡化的思考方式，才有力量去抵抗恐怖主義和報復的誘惑，與極權政治的擴張。

關注巴勒斯坦人被迫流亡的歷史，並不是在否認發生在猶太人身上的災難，以及俄國與歐洲對猶太族群的排拒和虧欠；指出聯合國與歐美聯手將對二戰的贖罪代價外部化給中東地區，以及舊帝國在此殖民的遺緒，同時一樣可以肯認流離失所的猶太平民有權嚮往一個平靜、自主、自決的權利；在譴責哈馬斯的惡行與失敗的同時，正視巴勒斯坦平民面對的人道危機，並不妨礙我們給予以色列的死者和家屬同等的關懷。

當平民被當作犧牲品甚至戰利品，毫無意義的死去，我們該做的是拒絕比較苦難、拒絕將人命放在天秤上。世人應該承認加薩這座露天監獄的存在，是違反人道且不利和平的，認同以色列擁有自衛權，並不等於無視以色列政府在約旦河西岸持續違反國際法、蠶食鯨吞原先畫歸巴勒斯坦領土的事實。我們也應該看到許多以色列公民的道德勇氣，拒絕為壓迫巴勒斯坦人的軍隊服役；不管是猶太人還是巴勒斯坦人，內部也都有致力將宗教文化現代化的群體，始終沒有放棄努力去拉近彼此。

作為小國，即使經歷了戰爭，也不保障必然能走向我們期待的結果。以巴之間如今如同打了死結，但如果要談「該怎麼辦」，不只要將這些歷史放在轉型正義的概念下去正視，也得一併檢視西方和週邊各國在過去幾十年間，對中東地區的干預，不論是以外交還是軍事為名，以及這些手段如今已證明是治標不治本，換來的只有短暫的平靜，而不是真正的和平。即使從最自私的角度出發，若這些手段在台海以某種形式再現，我們能否不重蹈覆轍、不讓自己陷入太過難堪的僵局？

台灣當然應該踩穩反侵略的立場，積極備戰、不放棄悍衛主權與民主價值，更應該直接指出反戰學者論述中的明顯的倫理問題與歸因錯誤。但正如同報導者針對沖繩的專題所指出的：「我們究竟有沒有可能逃離帝國夾縫中的弱者悲劇？有沒有一種脫離大陸國家和帝國視角的思考方式，能以在台灣與沖繩真誠面對彼此的身不由己中，被發現並連結起來？」面對作為弱者的自私，面對他者將在非自願的情況下為台灣付出代價，我們要如何帶著這些前進，並重建國家主權定位，避免日後再次陷入無法決定自身未來、必須仰仗大國保障的窘境？

拒絕二元的、簡化的思考方式，是讓一個社會更強壯、擁有更大韌性的根本條件，也只有這樣的社會，才有力量去抵抗恐怖主義和報復的誘惑，與極權政治的擴張。社群媒體早已成為極權政體利用言論自由來傷害民主國家在人民心中可信度（Credibility）的武器，包括利用這種非此即彼的正邪對立，來突顯「民主國家的雙標與偽善」，讓人們對民主體制失去信心，就算人們不會因此就自願加入擁護極權制度的陣營，但冷漠、不支持自己國家對任何戰爭有任何程度的參與的民意，也足以讓「民主同盟」的抗中、抗俄行動遇到阻力。

我們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大國在地緣政治棋局中的利益考量，但我們能夠多大程度維持社會輿論不陷入簡化的對抗中，讓那些對國家體制失望的人們，一直能聽見不同的聲音，在「社會力」這端找到安慰，找到繼續支持自己對民主、自由、人道主義等信念的力量，恐怕會是關鍵。在演算法主導一切，又面臨極權國家以各種資訊操縱、入侵，讓看似自由的言論市場其實不再自由的此刻，如何持續發聲、不落入彼此脅迫、相互攻擊的圈套，讓沉默的人們聽見另一種聲音，為良好的、有意義的討論，多撐開一點空間，即使這非常困難，但我們不能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