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世傑：新左派的和平主義系譜，重蹈歷史誤區的台灣「反戰聲明」

【作者按】社會主義運動自18世紀末開始發展以來迄今已超過200年，其積澱的思想資源與實踐經驗早已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本文爬梳1960年代以來歐美新左派對熱核戰的洞見，以及和平運動的訴求與結盟行動發現，台灣在半年前由四學者發出的「反戰聲明」在總體路線上不僅承繼了新左派前輩們數十年前的步履，並再一次踏上了「反美至上」以及相應而來對民主－獨裁政體辨識失準的誤區，使之極其容易被認為是獨裁政權同路人而遭到邊緣化的宿命。

此外，本文特別突出戈巴契夫在1986年後發動的「和平攻勢」如何得到歐美社會的認同，迫使好戰的美國雷根總統坐上談判桌進行核武限武協商，相比較下當前習近平政權的軍事擴張與領土野心更像是法西斯主義的大國復辟，而以自我繳械式的反戰聲明訴求和平像極了緣木求魚。

（倪世傑，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反戰聲明與台灣新左派？

今年3月下旬的台灣，由馮建三、郭力昕、盧倩儀與傅大為等在台灣學界素富清望的學者發表一份「和平、反軍火、要自主、重氣候」的「反戰聲明」，引發台灣政界與社會幾許震動。之所以是「幾許」，一方面連署人數並不多（僅僅37位學者），另一方面，發起人中，只有盧倩儀為國際關係學者，但她也坦言不了解兩岸關係。更缺乏國際政治與兩岸關係研究者的參與，這在相當程度上預見了其立論不免遭受台灣「愛國者飛彈連」（註1）的砲火洗禮。

而這份聲明並不特殊，大體上延續了自2019年以來喧騰於台灣社會，實質脫胎於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依據國族認同分歧而來的「抗中保台 vs. 疑美論」的論旨。所不同者，台灣的「疑美論」主流意見是以中華國族主義為根基，主張「兩岸民眾同屬中華民族」、「台灣、中國事務屬於一個中國內部事務，不容外來勢力干涉」、「統一問題由兩岸人民共同決定」，而美國就是破壞兩岸和平穩定、和平發展的外來勢力。然而，在「反美」這一點上，具有新左派（the New Left）（註２）意味的「反戰聲明」有點意外卻又不大意外地成為「疑美論」的「戰略支援部隊」，站在反美的立場，產生為台灣藍白陣營的「疑美論」加薪添柴的效應。

在這份「反戰聲明」中，最核心的要旨是指責美國軍事擴張主義，自冷戰起在世界各地發動「代理人戰爭」。盧倩儀在之後的回應文中進一步提出在腐敗的新自由主義秩序下，過去的「軍工複合體」（MIC;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搖身一變成為更為複雜的「軍事－工業－國會－情報－媒體－學術－智庫複合體」（MICIMAT；military-industrial-congress-intelligence-media-academia-think-tank complex），這個複合體即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幕後黑手，「台灣不應遵循利欲薰心的MICIMATT複合體引導墮入戰爭的陷阱。」而台灣之所以即將落入戰爭的陷阱，一方面是北京認定美國不斷地挑釁中國，另一方面則是民進黨政府跟隨美國，做美國的棋子。

發起人之一的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傅大為在接受台灣傳媒《上報》訪問時認為，去年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表示訪台意願時，「台灣也可以向對方說因為中國威脅很大，『以後再說吧』。」這個因果鏈是相當清晰的：維持帝國與霸權地位的美國，以及追隨美國印太戰略、自願為棋子的台灣，一直在挑釁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中國不得不有所反制，但最後倒霉的，很可能是台灣。而同樣的邏輯，同樣是用在今天的烏克蘭，因為北約東擴使得俄羅斯落入了西方國家設下的陷阱，尋釁的烏克蘭因此成為被侵略的對象，墮入戰爭的深淵。

針對「反戰聲明」而來的論戰在這半年間不曾間斷，本文不擬直接介入這場爭論，而是試著爬梳西方新左派的和平／反戰運動實踐經驗，理解這一份具有台灣新左派況味的「反戰聲明」。

本文認為，「反戰聲明」與西方新左派「反美（帝）」傳統一脈相承，新左派在冷戰期間也認定歐洲必須走出不同於美國與蘇聯政經體制的「第三條路」，但在實踐經驗上，西歐新左派在表面上維持與兩大集團的「等距」，實則輕重有別，更傾向認為東歐衛星國家共黨政權更有可能是實踐民主社會主義的同盟者，是反核武和平運動的合作者。新左派對東歐國家的友好與善意反而被東歐共黨政權利用，成為對西方世界推動「和平攻勢」（peace offensive）的利器，而對內繼續鎮壓異議者，全然違背新左派對保衛人權的積極訴求。

左派必然反戰嗎？不！

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 〉開宗明義就說：「社會主義者如果還是社會主義者，就不能反對任何戰爭。」

左派是否反戰？從歷史經驗來看，左派一直將武裝鬥爭視為奪取國家政權的重要手段，越到東方越是如此。列寧（Vladimir Lenin）、毛澤東、卡斯楚（Fidel Castro）、胡志明、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以及菲律賓的新人民軍，哪一個不是透過武裝鬥爭，或者說，以戰爭手段奪取或企圖奪取政權？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 〉開宗明義就說：「社會主義者如果還是社會主義者，就不能反對任何戰爭。」

社會主義者會在以下幾個狀態下進入戰爭狀態：第一，被殖民地的反帝、被壓迫民族鬥爭；第二，以國內戰爭為手段的國內階級鬥爭；第三，在一國取得勝利的社會主義者，未來勢必與其他試圖對其鎮壓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戰爭。

列寧因此說道：「只有在我們推翻、澈底戰勝並剝奪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一國的資產階級之後，戰爭才會成為不可能⋯⋯」、「社會神甫和機會主義者總是情願幻想未來的和平社會主義，但是他們與革命社會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正在於他們不願意想，不願意考慮為實現這個美好的未來而進行的殘酷的階級鬥爭和階級戰爭。」而毛澤東則直接繼承了列寧關於階級與反壓迫戰爭必要性的論點（註3），他最為人熟知的莫過於「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句話。

沒多久後，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發想與負責監造的原子彈，從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實驗室運出來了。

1945年在日本的兩顆原子彈，改變了人類世界對於戰爭的想像。原子彈、氫彈、核彈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在之後迅速地進入了生產線，奧本海默口中「能夠終結所有戰爭」（註4）的核武器成為人類的一場夢魘。「以戰止戰」，或者說，「備戰才能避戰」的思維油然而生。

1955年元月，毛澤東在芬蘭首任駐中國大使孫士教遞交到任國書的時候還自顧自地說：「如果飛機加原子彈的美國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那麼，小米加步槍的中國一定會取得勝利。」但就在隔年，毛隨即著手指示中國需要發展核武器，1964年，中國在新疆羅布泊完成試爆第一枚原子彈。當前，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包括美、俄、英、法等四個西方國家，加上中國、朝鮮、印度、巴基斯坦等四個亞洲國家，以及未經嚴格查證的以色列，共計八加一個國家擁有核子武器。

如果「戰爭」本身是值得批判的行為，那麼因為各種原因而積極備戰的其他國家是否同樣需要被批判？無論這些原因包括解放全世界與全人類、反帝／反資鬥爭，或是擔憂帝國主義的入侵？如果左派認為這些戰爭都是「正義之戰」，或者套用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邏輯：這都是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國家尋求生存下的自保的行為，那麼，又有什麼理由可以責怪台灣民進黨當局積極儲備武器？

套用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當前的中國與美國又再一次捲入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爭奪勢力範圍的鬥爭中，如同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者施奈德（Jack Snyder）的著名論旨：聯合周邊國家制衡最具威脅性的國家，可能是當前台灣欲維持國際上獨立自主地位最理性的選擇。

但另方面也不得不警惕，當東亞或印太各國儲備亞洲火藥桶到一定的程度，或有極大可能增加彼此的敵意而使戰爭成為自我實現預言。但恐怖平衡也是一種平衡，恐怖平衡亦能夠提升發生衝突的成本，進而降低衝突發生的可能性。至於善意能否制止衝突，惡意又要如何轉化為善意？那是另外的問題，在後文中我們亦會從歷史經驗中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1950年代蘇聯的「和平攻勢」

二戰後蘇聯的「和平攻勢」便是看準了西歐民眾厭戰的心理，對西歐國家民眾進行的統戰工作。

每個人都討厭戰爭而愛好和平。是嗎？至少在心理上，偏好和平應該是普遍的現象，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基於此，相較於作為恫嚇工具的戰爭，「和平」在相對承平期間充作宣傳戰、認知戰中「武器」的機率還要更頻繁地出現。二戰後蘇聯的「和平攻勢」便是看準了西歐民眾厭戰的心理，對西歐國家民眾進行的統戰工作。

在二戰甫結束後的國際情勢產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是兩極體系率先在歐洲形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在1949年4月誕生，以因應蘇聯的步步進逼，尤其表現在柏林問題上。美國努力將服務於軍事目的的北約，描述為為了西歐集體安全的和平目的而生，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對於蘇聯來說，北約就是西方遂行軍國主義的象徵。套用在「反戰聲明」的台灣脈絡，北約的存在肯定是對蘇聯極嚴重的挑釁行為。

然而，史達林（Joseph Stalin）統治下的蘇聯非但沒有在西歐與美國「硬碰硬」，面對甫從戰禍中亟待重建——無論是物質建設上還是民眾心理上——的西歐國家，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官員於1949年率先宣傳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之間能夠達成「和平共存」（peaceful coexeistence），這在西方國家稱之為「和平攻勢」的外交宣傳行動，對當時西歐國家徬徨不安且厭戰的人心起了軟化效果。美國很快注意到這個狀況而發動反擊，當時國務卿愛奇遜（Dean Acheson）於1950年表示歡迎蘇聯的訴求，但也提出希望蘇聯能夠與德、日簽訂和平條約、蘇聯自東歐附庸國自撤軍，放棄利用第五縱隊推翻其他國家政權、蘇聯應對其他國家開放，人員自由往來等意見。蘇聯當然沒有接受。

美國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的心理戰略委員會（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註5）於1952年8月的評估報告中指出，西歐國家民眾的厭戰態度「傾向於抑制可能涉及任何增加戰爭風險的行動，並表現為中立主義、反美主義以及對美國領導人偶爾發表的好戰言論極度敏感。這種態度的傳播使蘇聯在心理侵略中繼續有效地利用『和平』這項主題。」、「對許多明智的歐洲人來說，都導致了這樣的結論，即現在來自東方的威脅幾乎不存在。」心理戰略委員會因而警告，在蘇聯的和平攻勢下，西歐國家會展現希望減少軍備負擔的願望，同時導致了西歐國家認定，美國堅持軍事準備可能基於更多自身利益的動機。

1950年韓戰開打，戰場在韓半島，除兩韓人民以外，外國參戰者包括史達林指定參戰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及美國。蘇聯的宣傳機器大肆宣揚這一場戰爭展現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性，並重申蘇聯以和平方式解決這場衝突的願望。

除了西歐各國共黨支持蘇聯與蘇共外，西歐其他社會主義政黨與左派對這場戰爭出現分歧的意見，從反戰與支持北韓反美帝的都有。然而，1956年蘇聯直接出動紅軍到匈牙利鎮壓當地的民主運動後，對西歐左派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法國哲學家沙特（Sean Paul Sartre）、英國的歷史學者湯姆森（E. P. Thompson）與傳播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都因為這起事件退出當地的共黨組織。而在1955年，美國中情局長杜勒斯（Allen Dulles）早已正確地評論蘇聯：「只是在利用和平攻勢爭取作戰的時間。」（註6）

即便習近平政權已經澈底揮霍掉過去累積下來「和平與發展」的大戰略方針所留下的資產，連「和平攻勢」的姿態都省了，代之以「兵凶戰危」式的口頭恐嚇以及混合戰的兵臨城下，在台灣卻也製造出與1950年代初期蘇聯「和平攻勢」類似的效果，「中立主義」不就是「大國等距」？反美主義不就是「疑美論」嗎？

新左派的和平觀與新革命派的誕生

1960年代，在美國與西歐國家，越來越多的人質疑戰爭的根源真的只有蘇聯嗎，還是也包括他們自己的政府在內？

1950年代同時見證了依循列寧主義與史達林主義的「正統」左派，以及即將誕生的新左派對於和平問題的不同看法。而這當中的觸媒，在歐洲無非是先前提到的1956年蘇聯入侵匈牙利，在美國則是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

麥卡錫主義壓迫言論與思想自由，這使知識分子相當反感，但是美國青年人中的左派並不因此從根本上反對自由主義，與正統左派相反，他們認為只有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才是在未來誕生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基礎。很明顯地，這些新左派反對的不只是美國保守的政治氣氛，他們同時也反史達林主義以及蘇聯這一套壓制的、官僚的與好戰的共產主義選項。

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在發展位於共產主義和自由民主中心之間的政治空間——現稱為「戰後新左派」——的政治論述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在核武的威脅下，「和平」是米爾斯等新左派意識形態中的核心。對和平與戰爭，他提出了兩個關鍵的觀點，其一是在核戰爭中不會有贏家，其二則是：「戰爭不再被視為和平的中斷；在我們的時代，和平本身已經成為戰爭之間不安的插曲；和平已經變成了相互恐懼和相互驚嚇的危險平衡。」（註7）

米爾斯的悲觀情緒反應了在核武時代中戰爭可能是常態，和平在當代反而處於相對稀缺的狀態。相互恐懼與相互滲透意味著，不只批判蘇聯共產主義發展模式未能帶來和平（同時亦更遠離了工人階級當家作主以及解放的目標與理想）之餘，西方國家同樣在進行從政治到社會到經濟層面體制性的軍事化。

1960年代，在美國與西歐國家，越來越多的人質疑戰爭的根源真的只有蘇聯嗎，還是也包括他們自己的政府在內？這是一個深切的反省過程，同樣地，我們亦可以從這個角度理解「反戰聲明」中的「台灣挑釁論」：扈從美帝國的台灣民進黨政府，難道不是助長東亞／印太火藥桶火勢的造火者？

在美、蘇兩大超級強權進行核武軍備競賽之際，新左派也開啟了他們的和平事業。新左派明顯地將矛頭指向了歐、美國內政治社會，將和平聯繫起政治自由的論述，如果美國真的是自由之地（Land of the free），為何會藉著反共之名壓制言論自由？如非裔美人等少數族裔群體持續受到制度性的壓迫而不自由？在這段期間，越戰與非裔美人的民權運動提供了這一場和平運動的燃料。

民權運動與和平運動之間的結合利弊互見，有理的部分來自於白人知識分子的和平運動必須找到群眾，除了當時不滿的青年白人群體與大學生以外，非裔美人的民權運動確實在適當地時刻成為運動的生力軍，而同時加入這場波瀾壯闊政治／社會運動者還包括了共產主義者、環境保育者、動物權利保護團體、教會以及婦運人士。（註8）

然而，民權運動的激進化卻也直接走到了和平運動的理念的對立面，像是秉持族裔－階級雙重解放的黑豹黨，一方面秉持仁愛互助的精神組織了抗繳房屋租金、免費早餐與醫療等社群計畫，這些計劃與革命教育和招募相結合，但是也使運動越來越激進化，遠離了和平與非暴力的精神，回到革命左派的傳統，激進化可能只是走回到「正確」的道路，但這條路線加上兩運動的結合連帶使美國政府忌憚萬分，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因此制定初撲滅運動以及對積極運動人士執行暗殺任務的「反情報計畫」COINTELPRO（Counter Intelligence Program）。

確實，這個時期的美國非常「帝國主義」，在「反共」、「維持美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大旗下對內鎮壓民權運動，對外最著名的莫過於強悍的「反共主義者」尼克森（Richard Nixon）與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合謀下，於1973年夥同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發動政變，利用軍事手段襲擊智利總統府，左派總統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因而身亡。但他們也是沒啥原則的政治現實主義者，在反蘇聯的共同目標下，1971-1972年間兩人接連訪中，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與毛澤東會面，並結合成反蘇聯的統一戰線。

1960-70新左派激進化、武裝化的路線傳遞到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西德的赤軍（Rote Armee Fraktion, RAF）與日本赤軍分別於1970-71年間成立，在推動世界革命的口號下策劃了一連串綁架與恐攻行動。從政治光譜來看，由於歐美國家機器掌握在保守右翼手中，運動就朝向激進左派的方向發展；同理，在蘇聯與東歐衛星國家，由於共黨政府佔據了極左的政治光譜，以及「反法西斯運動」的戰後傳統下，這些國家的異議人士的策略是往右趨向政治意識形態光譜的中間位置也就不足為奇。

在缺乏政治自由的環境下，東歐國家的異議人士並未採取武裝抗爭的方式對抗當局，而是以調適、對話等溫和方法與之對話，試圖使當局更重視環保與和平的訴求。該趨勢尤其在1968年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首府布拉格，粉碎了捷共試圖以市場化、政治自由化及與西方國家關係正常化的國家改革方案之後更為明顯。但即使在冷戰時代，東歐與蘇聯的知識分子仍能與西方的同行進行有限的書信與實質交流，而基於「反美帝」的需求，這些鐵幕國家的共黨政府也樂於利用與美國與西歐國家的新左派聯繫與活動的機會，擴大其和平攻勢以及反美帝、反資本主義的國內宣傳。

1980年代：大變動的前夜

END最大的問題在於並未明辨西方民主體制與蘇聯式的威權體制中間的區別，還在於隱藏在「等距」的內涵下，其實仍然是親近社會主義的。

1980年代是一個劇烈變動的年代。這個年代是上一個階段的暫時性結果，同時也是下一個階段的開端。1970年代和平運動陷入低潮。1979年底蘇聯入侵阿富汗，自此陷入戰爭泥淖不說，蘇聯的國際聲譽大幅下降。當時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在位已邁入第16年，他在西方國家聲譽極差，部分原因也是因為他主導了1968年入侵布拉格的行動。然而，當時西歐的和平運動又因為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1979年12月中宣布要換裝歐洲的核武裝備重新獲得了能量。另一方面，這也與美國雷根政府改變了過去論述核武的方式有關。

在1982年一份對記者洩露的美國國防部1984-88年國防指導文件（1984-88 Defense Guidance）指出，一旦發生核戰，「美國必須獲勝並能夠迫使蘇聯尋求儘早結束敵對行動」。核武過去被認為是以戰止戰的嚇阻工具，目的是避免或延遲戰爭的發生，但是到了1980年代初期變成「贏得戰爭」的工具（註9），這直接衝擊了美、歐公眾對核武的認知，彷彿「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

在德國，1981與1983年的反核能電廠與反核武運動達到一個高潮，尤其是後者，1983年10月，超過300萬人參加了反核武運動的遊行，主要的導火線是美國將在同年12月於歐洲部署高性能的地對地中程導彈，即可攜帶核彈頭，速度高達六馬赫的潘興二號飛彈（Pershing II）。且依據《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在當時的報導，與過去「反美」的反核武運動不同之處，1983年的遊行同時反對美、蘇兩大強權的核武競賽。

歐洲的反核運動在1980年代上半葉因為美、蘇核武競賽達到高峰，1957年成立的反核組織「裁減核武運動」（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CND）以及在1980年由英國新左派歷史學者湯姆森發動成立的歐洲裁軍運動（European Nuclear Disarmament, END）在這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END可以看作CND內部的學者專家團體，旨在建立「從波蘭到葡萄牙的無核歐洲」。

END最重要的工作是聯繫起鐵幕兩端的知識分子，傳遞東歐反核武知識分子與和平運動者的意見與看法到西方世界，END得到歐洲非共左派、產業工會以及新社會運動的支持，這與湯姆森認為在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中採取由下而上，孕育非暴力和平方式，透過開放的公民社會參與過渡到民主社會主義的觀點是一致的。這可說是歐洲版「第三條路」的先聲，設想歐洲未來的發展道路與多元主義的美國與中央集權的蘇聯相區別，因為兩強的發展路徑最後都走向了打壓人權與政治自由，以及致力於發展保證相互毀滅的核武。

CND與END以遊說鐵幕兩邊的政權放棄核武為最重要的目標，但兩者在方法上有一些不同。和平運動是CND最重要的目標，因此，CND更重視與東歐國家官方機構的交流，而END強調草根的，突出人權的重要性與蘇聯衛星國家官方產生了隔閡，CND的領導人對此產生諸多批判，認為END主張的人權優先政策妨礙了和平運動本身。

東歐衛星國家相當歡迎CND，因為CND一來不會批判他們在人權問題上，從西方國家標準來看的諸多缺失；同時，CND也樂於在西方世界將東歐國家描繪為愛好和平的國家，有利於華沙公約集團對西方的和平攻勢，尤其在美國積極地通過北約在西歐部署新核武的時刻。相對而言，重視人權的END比較能夠獲得東歐人權遭受打壓的異議人士的共鳴，東歐的異議者長期遭受國家監禁與監視因此高度重視人權，END與異議人士的交往被東歐共黨政府視為干涉內政的錯誤行為，END因此被東德情報單位Stasi認定為「國家的敵人」。

然而，部分END人士對東德仍具有特別的情感。在END德國工作組的英國貴格會教士奧斯特來希（Paul Oestreicher）曾這麼說：「儘管我們對東德非常批評並受到懷疑，但我們仍然對它懷有巨大的情感依戀……我想，我們在東德都有朋友，我認為他們夢想著具有人性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註10）

柏格（Stefan Berger）及拉波特（Norman LaPorte）認為（註11），END最大的問題在於並未明辨西方民主體制與蘇聯式的威權體制中間的區別，還在於隱藏在「等距」的內涵下，其實仍然是親近社會主義的，而美國距離社會主義太遠，蘇聯與衛星國家的人權記錄雖然不彰，但好歹是走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因此，END部分成員反而傾向認為，與美國相較，東歐國家可能更有潛力轉化成為民主社會主義的模式。

現實總是殘酷的。直到「蘇東波」之前，這些共黨國家仍不間斷地逮捕和平運動者與政治上的異議者。這當中尤其凸顯了掩蓋在新左派「等距」修辭下的真實態度：歐洲的新左派當時認為，具備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以及政治多元主義性質的美國欠缺轉化為民主社會主義的質地，而東歐歐國家卻取得了這張門票。

台灣的「反戰聲明」倡議學者是否也存在類似的心境（註12），我們不得而知，但西歐新左派過往的發展經驗確實發生了選擇寄希望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獨裁政體的缺失，這確實是意識形態上的「親近性」導致的結果。weider und weider（一次又一次），就如同暢銷德劇《闇》（DARK）中重複但關鍵的語句般，台灣新左派的實踐又再次重蹈了歐洲新左派的歷史軌跡，是偶然，還是命中注定？

戈巴契夫的和平攻勢，這次來真的

戈巴契夫的「和解」、「積極通過限武促進和平」的主觀意願帶給他的對手：美國，在巨大的道德壓力下使其必須做出回應。

從數據來看，蘇聯在1970年代集中力量發展核武。美國與蘇聯在1970年所持有的核武分別佔全世界的68%與31%，但到了1980年卻出現了逆轉，美、蘇兩國所佔的比率變成43%與55%，蘇聯迎頭趕上，恐怖均勢繼續維持，且蘇聯在全世界核武的天秤上甚至還比世界其他國家相加還要重些，也證明蘇聯的「和平攻勢」的基礎是「保證相互毀滅」基盤的擴大化。

同時，投向軍需產業的資源配置也同時犧牲了蘇聯的民生產業發展，蘇聯經濟在1970年代後期之後嚴重的停滯，火柴、肥皂、水果等民生必需品陷入短缺困境，民眾天天耗費大量時間在國營商店的門前排隊購買民生物資，盜買盜賣等投機倒把行為猖獗，「關係」與美元等量齊觀，是在黑市中最有效購物通行證。這一切都使蘇聯民眾對政治局的老人政治感到不滿與不耐。1985年，蘇共最後一個老總書記，年約73歲的契爾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病逝後，年約54歲的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繼任蘇共總書記，開啟了蘇聯第二波「和平攻勢」。

戈巴契夫上台後率先啟動裁軍計畫，並撤出對阿富汗的駐軍，1986年在冰島首府雷克雅維克召開的美蘇峰會中，對美國總統雷根呼籲兩國在10年內銷毀所有的核武器。1988年12月他在第43屆聯合國大會上宣布撤出在東歐國家的50萬駐軍，並不再建立勢力範圍，不干涉東歐國家選擇自主發展的道路。力圖在國際上展現蘇聯的「和平」形象。

在這新一波的和平攻勢中更令人矚目的是「歐洲共同家園」（the Common European Home）的構想。這個構想有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面向東歐衛星國家，莫斯科放手並鼓勵這些衛星國家往自主發展的道路上走，戈巴契夫將東歐作為莫斯科附庸的布列茲涅夫主義（Brezhnev Doctrine）親手送入歷史的黑洞，但也千萬別以爲這些東歐國家共黨政府藉此想搞政治自由化，畢竟戈巴契夫自己就沒打算削減蘇共以及政府的權力，更不想改變東歐衛星國家依然高壓的權力結構與國家機器，東德的何內克（Erich Honecker）權力依舊穩固，即便戈巴契夫相當討厭羅馬尼亞的西奧塞古（Nicolae Ceaușescu），但也沒把他搞下台。

第二個層面，也是較對東歐國家政策更重要千倍的層面是，蘇聯要如何面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這是一盤大棋。戈巴契夫呼籲西歐國家，建立以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為基礎的泛歐洲共同體，將北約與華約這兩大對立的區域安全防衛組織轉化為維護歐洲內部集體安全的新體系。

「和平攻勢」之所以是攻勢在於這衝擊了西歐政治，除了法國這個具有戴高樂主義（反美的獨立外交道路）外交傳統的國家外，其他西歐國家並未有脫離北約、或者說離開美國保護傘的想法，但戈巴契夫的開放與限武，使得和平政策在東歐與西歐的民間都得到極大的迴響。

換句話說，當戈巴契夫開始構想一個「新歐洲」以建立跨越東、西歐地理與政經體制分野的新歐洲身份認同的時刻，美國是否就被踢到一旁了？或者，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出發，當蘇聯開始與西歐展現友好的態度，是否也意味著下一步將與美國發展出更為和緩的關係？畢竟在1980年代，美國在西歐駐軍達到35萬人次，並部署高性能、可攜帶核彈頭的潘興二號導彈，如果與華府和緩關係，美國核彈頭對蘇聯的威脅將立刻降低。戈巴契夫知道不能迴避「美國因素」，他表示蘇聯尊重西歐與美國之間的歷史關係，但也希望歐美也能夠同樣地尊重蘇聯與歐洲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這不能忽視的政治現實。更早之前，蘇聯外長謝瓦納茲（Eduard Shevardnadze）向西德外長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談話時否認有意分裂北大西洋聯盟。

戈巴契夫在蘇聯第二波「和平攻勢」的核心角色並非無的放矢。透過戈巴契夫短短四年掌握實際政權的時間中，他對國際和平作出極大的貢獻，尤其在美國雷根總統在1980年代上半葉通過在歐洲部署潘興二號導彈、加強在西歐駐軍以及發展星戰計畫的同時，他透過使周邊盟友安心、保證美國在未來歐洲政治結構中地位的前提下，藉由與美國協商縮減核武的方式促進世界和平。

換言之，戈巴契夫的「和解」、「積極通過限武促進和平」的主觀意願帶給他的對手：美國，在巨大的道德壓力下使其必須做出回應。是蘇聯的具體做法使1981-3年間席捲西歐的反潘興二號飛彈部署運動得到了答案。

相較之下，中共採取的是迥異於蘇聯的另一條路，這當然是與習近平耳提面命中共不要走上蘇共的老路有密切的關係，因為中共黨在習近平執政的這11年習近平執政的時代傾向認為，蘇共之所以傾覆，是因為受高層黨員受到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影響太深了，以致於忘卻了共產主義的理想與使命，即便習過去不間斷地對美國歐巴馬總統喊話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實則認真積極下餃子式的大造軍艦、發展極音速飛彈，並欺騙國際社會持續在南海「圍礁造島」。

在百年屈辱的史觀與「槍桿子出政權」的黷武思維下，自2005年以來擘畫以「和平發展」為核心的「和平崛起」形象，在這些年在國際自由民主陣營已經瀕臨破產，中共的「和平攻勢」難以為繼。在這樣的前提下，去跟中共討和平無異與虎謀皮，從其對香港與新疆的政策中並無存在任何「和解」的意涵，北京又怎麼可能對「大獨窟」台灣進行任何實質意義的和解？何況他正在與美爭奪全球霸主的路上一刻也不停歇，北京才應是「反戰」訴求主要的對象，換句話說，拔出台灣近些年來擴張軍事準備的鑰匙在北京手上，這一點殆無疑問。

反戰聲明與「Weeks 時刻」

「你們那麼多的中國學者朋友，怎麼卻沒有一個人出來聲援你們的聲明？」

距離1980年代初期歐美和平運動高潮40年後的今天，隨著俄烏戰爭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個詞彙又開始活躍在媒體之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於2023年9月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在《60分鐘》（60 Minutes）節目訪問時表示：「如果烏克蘭淪陷，十年後會發生什麼？想想吧。如果（俄國人）打到波蘭，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們只消把烏克蘭、俄國人與波蘭分別置換為台灣、中國人與日本（或大韓民國），相信即便是中國「內地」的小粉紅們，也不會產生太大的違和感，在東北亞亦會獲得普遍的共鳴。是的，台灣不是烏克蘭，但烏克蘭一直是台灣的一面鏡子，2014年西方世界對蘇聯入侵克里米亞採取的綏靖主義政策於今看來使西方世界苦不堪言，卻也使得台海問題在Covid-19疫情後更進一步得到國際矚目。

於此同時，抗中保台 vs. 疑美論的認知戰在台灣也的確打得火熱，「兵凶戰危」成為台灣藍白陣營與北京之間暨「九二共識」、「兩岸一家親」之後第三個「通關密語」，直指民進黨政府就是華府的棋子、北京的傀儡，只有他們取得政權，兩岸才能「和平發展」。這當然是看看就好的笑話，因為在這樣的陳述中，恰恰證明了台灣不是棋子、更不是傀儡，只要民主選舉存在，台灣民眾一直有機會選擇國家政策的方向。2000年的陳水扁，2008年的馬英九，以及2016年的蔡英文當選，都說明著互異的跨海峽政策取向在台灣都有執政的機會，正是這個雖不盡如人意，但運作已趨成熟的普選代議政治體制，讓台灣是擁有自主性的國家，決定扈從還是對抗中國的鑰匙，還是緊緊握在台灣人民手上。

「大國等距」同樣是具有高度彈性的政治詞彙，在邏輯上它可以是既親美又親中，或者是既反美也反中。「反戰聲明」反美立場鮮明，因而不可能是前者，而較可能是後者，但無論聲明還是四學者之後的發言中，都難以嗅出反中（共、國）的味道，不禁使人聯想到40年前END與CND對美國與東歐衛星國家的真實立場，是否反戰聲明四學者也存在類似的政治態度？我們不得而知，但刻意漠視政治體制差異所帶來的政治選擇確實是有討論餘地的。

像是CND與END認為東歐衛星國家可能更具備向「更有人性的社會主義」過渡的可能性，因此並不介意、甚至樂意與東歐衛星國家共黨政權保持溝通管道，反戰四學者間堅持反戰立場的同時，是否也願意主動地，不僅向北京「遞出橄欖枝」，同時也願意主動同北京溝通出一套維持跨海峽的和平方案？反戰四學者認為應該重回「九二共識」來換取兩岸和平，但真的換得來嗎？尤其在北京爭奪西太平洋領導權如火如荼的當下，欲以九二共識換取北京放棄對台灣領土野心實在有其天真的成分。

但是，如果發動全東亞意義上的限武運動又是另一回事了，這是通過各國公民社會的國際－跨國－全球網絡積極對話下的和平行動，我相信，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印尼、美國、加拿大，甚至越南的公民社會都有機會與意願加入這個網絡，屆時缺席的，恐怕毫無意外的，只有中國與朝鮮。這就是反映了政治體制的差別帶來的實際影響，批評四學者最力的社會學學者丘延亮，不就曾在臉書揶揄：你們那麼多的中國學者朋友，怎麼卻沒有一個人出來聲援你們的聲明？

當然，這與40年前新左派面對的困境也還是是類似的，和平與人權關懷孰輕孰重？異議者與受迫噤聲者又會怎麼看待「來自台灣的新左派使者」與壓迫者進行友好的和平談判？甚至是與已故的英國左派經濟學學者，同時也是受人景仰的公共知識分子威克斯（John Weeks）定義下的「法西斯主義」政權進行友好與談判的目的又是什麼？來自台灣的新左派與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政權溝通一套和平方案的意義又是什麼？是21世紀第三個十年的「新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註13）

最後，和平意願在戈巴契夫的「和平攻勢」中顯然具有不可缺的一席之地。但是當前的習政權似乎已經脫去了「和平與發展」的束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為「中國式現代化」所取代，建立起一個徹頭徹尾以國族主義為號召的政權（註14），甚至是法西斯主義政權。威克斯曾於2014年討論中國是否是法西斯主義國家，他列舉了檢證的三項指標：第一，反對啟蒙時代主張的價值，反對政治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個人自由與政治權利；第二，利用組合主義（coporatism）組織社會，壓制公民社會的發展，且生產制度的核心仍舊是資本主義的；第三，具有以軍事力量擴大領土的野心。

早在2014年，威克斯就認為中共已經具備以上三項法西斯主義的條件，威克斯教授也因此對未來憂心忡忡地說道：「二戰前建立的法西斯政權，是由於世界大戰而不是內部叛亂而垮台的。更令人警醒的是，比較20世紀與21世紀上半葉，在後者，還沒有像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領導下的美國，擁有軍事力量強大的政府來領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聯盟，對抗新法西斯聯盟的崛起。」

如果說延續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印太戰略政策的美國總統拜登，堪比當年帶領美國度過大蕭條以及加入二戰的小羅斯福總統，細細咀嚼威克斯教授的10年前的洞見，面對當前美、中G2對峙的大變局，與其「欣慶得人」，協同民主同盟積極備戰才是台灣人民欲維繫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抉擇。在實力締造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與降低敵意螺旋之間，仍存在許多可以著手的空間，但「反戰聲明」卻提出一條蘊含綏靖主義神髓的投降主義方案，恐怕才是招致台灣社會冷酷批判最核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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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中華民國陸軍當前有9個愛國者飛彈連，分別部署在台北、新北、台中與高雄等都會區。本文所指的愛國者飛彈量並非指稱此在第一次波灣戰爭一戰成名的美製裝備，而是指在政治立場上偏向於台灣國族主義、台灣認同發言者的輿論砲火，宛如「愛國者飛彈」。

註2：在這裡所稱的「新左派」絕非中國語境上、具有高度國家主義色彩的新左派，而是西方世界意義下的新左派，是自二戰後，主要是自1960年代以來在西方社會發展出的政治運動，這場運動與過曲正統左派運動的分野在於：（1）不再師法與師承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與西歐共產主義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甚至切割；（2）革命或者推動政治變革的主體不再是、或不再只是工人階級，更強調知識分子、青年以及公民社會團體在促進變革中的角色；（3）非暴力是重要的行為特徵，但未必反對暴力活動，像是切·格瓦拉與卡斯楚的武裝鬥爭就受到新左派的推崇；（4）普遍反對美國與美國帝國主義，理想的社會類型是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

註3：毛於〈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對戰爭對於共產黨人之必要性以及界定戰爭性質的方式，很明確地脫胎於列寧的意見。毛是這麼說的：「戰爭——這個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人類社會的發展終久要把它消滅的，而且就在不遠的將來會要把它消滅的。但是消滅它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民族反革命戰爭，用階級革命戰爭反對階級反革命戰爭。」參見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註4：在《奧本海默》這部電影中，丹麥量子物理學家波耳（Niels Bohr）詢問奧本海默：「炸彈夠大嗎？能夠終結戰爭嗎？」奧本海默回答：「能夠終結所有戰爭」。

註5：心理戰略委員會是杜魯門執政期間國家安全會議下唯一的行政單位，其職責為策劃心理戰。該委員會於1953年底，在新任總統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的授意下改組為國家安全會議下的「行動協調委員會」（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OCB），該委員會主席格雷（Gordon Gray）在美國核子能委員會主席史特勞斯（Lewis Strauss）的授意下，於1954年04-05月間召開了撤銷奧本海默安全許可（security clearance）的聽證會。在諾蘭（Christopher Nolan）執導的《奧本海默》電影中，這場聽證會是重要的轉折點，這表示美國在蘇聯的進逼下，旨在對內清洗的麥卡錫主義進入高潮。

註6：參見Petra Goedde. 2019. The Politics of Peace: A Global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4~p.26。

註7：參見C. Wright Mills. 1958. The Causes of World War III.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2.。

註8：在2021年上映的《尤大與黑色彌賽亞》（Judas and the Black Messiah）中對這一段歷史著墨甚多，推薦給欲了解當時歷史發展者的讀者。

註9：台灣歷史學者周樑楷曾於1998年在《新史學》（第九期第四卷）刊載〈英國史家湯姆森夫婦的史學與社會思想〉這篇學術論文，當中述及了1980年代初期湯姆森的反戰論述與時代背景。周樑楷指出「同年（按：1981年），英國國防部門發行一本小冊子，名為《抗爭與生存》（Protest and Survive），宣傳核子武器的必要性。湯姆森一件這本小冊子，立刻反擊，以同樣的標題為篇名，諷刺英、美等北大西洋公約，及抨擊蘇聯等華沙公約（Warsaw Pact）的國家。」（p.19）這當中存在一些史實查證上的錯誤，借用此處辨正並說明。

在1981年，湯姆森與史密斯（Dan Smith）一起編了一本名為《抗爭與生存》（Protest and Survive）的論文集，由美國的社會主義者刊物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出版社出版。這是為了反擊1980年05月由英國民防部門出版的一本名為《保衛與生存》 （Protect and Survive）的宣傳手冊（但更早幾個月相關內容就被記者爆料了），該手冊的內容是教導英國民眾如何在核戰中保衛自己，使自己增加存活的機率。和平團體認為這等於合理化了核子武器，同時，政府這麼宣傳，顯示熱核武大戰發生的機率提高了。

註10：參見Stefan Berger ＆ Norman LaPorte, “Between Scylla and Charybdis: END and Its Attempt to Overcome the Bipolar World Order in the 1980s,” Labour History, No. 111 （November 2016）.p.22。

註11：同上註，p.22.。

註12：筆者曾於2019年02年撰文，隔空與馮建三教授就委內瑞拉議題交換意見。筆者主要的主旨很簡單，全球左派不應該再將委內瑞拉的種種問題簡單地歸咎於美國干預。畢竟在查維茲（Hugo Chávez）時期，華府即便想要干預也困難重重，為何在馬杜洛（Nicolás Maduro）時代，怎麼好像一切都變了調？委內瑞拉的破敗，既非單是資源詛咒發功，亦非社會主義的破產，而是總統行政權力的集中，加上經濟治理的失能。參見馮建三，〈誰不相信「民主」？寫在委內瑞拉被孤立的大選過後〉；倪世傑，〈失敗的委內瑞拉（上）：撕裂國家，都是「美帝」惹的禍？〉；倪世傑，〈失敗的委內瑞拉（下）：窮得只剩下石油的「資源詛咒」？〉

註13：筆者這麼說確實存在扎稻草人的嫌疑，但放在台灣現實政治的脈絡下，總統參選人郭台銘先是喊出要拿出2000萬美元成立「兩岸和平協商辦公室」，促進兩岸和平協商；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則認為「金門大概是和平試驗的好地方」，言下之意似乎是是在交出部份金門治權的前提下與中國合作，「政治跟社會制度方面需要做點實驗」。再一次證諸在中共武力恫嚇下的「和平攻勢」，在台灣還是有政治人物買單。

註14：作者曾經比較中共三次歷史決議中「民族」（包括族裔群體與國族意涵雙重意涵）與「階級」這兩個詞彙的變化，發現在毛與鄧主導的前兩次歷史決議中，民族（國族意涵的）詞頻分別為12次與14次，但是到了習近平主導的第三次歷史決議高達93次。「階級」在三次歷史決議中的詞頻分別為115、117與7次。習近平時代徹底以國族意涵的「民族」取代了「階級」的趨勢是相當明確的。參見倪世傑，〈習近平在說啥（下）：共產主義迷宮的「階級與國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