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社會主義運動自18世紀末開始發展以來迄今已超過200年，其積澱的思想資源與實踐經驗早已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本文爬梳1960年代以來歐美新左派對熱核戰的洞見，以及和平運動的訴求與結盟行動發現，台灣在半年前由四學者發出的「反戰聲明」在總體路線上不僅承繼了新左派前輩們數十年前的步履，並再一次踏上了「反美至上」以及相應而來對民主－獨裁政體辨識失準的誤區，使之極其容易被認為是獨裁政權同路人而遭到邊緣化的宿命。
此外，本文特別突出戈巴契夫在1986年後發動的「和平攻勢」如何得到歐美社會的認同，迫使好戰的美國雷根總統坐上談判桌進行核武限武協商，相比較下當前習近平政權的軍事擴張與領土野心更像是法西斯主義的大國復辟，而以自我繳械式的反戰聲明訴求和平像極了緣木求魚。
（倪世傑，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反戰聲明與台灣新左派？
今年3月下旬的台灣，由馮建三、郭力昕、盧倩儀與傅大為等在台灣學界素富清望的學者發表一份「和平、反軍火、要自主、重氣候」的「反戰聲明」，引發台灣政界與社會幾許震動。之所以是「幾許」，一方面連署人數並不多（僅僅37位學者），另一方面，發起人中，只有盧倩儀為國際關係學者，但她也坦言不了解兩岸關係。更缺乏國際政治與兩岸關係研究者的參與，這在相當程度上預見了其立論不免遭受台灣「愛國者飛彈連」（註1）的砲火洗禮。
而這份聲明並不特殊，大體上延續了自2019年以來喧騰於台灣社會，實質脫胎於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依據國族認同分歧而來的「抗中保台 vs. 疑美論」的論旨。所不同者，台灣的「疑美論」主流意見是以中華國族主義為根基，主張「兩岸民眾同屬中華民族」、「台灣、中國事務屬於一個中國內部事務，不容外來勢力干涉」、「統一問題由兩岸人民共同決定」，而美國就是破壞兩岸和平穩定、和平發展的外來勢力。然而，在「反美」這一點上，具有新左派（the New Left）（註２）意味的「反戰聲明」有點意外卻又不大意外地成為「疑美論」的「戰略支援部隊」，站在反美的立場，產生為台灣藍白陣營的「疑美論」加薪添柴的效應。
在這份「反戰聲明」中，最核心的要旨是指責美國軍事擴張主義，自冷戰起在世界各地發動「代理人戰爭」。盧倩儀在之後的回應文中進一步提出在腐敗的新自由主義秩序下，過去的「軍工複合體」（MIC;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搖身一變成為更為複雜的「軍事－工業－國會－情報－媒體－學術－智庫複合體」（MICIMAT；military-industrial-congress-intelligence-media-academia-think-tank complex），這個複合體即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幕後黑手，「台灣不應遵循利欲薰心的MICIMATT複合體引導墮入戰爭的陷阱。」而台灣之所以即將落入戰爭的陷阱，一方面是北京認定美國不斷地挑釁中國，另一方面則是民進黨政府跟隨美國，做美國的棋子。
發起人之一的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傅大為在接受台灣傳媒《上報》訪問時認為，去年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表示訪台意願時，「台灣也可以向對方說因為中國威脅很大，『以後再說吧』。」這個因果鏈是相當清晰的：維持帝國與霸權地位的美國，以及追隨美國印太戰略、自願為棋子的台灣，一直在挑釁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中國不得不有所反制，但最後倒霉的，很可能是台灣。而同樣的邏輯，同樣是用在今天的烏克蘭，因為北約東擴使得俄羅斯落入了西方國家設下的陷阱，尋釁的烏克蘭因此成為被侵略的對象，墮入戰爭的深淵。
針對「反戰聲明」而來的論戰在這半年間不曾間斷，本文不擬直接介入這場爭論，而是試著爬梳西方新左派的和平／反戰運動實踐經驗，理解這一份具有台灣新左派況味的「反戰聲明」。
本文認為，「反戰聲明」與西方新左派「反美（帝）」傳統一脈相承，新左派在冷戰期間也認定歐洲必須走出不同於美國與蘇聯政經體制的「第三條路」，但在實踐經驗上，西歐新左派在表面上維持與兩大集團的「等距」，實則輕重有別，更傾向認為東歐衛星國家共黨政權更有可能是實踐民主社會主義的同盟者，是反核武和平運動的合作者。新左派對東歐國家的友好與善意反而被東歐共黨政權利用，成為對西方世界推動「和平攻勢」（peace offensive）的利器，而對內繼續鎮壓異議者，全然違背新左派對保衛人權的積極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