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華裔送餐員：疫情時用命搏，疫情後卻被新移民取代

送餐英雄，昔日輝煌

文叔從阿德萊德搬到悉尼當騎手的第八天， 就被車撞了。

那是今年四月一個早晨的11點，正是外賣接單的高峰。63歲的文叔在澳洲阿德萊德時就是個老騎手，做送餐已經三年多。但初到悉尼，文叔還是花了點時間找地方「落腳」，熟悉當地路況和送餐市場。等他好不容易「可以開始賺錢了」，卻在路上和一輛的士相撞。待文叔回過神，他已被路人拖到路邊，救護車就停在一旁。到醫院檢查得知，他的髖關節軟骨撕裂，需要手術。

從此，生活變了天。文叔是馬來西亞華人，2019年生意失敗後，在移民中介的介紹下，他決定去澳洲阿德萊德闖一闖。落地第一份工就是送餐。文叔說流利的普通話、廣東話、福建話、潮州話甚至客家話，唯獨英文不行。因此，他在阿德萊德送餐的三年，先後給兩家主打華人餐飲的送餐平台打工。

那時候，文叔從早上10點做到凌晨2點，無論颳風下雨，從不誤工。做到第八個月，澳洲迎來第一例新冠確診病例，疫情隨即席捲全國，多州封城，人們被迫居家上班，送餐員是少數能外出上路的職業。

因為封城，澳洲送餐需求急劇上漲。據澳洲獨立調查公司Roy Morgan統計，在疫情初始的2020年，澳洲全國有360萬人使用送餐服務；到疫情尾聲的2022年8月，這個數字已經翻了一倍。不過，送餐員以移民群體為主，澳洲因疫情關閉國門後，流失大量移民，騎手人數也受影響。儘管各大平台推出補貼措施，鼓勵人們註冊騎手，但騎手與訂單數仍不成正比。

也有賴於此，吃苦耐勞的文叔成為他服務的送餐平台的「英雄」。送餐員習慣躲避「垃圾單」，那是指地點遠且偏僻、時間又長的訂單。遇上一張「垃圾單」，意味着一趟只能送這一張單，來回時間與收入不成正比，許多送餐員會選擇拒絕不送，苦惱的後台人員會向文叔求助。文叔很講義氣，無論多晚，只要收到後台人員的求助電話，他立馬披上黃色外賣「戰衣」，拿起外賣箱和頭盔，頭也不回從家往外走。久而久之，文叔深受後台和當地送餐員的尊重，大家見了他，都尊稱一聲「大爺」。

在澳洲，送餐員不是外賣平台的正式員工。他們更像自由職業者，與平台簽約，通過平台接單。繳稅的時候，他們也不像公司職員那樣工資稅直接從收入扣，而要自行額外申報。此外，澳洲法律規定僱主為正式員工繳交退休金，也規定僱主保障僱員身心健康的措施，但送餐員和平台沒有正式的僱傭關係，被排除在這些社會保障之外。

儘管是「非正式員工」，文叔一心一意向着公司。「我做人就是這樣，認了一家公司，就會一心一意給你賣命。」遇上同平台新入行的送餐員，文叔叫他們「要勤力」；被問起對平台的評價，他從未說過一句壞話。文叔的付出有所回報。在阿德萊德，他創下一天102張單的記錄，日收入499澳元；有時一週他能賺將近兩千澳元，扣去日常花銷和房租，還能寄錢給在馬來西亞的家人。

然而，悉尼的車禍，不僅讓他的生活天翻地覆，還讓他看到送餐行業最為灰暗的一面。

受傷後，文叔重新閱讀自己在外賣平台app上簽的合同。合同上面寫着：公司委託的工傷保險會補償騎手一週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五。但等他滑到合同文字的最下端，看到一行條款：騎手最多只能獲賠500澳元；若騎手出現骨折等重傷症狀，賠1000澳元。

文叔懵了，他找平台諮詢，但平台讓他聯絡保險公司。文叔又去找保險公司，對方說，這是和平台商談好的結果。文叔的華人同事建議他去找工會。在澳洲，工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世紀，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工會，遇到薪酬談判、工傷理賠等情況時，員工可以找工會介入，工會派代表協助談判。文叔找了代表送餐員的澳洲運輸工人工會，對方隨即要求與平台會面。會議上，平台答應文叔會跟進他的個案。

「但到現在，我還沒收到他們的消息，」文叔說。

文叔現在拿的補償金，來自悉尼所在的新南威爾士州政府旗下的「強制第三方保險」，是政府用來保障在新州道路上出事故的人們獲得醫療協助與賠償，所有車輛上路之前，都必須購買該保險。文叔說，首13周，他能拿到每日收入的95%；從第14周起，他能拿到80%。他並沒有拿平台為他購買的工傷保險，因為根據合同規定，他只能拿保險方的賠償。

無法送餐的文叔，每日呆在家裏，「吃飯、買菜、睡覺」，等手術排期，時間久了，覺得自己開始「發瘋」，「感覺得了抑鬱症」。以往自給自足的他，只能靠工傷賠償金度日，還得面對疫情後澳洲通貨膨脹、生活成本上漲的經濟壓力，只能向在馬來西亞的家人要錢。

與端傳媒記者見面的那天，文叔穿着灰色的連帽衣，外穿黑色羽絨，頸上戴着電子煙與老花鏡，頭髮灰白，神情憂鬱。

「如果不是平台這麼不公平的話，我都不會出來（和你們記者）說話，」文叔說。但公平又在哪裏？這個問題不僅困擾着文叔，許多在澳洲的送餐員對這個問題也沒有答案。

餅大了，收入少了

悉尼市西區的寶活區（Burwood)，一家香港茶餐廳，強哥給自己叫了一杯熱奶茶。50歲的他穿一身黑衣，斜揹着一個小包，身材結實，皮膚黝黑，兩鬢髮白。坐在強哥旁的是他的同鄉阿清。阿清比強哥大三歲，但看上去要年輕些許。他穿着黃色的送餐員風衣，劉海整齊地後梳，黑髮中雜着白髮。與強哥相比，阿清靦腆寡語，在強哥催促下，點了一杯檸檬茶。

和文叔一樣，強哥和阿清都是來自馬來西亞，2017年先後到澳洲打工賺錢。然而，根據目前澳洲技術移民政策，並無和送餐員直接相關的技術移民擔保和工作簽證。澳洲不允許旅遊簽證持有人在地工作，所以持臨時簽證從事送餐員，有部分是持學生簽證、打工度假簽證等合法簽證、但工作條件收到限制的人員，也有人利用移民系統審理難民簽證時間可長達十年的漏洞，申請難民簽證獲得過橋簽證。澳洲媒體時有報道，在中國、馬來西亞、台灣等地，有中介利用這一漏洞，誤導想出國打工、但教育程度和技術較低的人員，向他們收取高額移民中介費。

強哥剛到澳洲時，在農場呆了一段時間，後來改在墨爾本做全職送餐。「馬來西亞華人來澳洲打工，不是在農場，就是在送餐，」強哥介紹。六年送餐生涯，他遇到不少馬來西亞同鄉：「疫情前，送餐的馬華多。我們價錢好（注：指人工便宜），也沒什麼技術。」強哥和阿清的英文不好，也都是做主打華人市場的華人送餐平台。

疫情影響下，澳洲送餐行業迅速發展，澳洲送餐平台的餅越變越大；同時，爭餅「戰爭」也隨着參戰品牌的增加，變得愈加激烈。去年11月，在全球送餐平台擁有一席之位的deliveroo宣布退出澳洲市場，其在澳洲的市場分額，很快被UberEats、Munulog、Doordash等大型英文送餐平台瓜分。針對華人市場的送餐大餅也不分秋色，2014年在澳洲墨爾本發家的本地華人送餐平台EASI坐擁超過2萬5千家餐館、150多萬用戶，以及2萬5千名騎手。EASI後來被其長期競爭對手、在英國發家的熊貓外賣以五千萬澳元收購。去年年底，在北美深有知名度的飯糰外賣也進駐澳洲。

這些平台的市場競爭，也與強哥和阿清的送餐歷史互相映襯：強哥一開始在墨爾本做的就是EASI，後來搬到寶活，轉到熊貓外賣；2020年，強哥因病做手術，休息三個月後發現因為有段時間沒有登陸賬戶，被熊貓外賣註銷了賬號，於是就改做UberEats。阿清則一直做熊貓外賣，就連訪問這天在茶餐廳穿的黃色外衣，也是熊貓標配的送餐員外套。

目前，除了傳統送餐外，多家平台也發展起「代購」等業務，以UberEats為例，今年4月，UberEats就和澳洲兩大超市商之一的Coles簽訂合約，開展超市代購業務。根據德國數據平台Statista的預測，2023年澳洲的送餐行業預計營收29億美元，比起去年要多11億美元。

行業欣欣向榮，但對於強哥和阿清這樣的老騎手來說，現實卻危機四伏。

強哥首先留意到的，是賺的錢變少了。行外人以為，送餐員和Uber、滴滴等代駕司機一樣，全程到處跑，跑到哪裏單接到哪裏，但實際上，每個送餐員都有自己的「送餐區」。以強哥和文叔為例，兩人均是以寶活為中心送餐，賺的是平台計算出的運費以及平台送單的獎勵和補貼措施。

疫情期間，強哥粗略算過，大概一週能賺一千多；但疫情過後，他發現接到的訂單數量和送餐時間不變，但賺的錢卻少了。「比如說以前可以一天賺300塊，現在就只有200塊。」 錢之所以變少，一方面是平台調整運費，另一方面，是鼓勵和補貼幅度大幅減少：「從以前100單獎300塊，到現在100單可能只有15塊。」

另一個原因，是送餐員的數量變多了。

寶活是悉尼知名的華人區，不僅吸引衆多新移民與留學生前來居住，還有遠外聞名、主打各式亞洲菜餚的「寶活中國城（Burwood Chinatown)」。以中國城為中心，外圍又有一圈中式菜館，因此無論任何平台，該區的送餐員均是以華人居多，而且大多像強哥和阿清一樣，全職送餐。

強哥留意到，自從三月開學季以來，寶活區的送餐員面貌發生了變化：從以前以中年華人為主，到現在多了許多尼泊爾、印度裔的留學生甚至本地人加入送餐隊列，「現在甚至還多了很多女孩子送餐，以前都是男生的多，」強哥說。

送餐員數量猛增，自然與澳洲國門重開有關——據統計，到2023年3月為止，澳洲新增68萬移民人口，到8月為止，每天新增2000個移民。移民到澳洲找工作，最快能找到的就是送餐：只要下載app，註冊，接受培訓，就可以上崗。

此外，澳洲現時嚴峻的經濟形勢，也迫使越來越多人在現有工作外尋找「兼職」，以減輕經濟負擔。為控制通貨膨脹，從去年5月到今年9月，澳洲央行共加息了12次，利率從原本接近零升到現在的4.1%，令許多揹負房貸的澳洲人面臨巨大的經濟壓力。一系列的經濟衝擊也讓澳洲在今年第二季度僅錄得0.4%的上升。經濟學家Issac Gross指出，澳洲在後疫情時期進入了「人均經濟衰退（Per Capita Recession)」，即因為通貨膨脹和生活成本上升，人均消費量大減。強哥和一些新來的送餐員聊過幾句，發現對方都是因為生活成本上漲和通貨膨脹的原因，被迫在正職和讀書之外「打零工」，而送餐員這份工作時間靈活，成了不少人的選擇。

22歲的尼泊爾學生Rajun就是這些靠送餐打零工的一員。端傳媒記者在寶活遇到Rajun時，他正忙着在餐館外停摩托車。Rajun今年二月來到澳洲學習信息工程，家境一般的他需要打工賺取學費和日常開支。一開始，他嘗試尋求兼職，但一直找不到工作，於是註冊了UberEats做送餐。澳洲在疫情期間放鬆了對留學生簽證的工作限制，於是Rajun在這段時間一直「全職」送餐，直到今年七月開始，政府重新對留學生工作時數設每兩週48小時的限制，Rajun減少工作時間。

Rajun的摩托車是租來的，每週要交100澳元。他告訴記者，做送餐這一行，秘訣在於掌握如何在最短時間內拿到最多的單。「就像是，如果你送10張單，你會收到一次獎勵，大概就是20、30澳元這樣，這樣你很容易就能賺1000到1500澳元一週，」rajun說。

自從工作時數重新受限，Rajun的賺錢重心也不在送餐上了：他在當地一家連鎖超市找到了一份合同工，每週按僱主需求上班，若一週在超市工作少於24小時，那麼他就會將剩下的時數花在送餐上。「這有點像自由工作，」Rajun說。「我只會在我想送餐的時候，才送餐；如果我累了，那第二天我就不去送餐。」

但對於強哥和阿清這樣的全職送餐員來說，不做送餐就意味着沒有收入。如今，餅還是一樣大，但來分的人多了，最終落到手上的收入就少了，面對通貨膨脹的壓力也更大了。強哥在寶活住了四年多，搬了七次家，2021年，他的房租才600塊一週，到2023年，就漲到1200塊一週。

「平台為了表面好看，當然覺得越多騎手越好，這樣顯得送餐快嘛，」強哥說。但比起收入減少，強哥更加擔心的是另一件事：道路安全。

今年7月，19歲的阿迪爾·阿巴斯從巴基斯坦來到悉尼，準備學習信息技術專業。到達悉尼後，他憑藉在巴基斯坦的駕駛證，註冊成為UberEats的送餐員。三週後，他在送餐過程中與一輛小卡車相撞，成為自2017年起，第13名死亡的送餐員。

阿迪爾之死引起大衆對新南威爾士州交通法的討論，包括：當局是否應該允許剛到澳洲、其國家與澳洲的交通法規不同的移民在短期內上路，以及送餐平台對騎手的道路安全培訓等問題。

端傳媒了解到，2020年起，在工會和媒體的推動下，UberEats、熊貓外賣等平台都推出道路安全訓練，新騎手註冊平台後，被要求要通過一系列測試，才能上路。此外，部分平台app也多了提醒道路安全的功能，會向騎手發放熒光色的外套和送餐箱，讓他們在夜間行車時更顯眼。

「但問題是，誰會認真看呢？」強哥說。在他看來，這些訓練和註冊後騎手要簽的合同一樣，內容長、字又多，沒有人會認真看。但只要騎手在app上按了確認，之後想再找平台理論，就沒有理據可依，一如文叔的案例，雖然平台的確提供了保險，但合同前後條文的出入，文叔卻是在事故後才認真看清。

強哥、阿清和文叔這代送餐員，是從數千次「搶單」中「熬」過來的人。顧客在平台下單成功後，平台根據騎手位置等信息派單，收到單的騎手有權利拒絕配送這張訂單。該訂單隨後就會被放置到送餐員「公海」裏，附近的送餐員誰先看到這張單，誰就能選擇配送這張單，是為「搶單」。為了儘可能一趟行程送最多的單，許多騎手一邊騎車一邊看手機，不時在屏幕上劃單，造成嚴重的安全隱患。

「騎手只要一多，平台和騎手就會一起內卷，」強哥說。有的送餐員註冊了好幾家平台，走一程送好幾家；有的一拿就拿三到四張單，但他不可以慢悠悠送完四張單，而是要在平台計算的時間內送出。若沒有按時送出餐食，平台會對送餐員「降單」。如此一來，搶道、超速、在人行道亂停車等違規行為就會發生。

「我有個朋友在飯糰做，六月他拿了五張罰單，都是因為停車問題，」強哥說。「本來寶活的停車位置就不夠多，你（送餐員）趕時間，會隨便停。」

談到送餐時間，強哥和阿清都提高聲音。他們表示，相比起西餐，中餐的準備時間長，因此整個準備和送餐時間會稍長，但不是每個顧客都能明白和理解。此外，他們也抱怨，平台預留的時間太短，甚至不實際，明明騎車10分鐘才會到的路，平台卻偏偏說6分鐘就可以到。

「平台就是壓榨你的時間，」強哥說。「跟刀郎唱的歌一樣：表面功夫做的好，背地卻一套。」

當中餐「痛點」遇上平台算法

接受端傳媒採訪前，熊貓外賣的品牌公關總監Kitty Lu正忙於為公司的新宣傳活動奔走：就在採訪前一週，熊貓外賣推出「送餐員感謝日」的市場宣傳視頻。視頻中，身穿黃色外套的熊貓送餐員在各大中餐廳奔走。

Kitty Lu有着對送餐行業發展最為直觀的認知和數據。儘管目前通貨膨脹、人們消費慾望減低，但熊貓外賣今年接收到的訂單不減反增。收購EASI後，它的騎手數量翻了一倍，也多了非中文騎手註冊，Kitty Lu認為，這是送餐行業在澳洲蒸蒸日上，從而吸引更多人加入行業，想分一杯羹。

「其實我覺得社會大衆並非對送餐這份工作完全理解，因為很多人還是把送餐員這個行業看作是低收入的行業，但其實並不是這樣的，比如說，我們的送餐員基本上工資每一天都能達到300到350以上一天，有的送餐員甚至能達到600、700、800一天，」

「我們的優勢是，我們解決的是吃飯的問題，這個問題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是剛需，所以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這個對我們的影響是比較少的。」她認為，疫情改變了人們的餐飲消費習慣，無接觸送餐的需求增大，這讓送餐行業在後疫情時期繼續蓬勃發展。

然而，熊貓外賣在澳洲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2020年，中國籍送餐員陳小軍在悉尼車禍身亡，陳小軍與熊貓外賣的非正式僱傭關係以及賠償成為澳洲媒體和政壇焦點。2022年，歷經兩年的法律訴訟後，陳小軍的遺孀獲得83萬澳元賠償。2021年，兩名中國籍送餐員因對熊貓外賣推行的新薪資計算方式不滿，組織抗議，反被平台通知其騎手賬號凍結，這又引發另一場抗議。這兩名騎手在熊貓外賣的賬號隨後被恢復。

Kitty Lu表示，如今公司對騎手道路安全極為重視，不僅會在騎手註冊後為他們提供培訓，他們接受道路安全培訓也會被記錄在案；此外，她表示在收到騎手們的反饋後，熊貓外賣已經取消了「搶單」的功能。

而面對強哥和阿清就平台自行縮減送餐時間、營造送餐快的質疑，Kitty Lu並不同意，指平台採用智能調度，只有出現撤銷訂單或者瀕臨超時的時候，才會有人工介入，「所以在這之前，我們所有的操作都是由系統來完成的，過程中不存在人工把10分鐘調成6分鐘的情況。」

Kitty Lu指，平台堅持使用智能系統、由智能系統來調度，是為了避免人工操作時可能會產生的「情感上的attachment」，從而讓分單過程更公平化——「我們的系統分單後，我們的騎手也是可以選擇是否接受，如果你不要，它就會跳到另一個人的身上。」

Kitty Lu還不同意強哥用的「壓榨」這個概念。她認為，熊貓外賣作為華人創業公司，當初看中的就是海外中餐在華人社區中流行，但海外中餐因烹飪和打包都需要較長時間，因而在外送平台發展遇上瓶頸的「痛點」：「我們作為華人我們理解自身的優勢和自身的劣勢，所以我們才有這樣的一個能力和毅力去做這樣的一個服務。」

她說，因為熟知中餐的製作、打包的時間和工序繁雜，熊貓外賣在app的設計上會分開商家準備菜品的時間與送餐時間；計算送餐員的效率時，也不會將在商家所耗的時間算入。「我們的配送時間是給一個時段的，不會告訴你預計幾時幾分到，我會給你增加一個十到十五分鐘的延長期，這個並不是說我們覺得我們送得慢，我們希望客戶能在心理預期上給到送餐員一定的彈性的時間，」

在Kitty Lu看來，熊貓外賣在某種形式上扮演了「機會的提供者」的角色：「有很多新的、高知的移民——很多甚至是博士——剛移民到澳洲，他們在短期之內可能沒有辦法找到很好的工作，那麼可能熊貓外賣的這個送餐員（的工作）是他們第一塊跳板，因為他們需要支撐他們的生活，他們需要不斷地有收入。」

「我覺得平台是海納百川的，」Kitty Lu說。「只要你有這個能力，只要你有簽證，你都可以到熊貓來看我們是不是能夠為你的生活提供一定的支持和幫助。」

端傳媒記者在寶活走了一圈，發現只有少數餐廳沒有與送餐平台合作；走進寶活中國城，各大送餐平台的標簽貼滿一路。對於這些餐館來說，疫情期間，外賣平台是「救命草」；然而疫情過後，餐館對外賣的需求也隨之減少。在寶活中國城內經營越南粉店的Anh告訴端傳媒記者，她的餐廳與四家外賣平台合作，但目前仍以來參觀寶活中國城、順便堂食的客人為主；一家烤串店的店員則表示，客人多是晚上來店吃烤串，外帶的比較少。

在寶活中國城另一側的一條幽靜小巷中，送餐員的車輛卻不斷出入。小巷裏，名為「香港冰室」的茶餐廳門外，停了三四輛送餐自行車和摩托車。正值週末午餐時段，香港冰室內坐滿了人，但吧檯也擺滿了外賣，每10分鐘就會有一名送餐員進入餐廳取餐。

Jessica是香港冰室的老闆娘，她與先生九年前從香港回流悉尼，七年前在寶活開了香港冰室。夫婦親力親為，從入貨到菜單設計，都是自己一手做，求的是客人來到茶餐廳後，能在異國感受到一份真切的「香港味道」。Jessica的先生是第三代餐飲人，因此一開始，兩夫婦拒絕外賣平台進駐的邀請。他們覺得，外賣和堂食，始終是兩回事。

然而，一場疫情和封城，讓香港冰室不得不進駐送餐平台，得以在亂世中生存。為了保證員工繼續有工開、有錢賺，Jessica兩夫婦又想到推出「真空包」——將煮好的食品真空處理，然後親自開車送貨，順便看望一下老顧客。「其實現在想起疫情那段時間，最珍惜的還是開車送貨和老顧客們見面時，大家互相打招呼、互相鼓勵的那份感動，」Jessica說。

對於香港冰室來說，外賣固然提供了可觀收入，也為顧客帶來便利，但卻取代不了堂食才能形成的主客情誼；這段情誼在來去匆匆的移民社區中，更為真切。

「現在來我們茶餐廳吃飯的那批客人，和疫情前的已經不一樣了，因為很多學生都已經回家了；但我們也看到剛下飛機的客人，還拖着行李箱，就來吃飯。」後來一問，Jessica才知道，原來是那些回到香港的老顧客，在聽聞親朋好友要去悉尼時，特意向他們交代，「你到悉尼一定要去吃香港冰室」。

疫情後，他們更孤獨了

疫情前，在悉尼和墨爾本的街頭，人們總能看到在下午看到許多華人送餐員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休息聊天；如今，這樣的場景變少了。強哥說，這是因為在EASI運營時期，平台採用了小組制運營，每一個區的騎手組成一個組，當中有個組長。為了熟悉彼此，組長會將騎手拉入群組，或召集大家聚在一起休息。「那時候我們就叫他老大， 如果我有跌倒、車禍這些問題，我們就會聯繫老大去處理。」

「但現在無論是熊貓還是Uber、DoorDash，他們都沒有了這項制度了，」強哥說。「這個制度有好有不好。好就是之前的送餐員就會比較親切，之後就是各自做各自，比較沒有那個感情，最多見到面就會打招呼，沒有像以前那樣會一起吃飯。」不過，送餐員之間還是有個微信群。強哥向端傳媒記者展示其中一個微信群，裏面的騎手分享着在公衆號看到的各類新聞。

送餐員們彼此隔絕的狀態，對於協助騎手們維權的工會來說，也是難題。運輸工會的秘書長邁克爾·凱恩向端傳媒表示，儘管近年來越來越多移民騎手加入工會，但出於職業性質，這些騎手分散在各地，而有些平台直接拒絕在其公司成立工會，令工會在聯絡和組織騎手時難上加難。2021年熊貓外賣減薪抗議期間，有超過80名華人送餐員參與了工會組織的抗議，強哥和阿清均在其中。「我們在微信群看到說組織抗議支持同事，我們就去了，」強哥說。

隨後，強哥和阿清加入工會，也參與了今年八月工會組織的一場全國動員大會，跟隨大部隊從新州坐車到堪培拉國會大廈，還帶上了自己的送餐箱以示身份象徵。該場動員大會超過百人參與，「不過華人就去了那麼幾個，大部分都是馬來西亞的，」強哥說。「在（微信）群裏說工會要搞活動，群裏中國來的都說好，但真的去就沒幾個。」

運輸工會的秘書長邁克爾·凱恩表示，送餐員受到減薪、工傷保險保障不到位等問題的困擾，原因在於這些平台並沒有將送餐員當成員工，而是當作是合同工處理；要作出根本性的改變，就要先從僱傭關係開始改變。Kitty Lu則強調，除了熊貓外賣以外，多家外賣平台均是採用合同制機制。她也希望看到更多政府對平台的指引。

澳洲政府也在推動着改變。今年，聯邦政府僱傭關係部長的託尼·伯克推出僱傭關係法改革草案，當中包括為送餐員提供最低工資保障。該法案將會在明年審理。

強哥希望看到法案落成，但他也開始考慮退休生活了。當初他選擇來澳洲，就是為了賺錢供孩子讀書；如今他的兒子已大學畢業，在馬來西亞做工程師。強哥感覺到身體上的吃力，多年送餐讓他落下胃病，兩年前還進了醫院做了手術。剛開始做送餐時，他很拼命；但現在，只會在天氣好的時候才做送餐，一天做夠八小時就算了。

不過，更讓他擔心的還是即將迎來的酷暑。他看到北半球的人們在剛過去的夏天被曬得通紅，而澳洲當局已警告，今年的夏天將會格外炎熱乾燥。「我前幾年夏天的時候，已經滿臉塗了防曬霜，還包得緊緊的，送完餐回家一看，臉還是被曬通紅了，」強哥一邊回憶，一邊皺緊眉頭，最終也只是重重地嘆了一口氣。

(應受訪者要求，文叔、強哥、阿清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