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伯馬斯在中國：從小區維權到鄰避運動，公共領域真的存在過麼？

2023年8月，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伯馬斯新作《哲學導言：交往理性五論》在上海書展高調亮相，這是中文世界第一本「哈伯馬斯解讀哈伯馬斯」的著作，主要譯者是大陸哈伯馬斯專家，前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現任上海紐約大學校長童世駿。《光明日報》、《澎湃新聞》等一衆官媒都報道了這次新作出版，相關的研討會也在各大高校巡迴進行。在大陸學界和傳統意義上的西方交流日漸減少的今天，哈伯馬斯似乎是為數不多的仍然可以安全地「崇洋媚外」的歐美學者之一。

然而，四平八穩的官方背書和同期中國社會評論、輿論使用哈伯馬斯的方式形成了鮮明對比——2022年下半年以來，在小區、社區、街道中反抗不合理防疫措施的行動、乃至於最後席捲全國的白紙運動中，參與者經常使用哈伯馬斯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口語中經常翻譯為公共空間）、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乃至於延伸出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一系列語言支持自己的主張。

分析和報道他們的評論者，尤其是關心中國政治的英語學術界，也紛紛慶祝中國終於有了公共領域和公民政治。可是，這其實已經是第成百上千次有人在中國社會層出不窮的新現象中尋找「新生的公共領域」了。在寄望於中國中產階級領導的民主轉型的人的下意識動作中，哈伯馬斯已經成為了描述希望、潛力、美好願景的語法，雖然目前還沒有人能用這種語法講出完整的故事。

哈伯馬斯，這位經常被認為早就去世了的史前哲學家（現年94歲），萬神殿中的「歐洲之心」或「德國之心」，歐洲一體化思想最後的守墓人，在他的故土正經歷尷尬的境遇。用2021年美國學者布萊克·史密斯（Blake Smith）在《為什麼尤爾根·哈伯馬斯消失了》一文中的話說：哈伯馬斯在學界依然地位顯赫，在學界外卻日益邊緣化。以「公共領域」（在這個領域中，知識分子通過塑造公共輿論來影響政治）概念而著稱的學者，有變成自己理想的最令人信服的反例的危險。他的沒落還代表着，他的職業所體現的那種政治可能要枯竭了。

在中國，他的境遇也很尷尬，卻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從1970年代末起，中文世界接受哈伯馬斯的歷史，基本上就是改革開放後急切而猶豫、天真而狡猾、兜兜轉轉、亦步亦趨、進退兩難的民主政治思想的縮影。哈伯馬斯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狐狸式學者」，著作極多、領域不定且言辭折衷，不同觀點的人往往都可以在他的文字中找到支撐，但在中文世界，哈伯馬斯最受矚目的還是1962年就已經以德文出版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在這本書中，哈伯馬斯提出了民主政治的一種理想規範：公共領域。他認為，我們的世界由日常的生活世界和權與錢主宰的系統組成。公共領域在兩者之外獨立運行，避免系統入侵日常生活，造成壓迫和不平等。所謂公共領域，是人們不帶偏見、不存私心說話的地方；發言不預設立場，完全看協商的結果；理論上人人都可參加，但也有準入門檻：遵守共同的協商規則。協商是整個理論的靈魂，也是哈伯馬斯的民主理論和現實中資產階級代議制民主的主要區別：不是一人一票誰聲音大聽誰的，而是不辜負每個人的理性尊嚴、儘可能商量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道理。哈伯馬斯認為，協商對於國家有利無害，現代國家應該保護公共領域、允許它的存在、接受它的監督。

公共領域理論有一個公認的模糊之處：公共領域到底是歷史上存在的、現實中可以存在的，還是僅僅是一種理想狀態？哈伯馬斯本人對此語焉不詳，他一邊提出，歷史上的英國資產階級咖啡館曾經扮演過類似角色，另一邊又說公共領域只是一種人們必須追求的理想境界。2000年代，這種誘人又讓人迷惑的模糊可能性曾在中國讓尋找/建立公共空間幾乎成為了整整一代人的任務。而2023年過半的今天，曾被寄予厚望的白紙運動沒有留下顯著成果，人們渴望將疫情的陰霾拋在腦後；曾經在街頭高喊按照法律最高可判處死刑的口號的少年，現在又回到了擔心物價上漲、就業困難、喜歡的愛豆翻車、日本核污染、美國間諜的日常中。在這個似乎「無事發生」的當口，我們討論總是給人希望又讓人失望的哈伯馬斯、彷彿就在明天又似乎遠在天邊的公共領域，不是為了進行嚴肅的學術探討，而是希望反思：構建理論何其容易、分析實踐則難上加難。除了在塞滿宏大解放理論的哲學殿堂中暈頭轉向，我們是否還有其他共同思考解放與變革的方式？

從朝到野，從左到右，誰擁有哈伯馬斯？

哈伯馬斯作為阿多諾的助手，身份上屬於馬克思主義的法蘭克福學派正統，但又深受康德的人文主義啓蒙思想影響，非常適合作為安全的「他山之石」，讓中國的知識分子討論人性、尊嚴、民主，而不必冒險偏離馬克思主義陣營。

哈伯馬斯在中國一共被引進過兩次，都是知識界有所動作的大時代。

第一次引進發生在改革開放之時，第一批介紹哈伯馬斯的短文大都發表在《理論動態》上。《理論動態》一刊是1977年胡耀邦在中央黨校創立的，創刊目標就是糾正極左思想和「兩個凡是」，為之後的改革做鋪墊——1978年5月10日，打響改革開放第一槍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是首先發表在這裏，之後再轉載到《光明日報》上。在這個當口引進哈伯馬斯，改革派的目標非常明確：哈伯馬斯作為阿多諾的助手，身份上屬於馬克思主義的法蘭克福學派正統，但又深受康德的人文主義啓蒙思想影響，非常適合作為安全的「他山之石」，讓中國的知識分子討論人性、尊嚴、民主，而不必冒險偏離馬克思主義陣營。

同時引進的還有其他「西馬」成員——二戰後資本主義陣營或背叛蘇聯的東歐國家內的馬克思主義者，如馬爾庫塞、阿多諾、盧卡奇等。他們的觀點和中國的列寧-斯大林主義思想相沖突，之前一直是禁區，而此時也成為了在馬克思主義內部尋求改革出路的理論資源。這波引進非常「拿來主義」，西馬學者到底怎麼想，長期和歐美文化切斷關係的引介者（往往還是因為有文化官僚的身份才能接觸到隻言片語）無法、也沒必要系統理解。

任劍濤曾回憶，當時看西馬的譯作，通篇都在說「郵政自由主義」，完全不知道那是什麼，很多年後才發現原來是post-liberalism（後自由主義）的誤譯。引介者還創造性地使用了西馬的「異化」說法，提出文革和四人幫異化了革命、異化了人；現在應該回歸人性、回歸革命正路——這當然和盧卡奇、馬爾庫塞等人所說的異化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對於改革的目標並不重要。這波為改革張目的西馬熱在1983年達到高潮，藉着紀念馬克思誕辰100週年的由頭，曾經的文藝沙皇周揚、《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議組王元化等名宿共同起草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社會反響強烈，導致了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八十年代剩餘的時間裏，文化討論逐漸從被噤聲的文化官僚，擴散到了對於能接觸到大量印刷品和文化資源興奮不已的城市市民中。在萬人空巷看《河殤》的氛圍中，「中國文化」還要不要保留都成了熱議話題，馬克思主義框架在民間已被拋在腦後，作為理論護身符的哈伯馬斯就更沒必要存在了。

六·四給這一切畫上了休止符。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或因恐懼、或因心灰意冷，紛紛從政治討論中撤離。哈伯馬斯和其他著作較多、用語晦澀的德法學者被高校瓜分。學者們用盡可能專業的學術語言對他們進行儘可能去政治化的述評來彰顯象牙塔存在的意義，哈伯馬斯暫時淡出了大衆視野。

徐友漁、許紀霖、鄧正來、李慎之、秦暉、俞可平……當時熱情介紹哈伯馬斯的人，構成了初代「公知」的很大一部分，通過大衆傳媒讓公共領域、協商民主等概念進入尋常百姓家，也奠定了公知這個詞彙的自由主義/親改革/親歐美色彩。

對哈伯馬斯第二次引進發生在世紀之交，從1997年左右開始，在2001年哈伯馬斯本人訪華時達到高潮。這一時期，哈伯馬斯已出版的大部分作品都被譯成中文，在學術界和大衆媒體上引發了熱烈討論，其社會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世紀之交，中國一邊經歷加速的資本主義市場化、一邊體會着市場動盪的陣痛。快速崛起的中產階級，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準知識分子中間有兩種矛盾的思想：一方面，被從市場涌入的西方自由民主話語吸引（也即今日所說的崇洋媚外），尤其是受到美國後冷戰的主流社會學影響，認為市場經濟繁榮發展和中產階級擴大可以自然地導致政治民主化。很多人被這種前景鼓舞，無論是相信市場調節、產權神聖的；主張人權至上、言論自由的；甚至一部分追求平等進步的左翼，都樂於自稱為「自由主義者」/「自由派」。

比起九十年代初的噤若寒蟬，九十年代末的社會無疑經歷了又一次政治化，但卻不是八十年代如飛蛾撲火般狂熱的政治化——矛盾思想的另一方面是有恆產者的擔憂：發展是真，欺騙、犯罪、貧富分化、破產的風險、失業的威脅也是真。羽翼未豐的中產階級渴望規則和秩序能帶來安全感。在這個背景下，社科院曹衛東等翻譯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在1999年出版，可以說是正中「時代需要」。

這本書不僅從英國咖啡館說起，用歐洲歷史在資本主義、有產階級和民主社會之間建立了目的論的關係，還提出了一種更自由、更公平、更安全，又是基於溫和的溝通交流的未來願景，讓曾主張將一切交給市場，從未想過全面市場化的殘酷本質的後悔者看到慰藉和希望；更別說哈伯馬斯設想的理性中立、互相接納、遵守相同發言規則的合格溝通者，如果能夠存在，也只能出自受了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對於這點，批評家斯坦利·費什曾嘲笑說，哈伯馬斯這是要把高端學術晚宴上的禮儀規範當作普通百姓的日常交流準則）。此外，哈伯馬斯非常重視公共領域中法律的作用，既然溝通本身不設限、無前提，規範的保障就更為重要。他最常使用的例子之一是「十二怒漢」式的陪審團，商談的素養和法律的規範互相保駕護航，正好切中了叢林般的新興市場中中產階級對法律保障的渴求。1997年，中共十五大第一次提出「依法治國」，就是要迎合國內這種訴求，也向國外投資者傳遞信號：尋求「接軌」的中國，不再是朝令夕改、君威難測的地方。

上述問題：資本主義、市場、自由、民主、言論、法律……都是主要在自由主義框架內討論的問題。這第二次引介中，哈伯馬斯作為公認的左翼學者，卻主要受到了自由派的熱愛。徐友漁、許紀霖、鄧正來、李慎之、秦暉、俞可平……當時熱情介紹哈伯馬斯的人，構成了初代「公知」的很大一部分，通過大衆傳媒讓公共領域、協商民主等概念進入尋常百姓家，也奠定了公知這個詞彙的自由主義/親改革/親歐美色彩。而哈伯馬斯可以說是一種「元公知」：他對哲學的興趣在於其解釋現實的能力，比起準確抵達真理，他認為發言更重要。從青少年時經歷的納粹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哈伯馬斯幾乎評論過全部歐洲重大事件。

這些評論是及時的也是臨時的，往往使用很大衆化的語言，不預設立場、不迴避爭議性和開放性。這種風格也影響了中國「公知」的發言方式，後者常被其他學者指責為譁衆取寵，不專業、不深入。部分因為和自由派的這層關係，哈伯馬斯在2001年訪華時，也被捲入了著名的新左自由派論爭中，形成了一樁很有意味的公案。以汪暉、王紹光等人為代表，當時的新左派把社會普遍感受到的不公和風險首先歸結為資本主義本質使然，或者要求繼續革命，尋找「另類可能」；或者呼籲清理、保留社會主義遺產；或者乾脆要求增強國家權力，鐵腕控制資本。新左派也認同哈伯馬斯的「金錢和權力的系統殖民了生活世界、侵蝕了公共空間」的觀點，但對他「大家商量着來」的藥方嗤之以鼻。而哈伯馬斯本人受社科院邀請訪華時，又當着一衆自由主義者的面，提問：「我讀了汪暉、黃平（均為新左派，原文較長，此處為大意）的作品譯文，我感覺他們的觀點有為極權服務、為文革辯護的傾向，是不是？如果這個感覺對，我感覺他們不應該用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來批評改革開放，歐洲和美國都有直接為文化革命辯護的理論，他們可以直接拿來用。」

這些話傳到當事人耳朵裏，引發了新左、自由兩派長達一年多、訴諸於個人的扯皮。更火上澆油的是哈伯馬斯本人對當時國際政治的立場。1999年科索沃戰爭時，哈伯馬斯儘管意識到交戰雙方都是為了自身政權利益，但出於對米洛舍維奇殘暴統治的反對而支持出兵科索沃。而這場戰爭中，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點燃起空前高漲的愛國反美情緒。哈伯馬斯的言論傳到中國，很多自由派也覺得民族情感受到極大傷害。部分是為了回應這種情緒，哈伯馬斯在社科院和清北等各大高校進行了七次演講，其中半數是以人權問題為主題的。他提問中國觀衆：人權概念沒有可能跨越文化障礙和國家博弈嗎？中國用美國的實際利益質疑其人權申說，這是否足以否定人權本身作為價值和規範的意義？而觀衆則回以「人權不能高於主權」「普世價值是意識形態陷阱」云云。哈伯馬斯的演講，參與人數往往極多，從演講廳一直擠到街面上，好幾次警察不得不出動清場，這樣一來爭議傳播得極其迅速。

然而，隨着中美關係的緩和，人權和主權的問題不再尖銳，哈伯馬斯的權利申說卻留下了印記。人們繼續使用哈伯馬斯的整體框架，只不過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法則中重新解釋了「權利」。

從小區到互聯網，公共領域何處尋？

理論上說，哈伯馬斯式的公共領域中，參與者應該像陪審員一樣利益中立，說對的話而不是有利於自己的話，但2000年代的中國觀察者感到：似乎私人利益更能驅動公共行為，畢竟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檢索中英文期刊，不難發現2000年代關於中國公共領域、公民政治的討論大多和「權利/權益」（right）問題掛鉤。這個權利包括健康、安全等基本的社會權利，還包括更「重要」的經濟權利——產權。圍繞產權又產生了消費者、業主、維權、自治等關鍵詞，這些帶有明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色彩的符號，描述了這一時期公民政治行動的主體身份、訴求和方式。理論上說，哈伯馬斯式的公共領域中，參與者應該像陪審員一樣利益中立，說對的話而不是有利於自己的話，但2000年代的觀察者感到：似乎私人利益更能驅動公共行為，畢竟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有秩序的商議和有組織的行動總是在最具體、私人的領域中展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封閉式商業小區。

小區是一種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居住形式，也是孵化中國城市中產階級的溫床。從1980年代到2000年代，封閉式商品房小區逐漸取代單位大院和家屬樓成為了將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組織起來的方式。小區由房地產開發商建設和銷售，設置門禁、保安，由物業提供服務。小區受到居民委員會（居委會）的管理，居委會表面上是居民自治組織，但在2000年前後逐漸被收為準官方組織，受上級基層政府組織：街道直接管理。也就是說，一個人住在小區中，擁有房屋的產權、接受物業的服務，又被街道辦遙控的居委會鬆散地管轄着。高昂的價格換來房屋所有權以及封閉空間中（理論上的）「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讓房主深刻體會到產權的含義。小區作為一個明確的物理空間，既是私人財產，又是業主共享，這種雙重屬性鼓勵在社會的方方面面早已去政治化的中產階級「為私入公」，參與小區事物。而這種介入也有現實必要：物業公司對業主負責，但往往由房地產公司挑選。在當時時髦的消費者話語中：物業是服務的提供方，如果服務意識不到位、服務質量不好，購買服務的人就應該投訴。

起初，業主依靠居委會和物業溝通，但居委會作為表面上的自治組織，沒有實權、無法完成這個任務。1991年，第一個業主委員會成立於深圳毗鄰羅湖口岸的一個高檔小區——小區的地點和屬性已經能夠說明業主委員會的經營色彩。

成立業主委員會最早是因為業主和物業公司在電費收取方式上存在糾紛，以及小區的泳池要被改成草坪。協商未果後，房地產公司建立成立業主委員會提高協商效率。新成立的業主委員會選舉、章程、決議、公約等要素一應俱全，萬科老總王石還參加了成立儀式。此後，業主委員會不斷向內地中高端小區擴散，到2000年代中期已經是比較普遍的現象。業主為了生活舒適和便利，參與管理的意願較高，學習複雜的選舉、發言規則也有動力。很多人就是在業主委員會體驗了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有組織的協商和決策。

民主將從城市中產階級中誕生。市民體會到掌握自身利益的安心感，學者為協商民主前景歡欣鼓舞，甚至政府也不反對業委會的存在——既然居委會無法穿透基層，業委會與之雙向奔赴也不失為良策。

國內外很多評論者如唐貝貝、付強、本傑明·裏德（Benjamin L. Read）鄧利傑（Luigi Tomba）等都傾向於認為，業主委員會正是自發產生的公共空間或者至少是其雛形。其中的中產階級利益不僅無損於公共領域的合法性，甚至進一步驗證了哈伯馬斯的觀點：民主將從城市中產階級中誕生。市民體會到掌握自身利益的安心感，學者為協商民主前景歡欣鼓舞，甚至政府也不反對業委會的存在——既然居委會無法穿透基層，業委會與之雙向奔赴也不失為良策。當局將業委會視為一種可以利用的基層自治。何為「自治」可以有很多理解，既可以是自己管自己而不讓別人管，也可以是自己管好自己而不勞別人費心。保護產權需要約束的不只是物業還有共享同一空間的其他居民，自治中的互治內涵可以說和國家的管理目標是一致的。

小區之外，2000年代的維權也往往發生在一些類似的領域，如食品安全、消費者權益和環保，其共同特點就是圍繞中產階級作為自然人和消費者的需求。然而，環保問題往往牽涉到國企乃至政府，環保維權不免發展成政治抗議。以廈門2007年反PX（對二甲苯）化工廠抗議為例，該項目受發改委、廈門市政府鼎力支持，市民維權的出發點只是擔心污染和爆炸，但很快發展成數百政協委員聯署抗議、上萬人手綁黃絲帶上街「散步」。雖然據參與者說一旦有人喊有政治色彩的口號，就會立刻被他人阻止，但事實上廈門政府的確受到了衝擊，最後工廠也不得不遷址。類似的情況還有東莞（2010）、大連（2011）、天津（2012）、上海（2015）等等的環保運動。這些運動的前期組織、動員和後續談判被很多論者視為公共協商的寶貴案例、和平民主實踐的重要里程碑。這些評價不無道理，但這種行動始終侷限在環保領域中，沒有像樂觀者期待的那樣擴散。

最後不得不提，物理空間之外，哈伯馬斯第二次引進的一個不言自明的重要背景就是互聯網的興起。2003年，學者楊國斌樂觀宣稱：中國的互聯網和公民社會正在共同進化、相互促進，還有很多人把當時流行的BBS描述為理想的公共領域：人們互相匿名、遵守版規、在平等、友好的氛圍中進行思想交流。BBS時代落幕後，雖然人們感覺到互聯網的秩序日漸混亂、「戾氣」逐漸增多，但對於以新浪微博為代表的新一代社交媒體，還是寄予厚望。畢竟這是用戶基數更大、門檻更低、不那麼精英主義的平台。

2010年，《南方週末》喊出口號「關注就是力量，圍觀改變中國」，一度（至少在2014年「公知」遭第一次清洗之前）成為共識。學術領域，論證微博、微信、以及後來的幾乎一切社交平台的公共領域屬性的文章曾出不窮，畢竟只要說話的人足夠多，總會有令人振奮的討論發生。哈佛大學雷雅雯2018年出版的《充滿爭議的公共領域》（the Contentious Public Sphere）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她樂觀地認為：國家「依法治國」的綱領培養了公民的權利意識，國有媒體的市場化帶來了新聞自由，公民的論辯素質在這兩者的影響下提高，並最終在互聯網上圍繞法律和權力話語形成一個典型的哈伯馬斯式公共空間。

按圖索驥，不如讓理論從實踐中生長

這麼多年過去，描述我們如何被壓迫的理論日新月異，思考我們如何走出壓迫的理論卻未更新，哈伯馬斯六十年前完成的作品仍然居於核心位置。

從哈伯馬斯訪華點燃大範圍「公共領域」熱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不難發現這個概念正經歷實踐和理論領域的雙重困難：現實中國社會的民主化並沒有在討論中層層推進這無需多言，理論層面，人們也是推磨般一次次在新事物中尋找希望然後失望，或者給公共領域增加無窮多的形容詞，比如圍繞利益的、特定話題上的、未受訓練的、不成熟的……甚至還有人提出專制公共領域（authoritarian public sphere）。

這些事物看似有公、有域，但距哈伯馬斯所說的有嚴格限定條件的公共領域已經相差十萬八千里。盲目而不加甄別的樂觀背後其實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惰性：既不願意認真觀察真實的實踐，也不願意長遠地推動實踐，更不願意另闢蹊徑進行理論探索。不止是普通人不願意，學者和知識分子也不願意——這麼多年過去，描述我們如何被壓迫的理論日新月異，思考我們如何走出壓迫的理論卻未更新，哈伯馬斯六十年前完成的作品仍然居於核心位置。

其實很容易發現，有問題的不僅是無法積累的實踐，還有被套在實踐上的公共領域框架自身。哈伯馬斯一生致力於彌補霍克海默、阿多諾等人否定一切、批判一切的理論潔癖問題，希望讓自己的理論對現實更有建設性，可「公共領域」本身，也是空中樓閣。誠然，二十一世紀中國的中產階級們被財產安全、食品健康、呼吸清潔空氣的動機驅動去參加公共討論，使用哈伯馬斯式的語言而拒絕跳出私利談政治。他們的「權利」觀是對啓蒙主義「公民權」的矮化、窄化和私有化。得出自私的中產階級、以經濟發展和消費主義為誘餌的專制國家不配使用從歐陸民主傳統中生發的公共領域理論也再容易不過。然而在歐洲內部，公共領域所視為基礎的私（生活世界）、公（公共領域）、國（系統）之分難道就成立嗎？

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哈伯馬斯其實是在歷史上歐洲人的生活空間的基礎上區分的公和私——私是私人的家庭空間，公則是古希臘的廣場·、貴族的沙龍和議事廳，以及新興資產階級的咖啡館。然而，做為場合的公私和作為立場的公私並不能混為一談。哈伯馬斯既在馬克思主義路線上承認資產階級的興起催生了公共空間，就也無法忽視：西方現代社會，包括其組織、文化和人都是以定義這種資產階級的私有制為基礎的。儘管他認為理論上/理想狀況中/作為規範，人們應該在公共領域摒除私心，談論”普遍利益問題”，但現代社會最普遍的利益問題恰恰就是對私人利益的保護。哈伯馬斯引為範本的16世紀英國咖啡館中，資產階級也是根據利益所在劃分不同派別，和如今維權的業主、進行鄰避抗議的市民沒有本質區別。

哈伯馬斯預設的公知仍舊是啓蒙者身份，而只有當所有人都成為公知，溝通的條件才成熟。這個理想實在過於高遠。

比公私關係更棘手的還有公國關係。常有人說，公共領域理論只適用於國家和社會分割較清的歐洲。他設想沒有相關利益的知識分子、不僅不隸屬於國家，還監督國家、反對國家的公共領域；而中國只有隸屬於事業單位的高校教師，唐宋以來，公家就已經等同於國（皇）家。但其實比如在英語中，人們也會用「公共花園」（public garden）、「公共財產」（public property）、「公共設施」（public infrastructure）等來描述被國家所有、所管的事物。史學家羅威廉（William T.Rowe）還發現，哈伯馬斯其實也大量使用「公共權力」來指代政府，他對公的定義多少巧妙地混淆了不同詞義，但現實卻難以混淆：什麼樣的公共權力，能夠親手培養和保護一個和自己沒有關係的公共領域，然後接受它的監督？

最大的問題甚至還不是這些，和目前困境最相關的是：既然公共領域的參與者只被大家都能接受的規則限制，那麼規則是何人設置的？在哈伯馬斯「交往理性」的理論中，答案似乎是人的本性，只不過不是反求諸己、像康德所說一樣從天性中迸發出的本性，而是從主體間性中達成的溝通本性——也就是說，溝通的前提是溝通出來的，問題就是答案。而現實中，正如史密斯和費什批評的一樣，哈伯馬斯預設的公知仍舊是啓蒙者身份，而只有當所有人都成為公知，溝通的條件才成熟。這個理想實在過於高遠，以至於我們用它觸碰現實，只能得出兩種結論：要麼現實永遠達不到這個理論高度；要麼忽略一系列的先決條件，直接把公共領域的民主協商等同於談話，並指望人們可以在微博上聊出個新世界。

史密斯在《為什麼尤爾根·哈伯馬斯消失了？》中說：「哈伯馬斯日益失去與現實的相關性這件事情表明，歐洲自由主義也錯誤地，投身於一個類似的，為其預定目標尋找志願者的計劃了」。這句一筆帶過的點評似乎揭露了問題的本質：先發明一種理想的狀態，然後為了這種狀態去發明優秀的能動主體，然後再為了這個主體去發明ta周圍的世界。「公共領域」的理想雖然美好，但其中的協商者不像現實社會中的任何人，其身處的國、公、私割裂的社會也並不存在。一種解放理論沒有解釋現實的能力，或許是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搞錯了方向，希望指導現實卻不從現實條件出發。社會、尤其是社會變革不是根據藍圖繪製的。與其長年累月地拉起理論大旗扯虎皮，或者用理論按圖索驥，不如將精力投入到實踐中，讓新的理論從實踐中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