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進黨沒改變什麼？他信歸國與泰國政治的三十年浮沉

當地時間9月1日下午，上月剛回到泰國並被以先前貪腐等罪名下獄的前總理他信，得到了泰王的特別赦免，其刑期減為一年。

他信長久以來一直放話要回國，據泰國X（即Twitter）網友統計，他至少有二十次表示要回國投案，此次選擇回國剛好與組閣投票在同一天。

此前的8月22日，泰國國會舉行第三次總理選舉，以他信家族控制的為泰黨為首的11黨聯盟共同提名商人社他（Srettha Thavisin）為總理候選人。在此前一天，為泰黨宣布了一項有爭議的協議：與其宿敵——軍方前政府正副總理巴育和巴威各自的兩個政黨合作組成新政府。

這一決定讓一些人大跌眼鏡。當年的紅衫軍領袖 Nutthawut Saikua 辭職並離開為泰黨以示不滿。這也意味着1970年代泰國學運世代徹底淡出權力舞台。

他信選擇回國，很可能也是評估了他的流亡議題已經愈發難以動員年輕選民。

學運世代的退場

他信的崛起可以追溯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經濟危機下，廣大外省農村缺乏社會保障，新通過的1997年憲法擴大了政治參與，他信趁此機會在1998年創立泰愛泰黨（其後因被禁而多次「換殼」），以經濟危機下強調再分配政策帶來的民望，自2001年以來贏下歷次大選，直到今年屈居第二。

泰愛泰黨早期執政依賴的是經濟政策迎合外省農民——尤以泰國北部和東北部的依善地區（Isan）為主。上一次將農民作為倚靠力量進行社會動員的，還是1960-70年代的泰國共產黨，依善地區正是其游擊隊的活動核心區之一。1976年法政大學屠殺之後，倖存的學運人士也有不少到達泰北加入他們。

研究東南亞歷史和政治的英國學者 Michael Vatikiotis 曾經寫到，他信在內政部任職時期認識了很多當年的叛亂者，1990年代中期踏入政治後還聘請了其中一些擔任顧問。從而他的政策與社會動員模式借鑑了1970年代泰國學運的社會主義理念與組織能力，更激起保守勢力的警惕與恐懼。

而到了今年，同樣是經濟蕭條的背景，扮演着當年泰愛泰黨角色的政黨變成了前進黨（MFP）。類似的背景下，兩個不同政黨都具有打破既有權力結構，在動員模式上開風氣的意義。

但前進黨和其前身——2018年崛起的未來前進黨（Future Forward Party）的動員方式與泰愛泰黨、為泰黨不同。他們通過社交媒體，第一次直接與年輕選民和都市選民建立線上連接。由於主要動員對象在曼谷都市圈和外省大城市，前進黨的組織成本與時間成本都極大降低——畢竟在當年，支持他信的、滿載紅衫軍的大巴要從田間地頭進曼谷，是需要不少的組織功夫的。

軍方如何左右政局？

在現代泰國政治中，選票並不僅僅是選民意願，同樣也是政治交易的工具。這使得泰國的選舉政治和美國等總統制國家並不相同。

最重要的是，在泰國，軍方勢力從1932年實現君主立憲的政變以來長期是不可忽視的力量。除了進入前台執政，其作為勝負手也時常左右內閣組成，如2008年時，時任總理的他信妹夫頌猜（Somchai Wongsawat）的政黨被解散並禁止參政5年，民主黨領袖阿披實取而代之成為總理，這同樣是軍方參與的結果。

在作為獨立國家的泰國，軍方是維持獨立和實現立憲的功臣，其勢力從來沒被外力打斷過。軍方主導制定的2017年憲法中，還極大擴展了軍方人員參與立法的權力：參議院共有250席、任期5年，其中6席由軍方重要人士直接擔任，分別為國防部次長、陸海空三軍總司令、武裝部隊最高司令、國家警察總長；194席由軍方背景的「國家和平秩序委員會」選任；50席為「國家和平秩序委員會」從10個「職業公會與社會團體」中選任，再由泰國中央選舉委員會判定其資格。這意味着實際由軍方控制的議席未經選舉即達到了三分之一，實際上比2008年的《緬甸憲法》還要嚴苛。《緬甸憲法》規定：立法機關成員未經選舉即有25％是軍方代表。

由於憲法還規定要由參議院和民選的衆議院500位議員共同投票決定新總理人選，這意味着不依賴軍方的前提是組閣一方需要在衆議院掌握376席。保守勢力只要在選戰中拿下124席，就是勝利。而軍方的巴育和巴威各自領導的政黨，加上同屬保守陣營的泰自豪黨，在此次選舉中共拿下147席。顯然成為繞不開的勢力。

朱拉隆功大學中國研究專業的副教授 Wasana 指出，2017年制定並通過全民公決投票的憲法，其目的是讓反對黨必須和政變上台的前執政黨集團妥協才能組建政府。反對黨至少需要泰自豪黨入閣，並難以拒絕與兩個軍方政黨合作。Wasana 的父親 Kovit 是泰國農業大學政治學副教授，曾因2019年在個人推特上揭露32位衆議員持有媒體股票而被要求在憲法法院提供證詞。父女兩代活躍地在泰國公共領域發言。 對她而言，這次組閣結果是失望的，卻又是無法不接受的必然。

如果泰國的政商精英聯合起來，倒是有機會制衡軍方的力量，然而2006年他信出局，也是支持他的政商精英分裂的結果——他信過度自信於泰國超過60%的農村人口組成的穩定選民盤，在2002年第一次執政之後忽視了照顧其他支持他上台的政商大佬的家族利益。軍隊是意識到政變不會引起足夠的反對力量時才乘虛而入的。

如果從軍方勢力的角度看這次大選，那麼來自曼谷的選民與來自北部、東北部的農村選民的威脅也是不一樣的。農村選民既在空間上距離較遠，又相對容易通過政策利益收買或者通過動員村鎮長老、頭人等樁腳來影響。反過來，曼谷的中產和年輕選民更堅定反軍方，因此前進黨也更不可能與軍方妥協。

前進黨的難題

儘管為泰黨最終踢開前進黨組閣，但其實兩黨淵源頗多。在2019年上屆大選中，為泰黨的分支——以爭取年輕選民為主要目標的泰衛國黨試圖提名泰王的姐姐長公主作為總理候選人，結果違反王室不得參政的法律，而被解散後。他們無奈之下將選票投給前進黨的前身、塔納通（Thanathorn Juangroongruangkit）領導的未來前進黨，令其一躍成為政壇黑馬。而在2022年產生的曼谷市議會中，為泰黨與前進黨分別也以20席和14席聯合執政。

從未來前進黨到前進黨的崛起，有着改變社會結構的意義——海外留學、受過良好教育的家族企業二代掌門、城市中產精英與年輕一代，試圖結盟改變泰國的政治模式，限制軍方乃至王室對民選政治的影響。

然而，這一切至今沒有改變泰國的根本政治規則。一方面，泰國民主化進程中，存在更多選票之外的因素，如中央選委會（EC）和憲法法院。泰國的憲法是不穩定的，往往是權力鬥爭的結果。憲法法院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從候選人資格認定、解散政黨，再到宣布選舉無效，這些戲碼在歷次泰國大選中反覆上演。

而在泰國的語境裏，民選政府往往意味着政商關係聯盟，這源於長久以來在東南亞盛行的贍徇制，又或稱為恩庇侍從制度。其指的是商界及跨界關係中普遍存在的裙帶關係，人們更習慣於服從和忠於自己圈子或者派系的首領而非制度本身，維持關係本身已經遠遠超過了按照制度做事的原則。在政治上，它則體現為機會主義行為壓倒原則。

作為結果，泰國的政黨普遍缺乏政治信仰與政策立場，更缺乏由智庫提供的、基於特定政治理念與立場的政策建議與諮詢。國會爭論的政策議題常常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取決於誰在執政推行，譬如大麻合法化，中泰高鐵等，激烈的反對黨上台後全盤繼承前任政府的政策，也無人表示意外。選舉與執政的機器更類似於分贓。

在這一背景下，主動放下身段，協調乃至迎合各方利益，是在泰國政壇脫穎而出的主要路徑。這要求政客少樹敵，多表演。此次為泰黨推出的總理社他就沒有在政府中的任職經驗。他最終能夠成為各方接受的人選，相當程度上是因為標簽少，政治包袱小。

相比之下，單純的選票多少所貢獻的政治資本卻是有限。迄今為止的泰國大選，他信的政黨與前進黨無論通過街頭運動還是通過社交媒體的動員，最終只能是增加博弈的槓桿。在朝秦暮楚，高度機會主義的泰國政壇，前進黨的鐵盤在兩院最多不會超過165席，在衆議院甚至只有只佔1席的公正黨是真正盟友。儘管名義上是第一大黨，前進黨實際能夠推動的議題卻有限。這種情況在明年6月產生新一屆參議院後也很難會有變化。

有一種觀點認為，前進黨的最大問題在於其堅定的立場違反了泰國社會以及泰國政治的處事風格。曾任前他信內閣副總理李蓬民的助理的桐瑋就對筆者表示說，前進黨此次輸在國會還沒投票，國王還沒御準，就自視為總理。最初的八黨聯合之後，當務之急應該是去拜票，向上議院和各黨派充分表達誠意，但前進黨卻接二連三搞街頭答謝，這在其它黨派和上議院看來就是搞對抗，以手裏有選票、有人民的支持來逼迫上議院表態。甚至經濟政策上也要把泰國家族企業拉出來當靶子反壟斷——畢竟在諸如酒精牌照一類問題上真正的控制者是政府而不是這些企業集團。

2020年2月，由於備受年輕人歡迎的未來前進黨遭憲法法院裁定解散，活躍在網絡上的泰國社運網民，與香港、台灣乃至緬甸的社運網民虛擬結為了「奶茶聯盟」。「奶茶聯盟」一代活躍在推特、Instagram、Tiktok、YouTube上，將很多爭議話題帶入公共討論。其最大的影響是讓這些話題不再被媒體與公衆迴避——如不敬罪問題、君主制的改革、性產業合法化等等。

由泰國這次大選來看，在「奶茶一代」的成長下，泰國的民意基礎已然改變，但政治運營規則依然沒有太大變化；前進黨拿下了36.23%的普選票成為第一大黨，卻只在衆議院拿下30.2%的議席，如果算上有投票權的上議院，其席位僅佔20.1%，組閣失敗成為反對黨，這是2017年憲法導致泰國民主進程先天不足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