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小平（化名）在個人臉書揭露遭性騷擾經驗，對象是她最信任的國小老師。這是台灣自5月底爆發MeToo運動後，第一起校園未成年受害的案例。
這名鄭姓老師，在小平小學六年級時教他們電腦。在小六生眼中，老師似乎與其他師長不同，很熱血、幽默，經常與學生們玩在一起，會帶著他們做動畫、網頁，還曾舉辦皮卡丘打排球大賽，一起聽五月天和S.H.E.，「就像年紀比較大的最好朋友。」畢業後，小平和同學仍經常回去找老師聊天、吃飯，一切如常。
小平首度遭到老師性騷擾，是在她高中一年級的時候。升上高一的小平像往常一樣，回學校找老師借用錄音設備，她要錄製一首歌送給下個月生日的朋友。老師突然拉她到大腿上坐，抱著她，後來又再從背後抱住她，儘管老師嘴裡喃喃說道：「這樣不好，你應該要拒絕我，你這樣很危險。」
小平忘了是怎麼回到家的，她開始不斷掉淚，想起白天發生的事，也想到老師稱讚升上高中的她越來越漂亮，媽媽則告誡她不要單獨回去找老師等畫面。
她跟朋友說了這段經歷，卻得到如此回應：「你到底穿什麼回去找老師啊？」、「有時候你穿得太over真的不能怪老師耶。」
她曾問過老師，為什麼這樣對她？老師先是說「那陣子太累了，我把你當朋友靠著」，後來又說「我真的很喜歡你」。
小平困惑，老師不是一向重視與師母的感情嗎。她問老師：「那師母呢？」老師卻回：「你先告訴我，你喜歡我嗎？」
這段經歷終究成為模模糊糊的往昔記憶，考上大學的小平因為參與營隊活動，意外地與老師恢復聯繫。長達四年的社團生活，小平維持著與老師表面的友好，也試圖說服自己「想太多了」。直到老師以討論事情為由，將她約到無人的教室內，試圖拉她的手，這一次，小平才認真看待自己的感受——老師讓她感到噁心。
十多年過去，原來記憶並不如自己想的模模糊糊，目前已逾30歲的她，從高一到大學的七年間，這件事始終在她心中揮之不去。如今，她要為16歲的自己展開行動，除向學校通報，也搜集、串連更多的受害者。這次，她想要跟自己的掙扎做個了結，不料，卻又陷入另個泥沼中。
「我本只想一個好好的道歉」
「本來，我只想要一個好好的、認真的道歉。然後可以告訴自己，已經夠了。」
2017年，台灣作家林奕含出版《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小說說的是師對生權勢性侵的故事，書籍出版後兩個月餘，林奕含自殺離世。彼時已經出社會的小平，聽到同事討論起這本書時提到：「都是高中生了為什麼不知道反抗？」她崩潰了，因為她當時也是一名高中生。
「我好生氣，我想做些什麼讓傷痛過去。」小平因此尋求心理諮商，諮商師則鼓勵她，想清楚自己要什麼。她反覆思索，「希望老師可以告訴我為什麼？更期望獲得真誠的道歉。」她透過朋友傳了訊息給老師。第一次被已讀，第二次，老師說：「忘了，對不起。」
「本來，我只想要一個好好的、認真的道歉。然後可以告訴自己，已經夠了。好好的對16歲的自己、二十幾歲的自己說，已經夠了。」
原先，小平只是順著這波MeToo運動說出這段「好像不嚴重，只是我一個人的事」，最初沒有指出老師的名字，也沒有點名學校是「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小學」，甚至未加上MeToo標籤。直到第一位當事人私訊，稱她遭到老師性侵，小平才發覺，事情遠比她想得嚴重，而受害者甚至一個一個冒出，此時她才選擇揭露老師的全名及學校名稱。
「老師騙我，我曾問他，有沒有對其他學生做過這些事，他說，沒有。我告訴他，讓我知道還有其他人的話，我一定會通報。」
她一開始選擇相信對方，但收到更多受害者訊息後，她哭著找到政大實小的聯絡方式，兌現自己的諾言，向校方通報性平事件。
「我知道這不是我的錯，但如果早一點說就好了。」她不希望再有人受害，除了申訴自己的案例，她也擔任起其他當事人的代理人。不過，起初她其實不知道這樣的事件是可以通報的。
「我一開始甚至不知道可以通報，從來沒人教過我可以進行性平申訴。」因為想幫助其他人，小平想方設法找尋資料，才知道校園性平申訴沒有年限。可是，申訴遠比她想的困難且艱辛。
小平在申訴的當天，學校即通報校安中心，並告訴她20天內將回覆是否受理案件。性平會受理案件後，教評會要求鄭師請假不得到校。
程序看似順利展開，小平卻沒料到，這僅是一連串令人錯愕的開始。
小平接到校方通知，要求她必須親自回到學校簽署通報文件，未做他想，小平踏入了校園，而那些不舒服的回憶也全都回來了。
進到被通知的會議室後，她赫然見到其他進行通報的當事人，校方甚至透露其他人的姓名。這讓小平內心開始起疑：學校真的有盡到保密的責任嗎？事後，她更在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的協助下認識到，當事人是不需要親自回校進行通報的。
之後，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小平與其他申訴人們陷入漫長的等待中。
小平談起那段等待期，「好像很微不足道，但卻非常傷害。」小平她們始終在等待，完全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下一步又要做什麼。小平解釋，這樣的資訊不對等，讓她們心情非常忐忑不安，畢竟時間過了這麼久，證據散失，她們不知道要做好哪些準備，才能讓鄭師得到應有的懲罰。
「我不斷問學校，但五題問題可能只有三題獲得解答。」小平察覺到校方似乎沒有太多的應對經驗，她只好從主動伸出援手的民間團體獲得更多的資訊。又當小平收到調查委員名單後，委員中並沒有熟悉國小專業的專家，其中有兩名政治大學的教授，有一人甚至是小平國小同學的父親。委員名單顯然沒有充分的利益迴避。直到當事人反應後，校方才又重組調查委員。
「校園申訴流程雖然很簡單、清楚，但當事人不一定知道接下來該怎麼做，又該注意哪些事。」長期關注且處理校園性平案件的人本教育基金會，此次提供小平關於申訴的建議。執行長馮喬蘭說明流程，當事人向學校性平會提出申請，受理後，學校會從教育部性平教育人才庫中組成三到五人的調查小組，接著開啟調查訪談，小組撰寫完報告後交由性平委員會決議，申訴人收到調查結果後，若不服可以進行救濟。調查處理過程至少需時四個月。
根據台灣《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性平會的處理程序有幾項大原則：保密、不重複陳述、不對質、緊急處置。除了當事人及性平會，任何人不得對案情進行了解或調查。調查訪談的雙方當事人將是單獨秘密受訪，不會同時出現在訪談過程。
不過，在不重複陳述這點上，馮喬蘭提醒，當事人不要輕易放棄到場陳述的權利。她曾遇到校方要求當事人簽下「放棄到場陳述書」，看似為當事人減少負擔，但卻是放棄了陳述的主導權。
「有些人覺得已經過去了，不想再與過去糾纏、不想再承受，有些人真的很怕被親朋好友知道。」
根據教育部的統計，疑似校園性騷擾的通報中，由2018年的5982件，到2022年上升到1萬
1941件，調查屬實的件數則為1551件及1901件。成案率並不高。為了讓申訴能夠成立，小平除了積極搜集自己的資料，也呼籲其他受害者一起申訴，畢竟多數人的案例都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只能靠大家的力量還原事實。
但像小平這樣主動出擊的受害者並不常見的，更多的是已無意願進行申訴的受害者。小平說：「有些人覺得已經過去了，不想再與過去糾纏、不想再承受，有些人真的很怕被親朋好友知道。」而大多數人、連同小平自己，對於申訴制度也不熟悉，所以，她才在臉書上清楚寫下了申訴的過程，希望讓其他想進入申訴的人不那麼害怕。
過程中，小平猶豫著是否受訪，也不斷自問「自己到底夠不夠格」來述說這些經驗。但她想著，建立體制的專家學者也不一定走過申訴流程，倒不如，由親自經歷過的人述說自己的沿途所見，以及檢視這套相對嚴謹縝密的校園性平調查流程，是不是禁得起考驗。
小平在申訴的過程也思索，自己最一開始要的不是只是一個道歉嗎？為什麼事態發展至今，她反倒展開更全面的行動？「道歉不是不重要，只是我已經很難再相信對方所說的一字一句。」對她而言，透過行政程序，徹底杜絕鄭師再犯的可能，是現階段更為實際的事。
不知該怎麼說，說了有人會相信嗎？
「台灣文化很重視『關係』，有一方雖然不喜歡身體界線被侵犯，但害怕說出來後，兩人之間的關係會被破壞。」
小平回憶起自己從小到大都是個會明確拒絕不合理身體界線的人。她曾警告一名不斷靠近她的國中男同學，最後更直接給他一個巴掌，「我可以對平輩說，我不喜歡你靠我那麼近，因為我們是平等的，我不會幫他的行為背後找藉口。但老師不同。」
對著「敬愛」的老師，當事人經常沒想過碰觸身體是不合理的行為，甚至，未從想過會發生過這樣的事情。當事情發生當下，在身體趕上意識之前，只能僵住無法動彈，也因為太過於害怕，「逃離」這個選項，更不曾出現在她們的腦海中。
在未成年人性平案件中，師對生的「權勢」關係，更加深沈默的刻度。當兒少遭遇性平案件，他們的資源不多，能求救的對象可能只有親屬及其他老師，當成人不願相信他們，就讓校園的案件往往無法在第一時間被發現。
「成人都難以說出口了，更何況是孩子。」馮喬蘭表示加害者可能是有良好名聲的名師，家長也很信任他，在這種情況下，大家會質疑孩子指控的可信度。包含小平在內的受害者，她們全數都提到之所以沈默的理由——害怕大家不相信我，因為對方是一名受到學生、家長甚至教職員們喜愛的老師。
不僅說詞被質疑，受害者們甚至還會遭遇到應該保護他們的人的二度傷害。
王玥好指出，曾有一名小三女童在路上遭到隨機性侵，回到家她告訴媽媽，卻只得到責備，說她以後嫁不出去、這輩子完蛋了。「來到勵馨的性暴力倖存者很常先提起的，是沒被大人保護好的創傷記憶，這對他們來說，是更大的傷害，也導致他們後續難以再開口述說。」
王玥好表示，根據教育部統計，各級學校中，性騷擾比例最高的是國中。而衛福部的統計中，性侵被害人有58%是未成年人，尤以國中小、高中佔多數。王玥好分析，12歲以下的兒童受保護的程度較高，上了國中後，家長逐漸放手，但孩子的性平意識尚未完全建立，成年人很可能就會挑孩子下手。
「台灣文化很重視『關係』，有一方雖然不喜歡身體界線被侵犯，但害怕說出來後，兩人之間的關係會被破壞。」王玥好指出，無論是在交往關係、師生關係中都可以見到有一人不想破壞關係的和諧，而選擇在第一時間隱忍性騷擾行為。
除了不願成為破壞關係的人，還有更多是不知道該怎麼辦。王玥好觀察到，受過性平教育的當事人能意識到被冒犯，但還缺乏實踐力。「台灣課綱只規定四小時性平教育，多是教條式、演講式的單向教導，但沒有不同情境的演練，」她認為這讓孩童不知道怎麼因應。
根據監察院「政府對防範兒少性侵案件執行成效之探討」的報告指出，過去10年間，有17件重大兒少性侵事件的通報調查，受害人多達247人，且有76%的加害者是師長、教練、機構的長官，這顯示權勢關係讓兒少不得不順從而被害。
在對未成年的性平案件中，還有另一個鮮少被注意到的角落，就是補習班。
一名當事人Christina，她在國中時曾經開口向其他老師求助，卻沒被好好正視，她因而不敢再說出口。補習班中的老師與學生同樣存在權力宰制關係，而且不同於各級學校有性平法保護，是當事人更難以開口的幽暗場域。
Christina從國中開始在高雄一處文理補習班補數學，她的成績很好，王姓老師、補習班負責人特別照顧她，經常以讓她超前進度的名義進行一對一指導，結束後再載她回家。Christina的父母非常感激這位補教名師對女兒的照顧。
一日，老師在無人的補習班中將Christina壓在牆上強吻，錯愕的她只當成一場惡夢，但這個夢卻持續了三年。老師後續將她載到汽車旅館性侵。Christina沒有拒絕、沒有反應，像呆掉的木頭。她曾試圖向同一個補習班中信任的理化老師求助，卻得到對方輕蔑的回應，這讓她不敢再說更多。
十多年來，Christina只能把秘密藏在心底，直到她看到《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才知道在這世界，她不是唯一受害的人。
舉報前，Christina曾要求對方道歉，老師卻循線打電話給Christina的父母否認此事。於是Christina決定站出來發聲，不再讓下一個受害者出現。舉報後，高雄市政府目前已要求補習班停業，案件也進入司法與行政調查程序。
協助Christina出面開記者會的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諭指出，台灣社會要求孩子要聽老師的話，不要有自己的意見，所以當性平事件發生時，孩子可能沒有自覺。也可能孩子發現不對勁，願意說出來，但如果周邊的人無法相信他，就會讓他們更難開口。
性平事件的加害者往往不是對單一個案下手，也因此，王婉諭呼籲，無論是校園還是補習班案都應該擴大調查，由學校或是主管機關發動。
馮喬蘭認為，擴大調查的意義在於讓被害者知道「他們可以相信機構」，可以透過機構提供的管道尋求平反，不用流於個人的發聲。她更強調，不應針對個案作調查，擴大調查應該入法，才能不漏接。
「想抱抱16歲的自己」
「想對還是高一生的自己說些什麼？」她想，唯一能做的，就是抱抱16歲的自己，跟她待在一起。
小平耗費了16年，才鼓足勇氣走入校園性平申訴；Christina則花上更漫長的24年，她才將過去的自己重新拼起。
即使遭逢性騷擾、性侵害，她們幾乎花上一整個年少人生才得以說出口；實際上，澳洲對未成年性騷擾、性侵的全國調查案為例，每位受害者平均要花上24年之久，才有辦法開口說出自己的經歷。
有鑒於澳洲政府針對未成年性暴力事件成立「機構對兒童性侵事件回應皇家調查委員會」（The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著手調查（註1），台灣目前也比照澳洲模式做全國性調查，由國家人權委員會發起，著手台灣第一次國家系統性訪查，搜集被害者的心聲，希望遏止機構性侵害再度發生。搜集的對象是18歲以前在校園或兒少安置機構遭受性侵害的當事人及其重要他人（家人、朋友、專業工作者），這項調查目前仍在持續中。
小平也已接受訪談，她提到，過程中會有專人以及心理師負責，她事前雖對重述事件過程感到有壓力，事後心情也受到影響，但她仍認為提供自身經驗對於改善整體機制十分重要。
她們兩個同樣在這段時間經歷許多掙扎與痛苦，她們受困於老師對她們的好與教導，直到最後才能清楚區分，加害者可以是一名好老師，但同時不應該侵犯學生。
2017年，林奕含以《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一書引起華語世界的關注。小平與Christina也是因為「房思琪」知道：不是只有自己受害，台灣社會有千千萬萬個房思琪存在。但五年前，她們只能透過房思琪共情，五年後的現在，她們則站出來為自己、為其他人發聲。
「我的勇氣怎麼長出來的？在這波MeToo下，我有很多支持我的人，除了我的同學們第一時間支持我，網路的支持力量也很強大。大家告訴我，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事，這很嚴重。」小平才知道自己不孤單、自己沒有錯。她告訴自己，我已經夠大了，可以決定怎麼處理。
「長輩曾跟我說，不要單獨去找鄭姓老師」，這句話背後隱含的是，老師可能會對小平做出什麼事情，長輩不信任她也不信任老師。但如果，長輩可以更進一步跟她解釋自己的想法，以及可能發生的危險，或許她在遭到性騷擾的當下，就不會自我懷疑。
Christina則說，希望家長不要再自責，台灣過往的社會環境與文化使受害人不敢說話，希望從現在開始，家長能多與孩子溝通，同理及陪伴孩子，加強性教育，教導孩子保護自己的同時，也要尊重他人的身體界線。
從發文至今一個多月，小平持續透過自己的臉書更新案件進度，指出政大實小仍無擴大調查，也並無提供心輔資源給全校師生，甚至到了現在，仍有許多畢業生、家長以及在校生「不知道有這件事」。
小平鼓勵了其他當事人以及關心MeToo的人們，但她不知道怎麼讓自己好過一些。我們最後問了小平：「想對還是高一生的自己說些什麼？」她猶豫了兩天才回覆。
她說，直到現在，她什麼話都聽過，加油打氣、鼓勵的話，甚至是有人比較現實的告訴她：「妳又不是唯一一個」，沒有任何話可以讓她好過一點。她想，唯一能做的，就是抱抱16歲的自己，跟她待在一起。
註1：澳洲「機構對兒童性侵事件回應皇家調查委員會」（The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起因於2012年一起大規模的宗教機構內神職人員性侵兒童的事件。政府開始調查兒童相關組織（如學校、宗教機構、育幼院、青年感化院、運動俱樂部等）如何處理兒童性侵事件。
調查過程經歷了五年，參與訪談的受害者中，年紀最大的是93歲，最小的是7歲。調查報告顯示，受害人數超過1萬7千名，男性佔了64.3%，首次受害有51.5%發生在10至14歲，受害時間平均持續2.2年，受害者平均要花24年才能第一次說出受害經歷。
時任澳洲總理麥肯·滕博爾（Malcolm Turnbull）指出，報告揭露兒童性侵問題是「國家悲劇」。政府也在2018年10月22日發表全國性道歉。這項調查揭示了如何看見過去的傷痛，並積極預防未來的傷害。同時，也影響了紐西蘭、英國等國家進行全國性兒童的兒童性侵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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