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爭進入第二年，這場戰爭在全球視野中的能見度依然很高：俄羅斯僱傭兵集團瓦格納剛剛叛變又被重新收編，歐美增加了對烏克蘭的經濟和武器援助；但與此同時人們也看到「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有限：俄羅斯週一宣布退出由聯合國和土耳其斡旋而成的「黑海協議」，此舉將影響烏克蘭糧食出口及全球糧食安全；聯合國安理會上俄羅斯可以對不利動議及譴責行使一票否決權；剛結束的北約峰會，也未能給出烏克蘭加入的邀請書和時間表。
在觀感上，似乎全世界都還在「圍觀」烏克蘭浴血求生。
現代社會畢竟不是羅馬鬥獸場，「圍觀」一場戰爭，對個人來說可能是絕不好受卻無能為力的事；但事實上，數十年來全球地區衝突不斷，在巴勒斯坦與以色列、阿富汗、敘利亞等多地的衝突與平民死傷，「看上去很遠」卻真實持續發生著；而中文世界關於戰爭的焦慮不斷燃起，也是因為跟俄烏相似的風險未來越來越迫近，我們隨時可能角色互換。
在強大的國家機器、戰爭動員、地緣博弈下，無論是處在參戰、應戰還是旁觀位置的普通人，論影響力和道德焦慮，都像「一粒沙」。2022年，戰爭倫理研究學者、上海紐約大學助理教授袁源，在中國演講平台「一席」上首次跟聽眾交流戰爭中的道德問題，她說「在戰爭中，我們是一粒沙，但也可以有一粒沙的尊嚴」。
袁源在耶魯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WSJ中文版與她的訪問中講到，戰爭倫理領域由白人男性主導，袁源是少見的亞裔女性研究者。在此前的分享中，她表達了對戰爭中個體的同理，先強調「殺人比被殺更讓人恐懼」，繼而引出，在發動戰爭的國家，社會共同體往往沒有充分承擔戰爭中的殺戮責任，而傷害通常由士兵個體承擔，但戰爭中的個體責任不能僅僅當作私人倫理問題來處理。同時，她進一步將「正義戰爭理論」介紹給中文世界，這個理論討論正義與非正義兩種戰爭類型，探究「正義」的條件。
在這兩次公共表達中，袁源都詳述了在一個「合法」政權下，個人與集體的責任分配。但俄羅斯的普京政權，算得上是「合法」政權嗎？一個政權要稱得上「合法」有什麼條件？如果說，在一個程序和民意明確的社會共同體中，人們尚且能看到戰爭如何發生、能夠辯論，進而感到「可控」，那麼在由個人決策為主導、缺乏社會「同意」的戰爭中，普通民眾又有責任嗎？要如何負責？在本次訪談的上篇，袁源同我們分享了對於這些問題的思考。
同在上海紐約大學任教、在耶魯大學獲得法律博士學位的林垚，也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哲學博士，擅長思辨各類哲學、政治與法律問題。他不把戰爭看成一個瞬間的決策，而是不同程度上長達數年的社會與國家的共謀；他不傾向苛責普通人的戰爭責任，但認為民眾並非毫無影響力，而在公共討論中，他也強調知識份子相較普通人有更高的位置和義務。
不論是從國家的角度還是不同個體的角度，袁源和林垚都強調位態（positionality），端傳媒與兩位學者對談，討論俄烏戰爭中的至少三重責任：處於戰爭國家中的民眾該負什麼責任？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有什麼責任？反戰與旁觀者有什麼責任？
在下篇中，我們會談到，對旁觀者來說，用什麼樣的「和平立場」來面對戰爭是比較合理而自洽的？並非完全不能理解左翼，但批判「北約東擴」的左翼論述為何有自相矛盾之處？而在批判左翼的同時，我們又會否落入另一種危險，即忽視了合法政體在對外關係上的劣跡？左與右的思維同時面臨哪些陷阱，侷限了人們對戰爭倫理的討論？
討論「責任」，並非怪罪，而是思考怎樣的正義應該被主張，而責任可以如何指向行動與改變。
以下為訪談上篇。
威權國家的民眾如何為戰爭負責？
在國家沒有合法性的情況下，我們就應該以個人為基礎去思考：為反對不義之戰盡了心力的人就沒有做錯事，而為不義之戰或多或少提供支持的人就都參與了一個罪惡的事業。
端傳媒：俄羅斯人對戰爭負有集體責任嗎？普京的戰爭決策，與普通的俄羅斯人是什麼關係？在之前的分享中，你提到普通人要對戰爭負責的一個前提是，發動戰爭的政府是一個以民意為基礎的政府。這會不會只適用於民主國家？威權國家的民眾，應該對戰爭負有什麼樣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