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君，勞工權益與性別平等關注者）
這一輪台灣#MeToo持續未停。台灣網友李援軍在「六四」紀念日前夕爆出王丹性騷擾，至今已一月有餘。一邊廂，越來越多剛開始參與公共討論的年輕網友在社交平台上批評王丹；另一邊廂，是支持王丹、反對性騷擾指控的聲音。例如，Twitter網友「官場觀察工作室 昭明」就說王丹「性格孤傲」，不可能性侵別人，純粹是「搞了六四大屠殺紀念館」才被抹黑。趙常青在Twitter上對這條推文表示了贊同，並直接表示：針對王丹的性騷擾指控在「六四」紀念日前夕曝出，這背後有「北京的黑手」。
這種具有陰謀論氣息的說法在支持王丹的聲音中很有代表性：許多支持他的人，都使用了「中共的走狗」「收錢辦事」，「性騷擾是小事、民主是大事」之類的說法。網上也存在另一種意見，如另一位民運人士胡平認為李援軍所說就算真實發生過，也未必能構成對王丹的指控，或許這是男同性戀者之間的交往方式。不過，這種相對而言就事論事的態度，在其他王丹支持者中不甚多見。
然而，「六四」紀念館的開幕，似乎也沒有真的被王丹所在的籌備委員會當作「民主的大事」。在被迫關閉兩年後，紀念館於今年6月2日在紐約重新開放，當時王丹現身開幕會，並與支持者一起到中國駐紐約領事館門口示威。但僅僅一天之後的6月3日下午，紀念館卻上了鎖。幾位慕名而來的參觀者幾番求證，才被紀念館運營方告知：由於6月3日當日無人預約，所以紀念館並不開放。在「六四」紀念日前一天，紀念館卻以「無人預約」為由，連值班人員都不設，讓人撲空——這種組織工作的疏漏，或許並非王丹的許多支持者所描述的那麼風光。
面對李援軍的訴求和輿論場上的爭議，王丹本人公開表現出來的態度一直在軟化，沒有因為支持他的言論而延續「指控者動機不純」的說法；相反，他於6月7日稱自己將「坦誠面對司法檢視」，還稱讚了#MeToo運動，說「這一次正好有機會藉由我的個案，期待與能夠理性討論問題的社運團體及各界朋友交換意見，完整表達或修正我的立場」。之後幾天他也多番發布反思言論。對於被稱為「權勢者」，王丹也從起初的不解、牴觸，而後漸漸開始展現出接納的姿態：「我們這一代人，從年輕起就與龐大的政權對抗，心中有某種天然的道德優越感，因此有時候會不容易聽進去批評的聲音。這是我（不代表其他人）應當反省的地方。」
或許從六四紀念館的開放方式上，也已經可以看到海外民主運動組織工作的一個縮影：個別有名望的人士聲音洪亮，但組織的實際執行力堪憂。王丹自稱的「這一代人」，和年輕一代人，究竟有何不同？兩代人的政治觀正在進行何種迭代？組織方式又有什麼變化？通過這一次MeToo，這些差異如何表現出來？
孤膽英雄何處來？
即便態度軟化，王丹的措辭仍然顯得有些「事不關己」，彷彿他只是一個旁觀的、帶點「可愛的老頑固」的研究者，而非風暴核心的當事人。不過，在概括其過往經歷對自身的塑造時，他卻相當坦率。他所指的「從年輕起就與龐大的政權對抗」的「我們這一代人」，正是政治啓蒙發生在1980-1990年代、後投身在中國爭取基本公民權的社會運動的民運人士。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概括「我們這一代人」的群像，或許「孤膽英雄」相當合適。
這些對抗專制的孤膽英雄，產生於一種相當特殊的社會政治土壤之中。為了了解他們緣何對自己產生這樣的認識，有必要回顧他們的來路，以及他們進行活動的方式。
王丹本人的經歷頗有代表性。在恢復高考、思想禁錮大為放鬆的1980年代，王丹考上了中國頂尖的北京大學，組織校園民主沙龍，進而在1989年的學潮中異軍突起，被認定為挑頭鬧事者；經歷牢獄之災後，他又繼續通過上書、請願等方式從事爭取公民權的活動，直到流亡海外。
這些經歷實際上也可以相當好地概括民運人士的來路。他們大多是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獲得聲望的、對中國共產黨當局持有異議的知識分子。在這個對待異見相較毛澤東時代更寬容的時期，知識分子重新獲得禮遇，他們自然因其大膽的言行而獲得了一定的聲望。中國共產黨從來不是鐵板一塊，一些較為開明的領導人在當時也樂於同這些年輕的知識分子打交道。
然而，儘管知識分子在這一時期重獲禮遇，其它社會階級的社會組織卻經歷了相當的波折。例如，工廠的民主化改革一度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的希望之所在，但當工人民主開始挑戰中共的一元領導地位時，職工代表大會就開始遭到系統性的冷遇。相比之下，異議知識分子像是僅存的碩果。儘管他們的活動往往不出談話沙龍、公共寫作等範圍，但由於中共一向相當忌憚「錯誤思潮」的影響，談話沙龍和公共寫作的影響力也被放大了。
衆所周知，從「錯誤思潮」小團體到足以實際威脅執政黨地位的組織，再到政權發生動搖的局勢，每一步的跨度都相當之大。可惜，對於與其它社會階級的組織聯動這件事，當時的知識分子團體並沒有表現出太大的熱情。這在1989年5月的社會運動中表現得尤其鮮明：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北高聯」）對待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是不信任的。在1989年5月時，學生組織的絕食活動已經引發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廣泛同情，「革命局勢」似乎近在眼前，但大多數學生領袖卻止步於孤立地代表學生說話。
根據一些當事人的回憶，學生領袖似乎頗忌憚「學運」升級為中共當局所稱的「動亂」，對於摩拳擦掌、將罷工提上議事日程的工人組織態度冷淡。如果學生領袖能夠說服學生接觸工人組織、滲透當時軍心不穩的解放軍，那麼事情的走向可能會大為不同。由此觀之，從這一代異議知識分子的政治生命伊始，他們作為青年知識分子的聲望就與其實際組織力量——自我孤立的學生組織——不匹配。
伴隨着1989年民主運動遭到的鎮壓，這一代異議知識分子或者開始了漫長的牢獄生涯，或者直接流亡。這種遭遇十分令人同情，他們不改變自己觀點的決心也十分值得敬佩。也可以說，經過這一時期的錘鍊，這一代異議知識分子配得上「英雄」之號。然而，在經歷過牢獄之災後，「英雄們」喜愛公共表達多於組織工作的特徵還是保留了下來，王丹本人即經常寫作各種致中共當局的公開信，或者聯合他人發布宣言。1993年第一次獲釋之後，他就發起公民上書運動，撰寫公開信和大量文章，這成為他第二次被捕的主要「罪狀」。但相比之下，資助政治犯家屬等組織活動，則不論範圍還是效果都值得商榷。
革命不僅僅從沙龍開始
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的政治環境之下，民運人士的喊話行動無疑是有效果的。當然，喊話的人本身缺少在中國境內進行組織工作的條件，因此也不能苛責這時的他們輕視組織工作。當時的政治環境讓這類公共表達以另一種方式發揮了效果。公共表達雖然常常立刻為說話的人招來麻煩，卻也能夠引起一些聽衆的共鳴——中國社會向威權資本主義過渡的過程中，發生了數不清的社會災難，異議言論很容易找到聽衆。
彼時的中國共產黨處在「九龍治水」之下，即便能立即鎮壓說話的人，對於這類公共表達所造成的反響卻也難以做到趕盡殺絕。更何況，這些異議人士當時還能夠得到歐美國家的支持，通過「人質外交」在一定程度上達成訴求。因此，從1990年代末期開始，這種「喊話-鎮壓-改善」的模式開始在社會運動中紮下根來。
對於政治生命開始得更晚的一代活動人士來說，這種模式仍然產生了影響。例如，在孫志剛遇害後的2003年，「公盟」創始者許志永、俞江、滕彪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三博士上書」事件，就直接推動了飽受詬病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當然，「公盟」不可能全靠喊話的方式來推動社會進步。相反，紮實的維權行動才是其取得一定成就的根本原因：例如，在2008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公盟「就為許多受害家庭提供了法律援助，併為其發聲。相比之下，早已出走民運人士進行類似的、較為接地的活動已屬困難。由此，他們真正成為了漂泊在外的孤膽英雄。
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起，面對着黨從內部四分五裂的危險，中共的組織模式發生了劇烈的變動，從「九龍治水」走向了「定於一尊」。自此，連這種喊話活動的空隙都開始日漸壓縮，直到造就今日的反動局面。從民運人士的角度來說，這使得本已流亡海外的他們更難與國內的群衆接觸，因此影響海外華人（包括留學生在內）就成為了他們工作的實際重心。
不幸的是，1980年代成長起來的民運人士似乎仍執迷於發布宣言、籌辦談話沙龍、設立空頭組織。不論如何，這本來就不太容易有效地彙集群衆的組織力量。中國國內組織工作的困難，不能拿來為海外組織工作的粗疏辯護。另外，雖然這些行動對於海外華人仍有吸引力，但在中國國家力量日益強大的當下，其效果與1990-2000年代顯然不再有任何可比性：隨着中共當局的管控日益嚴厲，這類滲透性質的言論市場逐漸萎縮，受衆侷限於同王丹們年齡相近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中國國內的抗議活動也因而與「海外民運人士」逐漸脫鉤。最後，新的異議思潮在新的政治經濟土壤中生長起來，青年一代異議分子已經不會全盤接受民運一代的敘事了。
不僅海外組織工作一貫粗疏，民運人士對待社會運動的看法也鮮有進步。以王丹個人來說，他在2023年春季應邀發表對「白紙運動」的看法時，仍然堅持自己2017年就提出的觀點：「革命都是從沙龍開始。」這個觀點是來自於他對法國大革命的提煉。
這種知識分子史觀/英雄史觀與事實相去甚遠。就以法國大革命為例：法國在連年戰爭的消耗之下出現了日益嚴重的財政困境，造成支配階級同絕對主義君主制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以及窮困的勞動階級日益嚴苛的生存狀況；法國大革命的真正開始，並非啓蒙主義俱樂部向受過良好教育的少數人宣揚激進思想，而是支配階級向憤怒的群衆求助，使得支配階級與君主制的衝突再也不可能在舊的政治框架下解決。
沙龍從來都不是革命的開始，而至多是知識分子參與革命的開始；並不是知識分子參與革命，革命才算作開始。孤膽英雄，是造就不了革命的。
厭女、缺乏來自「下層權力」的約束
但是，僅憑孤膽英雄們的社會起源，仍然解釋不了他們與年輕一代活躍分子的互動方式。為什麼年輕一代活躍分子，會覺得民運人士充滿了「爹味」？對於各路民運人士就性騷擾指控給出的回應，為什麼他們明顯不買賬？在「六四」紀念日這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時間點，為什麼他們會如此「不識大體」地糾纏不休？
當然，以民運人士的聲望，年輕一代異議分子只要身在歐美國家，就很容易與他們接觸。孤膽英雄們的閱歷、膽識和言論，對於熱情的年輕人永遠充滿着吸引力。但單靠英雄光環，也掩蓋不了民運人士的思想、作風和組織工作原地踏步的事實。以王丹為代表的民運分子，如今大多與歐美國家的保守派勢力（甚至是極右翼勢力）打得火熱，但對於經歷過進步主義衝擊的年輕一代來說，保守派不論是作風還是觀點都並不討喜。
首先，不論是否有性騷擾行為，如果年長的民運人士展現出有資歷的長輩教訓晚輩的態度，那麼他們已經丟了分。例如，在今年的「六四」紀念集會上，當年輕人打出批評、諷刺王丹的標語時，他們便會受到年長者的言語攻擊。再例如，Twitter網友「槍 擊 落 日」在參加某地「六四」紀念集會後，表示自己作為女性很受冒犯，因為一名親歷者只談在鎮壓中喪生的、受侮辱的男性，對於主辦活動的女生還問出「你有了錢是會支持民運還是會買名牌」的問題。
從這個意在挑釁的問題就不難看出，政治生命始於1980年代的民運人士，普遍性別意識較為匱乏。這種問題也延續到了他們稍年輕的後輩身上。這使得民運人士圈子中的厭女文化頗為厲害：能夠公開發言的女性少而又少；女性的貢獻不被承認；女性被系統性地視為需要被引導、啓蒙的「甜蜜的負擔」。在孤膽英雄已經佔據了很多話語權的情況下，「英雄和他的妻子」的故事更擠走了女性的地位。上述親歷者的挑釁性問題，更預設了女性是軟弱、拜金、不理智、沒有正義感的，需要被男人所引導、啓蒙。
除了性別意識，這還引出了一個更底層的問題：在民運人士的政治生命中，他們很少遇到來自下層的約束。這導致他們對於身為弱勢性別的女性缺乏基本的認知，也導致他們對於性暴力缺乏基本的認知。缺乏底層約束造成的性騷擾和權力濫用，是跨越老一代活動人士政治立場而存在的——例如，就連抵制住了保守派誘惑而向進步主義靠攏的滕彪，也受到了這一輪#MeToo運動的衝擊，被指曾經性侵未遂。
老一代活動人士往往專注於對抗國家機器的直接鎮壓，卻忘記了來自下層的約束卻只能通過民主的群衆組織才能實現——前文已述，他們的政治生命中幾乎沒有後者的存在。相反，民運人士的知識分子起源，使得知識分子這一社會階層的種種陋習——互相吹捧、崇拜權威、陳詞濫調、顧影自憐——都原封不動地繼承了下來。這使得他們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成為了民主運動中的「大佬」。
這種大佬文化對於社會運動頗有危害。王丹（包括為他辯護的胡平）由於性別意識的匱乏，並不認為對李援軍的那些行為是性侵犯；相反，他還困惑自己為何成了「權勢者」。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資歷（不管這資歷的來源有多麼正義）使得他在特定的場域中有了很大的話語權，而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腐化權力者，必然被濫用。每當有男性活動人士被指控有性騷擾行為、或者被質疑有財務問題時，他們的朋友常常會作出袒護之舉，反而指責指控者「不識大體」，甚至是「中共的陰謀行動」。在這種「大佬文化」的加持之下，這些活動人士過去總是能夠避免被內部批評的命運。
可惜，肩負啓蒙任務的大佬面對着迅速成長的年輕人，已經明顯不靈了。當代的年輕人獲取信息的渠道多種多樣，已經不太容易被單一的權威所單方面說服。爹味教育者的姿態註定要碰壁。
實際上，女性在社會運動中經常表現得更加勇敢，也更有耐心、更為細緻。不論是在1989年的民主運動中，還是2022年底的白紙運動中，年輕女性常常是最早站出來與國家機器的代表對抗的人。前者有大量當事人的回憶為證，而對於後者，更有許多現場視頻材料可以印證這一點。在「709」律師抓捕案之後，男性律師的妻子們在與中共掌控的國家機器周旋時所展現出的勇氣、智慧和韌性，決不輸於她們的丈夫。然而，由於男性的話語權一貫較大，一貫承擔炫耀性、表演性的活動，這些功勞也常常被男性攬走，或者被視為次要的「後勤工作」。這些現實狀況隨着女權主義運動的進展，開始逐漸脫離「孤膽英雄」的敘事框架，而引起受過性別教育的年輕人的反彈。
迭代
從表面上來看，民運人士倒向右翼，而年輕一代活動分子受到進步主義及其衍生思潮的影響，兩者間的衝突似乎是「主義的衝突」。這當然是一種合理的解釋。但「主義的衝突」一定以具體的人、具體的利益衝突為載體，它從來不是一些抽象的名詞互相撞來撞去。王丹性騷擾事件的發酵，暴露了以他為代表的民運分子同年輕一代活動分子之間一些難以彌合的利益分歧：
儘管都以「追求民主」概括自己的活動，但民運人士和年輕一代活動者追求的「民主」卻遠非同一形式。對於前者來說，「孤膽英雄」敘事帶來的、象徵性的男性權威（以及伴隨而來的某些物質利益）是他們的立身之本，是堅決要捍衛的東西。因此，對於他們來說，「民主」似乎更接近開明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專制，特別是有能力「對抗中共專制」的右翼精英的專制。然而，這種利益是特定的時代、特定的社會政治土壤的產物，隨着這種社會政治土壤的消散，它將面對新的利益的衝擊。
然而，對於年輕一代活動者來說，「民主」代表的是扁平化的、統合私人生活與公共表達的社會組織形式。「不識大體」乃至「中共走狗」這類指控，對於他們是很難成立的，因為所謂的「民主事業」必須與日常生活中的正義統一起來才有意義，而不論民運人士的名聲是好是壞，都與這個目的沒有必然的關聯。年輕一代活動者要捍衛的利益，已經逐漸遠離精英小團體專制，而更緊密地聯繫到日常生活的正義。
為什麼年輕一代活動者更加看重日常生活的正義？一個表層的回答是：被「左傾」思潮影響的人莫不如此。且不論是否年輕一代普遍「左傾」，這個回答也並不能解釋為什麼年輕一代活動者會樂於接受它的影響。
應該看到，年輕一代活動者面臨的社會狀況已經迥異於1980-1990年代。在這個時代，知識精英專制的物質基礎已經難以存續：知識分子自身日益淪為腦力無產階級，過去被其壟斷的生產知識的權力逐漸瓦解；社交媒體的興起，使得討論更容易變得扁平化；最根本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對社會資源的壟斷，已經達到了平等地擠壓大多數人的程度，僅僅憑藉其「知識生產者」的屬性，知識分子已經很難獲得過去預期的社會地位。
生長於這種社會環境的活動者，儘管可能信奉各種各樣不同的意識形態，卻都不可能再回到民運人士所習慣的那種「少數人喊話」的模式了。知識精英權力的瓦解使得「孤膽英雄」不再是「指路明燈」。扁平化的公共討論放大了人們對於日常生活現象的情緒，特別是對於日益不平等、不自由的社會現實的情緒。人人都能參與公共討論，使得群衆參與政治的門檻大大降低，政治鬥爭更深地紮根於日常生活。「民主」含義的轉變是由此產生的。在此基礎之上，女性主義的權力觀念與父權制截然相反：它質疑男性的「識大體」背後隱藏的統治者利益，認為一貫被貶低的、「瑣碎且無關緊要」的日常生活具有不亞於所謂「大體」的意義。年輕一代活動者已經開始接受這種女性主義的權力觀念，對於他們來說，在日常生活中反抗各種權勢者、重建正義，才更能體現他們的觀念和利益。
這兩種利益的衝突，究竟誰會取勝？這其實並不取決於誰對「民主」的字面理解更為準確（當然，後者顯然更接近「民主」的公認含義），而是取決於誰能做好組織工作，動員不滿的群衆衝擊無孔不入的國家機器、壟斷資本和各種權勢者的既得利益。孤膽英雄的時代逐漸落幕，而沒有英雄——
或者說，每個人都需要成為自己的英雄——的時代，已經開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