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9日，英國媒體BBC發布報道和新聞調查片，揭露生活在日本的中國團伙繞過中國監管，網上售賣尾隨、猥褻、性侵等偷拍視頻，受害者大多為中國女性，拍攝地點也多為中國大陸。這一新聞在中國大陸各社交媒體得到大量轉發，但僅在兩天不到的時間裏，#bbc臥底記者扒出經營偷拍視頻團伙#的話題已經不能訪問。
湊巧的是，大約在同一時間，另一則偷拍相關熱點話題——#大叔被疑偷拍自證清白後仍遭女子曝光#——則在微博持續發酵，始終在微博熱搜榜單中佔有一席之地。截止到6月18日，該話題仍有30.1萬閱讀量，190家媒體參與。
一直以來，微博熱搜一定程度上是輿論風向標之一。某一事件是否上熱搜、在熱搜榜單中的排名都被認為代表了公衆注意力的分配和走向。同時，由於熱搜榜單在很多時候又是可以人為干預的——來自當局的政治審查、來自平台的自我審查和引流偏好，或者熱搜排位本身作為一種資源可以購買，這些人為干預的痕跡也不可避免被解讀為社會中各種權力掌控者的意志信號。
兩個熱點話題的在同一時間段的不同待遇，既有巧合成分，但也同樣展現出長久以來中國大陸性別議題的結構性的特點——因性別而定的雙重標準，對男性的錯誤大而化小，對女性的錯誤則抓住不放。地鐵偷拍風波中，BBC近日曝光的偷拍產業鏈、過往出現過的偷拍案件、學校等機構對偷拍者的包庇都被作為背景事件提及，因為在女性和女性主義者那裏，地鐵女乘客的行為無法脫離這些背景去理解。更嚴重、更氾濫的問題是男性對女性的偷拍，還是女性對男性的誣告？這是她們想要質問，但不斷被社會和男性迴避的問題。
將爭議的核心歸納為雙重標準既不準確，也過於淺表。與以往大部分引發爭議的性別熱點問題不同，地鐵偷拍風波中，男性群體是主要的控訴者，並以受害者視角加入爭議，也會使用性別話語作為武器。這種角色和策略不易察覺的互換，既進一步加強了女性群體的憤怒，也同時表明，女性憤怒在一個高度厭女的性別權力結構中的力量有其限度，也不可避免為自己帶來新的受限。
作為誣告犯的女性：從零開始的議程設置
地鐵偷拍疑雲的微博話題本身就已經將一場「爭議」悄悄置換為一場「審判」，而這次置換進行得相當隱蔽和成功。
地鐵偷拍疑雲的微博話題本身就已經將一場「爭議」悄悄置換為一場「審判」，而這次置換進行得相當隱蔽和成功。地鐵上男性乘客手機中並未發現女乘客本人的照片，成為證明其無辜清白的最主要證據，但是其被質疑時的動作姿態、手機角度、手機中其他在地鐵中拍攝的照片，也仍然不能完全讓人相信偷拍絕不存在。男性乘客的兒子事後解釋地鐵照片是由於父親平時不常搭乘地鐵，所以拍攝來記錄地鐵場景的，這一單方面的回應也沒有交叉驗證的可能。總而言之，在網絡圍觀者僅能依靠現場一些視頻資料、非常有限的雙方當事人和地鐵工作人員的各自表述中，既不能百分百肯定男性乘客完全被誤解，也不能百分百認定其存在偷拍行為。
但是顯然，該話題在輿論傳播中的爆點，卻是女性乘客存在百分百的誣陷行為。央視網在6月12日發布公衆號文章《「地鐵偷拍」事件引爭議，一切都應回歸法治框架》中提出的規則框架內解決，也並非指解決偷拍與否的爭議，而是指以包括法律和校規在內的規則，合理懲罰女性乘客。言下之意，已經認定女乘客通過網絡宣泄私憤、「喊打喊殺」。學術期刊《探索與爭鳴》雜誌在6月17日的推送文章中提出，地鐵偷拍風波的核心議題之一，是「網絡時代侮辱、誹謗罪司法適用之爭」。文中將地鐵偷拍風波、武漢喪子母親墜樓事件、江歌母女遭劉鑫侮辱詆譭系列案件並列為網絡暴力典型案例。
在議程設置的過程中，網絡圍觀者先入為主地認為這起事件中男性乘客已經自證清白，但是女性乘客仍不依不饒，將對方曝光在網絡。因此，事件後續的發酵並不是「網絡斷案」，而是「網絡審判」。回看女性當事人事發當日的微博，可以發現後續的話題走向已經忽略了很多細節。在女性乘客微博原文中，她表達的不滿是「一個猥瑣老頭開始盯着我看，並且嘗試拿出手機對着我，這時候我已經感覺他在偷拍我了」，她同時也在微博中確認「我意識到他應該沒有拍什麼」。最可能被解讀為誣陷的表述是她微博最後的推測：「感覺這個猥瑣老頭不是第一次作案，如此嫺熟的動作和大言不慚的表現」，構成最嚴重問題的則是她在附上的視頻中沒有遮擋男性乘客臉部，並在視頻中直接標註了「偷拍者」。可以看到，輿論傳播中完全以未給臉部打碼的視頻和女乘客最後一句推測為重點，而忽略了女性乘客憤怒在整個場景中的逐步累積。在當場視頻和圖片二次傳播的過程中，男性乘客手機屏幕上地鐵中其他女性的照片也被有意無意地弱化、掩蓋。
男性的憤怒則更像是一種累積多年的爆發，在性別議題在公共討論中越發佔據重要位置，女性性別意識日益覺醒的大背景下，為一位無辜大叔的辯護則是一次對肆無忌憚的女權運動的反擊和奪權。
在輿論空間將議題設置為「審判誣陷者」，女性乘客所在大學迅速表示「依規依紀」處理之後，女乘客事實上已經被失去了繼續為自己解釋和辯護的可能。但地鐵偷拍疑雲並未因當事人不再發聲而徹底喪失熱度。相反，在事件的關注者中，男性群體和女性群體都在嘗試引申議題，而兩個群體中的動員都不約而同地在依靠憤怒的力量。
女性的憤怒集中在偶然出現的受冤男性和普遍生活在偷拍鏡頭下的女性，在輿論中所獲得的截然不同的同情和關切，這不僅僅包括幾乎發生在同一時間段的BBC曝光偷拍產業鏈話題被屏蔽，也包括在地鐵事件後緊接着發生的兩起大學生男扮女裝浴室偷拍事件。兩起校園偷拍案無論是事件本身，還是它們引發的輿論反應（尤其是男性群體中的反應），都和地鐵事件形成一種微妙的諷刺。
另一方面，男性的憤怒則更像是一種累積多年的爆發，在性別議題在公共討論中越發佔據重要位置，女性性別意識日益覺醒的大背景下，為一位無辜大叔的辯護則是一次對肆無忌憚的女權運動的反擊和奪權。雖然在之前歷次反性騷擾、反家暴、反性別暴力的性別熱點事件中，男性的評論多強調個體問題不應上升到男性群體，性別視角的分析是挑起男女對立，而個體的暴力和侵害行為要從個人品質，甚至階級角度來解釋，但在地鐵偷拍風波中，因為議程已經成功把男性置入受害者的角色，男性對地鐵女乘客的抨擊是帶有明顯的性別視角的：女權，或者說「女拳」是誣陷的始作俑者，誣陷不僅僅是女乘客的個體行為，而是接受與實踐女權理論的女性的普遍行為，她們共同將男性置於蒙冤的恐懼之中。
換言之，當公共輿論場域已經漸漸熟悉、開始理解女性在近幾年中不斷強調的結構性的概念，男性也同樣開始嘗試使用一套類似的話語體系，將誣陷塑造為一種結構性的性別問題。
並無新事：女性憤怒的回火
正視結構、建立機制的呼籲都預設了存在一個被共同目標或多或少凝聚在一起的、致力於解決某種問題的集體行動者，能夠以「我們」的名義推動一些改變的發生。
當有限的個案細節難以給出地鐵事件到底是偷拍未遂還是有意構陷時，評論者似乎只有轉向結構性這一概念，才能讓爭論從一場無意義的網絡罵戰中脫離出來。
作者維舟在自己公衆號發布文章，把問題的死結總結為在一個缺乏安全感、缺乏為女性安全提供有效保障機制的大環境中，女性不可避免出現的應激反應。而一味重複簡單的「不得誣告」的道德原則，則沒有正視這種應激反應，女性的不安全感只會在一次次壓制中不斷強化，但偷拍問題反而無法制止，只是指控偷拍的難度變得更大。「要跳出這個循環，我們必須着眼於那個隱蔽的結構，正視女性的安全需求和權利訴求，並建立一個解決糾紛的正式機制」 。
可是，誰是這裏的「我們」？何為「正視」？這樣的「正式機制」又應當是怎樣的？這些疑問或許會被理解為對某種政策建議可行性的質疑，從而顯得對作者過於刻薄和苛求。但實際上，即使暫且不奢求一個具有可行性的行動方案來最大可能避免地鐵等公共空間的偷拍誤會，正視結構、建立機制的呼籲都預設了存在一個被共同目標或多或少凝聚在一起的、致力於解決某種問題的集體行動者，能夠以「我們」的名義推動一些改變的發生。問題的死結不是正式機制的缺乏，而是這樣的集體行動者在當下的社會與輿論環境中並不存在。
以女性的憤怒和男性的憤怒作為線索去理解地鐵偷拍疑雲，更會發現這樣的集體行動者難以形成。兩種憤怒基於不同的「事實」、不同的敘事、不同的生活經驗，也指向不同的訴求。
對女性而言，地鐵中的凝視、男性乘客手機角度和手機照片中出現的其他女性影像已經足夠令人憤怒，但對男性而言，沒有控訴者本人的照片就意味着清白。甚至偷拍這個概念本身也在不同性別那裏有不同的定義：對女性而言，未經允許的拍攝就存在嫌疑。對準自身的手機攝像頭和令人不適的凝視，就已經構成冒犯。
這近乎是對性騷擾受害者有罪論的一種荒誕逆練：遭遇性騷擾是因為女性着裝不夠得體保守；在地鐵風波中，被拍攝的女性衣着不性感不暴露，則恰恰證明了被指控者的無辜。
而對男性來說，甚至在地鐵風波相關評論下，某網友抖機靈地聲稱：「有個方法，男性拿假手機就上街假裝偷拍女生。等女的上來問，就重拳出擊。反正拿的是假手機，總不能偷拍吧」，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種行為本身也是對女性的不尊重和物化。在男性那裏，不涉及私密身體部位的影像可以單純視為一種日常情景拍攝（至少他們聲稱他們真誠地相信確實如此），甚至於被拍攝的女性穿着的是褲裝和不暴露的長裙，也可以成為偷拍不成立的證據。這近乎是對性騷擾受害者有罪論的一種荒誕逆練：遭遇性騷擾是因為女性着裝不夠得體保守；在地鐵風波中，被拍攝的女性衣着不性感不暴露，則恰恰證明了被指控者的無辜。
男性無法理解女性的生活經驗已經是老生常談，從對陌生人的防備、在密閉空間中的緊張、到無處不在的男性凝視下的謹慎和不適，這都是男性生活中鮮少存在的元素。更不必說大多數男性也缺失理解女性生活經驗的動機，甚至本不覺得二者的生活經驗有何重要的不同。在付出諸多努力試圖說服男性之後，女性也漸漸放棄說服策略，不再對男性共情和推動男性成為女權主義者抱有奢望。
女性的憤怒情緒被以男性為主的輿論要求在女權運動中克制收斂，或轉化為更具有建設性的心理能量，如此才能對抗大衆心中女性不夠理性、歇斯底里的刻板印象。
憤怒長久以來被視為一種缺乏實際意義的情緒，雖然它能夠產生巨大的能量，但是這種能量也常被認為是破壞性的。女性的憤怒和女性非理性、情緒化、不講道理、過度敏感等刻板印象重合，男性憤怒也通常被認為是屬於底層群體，如非自願單身者的情緒專利。在這種對憤怒情緒的負面看法作用下，女性的憤怒情緒被以男性為主的輿論要求在女權運動中克制收斂，或轉化為更具有建設性的心理能量，如此才能對抗大衆心中女性不夠理性、歇斯底里的刻板印象，有效和公衆溝通說理，並樹立女權理論啓蒙下智慧、理智的新女性形象。
與此同時，男性的憤怒往往被認為是一個帶有階級性的問題，其背後的假定是，大部分的「正常」的非底層男性仍然是不憤怒的，他們至多以一種平和的方式享受父權制帶給男性的福利、對性別議題漠不關心。而這一假定，也恰好是對女性情緒化、不理性的刻板印象的鏡像。
美國記者、作家麗貝卡·特雷斯特在她的《好不憤怒：女性憤怒的革命力量》一書中，就試圖破解這種對憤怒情緒的傳統看法。特雷斯特既指出女性憤怒所蘊含的推動社會變革的正面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她也提醒讀者們關注女性的憤怒情緒如何在當代遭遇收編與回火。以她成長生活的美國為例，各類崗位、機會、資源向女性的開放正在編織一個精美的陷阱，塑造女性也可以成為「圈內人」並掌握權力的假象，讓人們覺得性別歧視已經不再，平等時代只需要小修小補。女性已經不需要像那些瘋狂、暴怒的女權前輩那樣撞開為她們閉鎖的門；當門開了，應當以更溫和的方式表現訴求。這樣的假象一邊在限制當代女性表達憤怒，消解憤怒的合理性，一邊又讓男性群體產生巨大的被剝奪感，以至於從2016年大選期間特朗普團隊收穫了大量白人男性選民的支持，贏得勝利。
地鐵男性乘客申訴喊冤的男性群體能夠調用結構性的概念，恰恰證明了他們對女性長久以來的發聲和行動並非無知無覺，只是由於男性的特權被不斷挑戰，巨大的被剝奪感促使他們轉而學習女性使用的話語和概念，把地鐵風波塑造成男性成為結構性誣陷的受害者。
儘管中美社會存在巨大的差異，但陽光之下並無新事，特雷斯特提出的忠告同樣適用此次地鐵偷拍風波中。為地鐵男性乘客申訴喊冤的男性群體能夠調用結構性的概念，恰恰證明了他們對女性長久以來的發聲和行動並非無知無覺，只是由於男性的特權被不斷挑戰，巨大的被剝奪感促使他們轉而學習女性使用的話語和概念，把地鐵風波塑造成男性成為結構性誣陷的受害者，實踐一種「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報復。
中國大陸的女權主義聲浪在改革開放後出現的初期，也許確實經歷過一段相對寬鬆的時期：女權主義將越來越多的女性喚醒並幫助她們聯結起來，但由於對性別特權的挑戰還不足夠，女權運動被視為女性自己的「小打小鬧」，也沒有引起太多男性作為一個整體的「反撲」；然而在當下，女權社群內部，女性之間的彼此支持、互助的聲浪更大，父權制度中的習俗、規則受到更廣泛和有力的挑戰，女性和女權行動者都不能忽略憤怒情緒在男性群體中的蔓延，這種情緒並不能簡單歸結為非自願單身群體、「孫吧人」等特殊群體的獨有問題。
這當然不是說女性有義務回應和安撫男性的被剝奪感，但女性需要感知女權運動的處境和面臨挑戰的細微變化。在男性被剝奪感不斷累積的當下，地鐵偷拍風波不會是最後一場風波，仍有憤怒的女性會在輿論風暴中遭受不成比例的懲罰。男性與女性各自的憤怒又與嚴格的言論審查、不完備的法律機制、對網絡暴力的縱容、平台的流量需求交織在一起，未來可供說理的空間只會越發狹小。「男女對立」曾經是網絡空間中一種令人不悅的罪名，但在當下，它更像是一場雙方坦然承認其存在，並想在其中獲得勝利的一場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