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太太：台大經濟系學生政見歧視爭議，「講幹話」與「長不大」作為一種特權

相關輿論指出，台大學生不僅享有國家資源的挹注，更走在成為社會菁英的路上，並在經濟與政治領域左右人們的意見，此次的歧視政見，卻突顯出校園中對於性別、族群等平等權的退步。

也有意見認為，正是由於「台大」的標籤，讓人們過度嚴苛檢視大學生的發言，這不過是半大不小的18歲年輕人講幹話的方式。作者指出，玩笑和權力息息相關，權力讓某些人有無數「失言」的自由，而另一些人則持續被消音。決定權力位置的不只是社經背景與階級，還有性別、族群、性傾向與身心健康程度等。

（V太太，台北長大，現居德國，女性主義者，從事翻譯與寫作）

台灣大學經濟系將於近日進行系學會選舉，其中一組大一生候選人的政見卻因為涉及族群與性別偏見和歧視引發軒然大波，內容包括「Ａ罩杯以下女生必修國防兩學分」、「陰莖10公分以下要上家政課」，與「舞會禁止處男報名、處女強制參加」等等。

在許多人提出批評，並驚訝「台大怎麼會這樣」之後，兩位同學在社群網站上公開道歉，說明自己並無惡意，只是玩笑尺度拿捏不當。與此同時，也有人認為社會大眾反應太過強烈，兩位男同學雖然未能掌握好尺度，但終究只是在開玩笑、「打嘴砲」。

另一種說法則指出，18歲是一個半大不小的年紀，而台灣的升學制度讓大學生們儘管在知識上有所準備，但心智與社會層面卻仍是個孩子，因此兩位同學的言論其實是社會教育不足下，還「來不及長大」的結果。此外，也有人質疑，對於「台大」的菁英期待，讓人們過度嚴苛地檢視兩位同學的言論。

從兩位18歲的男孩角度出發，我其實相信，整起事件的確只是源自於玩笑的意圖。兩人或許對於現今社會上諸多性別與族群議題有些不滿或疑惑，因此想要以這樣的「幹話」形式，表達自身的感受，並引起他人注意。

然而，縱然兩人可能並無惡意，這些「幹話」也有值得我們討論之處。除了言論本身可能造成的傷害外，不論是這些「玩笑」指涉的對象，或「講幹話」本身，背後都涉及了權力的高度不平等。換句話說，講幹話與「長不大」，其實都可以被視為一種特權，是只有擁有特定身分與資源的人才享有的自由。也因此，與其說兩人因為台大學生的身分而遭到審查，更應該說，是這樣的社會位置讓這些玩笑得以被製造與傳播，甚至具有影響力。

高等教育作為一種特權

近年來台灣政府試圖透過多元入學制度來扭轉此現象，研究仍發現，能夠進入台大就讀的學生，絕大多數來自於較優渥的社會經濟背景，並手握較多資源。

過去人們相信，教育是階級流動與反轉的主要路徑之一。然而，這二十多年來陸陸續續有學者提出，台灣已經出現了高等教育「世襲化」現象（註1）：父母越有錢、社經地位越高，子女進入高等學府的比例也越高。儘管近年來台灣政府試圖透過多元入學制度來扭轉此現象，但整體而言，研究仍發現，能夠進入台大就讀的學生，絕大多數來自於較優渥的社會經濟背景，並手握較多資源。

白話地說，多數台大學生們的家長（甚至是祖輩），在資本主義競爭中取得了較優的經濟成果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地位，這讓他們可以順利地按照父權社會的理想組成核心小家庭。他們的經濟資源與社會資本幫助他們作為父母得以在教養的過程中給予子女更完整的支持，讓子女在嚴苛、殘酷的教育體制中勝出，進入優秀的高中和大學，並在這些環境中取得更理想的知識和社會資本，最終完成父母的階級繼承，繼續占據社會中的優勢位置。

幹話的底氣與素材

所謂的「幹話」其實是一種能力，且這種能力在特定的階級環境下，更有可能被培養出來。

名校的教育經驗帶給個人的效益，遠遠不只知識與就業上的表面優勢，還有一些更隱晦卻同樣有用的能力，如自信、幽默感，以及不畏懼在人前表達自己。（註2）又比方說，特定的階級環境及週遭資源也為人鍛鍊出「人情事故」的能力，例如善於觀察並取得資訊。

於是，這樣的「優等生」有更多元的管道了解到這個社會正在流行什麼、哪些話題可能引發爭議、哪種表述方式又可以引來眼球。他們也更早地被教導一些社會組成的方式和運作規則，因此學習到哪些人屬於可以被開玩笑而無從反抗的底層，更知道在這個社會權力階序上，哪些人比拚不過自己。

這並不是說，所有名校的學生都勢必會欺壓他人。而是想要指出，所謂的「幹話」其實是一種能力，且這種能力在特定的階級環境下，更有可能被培養出來。身處特定社會位置、掌握一定優勢資源的人，也更有機會累積那些笑話與幹話的底氣和素材。

與此同時，誰的幹話與玩笑得以被傳播，也涉及資本。正如同人們之所以對於政治人物、資本家或其他名人的言論更為留意，是因為這些人手中握有更多的資源，而他們的意見可以左右這些資源如何分配，亦可形塑社會大眾的意見。

人們格外留意台大學生說了什麼，並不是因為假設台大學生應該要比較聰明懂事，而是因為熟知社會運作規則的我們知道，這些學生正走在一條成為未來社會菁英的路上。他們在不久的將來有機會手握資源與權力，在經濟與政治領域左右人們的意見。因此，他們眼下的看法也在眾人眼中變得格外重要，值得傾聽與尊重。

換言之，台大學生的「幹話」之所以格外受注目，並不是因為人們對台大學生有什麼特殊的期待，而是因為人們知道，這些人的幹話最有可能在將來成為一種主流的意見，被人們崇拜與宣傳，甚至成為現實。

弱勢群體沒有的幹話自由

玩笑其實和權力息息相關。權力位置決定了誰會變成玩笑的素材，而誰又可以決定什麼樣的素材好笑。

反過來說，人人都對這個社會抱持著某些不滿，但卻並非每個群體都有機會用玩笑或是幹話的方式表達這些意見。有些群體的感受從來不被傾聽與重視，主流社會更不認為從他們口中說出來的話可能有任何價值，他們也幾乎不可能被想像成可能具備「幽默感」的主體。另一方面，這些群體所屬的社會位置，讓他們鮮少有機會接受任何訓練，學習利用什麼樣的方式表達「幹話」與「玩笑」，才得以收穫最好的效果。更甚者，權力階層所使用的，其實是一種特定的、有門檻的語言，而當來自弱勢群體的個人無法使用這套語言時，他們也徹底被消音。

簡言之，當這些群體說「幹話」時，不太會有人為他們辯護，指出那不過是「玩笑」而已。

很多時候，主流社會在身處權力弱勢位置的群體身上強加一種道德要求，教育他們作為弱勢群體，為了要贏得主流社會的接納與尊重，並獲得權力階級的支持，必須盡全力表現出溫良恭儉讓的美德。掌權者一方面會描繪一個虛假的漂亮未來，說服弱勢者只要持續溫順、謙讓，就有機會被主流社會納入。另一方面，但凡弱勢群體表現出任何一點不服從與不規矩，權力階級們就會立刻動用他們的力量，標籤、汙名化甚至驅逐他們。

玩笑其實和權力息息相關。權力位置決定了誰會變成玩笑的素材，而誰又可以決定什麼樣的素材好笑；權力讓某些人有無數「失言」的自由，而另一些人則持續被消音。

性別與族群帶來的資格感

提出這些「玩笑」的男性仰仗父權社會給予他們的資格，挑選出不合格的女性和男性，予以攻擊，進而再次鞏固自身的「真男人」地位。

決定權力位置的也不只是社經背景與階級，還有性別、族群、性傾向、身心健康程度等等各種因素。如在本次事件中，我們便可以清楚地看見性別與族群的特權。男人針對女人的玩笑，真正的目的從來不是戲謔，而是透過戲謔、貶低來重新確認自己的權力與支配地位。父權社會賦予男性特定的資格感（entitlement），讓男性相信女性從屬於他們，必須為了男性的舒適和喜悅負責。如同上野千鶴子所說，女人的價值是由男人給予的，男人決定怎樣的特質才能讓女人成為合格的好女人；不符合男人心目中這套評量標準的女人，便得以被嘲弄與懲罰。

透過將女人性客體化，男人得以加入男性同盟，確認自己為「真男人」，而無法做到這點的男性便不屬於合格的男性，是次等的存在，因此受到男性同盟的懲罰和排擠。這就得以解釋為什麼在這套以男人為中心出發的政見中，會出現某些特定的「玩笑」。一方面這些玩笑的標準乃是根據父權社會的性別規範，以及相對之權力位階，另一方面提出這些「玩笑」的男性仰仗父權社會給予他們的資格，挑選出不合格的女性和男性，予以攻擊，進而再次鞏固自身的「真男人」地位。

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與原住民相關之貶抑。無獨有偶地，在台大經濟系事件前不久，台大所舉辦的「言論自由月」活動中，也出現了對原住民聯考加分制度的嘲諷。作為掌握主流社會資源的群體，漢人擁有對歷史和事件的詮釋權，徹底忽視了漢人政權下，原住民長期遭遇的系統性不公平與歧視，反而將加分制度描述成原住民學生所享受的「特權」（編按：實際上，原住民與一般生名額是分開的，原住民加分亦是與原住民相比，爭取原住民保障名額，並不會剝奪一般生的錄取名額）。除了不正確的詮釋以外，即使在一兩個「笑話」之中冒犯得罪了原住民，漢人往往也無須擔心遭遇任何後果。相反地，他們甚至得以用主流社會的接納與資源的重新分配作為工具，壓制原住民因為這些「笑話」而感受到的挫折與傷痕。

如前所言，誰可以說幹話、可以用超越尺度的玩笑冒犯人，和社會上的權力分配息息相關。我們只需回想，在日常生活中聽到女性以玩笑冒犯男性，或是原住民以「幹話」表達自身對體制之不滿的比例有多高。除了掌權者為其設下的種種表達障礙，讓他們的幹話難以被傾聽以外，很多時候光是和既得利益者對抗、在夾縫中生存，就已經耗費太多精力，何來任何多餘的「幽默感」。甚至，就算當女性、LGBTQ或同志真的以玩笑或幹話方式表達自身不滿時，這些語言也難以撼動根深蒂固的權力關係，而只能做為群體內部的某種自我安慰。

長不大作為一種特權

某些人的「沒有惡意」之所以成立，是因為他們從來不會也不需要注意到其他人的傷痕，而某些人的不長大與長不大，是在資源和權力的保護底下，所打造出的安全感。

最後，幹話與玩笑作為一種特權，其實最明顯的表達形式是「被原諒與同理的自由」。如同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說，在權力不平等的環境裡，經常存在著一種單向的想像認同結構，亦即，人們傾向於從掌權者的角度看待世界，例如女性經常會被期待從男性視角理解問題、進而壓抑甚至譴責自身感受（例如在被騷擾的時候檢討自己，「也許他只是想要表達友善？」）。

這種想像認同結構結合凱特曼恩所提出的「同理他心」（himpathy）概念——男性作為父權社會的取用者，理當獲得來自他人（尤其是女人）的傾聽與體貼，因此女性被期待要對男性表達出諒解和寬容——結果便是人們會給予身處權力位置的男性格外豐富的同理心，僅從他們的視角出發並為其錯誤尋找解釋，進而原諒。

因此，當某些人說出帶有歧視意味的話語時，我們會聽到人們提出各種善意的解釋，包括「那只是無傷大雅的笑話」、「他只是失言」，或「他們只是還沒長大、需要學習」，等等。然而，儘管這些解釋可能說出了某部分的真實——例如發言者可能確實沒有「惡意」或還年輕——但關鍵的問題是，這類無法覺察傷害和不長大的「天真」，往往是因為個人身處於一個受到保護、享受資源，並且他人經常會不自覺為自己著想的環境之中。用一句網路用語來形容，當我們感到歲月靜好，往往是因為有人替我們負重前行。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種天真與不長大的自由。對於受壓迫的群體來說，不長大的代價太過巨大。更重要的是，當某些人不長大，或是未能察覺到自己的言行儘管不帶有主觀惡意，卻仍舊可能對他人造成傷害，又或是無法意識到自己的某些「幹話」可能對其他群體帶來怎樣的壓迫現實時，這些負面的後果是由誰來承擔？又是誰必須提前長大、成熟，好去回應、對抗這些鞏固封閉價值與權力體制的幹話？

說到底，某些人的玩笑建立在特定群體長期無法擺脫之偏見，某些人的「幹話」則源自於另一些人的被消音；某些人的「沒有惡意」之所以成立，是因為他們從來不會也不需要注意到其他人的傷痕，而某些人的不長大與長不大，是在資源和權力的保護底下，所打造出的安全感。也因此，當我們反省這些玩笑和幹話時，關鍵不應該是指出「誰不可以被開玩笑」，而是需要檢討並挑戰，在背後支撐著這些玩笑與幹話的資格感和權力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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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最早提出此一理論的是駱明慶教授，他於2002年發表論文論文《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

註2：當然，並不是每一個進入名校的學生都會培養出這些能力，其他因素也有可能影響這些能力的產生，例如家庭環境、父母性格，以及性別、種族等等。比方說，男孩們經常被教導自信展現自己是好事，但相對地，女孩則更常被提醒要培養謙遜、溫和和傾聽等「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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