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繞道、森林大火、空投炸藥：4張圖看戰爭如何加劇氣候變遷

你有否想過，戰爭中的碳排放，可能比許多國家全年的碳排還要高？

數月前，《衛報》（The Guardian）引用最新研究指出，如果把軍事溫室氣體當成一個國家，那它光在2022年便已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5.5%，約相當於全世界所有客車加起來的年排放量。

事實上，直至俄烏戰爭之前，國際社會從未就衝突產生的碳排放進行過統計 。而對很多人來說，軍事溫室氣體仍是陌生的領域，因為軍事部隊不受任何氣候協議約束，它的活動也因涉及軍事機密而難以量化。

不過，隨著近年的俄烏戰爭和2023 加沙戰爭開打，愈來愈多人意識到戰爭對氣候變遷深遠的負面影響。《衛報》早前報導，在加沙戰爭的首60天內預計共產生了281,000公噸二氧化碳，這比20多個社會系統難以適應氣候變遷的氣候脆弱國家一年的碳排放量還要多。而在一片硝煙當中，大部分碳排可歸因於以色列對加沙的轟炸和軍事活動，其中包括製造炸藥、飛機任務、坦克燃料和爆炸產生的排放。

於以色列宣戰後兩個月，第28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8）在杜拜舉行。一直以來，氣候峰會都默認避談政治，但在講台上，聯合國古特雷斯卻罕有地指出，氣候變遷的後果是可怕的，但「衝突亦正在造成巨大的痛苦和強烈的情緒」。

同樣飽受戰爭影響的也門、敘利亞和烏克蘭也在大會上發聲，控訴戰爭對環境的隱形傷害。

「沒有和平，就不可能有有效的氣候政策」，烏克蘭總理澤連斯基亦在會上表示，俄羅斯戰爭引發能源危機，迫使數十個國家恢復燃煤發電，對環境造成極大影響。

直到現在，俄烏戰爭已進行超過2年3個月。在經歷了幾個月的僵局之後，俄羅斯軍隊在5月挺進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正準備新一輪的夏季攻勢。《BBC》調查確認，俄軍的「絞肉機」戰術已造成至少五萬名烏克蘭軍人死亡。

加沙戰爭也已持續8個月，截至2024年5月，加沙地帶目前已有超過三萬五千人死亡，被殺者有一萬多名為兒童。近日，以色列正將軍事行動擴大到加薩走廊南部的拉法，大量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

在龐大的人命傷亡外，戰爭另一更長遠的影響，可能是至今仍沒很多人提起的環境禍害。從戰前的軍事部署，戰爭期間的炮彈攻擊，到戰後重建城市，這將如何加劇正在發生的氣候變遷？

追蹤軍事氣體排放，到底有多難？

1997年，聯合國通過《京都議定書》，議定將溫室氣體控制在一個適當的水準，以保證可持續發展。不過，軍事氣體排放則被排除在外。到了2015年，聯合國的《巴黎協定》協議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2°C 之内，起草者再次免除軍事氣體排放納入計算，因為有關數據可能影響國家安全。德國國防部環境保護部門的魯爾克（Markus Ruelke）曾表示，不想讓人知道德國在軍事任務中用了多少燃料、飛了多遠，以及德軍的演習模式。

即便近年科學家們積極推動軍事排放報告透明化，但目前大眾所掌握的資料仍十分有限。《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曾要求國家每年報告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但由於報告為自願性，所以絕大部分國家都未有就軍事活動的碳排放進行報告。

《基地帝國：美軍海外基地如何影響自身與世界》（Base Nation）的作者，專門研究美國海外軍事行動的學者David Vine則以「房間裏的大象」形容軍事活動造成的氣體排放，他認為，美國軍隊碳排放量極大，但因為資料難以獲得，所以一直不為世人所知。

戰爭如何影響氣候變遷？

軍方資料在過去多因涉及機密而難而取得，因此只能靠專家從公開數據中推算碳足跡。不過其實不需要等到開戰，軍方光是在和平時期的碳排放便已高得驚人。以美國為例，作為世界軍事強國，雖然美國在氣候變遷議題上一直處於研究前沿，但它也製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軍事排放。自2001年起，國務部便是美國政府最大的化石燃料消耗者，長期佔聯邦政府能源總量77%以上。雖然美國曾推出多項促進永續發展和清潔能源產業的行政命令，但國防部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此限，令軍事活動的影響長期被忽視。

美國國防部在海外有逾700個基地、超過50萬棟建築物，運作主要依賴船隻、火車和飛機組成的網絡來維持日常活動。以2018年的數據為準，若把美軍的碳排放除以軍隊人數，人均排放量將高於卡塔爾、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多個高碳排放國家。

目前美軍現役人數約有132萬，與愛沙尼亞的人口相若。相較之下，美軍每年人均碳排放高達42噸，而愛沙尼亞僅約16.97噸。同理，英軍總人數約15萬人，這與加勒比海的英屬領土安圭拉體量相近，但安圭拉的人均碳排放卻只得1.9噸。

到了戰爭時期，軍事活動的碳排放自然爆炸級增長。

在俄烏戰爭爆發後，科學家開始著手統計碳排放量。來自荷蘭的碳專家德克勒（Lennard de Klerk）從事溫室氣體研究超過20年，但軍事排放對他來說仍是全新的領域。在衝突發生後，他和幾個科學家組成團隊進行軍事碳排研究。團隊首先在社交媒體上收集俄烏戰爭的襲擊資訊，再結合衛星圖像和軍事文獻推算實際數字，並於2022年在埃及舉行的第27 屆聯合國氣候高峰會（COP27）公布數據。

德克勒先統計了俄烏戰爭的總排放量，然後把碳排放來源進一步分為戰事、火災、難民遷離、民航、重建基礎設施，以及和北溪一號與北溪二號的天然氣洩漏。燃料、軍火等所導致的碳排會計算在「戰事」此一類別之下，而飛機、直升機、艦船、坦克和裝甲車輛是軍用燃料的主要消耗源者，在戰爭時期的消耗尤其明顯；而德克勒的研究發現，在俄烏戰爭的前18個月中，光是燃料和軍火的碳排放便已達佔3,700萬噸二氧化碳。

若把這數字當作一個國家，那它在全球209個國家或地區當中將排名約70左右，與斯洛伐克年碳放量相約，更超過新西蘭、斯里蘭卡﹑約旦和香港等130多個全球國家或地區一整年的排放量。

從圖表可見，俄羅斯在燃料消耗上比烏克蘭高出至少三倍。德克勒和團隊解釋說，作為入侵的一方，俄羅斯採用的則是更進取的「外線作戰」，即以大包圍的方式分別進攻烏克蘭北部、東部和南部，這對兵力和物資的需求都要更高。加上俄方軍事補給線因腹地遼闊而拉長，變相增加運送軍火到前線的碳成本。另外，俄方軍火庫發生數次爆炸，其衍生的火災和碳排放亦被計算在內。

不過，報告未包含燃料採購和製造所產生的排放，因為部分燃料可能是軍方長年庫存，難以追蹤生產地和製造方式。若要計算整個供應鏈，預計最終數字可能會比目前高出兩至五倍。

相對地，因為在烏軍是被入侵方，在戰事中採用「內線作戰」，即本身就已經處於戰場，只死守於防衛位置以消耗對方的軍事力量，因而無需主動追敵，軍隊實際移動的路程很短。這種部署的好處是兵力集中，部署靈活，加上烏軍擅長夾雜遊擊戰隊和輕型設備「以小搏大」，因此在燃料消耗上差距巨大，雙方的消耗也不對等。

其實，這數字已包含了烏方接收的國際軍事援助。在40萬噸長途運輸造成的碳排放中，絕大部分來自美國的空投援助。跨太平洋軍援飛行距離長，需求大，因此戰爭初期每日都有八至十架飛機降落在烏克蘭。至於剩下的援助，多以海運和鐵路方式從歐洲大陸運到烏克蘭邊境，俄羅斯則因為缺乏數據未有納入計算。

不過，上述的燃料和軍火排放，其實只佔整場俄烏戰爭四分之一的碳排放。

一般而言，戰爭所造成的碳排放主要分為備戰、戰爭和戰後重建階段。說到軍事碳排放，大眾直覺可能會想到燃料、火藥等消耗。但德克勒指出，戰後重建才是產生最多碳排放的因素。在俄烏戰爭的前18個月中，重建基礎設施預計將佔總排放5,470萬噸二氧化碳（36%），相等於德國兩年碳排放量。

除了戰事，火災產生的碳排放也不容忽視。在戰前，烏克蘭全國有18.5%土地為森林，當中有近三分之一種有高度易燃的松樹。自戰事開打以來，約有6萬公頃土地被完全摧毀，多地發生火災，當中大部分由炮彈和火箭引起。

除此之外，2022年連接俄羅斯和德國的天然氣管道北溪一號和北溪二號發生爆炸，導致大量天然氣洩漏到附近海域。

值得留意的是，俄烏戰爭對航空業也造成巨大影響，加速氣候變遷。自2022年起，西方社會開始對俄羅斯實施空禁，旗下所有航班需繞開俄羅斯空域。其中，而首當其衝的的是歐洲和亞洲間的航道。如今大部分往來歐亞的航班都需繞道東南亞，其中赫爾辛基 – 首爾航線更比戰前需要多飛7小時，大大增加飛行成本。

最後，戰後漫長的重建工作，將是作為戰爭最大的排放源，重建工作仍十長漫長。目前，部分重建已在陸續進行中，地區主要集中在基輔以北、哈爾科夫和赫爾松等已被烏克蘭收復的土地。對烏方來說，現在首要恢復的是民宅、醫院、學校和宗教場所，其次是橋路和交通，之後是商業場所和其他社會設施。而在重建過程中，水泥、鋼筋和瀝青等材料在運輸和施工中均會釋出大量溫室氣體。

2023加沙戰爭如何加劇碳排放？

自2023年10月開戰以來，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攻擊不斷升級，大量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據聯合國難民署表示，在2024年5月第二周，就有約36萬巴勒斯坦人被逼離開加沙南部的拉法（Rafah）——以色列稱之為哈馬斯最後的據點。雖然聯合國大會已呼籲立即停火，終結已持續多月的戰爭，但以色列多次拒絕停戰及進一步在拉法發動襲擊，加沙的傷亡人數亦不斷上升。

相較於俄烏戰爭，加沙戰爭仍在持續白熱化，對環境造成的影響還沒有具體數字。不過，研究俄烏戰爭軍事碳排放的荷蘭碳專家德克勒（Lennard de Klerk）指出，和俄烏戰爭相比，加沙戰爭無論在戰火和對環境的「破壞的強度要大得多」。倫敦瑪麗女王大學高級講師Benjamin Neimark最新的研究亦指出，加沙戰爭前兩個月的碳排放，約等於75座美國平均規模的燃煤發電廠運行一年。

而戰後重建的碳排數字又將更為龐大：在加沙戰爭的頭幾個星期內，以色列已在加沙地帶投放超過2,500噸炸藥，其數量超過人類史上兩次核彈爆炸的威力。在多輪攻勢之下，《半島電視台》統計加沙有一半以上的房屋、80%商業設施、73%校舍和兩百多個禮拜場所已被摧毀或損壞，更有高達83%的地下水無法運行，重建過程的碳成本預估相當高昂。

雖然科學家目前仍未有重建加沙地帶建築物的數據，但依照英美研究團隊獨家提供給《衛報》的分析，如使用現代技術重建加沙10萬棟被毀的建築，預計將產生至少3,000萬噸溫室氣體，這數字與紐西蘭或古巴的年排放量相當，更將高於約旦、斯里蘭卡和緬甸等135個國家。

比較兩次戰爭，德克勒指出因為烏克蘭是地面戰爭，因此主要使用坦克和柴油作為軍備和燃料；加上烏克蘭有不少森林，火災亦是俄烏戰爭的碳排放因素之一。而在加沙戰爭中，衝突則主要以空軍作戰，因而以方軍隊對戰鬥機和航空燃油的需求非常大，還需考慮戰鬥機每天的訓練、演習和移動期間所排放的溫室氣體。

同一份研究報告也顯示，在加沙戰爭產生的28萬噸二氧化碳中，有25萬可歸咎於各類戰鬥機和飛機的排放，當中更有超過一半為美國向以色列運送軍事補給的運輸機。而在以色列軍的戰鬥機中，光是F-16和 F-35戰鬥機便佔了12萬。

F -16 戰機是目前世界上戰鬥力最強、使用最普遍的戰機之一，而以色列則是中東地區擁有最多F -16 戰機的國家。至於F-35則是隱形戰機中性能最高的戰機之一，不過它的碳排放卻比一般戰機要高。近年，挪威有環保人士建議F-35戰機轉用生物燃料，其後挪國防部宣布將在今年內轉用生物燃料。

能為戰爭帶來的環境問題索償嗎？

隨著戰爭升級，學術界也掀起更多討論。據環境團體「南北臨界點」（Tipping Point North South）的成員統計，在2023年的前5個月，學術界發表了至少17篇已被同行評審，關於戰爭和氣候變遷的論文。比2022年高出3倍，更超過之前9年的總和。

同時，國際社會亦開始關注對戰爭對各方面的負面影響。紅十字會在聯合國安理會一次針對氣候變遷的討論中形容自然環境是「戰爭的無聲犧牲品」，呼籲其他組織制定氣候行動和加強合作。環境組織「南北臨界點」和「衝突與環境觀察站」（The Conflict and Environment Observatory）也於2023年致函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的祕書處，指出「我們氣候的緊急情況不容許『一切照舊』地忽略軍事和衝突相關排放」，呼籲將所有軍事排放納入統計數據。

雖然論文數字在兩年間翻倍，但其實無論是論文的數量還是針對論文的討論仍非常少，這亦反映了它們的作用其實十分有限。該報告也指出，目前的成果幾乎沒有跡象表示相關研究和遊說工作會得到迴應（There are few signs there will be any tangible response to the lobbying drive this year）。

在戰爭碳排放的資料漸逐浮出水面，相關科研愈來愈多之後，有關戰爭的索償亦隨之被提上日程。在2022年的COP27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俄烏戰逼使數十個國家恢復燃煤發電以降低能源價格，更在6個月內摧毀了烏克蘭500萬英畝森林，造成大量火災。澤連斯基建議各國支持成立平台，以評估軍事對就環境造成的影響。這亦是首次有國家就戰爭對氣候造成的損害提出索償。

羅格斯大學法學院教授、國際環境賠償專家Cymie Payne指，烏克蘭此舉「將使我們對戰爭對環境造成的危害的理解朝著新的方向發展」。不過他也補充，烏克蘭這樣的做法若要成功，必須證明溫室氣體對烏克蘭造成影響。Essex大學法學院的Karen Hulme也認同這項主張是史無前例的，她表示國際法從未就氣候影響定義為損害，預計烏克蘭將會面對許多法律障礙。

即使面對重重障礙，但烏克蘭的主張仍然為未來戰爭和氣候的發展指出新的可能性，也意味著戰爭的碳成本正受到更多關注。衝突與環境觀察站負責人Doug Weir也有同樣的觀察：「這是人們第一次認真關注戰爭如何導致全球碳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