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席」表態，又一個文革比喻

五年前劉瑜的評論尚且可以說是由於倉促成文、運動初期很多訴求和理念都還混亂模糊的緣故、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一些思維定勢才顯得粗糙，五年後的文革比喻則帶有一種故意的忽略和自欺。

在這一輪#Metoo浪潮中，當被指控人以禮節性的道歉或沉默慢慢等待輿論熱度散去，範新的工作夥恰恰的自我免責，則遭到強烈質疑。而作為史航好友、同時也是活躍在社交媒體、綜藝、播客等平台的姜思達，因為其「感受複雜」「史航對自己很好、沒有性騷擾自己」「有朋友被冤枉了」等的表述，觸發大量公衆批評與粉絲「脫粉」，雖然姜思達後來又專門為這些言論道歉，他的最初表述還是醞釀了一場不小的輿論風暴，引發了關於「割席」與否的「論戰」。表面上，姜思達像是一個被逼迫割席、逼迫表態的輿論風暴受害者。

史航女性好友、作家桑格格與姜思達類似，她在微博發言，表示等待史航的回應和解釋，史航好的一面她不會抹殺，但做錯了應當承擔，沒做則要澄清。針對桑格格的批評指責同樣激烈，其中最受關注的一類指責聲音是，「作為史航朋友圈中人，對於史航的為人行事真的能一無所知到如此地步？」正是這兩段插曲催生了「如果鸚鵡史航是你很要好的朋友，現在這種情況你會公開表態割席嗎？」

這一問題。討論者衆多，但鮮少有人明確說明「割席」具體指什麼，而是籠統地借用這一意向，模糊地描述一種遭遇人際孤立和道德唾棄的境遇。同時，這一問題本身提出了一個刁鑽的道德難題：「很要好的朋友」是私人關係，而公開割席則是一種發生於公開領域的行為，也是對朋友牽涉的公共事件的公開反應。公與私的矛盾，要如何處理？

姜思達與桑格格似乎完美嵌入了這個問題所描述的道德困境。他們所表達的「複雜」和「迷茫」看起來印證了，公開割席與否對一個個體來說，的確是一個難題。在許多人看來，隨後涌入的大量反對批評甚至攻擊的聲音，自然是「逼迫」他必須公開表態，在私人感情面前不能猶豫——「哪有什麼困境，大事大非面前，你必須割席！」

正是這種浮於表面的道德困境的塑造，讓很多人再一次將#Metoo和文革類比。@押沙龍的發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收穫衆多支持。他認為，表態與朋友割席是一種情感上完全的割捨，判斷朋友行為的是非對錯則是道義的需求，情感和道義需要分開，「如果有了公義，我們就連人力一點點情感都不許保留，都要榨乾剔淨，那樣的世界是恐怖的。」

「那樣的世界」，並非一個只存在於設想中的虛指，而是指向文化大革命和它正式發生前的反右運動。它指向「人人過關、個個表態」的57年，指向那個「要求『劃清界限』」的「當年」，是階級鬥爭的年代。「如果我們現在接受『和壞人必須割席』的理論，那麼我們穿越回當年，也必然會支持和階級敵人劃清界限，也必然會批判那些不肯劃清界限的人」。

這樣的文革比喻，自然讓人聯想到#Metoo最開始在中國發生時，劉瑜對#Metoo運動是大字報的評論。五年的時間過去，女性一步步理解權力關係如何隱微地在各類圈子中通過資源、地位、光環等建構起來，理解在權力作用的場域中，「婉拒」「沉默」和「逢場作戲」都是無可奈何的拒絕，理解被男權社會打造成風流、天真、真性情的言辭和小動作都可以是實質性的傷害，一邊理解一遍積聚勇氣推動反性騷擾的議程，為受害者提供支持和信任，她們擁有了新的思維、新的語言，新的抗爭策略，但遺憾的是，在另一邊，你只能看到「原地踏步」，一個文革的比喻被一用再用。

五年前劉瑜的評論尚且可以說是由於倉促成文、運動初期很多訴求和理念都還混亂模糊的緣故、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一些思維定勢才顯得粗糙，五年後的文革比喻則帶有一種故意的忽略和自欺。這一頭一尾的文革比喻，其實頗令人無奈——五年來我們說了很多，五年來他們隻字未聽。

「文革」類比，是審查下的文字遊戲

三種割席被統一概括成一種要求，而且是沒有強制力的道德要求，它們或許體現了訴求提出者激進的道德表達，但也僅僅停留在激進的道德表達。

文革比喻是一個藉助審查下的中文世界的討論禁區展開的文字遊戲。割席這個概念本就模糊，且不說並不是所有的#Metoo參與者和推動者都要求親友割席，它的具體所指，在每一個人那裏也都是不同的。有些人的訴求是，要求與被指控者有密切合作和業務往來的機構拒絕未來的合作、或重新評價曾經的合作，如史航曾為《房思琪的失戀樂園》一書寫推薦語，出版社最後決定在電子版和再版中將推薦語撤下，這一類割席的爭議相對較小。

即使在私人關係中的割席訴求，也可以包含多個維度，例如，被指控人的親友不宜公開表示支持，以其好伴侶、好朋友、好家長的人生側面，遮蔽其其他方面的道德錯誤，或抵消給他人帶來的傷害。事實上，這種割席訴求是公衆人物爆出負面新聞時輿論廣泛接受的訴求。比如，在蔣勁夫家暴案中，提出蔣勁夫是「陽光大男孩」的明星好友都被公衆廣泛批評，甚至「陽光大男孩」這一說法本身，也演變成了一個對家暴者的諷刺用語。

割席也可能是要求親友不再和被指控人有業務、生意、事業等方面的往來，這類割席訴求與機構割席訴求類似，尤其在文化圈子中，很多涉及利益、資源、名望的合作存在於私人之間，這一類割席訴求的本質是希望同一個圈層內部，不再給予被指控者那些得以施展權力、實施隱蔽性騷擾的資源和平台，這也包含着一種將削弱對方資源人脈作為一種社會性懲罰的樸素想法。史航事件中，與其有合作關係的出版社、綜藝節目被要求如是割席，這種要求自然也適用於這些機構和節目的負責人，以及那些與史航有直接合作關係的文化界公衆人物身上。

割席同樣可以指要求親友保持徹底的沉默，這種沉默不僅要求親友不去主動提供辯護或者被指控人多面的人生，還要求親友不要將輿論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去講述自己的糾結情感和負面情緒。顯然，姜思達所遭遇的批評和壓力正屬於這一類。對於大部分聽衆和姜思達的粉絲而言，他們並非先發制人要求姜思達主動絕交，而是不滿姜思達在一個不恰當的時機把自己放在聚光燈下，讓注意力還主要集中在為20多位女生討公道的旁觀者來理解自己的感受，不滿在史航事件中人證物證俱在的情況下，攀扯自己的好友的冤屈。這種傾訴自己故事的急迫，顯出一種帶有強烈冒犯意味的自戀，同時也因為姜思達本人帶有一些對男權社會的離經叛道，曾經維護他「出格」行為的粉絲，更會感到一種背叛。

割席訴求可能還可以繼續分類，但如同文革比喻中所描述的那樣「人人表態」「人人過關」，徹底拋棄私人情感互動，使被指控者陷入徹底的社會性、政治性死亡，連親友探監都不被允許的割席是最極端的訴求。而且，這種極端割席與上面所列出的三種割席不同，是具有強制性和政治權力支持的。以文革作比，不僅是一個錯誤的滑坡邏輯，甚至這個滑坡本身都不那麼光滑。上面所討論的三種割席被統一概括成一種要求，而且是沒有強制力的道德要求，它們或許體現了訴求提出者激進的道德表達，但也僅僅停留在激進的道德表達。

你當然可以說這種激進本身也對史航的親友帶來了具體的壓力和精神損失，但是一個生存於社會關係和人際關係中的個體，是否有權利在與之相關的、爭議巨大的公共事件中徹底免於輿論的紛擾（包括過度的指責）呢？假設我們認同這種權利的存在，那麼對這種權利的救濟方式是徹底禁絕輿論紛擾，還是隻要允許本人和他人為之辯護就可以呢？

現實恰恰可以佐證非強制的道德要求的力量也不過如此，遠遠無法動員起一場針對被指控者的社會性死亡。到目前為止，範新和宗城在發布了公開道歉聲明後輿論漸漸平復，史航置頂的否認性騷擾微博也沒有遭到更進一步的詰問。5月5日，澎湃發布新聞《最新！多家機構不再與史航合作》，看似史航曾經的資源和平台潮水一般離他遠去，但其實，這個「多家機構」僅僅包含單向街、鼓樓西劇場、磨鐵圖書和《新週刊》四家而已。而這樣的現實，實在讓「人人表態、人人過關」的比喻更顯得無比錯位。

事實上，這樣的錯誤類比是一種故意為之。押沙龍等比喻者並非不理解二者具有的不可比性，而是深知文革和反右等話題屬於簡體中文世界的討論禁區，公開討論只能極度隱晦，否則等待討論者的至少是或禁言或炸號的「互聯網死亡」。誰、以何種手段、在多大範圍內要求了割席表態是區分二者的關鍵，但直接回答這些問題則是一腳踩中了陷阱中的捕獸夾。

文革比喻的錯位和拙劣並非難以察覺，五年以來，#Metoo運動在中國頂住各種壓力不斷地推進說理、澄清誤解，押沙龍們作為活躍在媒體與公共文化中的參與者不可能無知無覺，藉助討論的禁區來迫使對方沉默、以文革這一能夠喚起幾乎整個社會負面情感的符號性語言來污名化#Metoo參與者和支持者，是清楚掌握了贏得辯論的捷徑。

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你的「問題」，是我的「困境」

個體的男性和個體的女性在具體的問題上可能有重大分歧，也可能達成共識，但是在同一個性別權力結構下，男性的處境和女性的處境是本質上的不同。

事實上，把上文提到的一系列爭議統稱為一場「辯論」或者一場對「割席表態」問題的「討論」，在很多女權主義者看來，是非常奇怪的說辭。

女權主義者一次次站出來為性別議題發聲，她們的動機並不是探索性的：這是她們身處的女性共同體所遭遇的共同困境、是她們日常生活中確實會遭遇的危險和傷害、是她們想要拉住其他女性不滑落下去的深淵。她們站出來，但不會覺得這是一場有輸有贏的辯論，更不會覺得這是一個有真理可待追尋的道德哲學問題。困境還是問題（situation or question），這兩個措辭在中文中往往有非常相近的意思，但是，這兩種看待爭議的視角其實有着巨大的差異。

甚至可以說，是否需要和被爆有性騷擾前科的好友割席，幾乎是一個專屬於男性的問題。正因為男性友人大概率不會成為性騷擾的獵物、也看不到私人交往朋友對待女性油膩過界的一面，才有了割席與否的猶豫，才有了區分「朋友在別人那裏」和「朋友在我面前」的空間。對於女性友人而言，割席甚至不是一個選項，因為沒有選擇的餘地：同為女性，曾經的好友在當下已經變成了一種潛在的危險和不安的源頭。

有人會反對說，這種性別劃分是否過於絕對？畢竟，桑格格本人也是女性，這並不意味着女性就一定沒有選擇的餘地、或者一定會把受到指控的男性友人視作一種危險，同時，這也意味着所有人——包括女性在內，都有不公開表態割席的權利。

誠然，我們會發現，每一個性別議題與相關事件成為熱點之後，人們的觀點並不是嚴格按照性別劃分的。個體之間觀念和行為選擇的差異，永遠是巨大的，也是自然的。但女權主義者在推動#Metoo運動的過程中，始終強調社會結構在性騷擾等問題中發揮的作用，也強調改變的本質必須是結構的改變。個體的男性和個體的女性在具體的問題上可能有重大分歧，也可能達成共識，但是在同一個性別權力結構下，男性的處境和女性的處境是本質上的不同。桑格格這樣的女性，即使自願保留她和史航的友誼，也不意味着她處於那個更為輕鬆的男性世界。

正是這種本質上的差異，讓男性——無論其自己的觀點和立場為何，更容易將性別議題中的種種爭議抽象成一個個問題。除了提問親友是否應當公開割席，他們也提問反對性騷擾運動中是否應當使用相貌羞辱的策略，鏡像羞辱男性是否是一種「必要的惡」，教男性主動打開房門交流等避免性騷擾指控的小技巧是不是在迎合保守主義……

這些問題並非不是問題：通過普遍性的道德準則、依賴那些我們共同珍視的道德價值去推理，當然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可是，提問「性別羞辱是對的嗎」，提問「男性『潔身自好』是一種保守行為嗎」，再把這些問題丟給在另一個世界裏相貌和身體被時刻凝視和評分的女性，丟給在另一個世界裏一言一行都被放在顯微鏡下審視、稍有不慎就謠言加身的人，強行弱化二者差異、把問題拋給受害者、並美化為「我們一起探討問題」，這何嘗不是一種「無知之惡」。

團結還是放棄，#Metoo運動策略轉變的暗線

這篇長文回應是一篇不合格的辯詞，正如它的作者坦承、它的批評者攻擊的那樣的——「沒有證據」。但它恰恰不需要是一個合格的辯詞，因為它所預設的聽衆和讀者中，早已不包括那些等待着理論投餵的看客、等待着網絡升堂自己做法官的幫閒、等待着咬文嚼字再一一拆解反駁的「對方辯友」。

困境vs問題的視角差異背後的另一層原因，是#Metoo等女權運動背後策略的轉變。

由於女權運動本身是高度去中心化的，並不存在一個統一制定策略、調整策略的中心，因此，如果觀察具體行動者的行為模式，策略仍然是富有多樣性的。但一個重要的趨勢是，隨着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女權主義並加入其中，包括#Metoo運動在內的女權運動的「科普」色彩慢慢變淡，運動中人漸漸減少或者放棄了對運動潛在反對者和旁觀者的科普和勸說，相比於主動爭取潛在反對者和旁觀者的理解、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更多的努力放在了對性別問題的受害者的直接聲援和幫助上，以及對自身理念和目標的直接宣告。

一個典型的事例是，史航事件的控訴者和受害人之一，小默的長文回應。在這篇回應裏，小默除了對自己的經歷和心態的細節講述，還做出了很多直接宣告。比如，「這是一篇沒有痕跡證據，也不會提供文字證據的小作文。我們幾十個，是人證」，「看到這裏仍在指示『那你報警啊』的人，我很懷疑你們到底為什麼看到這裏，這篇文章不適合你的。」，「六子不會再剖開肚皮，讓別人去數有幾碗粉了」，以及直接對史航喊話的結尾「你以為來日還是你的時代嗎？」

事實上，這篇長文回應是一篇不合格的辯詞，正如它的作者坦承、它的批評者攻擊的那樣的——「沒有證據」。但它恰恰不需要是一個合格的辯詞，因為它所預設的聽衆和讀者中，早已不包括那些等待着理論投餵的看客、等待着網絡升堂自己做法官的幫閒、等待着咬文嚼字再一一拆解反駁的「對方辯友」。這篇回應的力量恰恰就蘊藏在它對自證清白的堅定拒絕，而轉向「girls help girls」。小默們不再費力爭取樂於辯論、樂於討論問題、樂於探尋問題答案的男性的同情理解和理性的說服，潛意識裏她們發現了更值得爭取的東西是相同境遇的人之間真正的聯結。

從女權主義的各種理論開始在公衆輿論中引起注意，到#Metoo等女權運動在公共空間中展開，在至少十餘年的時間裏，女權主義者，尤其是年輕一代，已經做了大量的理論科普、鼓勵共情理解、自我證明的工作。早期的女權理論科普中還經常提及男性同樣是父權制的受害者，例如性別刻板印象、特定的性別分工、父權社會對男性氣質的無理要求、以及家庭中直觀可見的大家長的權力都會直接傷害到具體的男性。

女權主義者們也曾長期努力通過講過自身經歷和心理感受，期待更多的普通男性可以理解女性生活中那些被男性忽略的艱難、危險、壓力，在這種努力下，男性的女權主義者在女權社群中往往也會自帶一些光環。但時間不幸證明，這樣的努力同樣收穫大量失望。

因此，越來越多的女權主義者在強調，男性註定無法真正地共情理解女性的處境和受到的傷害，「男性女權主義者」被更具負面意味的「女權男」標簽取代，其含義從「可以團結的寶貴戰友」，逐漸退化成「另有所圖僞君子」。

這種悄然發生的策略變化，是一個頑固的性別權力結構下的女權運動所要遭遇的必然。

這種策略既談不上形同保守主義的性別的隔離，甚至也說不上是放棄團結男性。它只是通過不再把男性群體作為主要的說理目標、不再把奮力自證作為主要方法，自然地篩選真誠的同路人。

首先，女性發現，對大部分男性而言，接受性別結構分配給他們的性別特權與紅利是一個「順流而下」的輕鬆選擇，並不需要特別費力，職場、社交、育兒等領域自然會分配給他們那個更容易也更有利的角色，優先錄取的男性候選人、交杯換盞間「過界玩笑」的聽衆、僅僅因為性別就被預設的知識權威、輕易即可達標的好爸爸⋯⋯抵禦這種順流而下的誘惑並有所作為是困難的，而願意去承擔這種困難的男性，極大概率也並不需要一次特別為他準備的女權理論科普去推一把，他們的性別意識也絕不會是在認識到自己也是男權社會受害者的之後才驟然覺醒。

其次，這種策略變化同時克服了過往策略中女性女權主義者們常常忽視的一種風險：進步話語是可以被學習掌握，也是可以被濫用的，一個人熟練地使用進步話語與他安然享受自己所批判的特權之間可以毫無矛盾。聲稱「男性也是父權制受害者」，可以為自己的情感背叛開脫，因為「父權制的婚姻剝奪了我的自由」。甚至「男性無法從自身體驗出發理解女性困境」這一句看似有些武斷的批評，也可以應承下來為自己進行道德免責——既然註定無法理解，那也就不必去理解，基於這種不理解的冒犯發言和男性視角，自然也必須得到原諒。

正因如此，「放棄」男性的運動策略並沒有它乍看起來那樣令人憂慮。這種策略既談不上形同保守主義的性別的隔離，甚至也說不上是放棄團結男性。它只是通過不再把男性群體作為主要的說理目標、不再把奮力自證作為主要方法，自然地篩選真誠的同路人。#Metoo的前路即使還有諸多危險和不確定性，至少參與者和支持者們將注意力和關心都漸漸收攏到了自己身上。當然，這種注意力的收攏和轉移也可能進一步引發男性群體的焦慮，向行動者質問為何不再擴大團結？為何走向更「厭男」的策略？為何運動越發窄化、只玩「身份政治」？

其實，問題的答案很簡單，這種注意力焦慮是處於男性境遇中的群體的自身議題，需要他們通過自身的思考和努力去解決：不要只問女權主義還能為你做些什麼，問問自己過去五年做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