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註】：「女人沒有國家？」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名字源於伍爾芙的一句話「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但我們保留了一個問號，希望能從問號出發，與你探討女性和國家的關係，聆聽離散中的女性故事和女性經驗。我是這個欄目的編輯符雨欣。 本期文章我們從庫爾德女性的經歷來思考，在一個拋棄了民族國家的框架下，「女性」是什麼？在「性別與民族平等」自治區中，民族主義與女權主義的矛盾是否真的不復存在？
（茉莉，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博士候選人，從事敘利亞庫爾德女性問題研究）
庫爾德這個族群被稱為沒有國家的民族；而在庫爾德地區及中東衝突中，庫爾德女性始終身處前線。對她們來說，女權是什麼？
和我們一般印象中的女權運動不同，在對抗父權制、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庫爾德女性運動呈現出顯著的交叉性。隨着1978年庫爾德工人黨（Partiya Karkerên Kurdistanê，PKK）成立與庫爾德解放運動擴大，庫爾德女性解放運動發端且不斷發展：作為庫爾德人，她們爭取民族平等、反抗政治壓迫；作為女性，她們反對性別歧視，又尋求男性戰友及當地社會對女性的尊重。
庫爾德女性運動中的「雙重鬥爭」，反映了當下圍繞「民族主義」與「女權主義」矛盾的辯論：在後殖民解放鬥爭與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女性解放」往往成為現代化與民主化標誌，是後殖民國家全民解放的重要前提。女性加入國民武裝一定程度上顯示了象徵意義的性別平等：一方面，女性與男性平等承擔軍事義務；另一方面，所有性別共同履行保家衛國的責任。
然而，後殖民女權主義與跨國女權主義則認為，民族主義存在着明顯的性別化規範，與女權主義內核相沖突。民族解放運動中的女性通常代表着和平、土地與榮譽，男性則被描繪為國家捍衛者與建設者。強調「男性氣質」的戰爭與軍國主義將會加深父權制影響，即使女性在武裝與政治抵抗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她們仍會在衝突結束後被要求回歸私人領域。
不同於中東以往的民族主義運動，在羅賈瓦革命中，女性不再是被動的文化與傳統象徵，保護土地與女性的責任不僅屬於男性。在PKK領袖阿卜杜拉·奧賈蘭意識形態及庫爾德女性日常實踐中，女性成為「自身、其他女性乃至全人類解放積極推動者」。作為羅賈瓦地區正在實施的政治制度，「民主邦聯制」並不尋求建立獨立的庫爾德民族國家，而追求建立各民族、性別平等共存的自治區，並強調女性解放是反後殖民主義鬥爭勝利的重要基石。同時，奧賈蘭提出女性學（Jineology），以此支持庫爾德女性爭取自由、平等與民主的運動。
然而，在這樣的「性別與民族平等」自治區中，民族主義與女權主義的矛盾是否真的不復存在？羅賈瓦女性是否擁有更大的自主權？
在民族與國家的邊緣上
1926年，土耳其通過《民法典》，推動性別平等。然而，相比城市上層階級的土耳其女性，《民法典》難以惠及作為邊緣少數族裔的庫爾德女性，其困境也被土耳其女權主義者長期忽視。隨着60年代土耳其左派運動興起與70年代PKK成立，庫爾德女性這個群體才逐步被納入論述，並開啓政治、社會與軍事參與進程。1971年土耳其軍事政變後，公民社會遭到嚴厲鎮壓，左翼組織被迫由直接政治參與轉為秘密活動。1973年，奧賈蘭與六位同學在安卡拉大學創立PKK前身「馬克思—列寧主義共學社」，並將招募範圍擴大至土耳其東南部庫爾德地區。1978年11月27日，PKK成立大會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核心意識形態，認為「人民戰爭」是解放「被殖民的庫爾德斯坦」的唯一途徑，強調武裝鬥爭的重要性。
這一時期，與其他民族解放運動一樣，女性解放被認為是庫爾德民族解放運動的必然結果，在黨內並未得到重視。
成立後不久，PKK在土耳其東部針對與政府合作的庫爾德地主發動首次襲擊，遭到土耳其民族主義者的強烈反攻。隨後，土耳其政府宣布在13個庫爾德省實施戒嚴。1979年，女性領袖薩奇娜·詹瑟茲（Sakine Cansız）與其他成員在土耳其東部被捕。為躲避土耳其軍隊搜捕，奧賈蘭及其追隨者逃往敘利亞。在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的默許下，PKK在土敘邊境發展壯大。與此同時，土耳其國內矛盾激化導致1980年軍事政變，接踵而至的是1980-1983年軍政府針對新生團體與政黨的殘酷鎮壓，更多的PKK成員逃亡國外或被捕入獄。1980—1982年，薩奇娜等人在迪亞巴克爾監獄進行絕食抗議。這種獄中反抗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了土耳其政府的注意力，為PKK在敘利亞的重新組織提供時間；同時，抗議也在精神上凝聚了流亡海外的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