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註】：「女人沒有國家？」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名字源於伍爾芙的一句話「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但我們保留了一個問號，希望能從問號出發，與你探討女性和國家的關係，聆聽離散中的女性故事和女性經驗。我是這個欄目的編輯符雨欣。 本期文章我們從庫爾德女性的經歷來思考，在一個拋棄了民族國家的框架下，「女性」是什麼？在「性別與民族平等」自治區中，民族主義與女權主義的矛盾是否真的不復存在？
（茉莉，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博士候選人，從事敘利亞庫爾德女性問題研究）
庫爾德這個族群被稱為沒有國家的民族；而在庫爾德地區及中東衝突中，庫爾德女性始終身處前線。對她們來說，女權是什麼？
和我們一般印象中的女權運動不同，在對抗父權制、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庫爾德女性運動呈現出顯著的交叉性。隨着1978年庫爾德工人黨（Partiya Karkerên Kurdistanê，PKK）成立與庫爾德解放運動擴大，庫爾德女性解放運動發端且不斷發展：作為庫爾德人，她們爭取民族平等、反抗政治壓迫；作為女性，她們反對性別歧視，又尋求男性戰友及當地社會對女性的尊重。
庫爾德女性運動中的「雙重鬥爭」，反映了當下圍繞「民族主義」與「女權主義」矛盾的辯論：在後殖民解放鬥爭與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女性解放」往往成為現代化與民主化標誌，是後殖民國家全民解放的重要前提。女性加入國民武裝一定程度上顯示了象徵意義的性別平等：一方面，女性與男性平等承擔軍事義務；另一方面，所有性別共同履行保家衛國的責任。
然而，後殖民女權主義與跨國女權主義則認為，民族主義存在着明顯的性別化規範，與女權主義內核相沖突。民族解放運動中的女性通常代表着和平、土地與榮譽，男性則被描繪為國家捍衛者與建設者。強調「男性氣質」的戰爭與軍國主義將會加深父權制影響，即使女性在武裝與政治抵抗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她們仍會在衝突結束後被要求回歸私人領域。
不同於中東以往的民族主義運動，在羅賈瓦革命中，女性不再是被動的文化與傳統象徵，保護土地與女性的責任不僅屬於男性。在PKK領袖阿卜杜拉·奧賈蘭意識形態及庫爾德女性日常實踐中，女性成為「自身、其他女性乃至全人類解放積極推動者」。作為羅賈瓦地區正在實施的政治制度，「民主邦聯制」並不尋求建立獨立的庫爾德民族國家，而追求建立各民族、性別平等共存的自治區，並強調女性解放是反後殖民主義鬥爭勝利的重要基石。同時，奧賈蘭提出女性學（Jineology），以此支持庫爾德女性爭取自由、平等與民主的運動。
然而，在這樣的「性別與民族平等」自治區中，民族主義與女權主義的矛盾是否真的不復存在？羅賈瓦女性是否擁有更大的自主權？
在民族與國家的邊緣上
1926年，土耳其通過《民法典》，推動性別平等。然而，相比城市上層階級的土耳其女性，《民法典》難以惠及作為邊緣少數族裔的庫爾德女性，其困境也被土耳其女權主義者長期忽視。隨着60年代土耳其左派運動興起與70年代PKK成立，庫爾德女性這個群體才逐步被納入論述，並開啓政治、社會與軍事參與進程。1971年土耳其軍事政變後，公民社會遭到嚴厲鎮壓，左翼組織被迫由直接政治參與轉為秘密活動。1973年，奧賈蘭與六位同學在安卡拉大學創立PKK前身「馬克思—列寧主義共學社」，並將招募範圍擴大至土耳其東南部庫爾德地區。1978年11月27日，PKK成立大會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核心意識形態，認為「人民戰爭」是解放「被殖民的庫爾德斯坦」的唯一途徑，強調武裝鬥爭的重要性。
這一時期，與其他民族解放運動一樣，女性解放被認為是庫爾德民族解放運動的必然結果，在黨內並未得到重視。
成立後不久，PKK在土耳其東部針對與政府合作的庫爾德地主發動首次襲擊，遭到土耳其民族主義者的強烈反攻。隨後，土耳其政府宣布在13個庫爾德省實施戒嚴。1979年，女性領袖薩奇娜·詹瑟茲（Sakine Cansız）與其他成員在土耳其東部被捕。為躲避土耳其軍隊搜捕，奧賈蘭及其追隨者逃往敘利亞。在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的默許下，PKK在土敘邊境發展壯大。與此同時，土耳其國內矛盾激化導致1980年軍事政變，接踵而至的是1980-1983年軍政府針對新生團體與政黨的殘酷鎮壓，更多的PKK成員逃亡國外或被捕入獄。1980—1982年，薩奇娜等人在迪亞巴克爾監獄進行絕食抗議。這種獄中反抗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了土耳其政府的注意力，為PKK在敘利亞的重新組織提供時間；同時，抗議也在精神上凝聚了流亡海外的同伴。
庫爾德女性運動始於獄中鬥爭，並在反抗土耳其鎮壓平民的運動中得到發展。80年代至90年代初，PKK成為最重要的庫爾德力量，在庫爾德地區對土耳其政府構成軍事與政治威脅，二者關係日趨緊張。政府鎮壓進一步激發了庫爾德群衆抵抗，許多女性加入PKK參與游擊戰，在抵抗過程中被政治化。1987至1993年，PKK女性入黨率從1%提高至15-20%，約2000人。在民族主義運動中，女性的行動常常比男性更具隱蔽性，她們也因此承擔了許多基層工作與傳達機密信息等關鍵性任務。隨着更多女性的加入，協調不同地區運動的婦女委員會與女性民兵組織得以建立，為進一步動員女性提供可能。來自不同背景的女性在城鎮與山間開展鬥爭，塑造了庫爾德女性運動雛形。
女性在鬥爭中的卓越表現促使奧賈蘭反思女性在庫爾德民族革命的地位。1993年，奧賈蘭提出建立獨立女性武裝。這一提議最初遭到黨內男性成員反對，但女性成員自下而上爭取，加上奧賈蘭的推動，黨內第一屆婦女代表大會於1995年宣布成立庫爾德斯坦自由女性部隊（Yekîtiya Azadiya Jinên Kurdistan，YAJK）。作為首支真正意義上脫離男性進行自我組織的庫爾德女性武裝，YAJK的成立標誌着庫爾德女性自治初具規模。
然而，這仍是一個內外交困的艱難時期：對外，民族解放運動仍是PKK的核心訴求，新創立的女性武裝缺乏組織經驗，在與土耳其國家機器的對抗中艱難求生；在PKK內部，「性別鬥爭」則成為日常。90年代末期，PKK中的女性成員約佔到了30%，但高層權力仍牢牢把控在男性手中。許多男性黨員仍然對女性在鬥爭中的角色與能力存在質疑，這迫使女性為證明個人能力而超越生理極限，造成不可逆的身體損傷與犧牲。
在政黨內，雙贏與壓抑
80年代中期以來，奧賈蘭意識到在黨內也有塑造「自由女性」認同的重要性。這一時期，動員當地婦女參戰的最大障礙來自道德層面，即如何維護「榮譽」（namûs），因為在傳統庫爾德社會，女性身體與貞操，與男性及家族榮譽緊密相連。在早期理論中，奧賈蘭認為這種「貞操觀」剝奪了女性的權利與地位，她們因此被關在家中、長期依賴男性，還常常面臨着損害男性榮譽的指控。只有消除這種障礙，庫爾德女性才能走出家門參與運動，將她們自己從「家庭與民族國家的雙重壓迫」下解放出來。
因此，為說服更多家庭允許女性加入運動，PKK嚴格限制男女黨員之間的情感與性關係，對女性「榮譽」的監督權也從家庭轉移到黨內。
90年代初期，奧賈蘭建立了這樣的論述：女性解放是男性與整個社會解放的先決條件。他將女性力量與母系社會傳統相聯繫，表示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女性在新石器時代擁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力，女性神明也在這一時期得到極大尊崇。因此，女性需要將自己從奴隸制束縛中解放出來，以重新發現她們內心的「女神」，而男性則肩負着「終結男性霸權」（killing the dominant man）的任務。
在奧賈蘭意識形態中，「女神」形象是去性化的，而非基於傳統的母親或照護者角色，「女性解放」則建立在為黨的事業自我犧牲之上。然而，女性轉變為「女神」的說法也存在矛盾。正如其他反殖民解放運動一樣，女性只有「去性化」、去除女性氣質之後，才能夠成為一名合格的黨員、進入政治領域、獲得職業晉升。在話語上，兩性在PKK內部被視為平等的同志，但他們所追求的「愛」，意味着對土地的保護與對自由的爭取，而其他身體或個人的慾望則受到抑制。
為動員更多女性參與庫爾德民族解放運動，奧賈蘭於1998年3月8日正式發布「女性解放意識形態」，其中主要的五條原則是：保衛生活的土地、女性的自由思想與自由意志、自我組織、奮鬥精神以及追求新的審美與道德標準。這一意識形態成為指導庫爾德女性運動的理論基礎，越來越多女性開始擔任領導職務，女性的組織與軍事能力增強、士氣上漲，推動庫爾德女性運動黃金時期的到來。這一時期，奧賈蘭總是有意識地確保女性領導人不被忽視，其與女性黨員的合作旨在實現一種雙贏：前者通過女性鞏固自己的黨內勢力，後者則通過前者的地位推動女性解放運動發展。
但隨着1999年奧賈蘭的被捕，PKK黨內出現父權思想回潮。女性代表試圖將YAJK從女性武裝改組為獨立的全女性政黨「庫爾德斯坦勞動婦女黨」（Partiya Jinên Karker a Kurdistanê，PJKK），但遭到男性領導層的激烈反對，他們認為獨立的女性政黨將削弱PKK的中央權力。經過兩年的權力鬥爭，PJKK被改造為隸屬於PKK的自由婦女黨（Partiya Jina Azad，PJA）。儘管無法獨立於PKK與男性領導層開展工作，PJA仍努力在土耳其各地開設婦女協會促進基層文化教育，為當地婦女提供少數民族權利、庫爾德語與土耳其語、婦女及兒童衛生健康、女性歷史等課程，並不斷推動庫爾德女性與其他國家及國際婦女組織的經驗交流。
拋棄nation state之後：「民主邦聯主義」與「女性學」
1999年被捕的奧賈蘭，在獄中重新規劃對於土耳其與庫爾德地區民主的願景。他意識到民族主義運動及民族國家模式的侷限性，放棄了建立獨立庫爾德斯坦的目標。受無政府主義社會生態學家默裏·布克欽（Murray Bookchin）等西方思想家影響，奧賈蘭提出「民主邦聯主義」：這是一套自下而上的社會系統，基於公民自治、直接民主、性別平等、民族平等、生態主義、多元主義等原則，在社會重建的同時發展超越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根據這一理論，PKK下屬的武裝部隊不再開展游擊戰，只行使「自衛權」。
在「民主邦聯主義」指導下，女性組織在PKK黨內蓬勃發展。2003年，庫爾德女性活動家們成立「自由女性代表大會」（Kongreya Jinen Azad，KJA）作為土耳其境內所有庫爾德女性運動組織的聯盟，為運動提供更加制度化的框架。在這一框架下，PJA更名為庫爾德斯坦女性自由黨（Partiya Azadiya Jina Kurdistan），負責意識形態指導；自由女性聯盟（Yekitiyên Jinên Azad）組織政治與社會運動；自由女性部隊之星（Yeknîyên Jinên Azad Star）是反軍國主義的自衛部隊，抵禦任何形式針對女性及危害社會解放的暴力；女性青年組織（Komalên Jinên Kurdistan）從事青年教育、動員與組織工作。通過對各類組織進行統籌、分工，KJA改進了不同領域的女性工作。2005年3月，民主邦聯主義正式被寫入黨章，成為PKK指導思想。
不久之後，奧賈蘭提出「男女共治」政策，即各級領導職位都由一位男性與一位女性共同擔任，二者擁有相同權力，這項政策後被廣泛運用於庫爾德地區不同組織與機構。同時，40%女性性別配額制也被引入PKK。然而，由於內部男性阻撓，直到2007年，黨內女性才有機會成立獨立選舉委員會、自行選擇女性候選人。
2008年，奧賈蘭通過研究女性受壓迫的歷史，總結庫爾德女性多年的鬥爭經驗，提出「女性學（Jineology）」概念作為「民主邦聯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詞源上來看，「Jineology」可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源於庫爾德語單詞「jin」（女性），後半部分取自英語「-logy」（各種學科的詞尾）。在其倡導者眼中，女性學是從女性視角還原歷史的哲學，是對男性壟斷知識生產的挑戰。同時，女性學也在探索一種新的政治實踐方式，即通過學習、討論、發展女性學，庫爾德女性運動動員更多參與者，使她們了解本應屬於女性的社會地位，一同講述被遺忘的女性歷史。
女性學對母系社會與女神崇拜作出積極評價。其歷史觀認為，人類社會至今發生了三次性別割裂（Sexual Rupture）：隨着母系社會走向尾聲，鬥爭與掠奪出現，男性憑藉身體優勢成為主導，第一次性別割裂發生。在這一時期，各地涌現出許多男性神明，取代了原始社會中女性神明的主導地位，這為男性樹立權威、奴役女性創造了意識形態基礎，奧賈蘭將這一轉變稱為「反向革命」（counter-revolution）。隨着一神教逐漸取代多神教，女性完全走下神壇，造成第二次性別割裂。男性以「至高無上的神」之名制定規則，束縛與奴役女性，將她們編織進「羞恥文化」之中。這種文化框架之下，作為權威的男性不會犯錯，而女性必須為人類災難與厄運負責。第三次性別割裂發生在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之後。資本主義割裂社會，強化社會個體間的差異與歧視。社會在剝削女性免費勞動上進行資本積累，將女性從事的生育、撫養孩子、家務等勞動定義為毫無經濟價值的工作。
奧賈蘭認為，其他社會形態都無法達到資本主義系統化剝削女性的程度，父權制壓迫在資本主義形態下達到頂峰。
由於奧賈蘭一直以來對於女性運動的支持，其作為男性領導人在女性學發展中的地位卻被不斷強調。然而，「女性學」的形成不應只歸功於奧賈蘭一人，而是庫爾德女性集體。女性學倡導者們立足於四十多年以來政治與武裝鬥爭經驗，共同書寫集體知識，尋找新的語境來理解她們正在對抗的多重困境。
早在90年代，女性就已經在監獄中進行庫爾德女權主義討論。但在該時期，女權主義被認為是與資產階級相關的外來概念，許多女性討論因此遭到否定。如今，庫爾德女性學仍有意將自己與女權主義進行切割，強調女性學是一門全新的學科與話語體系。其擁護者雖然肯定了女權主義的歷史影響與實踐經驗，但認為其仍無法擺脫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民族國家等約束，因此無法真正超越社會性別刻板印象、改變父權統治結構。
而許多女權主義學者則認為，女性學反對的是「西方自由主義女權」，而女性學本身是從女性視角出發，對第三波女權主義浪潮中出現的跨國女權主義、後殖民女權主義、本土女權主義、生態女權主義與交叉性女權主義的補充。
中東地區的女性革命：敘利亞羅賈瓦革命
「民主聯邦主義」提出後，PKK及庫爾德活動家不僅着眼於土耳其內部的權力鬥爭與知識生產，而且尋求跨國合作，推動該理論的實踐與發展。在敘利亞駐紮期間，PKK奠定了群衆基礎。90年代起，一萬多名敘利亞庫爾德人加入PKK。1999年，奧賈蘭被阿薩德政府驅逐後，追隨他逃亡的舊部留在敘利亞，並於2003年成立民主聯盟黨（Partiya Yekîtiya Demokrat，PYD）。PYD在2003-2011年間秘密發展壯大政治網絡，並在敘利亞內戰中逐漸獲得庫爾德地區政治與軍事的壟斷地位。
在敘利亞庫爾德地區，女性無論在前方戰場還是在後方建設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2011年，混合性別武裝「自衛部隊」（Yekinêyên Xweparastina Gel，YXG）成立，部隊三名總司令中有兩名為女性。2012年，YXG改組為人民保護部隊（Yekîneyên Parastina Gel，YPG），並於2013年成立了全女性武裝YPJ，共同隸屬於PYD。2012年7月後，敘利亞政府軍從北部撤軍，YPG控制了敘利亞北部賈茲拉、科巴尼與阿夫林地區，並於2013年11月宣告構建各民族平等的羅賈瓦自治區。與此同時，聖戰分子不斷涌入幷包圍敘利亞北部，並於2014年6月29日正式宣布成立IS。在軍事前線，大量庫爾德女性參與對抗IS，在科巴尼、拉卡、巴古斯等重要戰場上擊潰恐怖分子，成為女性抵抗與爭取解放鬥爭的重要標誌。在2019年3月23日佔領IS最後據點巴古斯村的戰役中，女性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戰場後方，女性根據「民主邦聯主義」模式與女性學理論建設地方組織結構與支持網絡。在女性聯合會「聯盟之星（Kongra Star）」指導下，涉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女性機構紛紛建立，其中包括女性之家與專屬女性的學院、公社、合作社。2014年1月，自治區開始實施臨時憲法《社會契約憲章》，規定「童婚、強迫婚姻、一夫多妻制、支付嫁妝、名譽殺人與基於性別的暴力（如強姦與家庭暴力）非法」、「墮胎合法化」。同時，該憲法沿用了性別配額制與男女共治政策，規定「婦女參與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生活的權利不可侵犯」，「立法議會及所有管理機構、委員會，必須設置40%的女性代表。」 2018年11月25日國際消除對婦女暴力日，「女性之家」（Jinwar）村莊正式落成，其人口由丈夫在戰爭中喪生的婦女與自願選擇不結婚以改變傳統性別角色的女性構成。
羅賈瓦革命對於庫爾德女性運動的意義至關重要，是中東地區的「女性革命」。在傳統戰爭中，女性往往承擔着後勤與照護傷員的角色，或者成為勝方的戰利品。戰爭常常被描述成「為了婦女、兒童而戰」，男性在上陣殺敵，女性在後方等待家人的歸期。然而，YPJ女兵顛覆了傳統戰爭中的性別分工與刻板印象，成為對抗「強勢的原教旨主義」男性的中堅力量，參軍成為女性追求性別平等的「重要武器」。當女性走出家門、擁有自我意識與自我賦權之後，傳統性別角色與父權制統治結構逐漸模糊，當地女性被壓迫地位得到一定程度改變。
另一方面，傳統女權主義認為，女性參軍無法改變父權社會結構、提升女性地位，因為女性的努力會隨着戰爭結束而付之東流。因此，羅賈瓦女性通過法律、政治與社會參與創新女性自治機制，防止女性在重建階段再度被邊緣化，保留女性鬥爭成果。隨着女性代表增加，女性獲得更多話語權，女性視角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得以呈現，進一步促進女性解放。羅賈瓦經驗創造了對於性別平等社會的新想象，為各地庫爾德運動與女性運動提供了新動力。
民族主義與性別化，想象與現實的差距
雖然羅賈瓦革命在女性賦權與性別平等上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但運動及社會內部與國際環境的多重困境仍在持續，庫爾德女性的雙重鬥爭仍在上演。在羅賈瓦社會內部，父權思想仍根深蒂固，尤其在鄉村地區，家庭依然對女性施加至關重要的影響，當地人難以接受女性扮演與男性相同的社會角色。
通過走訪家庭，PKK幹部說服更多家庭同意家中女性加入YPJ或其他婦女機構。然而，許多家庭的允許是基於這些機構中沒有任何男性，或由於戰爭與制裁造成的經濟困難；機構負責人也向參與者的家庭保證，加入的女性將遠離一切不符合傳統社會規範的活動，並獲得可觀的收入。同時，YPG與YPJ成員沿襲了PKK針對情感關係與性關係的規定，當地的政黨、軍隊與婦女組織取代了家庭維護女性「榮譽」的角色，以獲得保守家庭的支持。
儘管婦女組織的做法是為了適應當地情況、動員更多女性，但明確的性別隔離限制了兩性之間的正常交往，減少了男女之間進一步相互理解的可能。此外，在相對開放的家庭中，女性也面臨着來自各方面的壓迫。即使女性擁有賺錢養家的經濟實力，她們仍必須承擔所有家務勞動與養育子女的責任。結婚與生育還對女性職業發展產生負面影響，通常只有單身女性會被推薦至更高崗位，而育有多個幼年子女的女性往往無法平衡工作與家庭的雙重責任，最終選擇離職。為了在工作中得到晉升，當地女性只能選擇放棄婚育，但大齡未婚狀況又將在當地社會遭到歧視。
羅賈瓦地區的外部環境也不容樂觀，其仍面臨着土耳其、IS殘餘分子等多重夾擊。自治以來，土耳其因擔心PKK再度壯大，持續對該地區進行轟炸，並伴隨多次地面行動，大面積佔領羅賈瓦土地，對其治理與發展造成嚴重打擊。此外，羅賈瓦自治政府還指控土耳其支持IS殘餘分子活動，外交發言人凱末爾·阿基夫（Kemal Akif）表示：「拉斯艾因（Ras-al-Ayn）等敘利亞邊境城市處於土耳其佔領之下，許多前IS領導人逃往土耳其佔領區避難，並在土耳其的幫助下策劃新的攻擊，其中2022年1月針對哈塞克監獄的襲擊是2019年IS戰敗後發動的最大襲擊。」
與此同時，敘利亞政府至今尚未承認羅賈瓦自治合法性。然而，自哈菲茲時期開始，庫爾德人便與敘利亞政府保持微妙的關係，這種關係延續至巴沙爾時期。位於敘利亞北部的羅賈瓦是敘利亞政府抗擊反對派、制衡土耳其、抵禦恐怖組織的天然屏障，敘利亞政府不僅希望將YPG與YPJ編入敘利亞軍隊以加強國防力量，還想利用羅賈瓦革命成果及豐富的地區資源支持敘利亞重建。雖然羅賈瓦武裝力量是基於奧賈蘭理論中「正當防衛」的原則建立的，但長期衝突局面很大程度將羅賈瓦軍事化，這種軍事化往往對應着「男性氣質」的強調，女性與兒童則成為受害者。如果衝突一直持續，全面軍事化將再度加深當地的性別割裂。同時，面對並不明朗的外部環境，已經實現的性別平等建設成果很可能由於衝突的突然爆發在一昔之間毀於一旦。
此外，羅賈瓦革命似乎仍未真正跳出民族主義的桎梏。庫爾德女性解放運動始於PKK的民族主義動員，並在持續鬥爭中發展出「超越民族國家範疇」的「民主邦聯主義」。然而，這種意識形態仍然具有深刻的性別化色彩，進步的「自由女性」本質上代表了運動所向往的「非國家民族」式的民主邦聯實體，而這一實體在一定程度上覆刻了民族國家的想象。「女性解放」在這一實體中成為動員當地所有民族女性參與經濟與社會建設的口號，邦聯實體的利益仍被置於個人自由之上。「自由女性」形象依託於「純潔性」、對土地與人民的愛、堅定不移與無懼犧牲的奉獻精神。這也意味着，女性應該為實現該民主邦聯主體的「共同理想」讓渡個人權益甚至生命。
不過，左派人士與學術界仍對這一「烏托邦」保持謹慎的樂觀。誠然，當地男性仍保留着更多權力，周邊局勢也不會在短時間內發生變化，但女性在爭取解放與平等過程中做出的努力是不可磨滅的。庫爾德婦女解放運動確認、重現、再造了民族主義與女權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儘管可能存在民族主義與女權主義之間的矛盾，這場婦女運動在性別平等與公正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女性自治結構的歷史發展、保護女性權利的現行機制、羅賈瓦的實踐創新與庫爾德人的持續抵抗使該地區女性進一步解放成為可能。羅賈瓦革命至今僅十餘年，而這場運動仍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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