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一篇「港漂」自白書：一個移民的身份宣言

「我愛香港，我只是不太喜歡香港。」在香港生活十五年之後，我感覺這句話最能表達我對這座城市的情感。

08年懸掛九號風球的那天，我抵達香港開啟自己的求學之路。在大學站，望著風雨中飄搖、杳無人煙的中大校園，等待著那時唯一的香港朋友來接我去暫居的住處。那天彷彿是一場夢：我在曠無人煙的地方，不安地，無了期地等著我確信終究會來的人。十五年之後，我彷彿又回到了原點。

抗拒「被港漂」

08年仍是中港關係的「蜜月期」，在那時候還沒有所謂「港漂」，「中港矛盾」也尚未上升到社會議題程度。那些刻板印象、歧視、排外之類的文化差異，更因我們這些來港內地生數量倍增而漸顯得有些過時。在香港第二、三年的生活並不容易，在彼此探看的新鮮感過去之後，孤獨感、文化差異、學習壓力、語言障礙等等帶來的衝擊隨之到來，但那時我很少會將之聯繫到中港矛盾或者作為內地人被歧視，更多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的焦慮和不被理解，和我在全球各地留學的朋友更相通。

直到2011年前後，「港漂」這個字眼開始在大眾媒體中出現，到2012年呂大樂的《兩地書：港漂十味》出版，算是讓港漂的概念被普遍接納。根據維基百科，「港漂」指以各種「優秀人才」﹑「畢業生留港」計劃或學生簽證身分暫居香港，並未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而獲得香港居留權的群體。 雖然「港漂」這個標籤，使我們能與透過婚姻和依親、並在香港落地生根的傳統新移民作出區分，但我始終對港漂兩字非常不感冒。

我經歷過沒有所謂「港漂」身份的「野生」時代，那時我並沒有因為缺乏這樣一個身份形容而出現焦慮，反倒是這個標籤被安插在我身上之後，帶來了更多困擾。而且，「港漂」從「滬漂」和「北漂」衍生而來，滬漂和北漂指的是在上海和北京工作而沒有戶籍身份的群體。由於中國的戶籍制度，滬漂和北漂無論多麼拼搏奮鬥、多麼光鮮亮麗、為城市作出多大貢獻，他們以及他們在京滬出生的子女都無法獲得當地戶籍，因此才用帶有漂泊意味的「漂」字，因為他們終其一生在這座城市都居無定所。但根據香港的移民政策，所謂「港漂」在工作居住滿七年之後，就能成為香港的永久居民，享有和香港出生的居民同等權利，有那麼清晰明確的移民方案，又何來「漂」之說？更何況，如今不少已經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的前「港漂」們，還是不自覺地將自己定位為港漂，對他們來說，「漂」指的不是戶籍身份，而是文化認同或者身份認同，因此冠上「港漂」二字，就已經讓人產生永遠無法融入、此處永遠是他鄉的印象。北漂和滬漂的群體大致上背景和經歷大多相似，終極目標是希望能在大城市安家立業，但來到香港的所謂「港漂」們則不僅背景、經歷，包括他們來這裡的動機、目標、方式都千奇百怪，除了「不是新移民」之外，幾乎很難找到公約數。

這是我抗拒「港漂」的原因，因為它並不是一個自然形成的共同體，或者在形成過程中，並沒有很仔細地梳理過該共同體的認同所在，更多的時候，我們是「被」港漂的，或者諸如我來港數年，突然被告知自己應該算是港漂群體，又或者是近年來港的內地生，尚未入境就已經自動歸位為港漂了，而港漂這個名字似乎暗示著，你永遠不會屬於這個地方，你在這裡是孤獨的。

緊隨其後，以港漂為旗號的各種團體與社交媒體帳號出現，由於微博和微信的在內地的壟斷地位，幾乎每一個尚未踏足香港的內地人，一早就已經被港漂圈以及其他類似的自媒體的信息所轟炸，在尚未真正接觸香港之前，這些自媒體已經幫助他們形塑了對於香港的想像，無論是吃喝玩樂的好去處、豐富的娛樂生活、香港不同行業的生態、政治社會環境⋯⋯所以我常說，12年之後來香港的內地人，幾乎很難第一身去體驗香港的生活和衝擊，他們對香港的認知是經過篩選的二手資訊，並基建於這些預設來建立自己與香港接觸的姿態。

正是因為鋪天蓋地的港漂互助氛圍，他們即便來到香港，往往也已經被大大小小與港漂自媒體有合作關係的同鄉會、內地學生會等等組織包圍，幫助他們建立在港的人際網絡和社會關係。不少在港內地人活在一個由港漂組織所編織的泡泡中，就算他們能親身接觸香港，但他們所看見的香港已經帶著一層預設濾鏡。而在這些港漂組織背後，追根溯源，總能發現紅色資本甚至中聯辦的影子。

討厭「港漂」的稱號，正是因為無論這個稱號是怎樣出現的，最後卻成為一個偽命題，用來籠絡維穩在香港的內地人，在真實地與這塊土地發生關係之前，就已經產生此地排斥他們，他們永遠無法屬於這裡的潛意識，只能在自己人之間抱團取暖，進而導致惡性循環。而就此引申而出的，正是我曾戲稱的「港漂傷痕文學」，滿目盡是奮鬥啊，夢想啊，壓力啊，失望啊，無望啊，冷漠啊，孤獨啊⋯⋯啊！無邊無盡汪洋大海一般的孤獨⋯⋯而最後的落點永遠是自己的一腔熱誠被香港所辜負。

我痛恨這種矯情的孤獨感，卻發現正是因為我不願擁抱這種孤獨感，反而讓我變得異常孤獨。在香港人、內地人、港漂之間，沒有我的容身之地。

與身份焦慮講和，是一個人的修行

前不久，在一個皆是移民來港的群組中，大家聊起是何時產生自己是香港人的覺悟，各自都有不同的時間點，而對我來說，是雨傘運動。那是我第一次為一座城市哭泣，於是明白自己在情感上已經和這個城市產生了聯繫。雖然那時候我拿著的仍是往來港澳通行證。

但這種情感的連結帶來的歸屬感，也不過湧動一時，一如許多和我一樣支持香港的内地人，身份撕裂的痛苦和矛盾，綿長糾結到三天三夜也講不完。來港十五年，我用過許多名稱形容自己：「内地生」、「上海人」、「生於上海，現居香港」、「100%香港人，100%上海人」、「香港人」……如何看待界定自己的身份並不是難題，事實上真正的困難，在於如何向他人敘述自己的身份，並與外界賦予自己的意義上，找到邏輯自洽的共識，而往往落差就出現在這裡。

讓我第一次對自己身份產生疑惑的，是在反國教運動期間寫作了《你永遠沒有辦法叫醒裝睡的人》，此文經互聯網實名傳回内地當時最火的幾個社交論壇：天涯、人人網……於是我早早地被動地完成了「政治出櫃」。那時我聼到兩個都是負面，但卻截然相反的針對文章的評論：一位認為我是在討好香港人，另一位認為我是在操控香港人。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理解為什麽會有人這樣看待我寫的文章，我只是在直抒胸臆，難道作為一個内地生，我就不能批評自己的國家嗎？況且我所說的句句屬實。這樣訴諸動機的批判後來就更常見，包括在反修例運動中批評支持香港的内地生是有「皈依者狂熱」，都如出一轍。内地人、香港人的身份是政治的，許多人無法相信一個和自己同樣出身的内地人，竟然會充滿自信地陳述一個和大部份人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場，怎麽可能？一定是有別的原因促使她這麽做。

「政治出櫃」之後，我曾經的内地朋友開始逐漸疏遠我，靜悄悄地與我完成了「斷捨離」，直到反修例運動期間，我發現那個我從來不發表任何言論的本科校友群，不知何時把我默默地踢了出去。在反國教運動之後，有一次我回内地探望大學時最好的朋友，她見到我第一句打招呼說「你好，香港人」。我愣了一下，或許「你已經是香港人了」是一個讓他們更容易更安全地接受彼此政見差異的藉口。在政治立場先行的年代，我就這樣「被香港了」。

所以我明白很多支持香港的內地人所面對的「兩邊不是人」、夾心層的痛苦，在大陸的輿論場域中，支持香港的，就不配做大陸人；而在香港這邊，什麼是香港人，其定義要複雜、含混很多，甚至在我看來，很多時候都不是嚴肅的討論，而是一種「資格論」：憑什麼你說你是自己人？在社會運動的不同階段，隨著社會的關注和優先順序的不同，這條邊界也在不斷移動，所以才會出現今天是手足，明天是condom的窘境。所以仔細端詳，我們要處理的問題並不是「我是不是香港人」，其核心事實上是「我該如何論述自己，才有底氣證明我是『自己人』」。

就此我嘗試過不同策略，以達到情與理上的自洽，比如我不需要別人的肯定和認同，自己認定，做好自己就可以了；也曾經試過以「身份認同是透過行動建立的」來證明自己；當然我時常覺得自己能比其他內地人更淡定一點，是因為《你永遠沒有辦法叫醒裝睡的人》這篇文章，算是有足夠的「革命資本」，算是「我為黨國立過功」的一種版本⋯⋯但無論我如何調整自己的敘事和心態，焦慮始終都在，而一旦中港矛盾激化，我那苦心經營搭建的平衡就會瞬間崩盤。

而事實上，讓我更感危機感的，還不是身份認同本身，而是我們對身份認同的糾結和執著，不為他人所理解。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自然而然就是香港人，他們不需要去釐清究竟什麼是香港人－－究竟是地理上、文化上還是政治上的認同？定義香港人的邊界和內涵究竟是什麼？反正「我係香港人」，所以他們也很難明白對於我這樣的外來人，明確自己為何是香港人是怎樣的一個必要過程。就連身邊最親密的人也無法明白，我和朋友都有過類似的體驗，中港矛盾激化時，自己已經焦慮到近乎歇斯底里的時候，並非內地人的伴侶只會覺得我們是「庸人自擾」。

讓我們難以和自己講和的，是「資格論」帶來的焦慮，這讓我們總是在自我審視和被審視的目光之下，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並沒有話語權，只能不斷自證。直到很後來，我才明白，身為在香港的內地人，如何調節心態，不被「資格論」綁架，是一個人自己漫長的修行。當感到被排斥、被懷疑、被不信任的時候，躲進「香港人排外」、「香港人永遠不當我們是自己人」、「香港人格局太小、還是大陸文化跟我們最親近」等既有敘事當然最容易，但只有自己走過這條不斷自我懷疑、自我崩潰、自我建設的路，才會發現自己在這個過程中，事實上學會的是如何和自己、和社群相處，而那段敘事或許含混不清，邏輯並不自洽，但這並不重要，它只屬於你一個人。

來到19年後，我發現自己在這方面的焦慮幾乎已經淡去，我想除了我終於用好幾年的時間走完了這條修行之路，或許更是因為「資格論」從來不只針對內地人，在香港運動的內部派別之間也常常用「資格論」彼此討伐。然而隨著反修例運動的結束，國安法通過，民間組織紛紛解散，移民潮出現⋯⋯如今誰也沒資格說誰有資格沒資格了，同學少年都一樣賤。

前不久，我和一個來自廣東的朋友在深水埗的一家茶餐廳吃飯，席間自然用大家最習慣的普通話聊天。飯後買單的時候，一位坐在我們旁邊一直都一言不發的大叔突然開口嗆了我們一句：「You shouldn’t speak Mandarin, you should learn the language here, it’s Cantonese.」我和朋友相視一笑，一言不發，便走了。

有時我都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折騰那麼多，硬是要摸索出這條和自己，和這座城市講和的修行之路。或許，這就是愛吧。

是香港，讓我成為一個女權主義者

我一個同樣來自內地的朋友是這樣形容與香港共情、至今仍留在香港的內地人：We came here for a reason。我深有同感。正如《內地來港青年：直到2019運動爆發，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成了「香港人」》中提到的那樣，每個來到香港的移民，或多或少都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或者理想，才會背井離鄉，也正是因此與香港初接觸的時候，必然會帶著一層粉紅色的濾鏡，把香港想像得太過理想，而在與現實碰撞之後，才發現，此處並非佳園。

在內地家庭教會長大的我，從來就對這個紅色政權沒有好感，「反共」幾乎是一種本能，也正是因此香港吸引我的魅力，是在我想像中，這是一個對基督教沒有敵意，更能自由研究教會史的地方。自由，是我來到這裡的理由。

但很快我發現，在呼吸自由空氣的同時，這裡卻有更多的不自由和枷鎖。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大地產商和連鎖商的壟斷以及整齊劃一的「中環價值」，只讓我感到窒息，無怪乎我曾笑言，來香港之前我們都是資本主義者，但反倒是來到香港，我們都被逼著成為了社會主義者。於是我也質疑過，香港真的有那麼好嗎？還只是想像中的香港比較美。

如今回望，我意識到這種「不自由」，其實正是因為這裡的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保障了我能更透明地了解社會的貧富不均、貧窮問題、社會種種弊病，而沒有言論審查更讓線上線下的聲音更多元，這種碰撞交鋒其實給了我認真思考的機會。如果說曾經「自由」對我而言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正是在求同存異的過程中，我更清楚自由並非泛泛而談，是可以實實在在地落在一個個具體的議題上，無論香港有多少我喜歡的、不喜歡的，其實都讓我更明確勾勒出我想要的一個真實的自由生活的畫面。我常說，「反共」在來香港之前，對我而言只是一種gut feeling，但是在香港或許最初讓我感到充滿挫敗的生活中，透過辯論、爭吵、反身性的思考，我才把這種gut feeling縷清楚。這種真正的政治思考和對話，正是在內地時我所缺乏的。

而種種不自由中，恐怕貫穿始終的，可能是我作為大陸女性所感到的不自由。

在內地，生活在一線大城市、受過良好教育並且在一個家庭校園相當開放平等的環境中成長的我，從來不覺得受到過什麼性別歧視，或者有些性別不平等正因為在社會中已經成為常態，也被我內化為理所當然。我一直笑稱自己長到二十幾歲從來沒有感受到性別歧視，但來到香港之後，我才驚覺，我對女性處境的認識，只是因為無知和特權。

第一次讓我感到不舒服的，是我當時的一個內地朋友想給我介紹對象。她說對方是一個香港本地人，但因為有眼疾所以很難找本地女朋友，因此他想找一個內地女朋友，雙方條件會更對等。我過了很久才反應過來，難道內地女性身份在香港等於是一種殘障？還能夠這樣對等交換？讓我驚詫的不僅是那個我從來沒聯繫過的香港人會有這種想法，更因為我的朋友作為一個內地女生，竟然毫不質疑地接受了這種歧視想法。

一但潘朵拉的盒子打開，我就開始不自覺地注意到身邊無處不在的歧視。

首先是對大陸女性一種特別的凝視，早在「蝗蟲論」之前，大陸女性就已經被視為在香港婚戀市場上搶奪本地女性資源的侵略者，「北方佳麗」的刻板印象，讓大陸和女性這兩個字放在一起，就產生了一種物化和性化的想像，我也曾遇到不加掩飾當面表達大陸女性有種「特別韻味」的言論，說者並不覺得是性騷擾和侮辱，反倒認為是一種讚賞。

再者，在我初來香港的幾年，衣著幾乎成了一個極大的難題，我不願意被人一眼就認出是大陸人，無論行為舉止都盡量入鄉隨俗，甚至到了小心翼翼的地步。但仍舊試過被本地人評頭論足，「一看你的打扮就知道你是大陸人」，或者對我的同伴說出「你的打扮好香港，完全看不出是大陸人」這樣的讚賞。即便知道對方可能只是無心，但心中仍有不快，而更讓我不滿的是，大陸男性卻似乎完全沒有這個困擾，不管來港多少年，不少人都理直氣壯地「做自己」，不僅少有人如此打量評判男性，而他們自己也根本無所謂，繼續保持著全方位不修邊幅的風格。這讓我感到這個社會對女性的嚴苛與挑剔，更不得不留意到，兩性在面對外界的眼光時，是從小的規訓讓女生更容易反躬自省，總是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後來我開始和香港男生拍拖，在親密關係中，我並沒有遭到不公平的對待，但旁人細微處的表達常常讓我感到不是滋味。比如有長輩在吃飯的時候，知道我們有結婚的打算，立刻就笑著說，「是啊，結婚之後就可以拿探親簽，再過七年就可以拿到永久居民身份了，大家都是這樣的嘛。」事實上，在那段日子，結婚總和我的永久居民身份掛鉤，就算這不是我結婚的主要目的，但也像是主要收益，我一度氣憤到決定就算住滿七年都不換永久居民身份，只是為了證明我在香港生活、和香港人結婚，不是出於功利，為了貪圖三粒星，更不覺得三粒星對我來說是一個多麼求之若渴的寶藏。

隨著香港社運風起雲湧，以及內地聲音的加入，自然身邊都有人好奇我是否因為來到香港，才完成政治啟蒙，成為了覺醒的人。對於「被洗腦的內地人來到民主自由的香港，被啟蒙而痛改前非，加入「香港民主教」這樣的論述，已經足以讓我嗤之以鼻，而一但加上中港婚姻這層關係，作為支持香港民主的內地新娘，聽上去就像是聖經中的喇合、路得——身為異教徒卻被真神信仰所打動，因而背叛了自己邪惡的民族，轉而投奔以色列人和他們的信仰，終於得到救贖和接納。多年前劉進圖曾在一個講座中提及中港婚姻為何不能成為轉化內地人政治思想的場域，反映的正是這種思維。用雄性在床上征服雌性，來體現香港人對大陸人的教化，正因為我明白持有這種看法和言論的人，都是出於一片好意，更讓我感到香港是一座多麼厭女的城市。

無論是早期的「北方佳麗」，還是後來的為永居而結婚，再到因為嫁給香港人而民主意識覺醒，這些慣性思維中，女性永遠是沒有主體性的工具和他者，只是用來承載當時香港處境之下所需要的一套敘事，而無論是惡意和善意的敘事，毫不意外地，女性都是最就手也最能表達自身焦慮或訴求的那個棋子。

曾有人問我，是怎麼成為一個女權主義者的，正正是這些日常生活中、在最細微的地方自然流露出來的厭女氣質，它把我架空，讓我束手束腳，我發現，要在香港獲得本質上的自由，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厭女。香港沒有讓我成為民主鬥士，卻讓我成為女權主義者。

療傷的同志情誼：原來你仍在這裡

反修例運動之後和疫情期間，整個香港都瀰漫在一片無力、憂鬱以及怨恨的低氣壓中，我也不例外。整整一年，我的生活只剩下行山、刷劇和打邊爐。當然也有一班立場相似的老朋友時常圍爐，但漸漸地大家關注的話題開始產生分歧——面對挫敗感總要找到出路，而曾經的同路人都各自作出了最適合自己的選擇。

事實上，這種不知不覺分道揚鑣的體驗自從我來到香港就不斷發生，曾經的同窗選擇離開香港回了大陸逐漸不再有共同語言，面對政治議題更是如此，從反國教開始，雨傘運動、魚蛋革命、香港人主體意識的浮現，再到反修例，每一個節點，同樣來自內地的同僚之間，都在檢視、討論自己的政治立場和理念，贊同或者不贊同運動，對運動的方式有多少程度的否定、保留或者接納。即便自視局外人，身處香港的內地人都被捲入漩渦之中，而就算並非刻意表態，政治立場或意見分歧總不能掩飾。反國教時，我身邊的內地人仍以支持為多數，而自從雨傘運動開始，隨著行動的愈發激進和本土意識的抬頭，我眼見著曾經的同路人因著不同的原因，或者是不贊同暴力，或者是不贊同立場先行，又或者是厭惡本土意識更勿論對「香港獨立」的嗤之以鼻⋯⋯一個個逐漸離場，並對香港政治敬而遠之。到了後反修例時代，我似乎終於到了失去最後一個同道的時刻，只留下孤零零的一人，在荒蕪的原野上，不知為著什麼而堅守。被遺棄的感覺，對於我來說，不只是移民潮，而是貫穿在我的整個香港生涯中。

然而另一方面，不知不覺中，從網絡上零星交流開始，再延續到線下，我發現自己逐漸多了許多新朋友，有香港人也有和我一樣內地背景的，雖然相識甚短，卻一見如故，皆因為大家是在一個頻道上的人。相熟之後，我才知道，我原以為是我幸運地闖進了一個早已形成的趣味相投的團體，但事實上大家在反修例運動前也有各自更親密的小團體，或因工作緣故，或因運動緣故，而正是在反修例運動之後，當整個社會被打得四散，我們這些游離的原子都在各自尋覓，然後出於種種機緣巧合，才彼此相遇更凝聚在了一起。

我不知該如何形容這兩年收穫的這些友誼所帶給我的撫慰和欣喜，生來內向的我，從未能夠如此地坦然做自己，並深深確信自己被愛著。如果一定要形容的話，我想大概只有張愛玲的那段名言：「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

在這硝煙未散的戰場上，我不想用「去蕪存菁」這樣帶有道德判斷的詞彙，去形容這份彼此療傷的友誼。，更恰如其份地說，一路以來與香港命運同沈浮中的思考和行動，讓我們更清楚自己是誰、要的是什麼，這大概就是所謂的「革命友誼」——我們選擇繼續戰鬥，並對未來始終保持積極的盼望。

Immigrants, we get the job done!

這段日子和朋友們重溫了兩次百老匯音樂劇Hamilton，第一次聽這部有關美國獨立戰爭和國父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故事的饒舌音樂劇，我就感到與香港無比契合。比如劇中英王喬治三世向北美革命者唱的「You’ll be back」簡直可以稱為「習大大之歌」：

「你會記得自己是屬於我的……迫不得已的時候，我會殺掉你的家人朋友，提醒你我有多愛你。」。

劇中同樣有著推翻殖民或者內部殖民的統治的驅動力，例如「My Shot」裡唱的：

「我們本來就是獨立運行的殖民地……他永遠不放他的後裔自由，那麼這個世紀必將迎來一場革命！」。

當劇中的國父們為友誼舉杯的時候，我們也感同身受地在螢幕前碰杯高歌：

「舉杯敬自由，無論他們說些甚麼，誰都拿不走的自由……為我們四個人舉杯吧，明天還有來者，他們會訴說我們今晚的故事。」。

正如同來自加勒比海的移民漢彌爾頓一樣，我們都「not throwing away my shot」（沒有丟掉我的機會）；而「I’m just like my country, I’m young, scrappy and hungry」（我就像我的國家，我年輕﹑鬥志旺盛，充滿渴望）也是我們的信條。更不用說那句約克鎮戰役之前的「Immigrants, we get the job done」－－每次喊出這句振聾發聵的宣示，都將此刻無論是對時局、對身份認同還是對前景的晦暗一揮而空。與二百多年前國父們的隔空呼應，將我們這些異鄉人的身份焦慮轉化為賦能。是啊，移民從來就是開荒者，從無到有開拓、建設自己的生活，當人們看到的是一無所有、化整為零，移民看到的是創造與發掘的無限可能，是將自我實現與這片荒土的命運結合起來的使命。在時時被唱奏「禮崩樂壞」的香港，事實上，每一個選擇留下來的移民，需要的是更強大的意志和更堅固的理由。

前不久，我在推特上遭遇了一起經典的被香港網友網上欺凌的事件，起因只是因為我聽說了一個香港的小趣聞，然後不帶任何評價地在推特上陳述出來，說覺得很有趣。起初有些香港網友表示並不知道這件事，進而開始有網友認為我所講述的趣聞，顯示香港人小心眼以及精明，基本上是負面形象，並進一步認為我是故意虛構事實醜化港人。輿論在此時開始失控，除了指責我對港人居心叵測，很快就有人透過我的推特帳號（本人姓名的漢語拼音）推測我是一名大陸人，於是一條刻板印象的邏輯鏈已經自由滑坡而成型：即我作為大陸人，不可能了解香港，但透過虛構事實來奚落醜化港人，所以我是一個惡意滿滿的大陸人。面對鋪天蓋地的咒罵，心裡沒有不舒服是不可能的，但解釋趣聞來源的可靠性、也有香港人有相似經歷、自己來港多年或者對香港的立場態度，我自知是無濟於事。最後，我在一則嘲諷我的推特帳號、並說「哪有香港人用這樣的拼音」的貼文下留言：「我去入境事務處把我身分證上的英文名改成粵語拼音也不是什麼難事，更何況修改一個推特帳號，但我堅持保留這個拼音，就是因為我希望有一天這裡成為一個不會因為姓名拼音不同而遭受歧視的地方。」

正如國父們不分出生於美利堅與否，作為來港十五年的人，時至今日面對當下的香港，我已經徹底沒有了「分別心」，那個曾經我嘗試融入、被排斥、與之糾結、大肆批判的香港，還存在嗎？如果大家都說「香港已死」、「香港變了」，到底這裡還有什麼剩下？此地究竟還是香港嗎？又或者還是否一個確實可定義的存在呢？摧毀或許帶來的是破壞，但破壞過後的空白蒼涼，卻是充滿模糊性的，但在模糊中，就能生長出可能。我看到的，也許是更有性別意識的可能、更平等多元的可能、對待基層更友善的可能、更具國際視野與弱者共情的可能、更堅韌不屈而充滿幽默的可能⋯⋯總而言之，一個全新的香港的可能，而這其中，有我的一份貢獻。我如此成了香港人，亦如此造就香港。

此刻的香港，或許是一座咆哮著狂風的空城，是一片殘壁斷垣的廢墟，而站在廢墟上的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