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中國做獨立記錄，李維坦誠會陷入巨大的無力感，有時甚至會懷疑拍下去的意義。2022年11月，《塵默呼吸》入圍第59屆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項，李維說這是一份鼓勵，但更重要的意義是讓這個群體被更多人認識——即使人們不是馬上看到影片，但至少會google一下，「塵肺病」是什麼？

少年鋒芒，想要告訴全世界我的想法

「當時20歲，就是那種創作者的表達欲，非常鋒芒畢露，迫不及待想要告訴全世界我的想法。」

李維皮膚黝黑，長相老成，很難猜到他是90後導演，今年28歲。他說這些年自己變化頗大，洗掉了剛入行時的天真和鋒芒畢露。

他在重慶豐都長大，父母忙碌，他從小交給外公、外婆照顧。外公是公務人員，關心時政，每天看報讀書，李維耳濡目染，也愛看新聞，關心社會問題。如同不少理想主義少年，他一度夢想成為記者。高中一年級那年，外公去世，李維內心震盪。

「我坐在教室裡產生了巨大的懷疑，我到底在做什麼？」他想加速長大，儘快做自己想做的事，於是從高一跳級到高三，想快點參加高考。不料被人舉報，說他違規跳級，也因此無法報名參加高考。年少氣盛，他索性退學不讀了。

家人還是希望他走尋常路，又想方設法為他取得了四川一所大學的入讀資格。他至今搞不懂那到底算旁聽生還是什麼，反正很少去上課。「去上課也是為了看看老師傻不傻」，他幽默總結。那幾年，他自己在家看書，看紀錄片，印象最深的是艾未未導演的紀錄片《老媽蹄花》（2009）。

「原來紀錄片還能這樣拍，埋下了一粒種子，好像可以做點什麼事情。」

2014年，一個熟悉大涼山的朋友推薦他去大山裏走走，他爽快去了，在朋友介紹下認識了村子裏唯一會說普通話的彝族男人蘇甘以布。兩人一聊數小時，後者的經歷讓李維著迷。

根據蘇甘以布的講述，他們家以前是彝族中的貴族，1950年代共產黨打到當地，他的父親帶著當地人對抗共產黨，最後被關了十幾年。出獄以後天翻地覆，他們淪為貧窮人家，甚至不能讓孩子上學，蘇甘以布因此不識字。父親最後鬱鬱自殺。蘇甘以布16歲就外出打工，學會了說普通話，中年後返回村子。

李維決定要記錄蘇甘以布和當地人的狀態。他在掛名的大學借了一部攝影機，一個人住進大涼山，「蘇甘以布家有三個房子，一個他和媽媽住，一個是豬圈，他們讓我在另一個空房子裏搭帳篷、睡睡袋。」

當時他還沒系統學習過怎麼拍攝，怎麼剪輯，乾脆邊做邊學。

在大涼山，他把鏡頭對準村子裡的鄉村小學。當地老師不足，全靠外地來的支教老師，蘇甘以布喜歡去村小旁聽，學識字；自從村子2012年通電之後，他家裡也有了電視，他愛看新聞聯播，欣賞畫面中頻頻出現的習近平。

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空，蘇甘以布對許多問題都有自己的想法，他覺得當地搞不好是因為地方政府的問題，「上面是很重視少數民族的」，他又覺得如果自己可以去村裏當官，一定會做得更好，卻苦於沒有門路。這些想法和支教老師們的認知形成反差，一個老師說，他知道中國政府「拿很多錢去非洲」，「如果非洲的人知道我們還有這麼多窮苦娃，一定很驚訝。」

「在這個一年幾乎365天都只能吃土豆的地方，宣傳工作已經深入到一個個毛細血管。」李維說。在粗糙的鏡頭背後，他感受著最底層的中國，當地人的貧苦、鮮活和純樸以及權力的無處不在，一切一切都讓他震撼，他急切地想把所有呈現給觀眾。

「當時20歲，就是那種創作者的表達欲，非常鋒芒畢露，迫不及待想要告訴全世界我的想法。」他會和蘇甘以布辯論問題，氣得蘇甘以布大喊要殺了他；拍攝到蘇甘以布的母親病重吐血時，他在鏡頭後一直哭。

這部紀錄片名為《飛地》，是李維的第一部作品，其中充滿了對話、訪談，觀點的呈現和交鋒，熱鬧而真誠。在他的感受中，貧瘠的大涼山就是中國的飛地，而支教老師來來去去的山村小學，又是大涼山中的一片飛地。

2016年，這部年輕導演的處女作奪得北京獨立影像展最高獎「獨立精神獎」。這個獎項過往常由資深導演斬獲，包括黎小鋒《遍地烏金》（2011）、艾未未《平安清樂》（2013）、胡傑《星火》（2014）。

李維當時對於獲獎非常興奮，他一腔熱情，對獨立紀錄片行業還沒有完整認知。只是從各種新聞得知，整個行業正面臨壓力，三大獨立影展之一的雲之南獨立影像展2013年之後已經停辦，只剩北京獨立影像展和中國獨立影像展在苟延殘喘。後兩者隨後也先後停辦。

「現在回想，其實非常惶恐，當時的作品其實沒那麼好，還是很粗糙、幼稚的表達。」李維說。但年少鋒芒包袱少，他就這樣一頭扎進獨立影像紀錄的世界。

聽陰影下的人們竊竊私語

「奇怪的不是他們而是我，我才是這個社會的異類。」

《塵默呼吸》出奇的安靜，幾乎沒有訪談。

李維說，他選擇把大章「懸置於中間」，拍攝被塵肺病所掀動的周遭一切：三個還不太明白發生了什麼的孩子，每天照料大章和孩子吃喝的年邁父母，偶爾來探訪的鄉村醫生大禹，村子裏靜靜談論悲劇的鄰居們⋯⋯苦難平靜地行走於日常，即使中間老父親中風，大章的哥哥在外打工時突然心梗死亡，人們也是隱忍著應對，照料病人，辦理喪事。

「這樣的意外、死亡對他們來說並不陌生，很多農民工外出打工時都會出事。」李維說，大章一共四兄弟，四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塵肺病，大章最重，其他三兄弟較輕。

「在中國，其實你把塵肺病換成其他的病，他們的生活狀態也是一樣的。我們有一個更巨大的東西籠罩在那裡。如果他們統治這個國家的底層邏輯不變的話，那麼下面的東西都不會變。」李維說，此刻他想要拍出巨大陰影之下，普通人的一種生存狀態，「他們拋開了所有怨言，不會去探究我為什麼是這樣。他們只是想要活下去，要一種簡單的正常的生活。」

拍攝手法的微妙轉變，來自於他這幾年的經歷和感受。

《飛地》之後，他先投入另一個計劃，拍攝自己的兒時玩伴。大家都成長於重慶豐都，有的早於幼兒園已經認識。2016年開始，李維拿著攝影機天天跟著這群同學。

「大家每天都是在網吧在牌局在打台球，都沒有什麼壓力，每天最苦惱的事情就是第二天去哪裏玩。」有一年多時間，李維常常跟著他們拍，也和他們聊社會聊政治。一開始他總是想為什麼大家每天幹著這麼無聊的事，他也想把自己對於社會問題的觀察和他們分享，卻怎麼說也影響不了大家。

「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奇怪的不是他們而是我，我才是這個社會的異類。我說服不了任何人，包括我的同學。」李維說，他的表達欲漸漸退卻，安靜地紀錄這群同學的變化，後來大家開始謀生，有人做起了小額借款，在P2P暴雷時輸得慘烈，有人負責幫富士康等大型工廠招工。

他看見「中國社會巨大的變遷落實在具體個人身上一些翻天覆地的變化」。

「如果你永遠恪守一個風格或手法，那你可能對不起他們交給你的故事。」

他所在的行業也在急速轉變。獨立紀錄面臨越來越多的壓力，籌措資金和尋找放映渠道愈發不容易。他嘗試走出去，把港台作為作品的一個出口。

香港獨立電影導演曾慶宏表示，香港各類電影節對中國獨立影像作品而言，以前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把中國的獨立作品推向世界，包括香港獨立電影節、香港國際電影節、「采風電影」所主辦的華語紀錄片節等。「包括賈樟柯的早期作品，也是通過香港走出來的（註2），還有台灣的一些作品。香港曾經把許多華語獨立作品帶給世界觀眾。」曾慶宏說，不過近年香港自由邊界也經歷了收緊，「不知道紅線在哪裡」。香港獨立電影節、華語紀錄片節已經停辦，目前只剩香港國際電影節，而入選香港國際電影節的中國獨立作品也越來越少。

2016年，《飛地》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放映。2017年，台灣金馬獎期間，李維也在台北參與活動。

就是在那一年，他一邊與許多參與金馬獎的電影人聚會聊天，一邊刷著手機上北京「切除低端人口」的新聞。突然，朋友傳來訊息，他早前跟著大愛清塵走訪時、在陝西跟拍過的一個塵肺病人去世了。

「當時處於金馬獎那樣一個虛幻的場景，每天觥籌交錯，討論電影，討論紀錄片⋯⋯我覺得自己必須要做一些什麼。」回到大陸，他開始透過NGO到處尋覓願意被長期跟拍的塵肺病人，最終認識了大章一家。

集中跟拍的時間長達半年，李維每個月至少去大章家裡住一週多，從2017年12月一直到2018年夏天大章去世。他沒有長時間的開機拍攝，更多的時間花在感受、等待，以及與孩子們的相處上。某程度上，對世界仍然一知半解的孩子才是這部紀錄片的主角。

與《飛地》相比，《塵默呼吸》展現了更自然的手法，導演更渾然一體地融入大章一家所在的場域，偶爾出現導演和孩子們的提問或對話，也並不突兀。李維說，他仍然大致沿襲「牆上蒼蠅」的直接拍攝手法，但並不拘泥，也不追求絕對的客觀，他認為紀錄片的技藝，應配合不同題材而不斷作出轉變。

「如果你永遠恪守一個風格或手法，那你可能對不起他們交給你的故事。」李維說，與技藝相比，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看待人，「底層邏輯就是我是怎麼看待人的⋯⋯我感覺大家在中國好像都沒差，雖然可能階層不同，但我們的認知都是被一個巨大的東西所左右。」

而他所在做的，就是和大家一起行走於一個昏暗的夜晚。

「我走在時代昏暗的夜晚，看不到前方是光明還是黑暗，我在聽身邊的人竊竊私語，在陰影下竊竊私語。」

紀錄片是一場關於信任的實踐

《塵默呼吸》在一些中國電影院悄悄放映時，李維跑了很多地方和觀眾見面，做映後談。每一場都要記得提醒觀眾，不要在網絡上分享自己參加了放映。

中國大陸的空間急速縮小，他和製片人也努力嘗試把作品推向西方和港台地區。《塵默呼吸》的出品方是美國、法國和新加坡，投資人均是華人，包括一些有海外經驗、支持文藝作品的中國人，不過公司都設在外國。

「出品國不是中國，法律上我們去參加海外的電影節和放映，就不需要問電影局。當然這還是一個模糊的地帶，如果它（政府）想要搞你的話，還是有千千萬萬種方法。」李維說，不過在中國搞放映，還是需要獲得電影局的「龍標」。

獨立紀錄就是在這樣充滿風險的不確定地帶走鋼絲，一邊是中國陰暗不明的紅線，另一邊，變幻的國際格局和兩岸形勢又吹來更多風險。

2022年考慮是否報名參加台灣金馬獎時，李維也有猶豫。自從2019年中國國家電影局宣布暫停大陸電影和人員參加當屆金馬獎後，儘管此後沒有明文禁止，但主流電影和人員已經甚少現身金馬獎。反覆考量之後，李維和製片人還是打算試一試。在此之前，《塵默呼吸》也參加了2022年5月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李維認為，港台仍然是中國獨立紀錄的重要出口，但他也觀察到，大家近年對中國特別是中國底層百姓的故事，興趣缺缺。不久前去台灣參加金馬獎時，他感覺大家的目光更多聚焦在本土。

「這幾年香港會播放中國獨立紀錄片的很多平台、空間都沒有了，我自己近年也有點不知道中國內地有什麼獨立作品。」曾慶宏說。

「對比歐美，港台更重視中國是什麼樣子，但可能這兩年也沒有那麼關心了。經常跟台灣、香港朋友聊天，知道他們不那麼喜歡中國，也自然不那麼想去了解。而且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問題，誰真的有興趣去了解中國底層是怎樣的？我覺得是很難的。」

他也理解香港自由空間不斷收緊，預料此後紀錄香港和大陸的獨立題材都不容易找到空間。《塵默呼吸》也一直尋找在香港院線上映的機會，但暫時沒有明確。

「這幾年香港會播放中國獨立紀錄片的很多平台、空間都沒有了，我自己近年也有點不知道中國內地有什麼獨立作品。」曾慶宏說，變化在港區國安法落地後尤其明顯。

然而，相比制度的壓迫，李維更失望於社會的氛圍。在大陸和觀眾們交流，他總感覺討論「有些失焦」。大部分觀眾的提問集中在片子的藝術和技巧，話題鮮有觸及塵肺病背後的社會問題、體制問題。他說不清楚這是大家的自我審查還是什麼，但在放映重重受限的當下，這些失焦的討論又進一步加重了他的無力感。

他忍不住想問，紀錄底層中國的作品，到底能帶來什麼影響，但轉瞬又自嘲，今天談論改變世界的理想說起來好像有點可笑。

「就是你想要通過這個職業去做一點什麼，對這個社會真的是起到一些作用⋯⋯但好像現在這個東西也被污名化。至少我覺得在大陸，在廣義的知識分子或者藝術家層面上，很多人現在都羞於去提起這點。」李維說，「但我相信很多創作者的內心，多多少少都還是會有這個東西。」

一邊說著無力，一邊還不斷想到各種新念頭，新嘗試。李維說，對抗無力感的最好做法就是「繼續工作，繼續工作」。

和許多創作者一樣，他接商業拍攝來養活自己，同時還在繼續跟拍一群同學的生活，另外他也在緊鑼密鼓地為下一個拍攝題材做準備。

他透露自己正籌備一部關於在緬甸的中國人的紀錄片，但風格和手法大拐彎，希望探索更劇情化的操作，更精良的製作，甚至把作品推向國際流媒體平台。朋友們笑言他這是「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他卻輕鬆不介意，認為當下創作者就是要勇敢進行各種嘗試。

紀錄的意義是什麼？或許這是一個紀錄者一直自省但永遠沒有簡單答案的問題。李維說，即使到最後，不能為社會帶來什麼改變，但至少拍攝紀錄片的整個過程，也是在做一場關於人與人之間信任的實驗。

李維說，紀錄片工作者需要不斷努力，去和受訪者達成一種信任，而這個過程是持續動態的。「即使最初和他們達成了協議和信任，但中間也可能會有各種疑慮，就要靠（導演）不斷的行動來消除種種疑慮，這不是法律能夠解決的，全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即使簽了法律協議，對方中間不想拍，或者最後不想放映了，那也沒辦法，就做不下去了。」李維說。

過去多年，他幸運地獲得了大章等家庭的信任，但也被不少人拒絕過，例如他曾經想拍攝的民營企業家。而此刻他正在拍攝的同學故事，未來可否繼續跟拍和放映，也是一種未知數。

「拍紀錄片也是在中國做一場關於信任的實驗。看人與人之間能否建立某種足夠的信任，讓我深入受訪者的生活，紀錄和拍攝，這場實驗我還在進行中。」李維說，行走於巨大陰影之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彌足珍貴。

註1：根據公益組織「大愛清塵」2014年《中國塵肺病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估算中國約有600萬塵肺病人，其中死亡率達到22.04%，該報告當時估算中國塵肺病人每年新增2萬例。

註2：《電影的口音：賈樟柯談賈樟柯》，P205， 「後來我們有個同學說香港有一個獨立短片的影展，就推薦這個影片去了香港。有一天聽說他入圍了，我就去了香港，《小山回家》獲得了那個比賽最佳的劇情片。也就是在那個香港的短片展上，我認識了非常重要的兩個合作者，一個是攝影師余力為，一個是製片人李傑明。我們決定一起拍片子，這樣才有後面的第一部長片《小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