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英雁，自由撰稿人，關注海巡執法、國防軍事、歷史研究）
「所有戰爭都會打兩次，第一次是在戰場上，第二次是在記憶裡。」
2023年春天，台灣「迷走工作坊」改編自同名桌遊的《台北大空襲》電玩，在眾多愛好者累積的長久期待下，終於順利上市。二戰期間盟軍空襲台灣各地的歷史（包含1937年蘇俄志願軍空襲台北、1943年中 - 美飛虎隊空襲新竹飛行場），再次掀起討論。而預告片裡的上述引言，出自2016年南加大教授——越南籍作家阮越清——《不朽：越南和戰爭的記憶》書中名句，則恰如其分的為這段過去作出註腳。
回首前塵，二戰期間同盟國（以美軍為主）轟炸台灣的集體記憶，確實曾經在戒嚴時代（1949-1987）遭受漠視，直到1987年台灣解嚴後，才重回文藝創作與學校教育的領域，逐步取回話語權，並在近年來得到較多的關注。在《台北大空襲》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此時此刻，如果只用平庸的「黨國洗腦」二分法來理解這段從遺忘到復興的過程，其實是很可惜的。
大中華史觀忽略台灣，歷史老師自己也沒觀念
1945年終戰、國府來台，彷彿成了一條禁忌的界線，在此之前的台灣史，無論好壞功過，包括二戰同盟國攻擊台灣的內容完全空白。
1998年，台灣流行歌手伍佰（吳俊霖）推出歌曲〈空襲警報〉，描述美軍二戰轟炸台灣，批評「這款的代誌，學校攏無提」。出身嘉義鄉下的伍佰，生於1968年，在他成長的戒嚴時代，學校教育確實不曾著墨台灣二戰空襲史。不提，是因為立場的隔閡；隔閡的來源，可追溯自1895年日、清兩國簽訂《馬關條約》，讓日本合法統治台澎，甚至在1930年代開始侵略中國後，也將台澎人民拖入戰事裡，淪為同盟國砲火相向的敵區。
從1895年到1945年間，中華民國所統治的中國大陸、日本殖民統治的台澎地區，各為其主，產生了相異的戰爭記憶。中國來台的軍民，經歷「對日抗戰」，背負著在神州大陸流浪逃難的傷痕，心中的戰爭陰影是「鬼子」飛機與日本皇軍。至於台澎民眾同樣被戰爭波及，經歷的卻是「大東亞戰爭」的軍國主義宣傳、募兵、物資配給與徵伕從軍，噩夢的內容是戰爭後期「疏開」時美機的轟炸火雨。
曾經由命運擺布，互為寇讎，又在戰後被倉促劃入同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下，這樣的記憶差異，原本可以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互相理解、互愛重生，偏偏隨著國共內戰失利、國府退守台灣，先後頒布《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與《戒嚴令》，失去了包容對話的良機。
在長達36年的戒嚴期間（1949-1987），高中職以下學校教材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撰，歷史教材緊守（1949年淪陷前）中華民國的、巨觀的角度，講述的是日本偷襲珍珠港、「重慶大轟炸」、國府抗戰，以及盟軍反攻過程。而1945年終戰、國府來台，彷彿成了一條禁忌的界線，在此之前的台灣史，無論好壞功過，包括二戰同盟國攻擊台灣的內容（如潛艇封鎖、戰機空襲）完全空白。一切在地、微觀的敘事角度，就此消失於戒嚴時代的歷史課程裡，直到1987年政治解嚴、本土意識抬頭、教育鬆綁，台灣史才衝破大中華史觀的藩籬，在1993年教育部修訂〈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後，重回國中小的課程裡。
1997年，當時的「認識台灣」系列教科書首開先例，重新提及日治（據）時期台灣史，作功過並陳的介紹。儘管如此，昔日大中華史觀跟生活環境之間的巨大落差，仍留下了後遺症。例如1997年9月20日《中國時報》曾於第14版報導〈鄉土考題「空襲」，歷史老師漏氣〉，敘述當時彰化縣某國中段考考題「二戰哪一國轟炸台灣」，不只有學生把答案誤認為「日本」，最離譜的是連該校的歷史老師也弄錯，然後「見笑轉生氣」（編按：台語指惱羞成怒）辯稱這只是鄉土教育的內容。
這正是伍佰名曲〈空襲警報〉問世前一年的時代背景。歌詞裡對戒嚴時代「懸缺／空無課程」（null curriculum）弊病的反思，猶如台灣史觀重回學校教育初期的磨合縮影；早期忽略台灣史對學校和社會帶來的困境，就是不管時代怎麼進步，總有一群人被困在原地，被問到「二戰時誰來炸台灣」就腦袋打結，以為兇手是日本（註1）。甚至在告知客觀事實時，本該更有能力與知識的「成人」與「老師」還可能囿於成見、憤怒否認，形成心理學上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的例子。
草根的神蹟，頑強的延續盟軍空襲記憶
當時傳承二戰台灣空襲記憶的載體，不是學校教育，而是世代相傳、感動人心的民間神蹟，它們是那個歲月裡填補課程空白、堅守台灣史觀的堡壘。
誠如《馬太福音12：20》：「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滅的燈火，祂不吹熄」。台灣二戰空襲歷史，既然在戒嚴年代缺席於學校教育，為何還能掙扎著延續集體記憶，熬到解嚴的時代？關鍵或許來自信仰的力量，亦即不分移民、信仰對象，在台灣各地都可見的「神明排除炸彈」傳說。
這些故事在閩南移民方面，主角包括觀音、媽祖、玄天上帝、王爺、廣澤尊王等等，台北艋舺龍山寺觀音、台中大甲鎮瀾宮媽祖、台南鹽田廣澤尊王、彰化埤頭合興宮媽祖、澎湖東吉啟明宮池府王爺都是知名案例。各地的客家移民也有類似的故事，例如屏東竹田就流傳美軍轟炸期間，是神農宮五穀先帝與廣泉宮的太子爺共同擋下炸彈。
其他例子還包括：屏東萬丹「鼎昌大營」後裔李聰卿身為基督徒，認為自己在「潮州空襲」裡能倖存是主的恩典。又如屏東萬巒聖母聖殿在1945年美軍轟炸下，教堂安然無恙，則讓信徒對天主與聖母的敬愛更加堅定。
上述「神明排除炸彈」的神蹟，通常敘述二戰台灣被轟炸時，各類信仰對象顯聖，接住、擋下、撥開、踢走了炸彈（或槍彈），甚至犧牲身軀將其抱住、擋住，讓信眾死裡逃生。它們從當地的口述歷史出發，融合想像變形為口傳文學，以信仰體系為傳遞網路，以寺廟教堂為交流節點，藉由講述、吟唱、報導向外擴散，達到空間的水平拓展，也對兒孫傳播，達成世代的垂直延續。對於來轟炸的一方，故事也多半能指明是盟軍（或美軍），不是日本。
換言之，台灣戒嚴時期人們看待「二戰空襲往事」的方式，是一幅既平行又交錯、充滿模糊矛盾的魔幻風景：學生在學校死背「不問眼前腳下，只看黃河長江」的「中華歷史」，回家則接觸「神明保庇拏炸彈」的「序大人講古」（編按：台語指父母親說故事）。我們甚至可以如此看待：當時傳承二戰台灣空襲記憶的載體，不是學校教育，而是世代相傳、感動人心的民間神蹟，它們是那個歲月裡填補課程空白、堅守台灣史觀的堡壘。
二戰誰來空襲台灣，是不同史觀角力的延伸
回顧戒嚴時期學校課程和民間神蹟的隱形對峙，就可理解「二戰時台灣被哪國空襲」，根本就是兩大史觀與敘事體系的延伸角力場。
台灣戒嚴時代學校沒教，二戰空襲記憶卻能傳承的弔詭之處，也正在這裡。隨著時代進步，台灣教育政策從1999年八八課綱、2003年九年一貫課綱進步到一零八課綱，這些過去被遺漏的主題，早就是高中職以下學校課程必修的內容。不過時至今日，每當社會上出現誤認「二戰時日本炸台灣」的個案，仍不乏熱心人士翻出自己陳舊的記憶，批評「以前學校都用愚民教育」，指責「國民黨嫁禍給日本人」，高聲呼籲教育要加強這方面的認識。
這種強大的不信任，源自於台灣戒嚴時期「課程偏食」在學子心中留下的陰影。從光譜的一端來看，認同台灣主體價值的學子長大後，查覺到當年「應教而未教」，容易覺得受騙而憤怒。他們關注「二戰誰來炸台灣」的動力，來自於擔心現有學校教育像當年那樣遺漏或隱瞞。為了緩解不安，他們可能高聲「指導」現有課程應該怎樣彌補，因為「做得再多都不嫌多、矯枉不會過正」，儘管自己可能完全不懂教育。
而在光譜另一端、信仰大中華主體價值的群體，也同樣焦慮。隨著社會主流思想改變、典範轉移，造成他們相對沉默，但對台灣史逐漸與中國史脫鉤、信仰逐漸被邊緣化深感不安。「二戰誰來炸台灣」對他們而言，既然美軍並沒有對台灣發動登陸作戰，僅有施以空襲，而轟炸所造成的規模與死傷又不及毀滅性的沖繩戰役，就表示台灣這塊土地經歷的苦難不用再小題大作了。他們可能會擔心，這些呼籲加強日治時期台灣史、二戰美軍空襲史的聲浪，以及相關學習內容，只會讓社會逐漸遠離「龍的傳人」，走向「數典忘祖、夜郎自大」的深淵。
這一切激情、猜忌、對立的源頭，是教育史觀從大中華過渡到台灣本位、彼此競逐話語權產生的反應。回顧戒嚴時期學校課程和民間神蹟的隱形對峙，就可理解「二戰時台灣被哪國空襲」，根本就是兩大史觀與敘事體系的延伸角力場。
社會普遍誤認「二戰日本炸台灣」？各年齡層人口比例不均的誤解
這個「很多人不知道」的說法，純屬刻板印象，真正的關鍵在於台灣社會年齡層所佔比例極度不均。
焦慮看似龐大，其實應該平心看待。儘管台灣解嚴至今，坊間仍偶有「二戰日本炸台灣」的案例，引來各大陣營互相辱罵，但平面媒體對二戰台灣空襲歷史報導的錯誤率，並不如想像中得多。
例如「台灣新聞智慧網」資料庫檢索結果就顯示：1987年初到1999年底之間，台灣各大報（聯合報、中國時報、民生報、自由時報）正確指出台灣在二戰被盟軍（或美軍）轟炸的報導至少達12篇，錯誤報導日軍炸台灣僅1篇（潘國正，中國時報，1995年7月30日，14版）；2000年初到2010年底間，台灣各大報正確指出美軍炸台灣的報導至少達16篇，錯誤報導日軍轟炸者僅2篇（邱淑玲，民生報，2003年4月26日，B7版；殷偵維，自由時報，2005年2月5日，20版）。拿紙筆簡單計算1987年到2010年底之間的相關報導，就會發現正確與錯誤報導的比例遠遠大於10比1，顯見「二戰是美軍來轟炸」是台灣平面媒體的常識。
那麼，「很多人以為日本在二戰空襲台灣」的印象，到底從何而來？2015年間，政論家魚夫（林奎佑）曾強調「看電視時偶爾有年輕記者誤會」。然而早在前一年（2014），作家陳柔縉（1964-2021）就曾分享經驗，指出她有不少同學到了中年還以為台灣在二戰被日本轟炸。所以遭受課程不良影響最鉅的群體，可能是成長於戒嚴時期（1949–1987）的世代，而非解嚴後出生的年輕人。
換言之，這個「很多人不知道」的說法，純屬刻板印象，真正的關鍵在於台灣社會年齡層所佔比例極度不均。從台灣「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的人口金字塔圖來看，前述的「戒嚴寶寶」在2023年間，年齡介於36歲到74歲，囊括台灣的壯年與一部分青年人口，既是勞動人口的主力，也是社會上具備經濟能力、掌握話語權最主要的年齡層。更重要的是，直到2023年「戒嚴寶寶」仍在全台灣各年齡層人口占據最高的比例。
當特定母群體數量巨大，即使其中懷抱迷思的人真實比例不高，單就所有年齡層人數加總來看，也比其他群體為多，容易放大了「很多人誤以為日本炸台灣」的聲量。所以「戒嚴寶寶」仍舊抱持迷思的部分事實，並不足以推導出「其他年齡層也不懂」的整體結論。
知道美軍炸台灣只是第一步，要走的路還很長
昔日人們對於二戰台灣空襲史的研究不足，造成許多「僅憑想像、不問考證」的謬誤至今依然存在。
此外，隨著時代進步，另一個同樣值得重視的課題也漸漸浮現：難道當大家了解「二戰轟炸台灣的主要是美軍」，所有問題就都解決了嗎？事實上，昔日人們對於二戰台灣空襲史的研究不足，造成許多「僅憑想像、不問考證」的謬誤至今依然存在。
舉例而言，澎湖縣政府2022年出版的歷史教育漫畫《國際島嶼・海上明珠》，介紹美軍空襲史時，聲稱1944年10月12、13日是「澎湖大轟炸」（註2），不過對照史實就可知這兩日為台灣沖航空戰，僅為此後全台各地遭受美軍大量空襲的序章，實際上1945年3月14日才是澎湖在二戰中被B-24轟炸死傷最慘的「澎湖大空襲」。又如南一書局108課綱版國中一下社會教科書第一單元「日治時期的統治方針」，在介紹美軍空襲總督府時，插圖裡原本應為雙垂直尾翼的B-24轟炸機，卻被畫成單垂直尾翼、未曾轟炸過台北的B-29。
再以如今最廣為人知的台北大空襲為例，坊間普遍流傳的「美軍出動117架B-24轟炸機，對台北市投下3,800枚炸彈，造成3,000多人死亡」充滿誇大失真，歷史專家張維斌就曾公開撰文駁斥上述說法。他指出：
第一，1945年5月31日當天有118架B-24轟炸機起飛，實際上轟炸台北的有109架B-24。所謂117架，可能來自鍾堅教授撰寫《台灣航空決戰》（1995）時，把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防空課彙編《昭和20年5月臺灣空襲狀況集計》的112架誤植為117架，只是多年來廣受傳抄，不曾有人更正。
第二，網路流傳1945年5月31日當天投彈3,800枚，但考證美軍任務報告，即使把當天出擊戰機使用的90磅的破片殺傷彈（第90轟炸大隊攜帶1,260枚）跟1,000磅的通用炸彈(第22、43、380轟炸大隊合計攜帶555枚)全部加總，合計也只有1,815枚。
第三，當天「3,000多人死亡」的說法缺乏根據。從《昭和20年5月臺灣空襲狀況集計》來看，台北州在5月共有759人因空襲死亡、64人失蹤，就算加上5月份重傷268、輕傷400人，「整個月」死傷人數也不過1,491人。即使加入《昭和20年6月臺灣空襲狀況集計》6月份的全部死傷人數465人，並假設他們後來都傷重不治了，這兩個月間全部死亡人數也只有1,956人。坊間論者如果要強調台北大空襲有多麼慘烈，並聲稱「一天內」的死亡人數高達3,000人，應該列出可信、可驗證的直接與間接證據，而非以文學筆法「想當然耳」的渲染激情。
最後一個實例則來自政論家魚夫（林奎佑）。他曾以「謊話說多了，就會三人成虎」為題，指稱「1945年5月30日早上5時，美軍B29轟炸機飛進臺北城上空，實施大空襲」。可惜眾所周知，台北大空襲的日期實為1945年5月31日，而非5月30日；進攻機群凌空時間接近中午，並非早上5時；機型也當然是B-24而非「B29」。諷刺的是，魚夫正是抨擊黨國對空襲史進行愚民教育最力的人物。
這些顯而易見的錯誤俯拾皆是，或許因為「情節動人、政治正確」而未獲關注，又或許由於坊間基礎研究不足而乏人討論，惟對於社會空襲集體記憶的建構仍有不良影響。當它們悄悄向外擴散時，有識者又怎能不防微杜漸呢？
小結
「所有戰爭都會打兩次，第一次是在戰場上，第二次是在記憶裡」，見證了台灣二戰空襲記憶如何透過民間神蹟代代傳唱，熬過眼裡只有大中華的戒嚴時代，也解釋了為何解嚴至今，「二戰誰來空襲」仍是火藥味十足的智力測驗。
不過，在資訊流通的今日，戒嚴世代對於「我們這些年輕人誤認日本二戰炸台灣」的恐慌，以及對於空襲史細節只問政治正確、不問細節真偽的通病，也該畫下終點了。
畢竟，已經不再青春的戒嚴寶寶沒把歷史學好，不代表比他們年輕的世代不動腦。
註1：陳柔縉〈讀書大展-乘著歷史的班機俯視〉。中國時報，2014年1月11日，第BATA版 / 開卷。
註2：奇兒、黃惠鈴（2022）。《國際島嶼‧海上明珠》。澎湖縣：澎湖縣政府文化局。頁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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