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診科醫生親歷的北京感染高峰：最多時，一天開出十幾份死亡證明

病人和家屬都沒見過梁雪濤的臉。提起她時，他們說的是「一個個子小小的女醫生」「一個戴黑框眼鏡的女醫生」，或者更模糊一些，「一個人很好的女醫生」。

Omicron感染潮爆發後，北京一家三甲醫院的急診科醫生梁雪濤每天要在白大褂外再套一件天藍色隔離衣，在手術帽和N95口罩外再罩一個透明面罩。她的臉幾乎被全部遮住，只露出黑框眼鏡後一雙圓圓的、微微凸起的眼睛。

過去一個月，這雙眼睛見證了北京的感染重症高峰到來、過去。以她所在的急診科為例——

第一週：病人漸多，重症增加不明顯，中青年居多；

第二週：病人更多，重症顯著增加，幾乎都是老年人；

第三週：「你無法想像的一週」；

第四周：病人減少三分之一，死亡數量減少。

重症高峰的峰值在12月下旬到來。就是那「第三週」。聖誕節前後，梁雪濤所在急診科一天接納的患者達到了500多人，平日的四五倍，搶救室裏的病床——竭盡全力地——翻了三倍，從20張加到了近60張。這其中，救護車擔架、行軍床、鋪着被褥的地面，甚至一台輪椅也算一個床位。

元旦過後，峰值回落，一個像她一樣的急診科醫生可參考的只是自己每日的所見——「1月中旬，搶救室裏的人不到30個」。她的另一個參考，很殘酷，是每天親手開的死亡證明：從十幾份，漸漸減少到八九份，元旦後一週，再降到三四份，最近一天只開了一兩份。

1月13日早晨，北京的天空灰茫茫的，冷風搖動着醫院前那排樹的枝丫。梁雪濤結束了又一個夜班，從隔離衣與面罩裏解脫出來，她洗了個澡，換上黑色羽絨服，走出了急診大樓。

人們病過了，或者死去了。接下來即使可能有第二波、第三波感染高峰，梁雪濤覺得，「應該不會像過去一個月這麼慘烈了。」開車回家的路上，她平靜地說着，嗓音因疲勞而有些嘶啞。

她總是保持着一名醫生的冷靜，即便她過去一夜宣布了好幾個死亡，在過去一個月，她宣布過更多的。

「我們這份工作，會有很多的無奈，醫學的進步無法改變自然規律，有些事情能做到，有些事情盡全力也做不到。」那雙微微凸起的眼睛混着血絲，直直地注視着前方。她每天都要對病人家屬重複的一句話是：「做好最壞的打算。」

搶救室大門，開或關

小區群裏發來消息，說今天樓裏又「走了」兩個老人。「這一天太平間來拉走的都不下10個了。」他看了看手機，又看了看搶救室門口。

醫院急診大樓的感應門一打開，沸騰的人聲撲面而來。梁雪濤從搶救室快步走出來，扯着嗓子喊起病患的名字。這一夜她和另一位醫生在搶救室裏值班，治療30多個病人。

那些坐在椅子上的、靠着柱子站的、蹲在地上的人全都一擁而上，圍住她。直到「嘭」的一聲，搶救室大門關上，人群才散開，只剩門口停着的七八輛空輪椅，藍色格子的、紫色帆布的、咖色格子的……輪椅的主人們躺在急救室的病床上，有的在吸氧，有的插上了管，有的用上了呼吸機，各種儀器監測着他們的生命體徵。

張正義來急診科一整天了。早上9點多，這個戴着黑色雷鋒帽、自己也算老人的人，帶着高燒的87歲母親做檢查、化驗。下午3點多，搶救室終於空出一張病床，張正義把母親推了進去。

像所有焦慮的家屬一樣，每當搶救室大門一打開，無論出現的是護工、護士還是醫生，他都要衝上去問他母親怎麼樣了。

張正義在搶救室門口不安地來回走動，緊緊攥着手機。小區群裏發來消息，說今天樓裏又「走了」兩個老人。「這一天太平間來拉走的都不下10個了。」他看了看手機，又看了看搶救室門口。

30多歲的羅昊一直坐在一張藍色輪椅上，那本是他給姥姥租的。他剛剛簽完姥姥的病危通知書。

一週前，羅昊的姥姥在遼寧海城老家起夜時摔倒，當地醫院只能做一些保守治療。羅昊從北京開車回老家把姥姥接來北京看病。他只喝了一瓶咖啡和一瓶飲料，開了14小時的車。當姥姥送進搶救室時，梁雪濤對他說，「還是晚了點」，老人消化道出血，情況不樂觀。

羅昊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麼，只能聽着醫生喊他姥姥的名字，然後繳費、簽字。他把胳膊支在膝蓋上，捂着自己的臉：「我姥她摔得太不是時候了。」

坐在羅昊邊上的是劉淑華。她帶着父親在晚上8點多來到急診大樓。傍晚，低燒了五天的父親呼吸困難，她撥打了120，4個小時後救護車來了。沒能更早來醫院，是因為她聽社區醫生說，120得10個小時才能到，於是「等了五天」。

劉淑華是家中獨女，父母都70多歲了。她和保姆一起把父親送來醫院，搶救室沒有病床，醫生建議她押下了救護車的擔架床。等有床位了，兩位女性加起來也無法把老人從擔架床挪到病床上。一位背着兄弟來看病的年輕人幫她託了一把。正在他們忙碌時，一輛蓋着白色綢布、載着遺體的不鏽鋼推車從搶救室出來，劉淑華看着那車擦過父親的病床。

「醫院都這樣了，是不是讓我爸待在家裏更好？」劉淑華找了張椅子坐下，仰着頭自問。雖然她知道，能夠等到一張病床已算幸運。

深夜11點多，搶救室裏只剩下監護儀的「滴——滴——」聲和老人們沉重的呼吸聲，離病床1米高的半空掛着幾十個鹽水瓶。各種各樣的液體通過這些彎曲、透明管子，支撐和維持着病人們的身體。梁雪濤的夜班本來分前半夜、後半夜，但最近病人驟增，工作量增加到原來的三五倍」。她知道不可能休息了。又一個不眠之夜。

無休止的排隊

當第十次也許更多次聽到「大號感冒」這個詞後，這位冷靜的醫生憤怒了，「對年輕人來說，也許是個大號感冒，但對老人來說，這不是什麼感冒，是災難你明白嗎？」

一個年輕患者回憶起12月10日的一個下午，「整個急診室，就我一個人」。兩天後，梁雪濤感染了，高燒難以支撐，請了一個白班的假。當其他城市的醫生朋友問起她北京的情況，她回答，「還好。」

隔天，她的樂觀情緒就退去了。急診科一晚上發布了15份死亡證明。她以為20張床增加到30多張床就算極限，醫護連續幾天不眠不休算極限，可事後證明都不是。

後來的一週，她苦中作樂，「我們發揮想像力，沒有條件創造條件。」搶救室裏，沒有床位就墊床被子在地上，沒有監護儀就拿除顫儀頂替。再一週，她說，「沒有辦法想像。」

急診科超負荷地運轉，資源被極限利用。搶救室的病床加到40張，再加到50張，再加到60張。有人躺在醫生押下的救護車病床上，有人躺在腳踝那麼高的行軍床上，有人墊床被子躺在地上，躺的地方也沒有了，患者就坐在輪椅上輸液——輪椅被貼上床位編號。某位患者被收住院，或死亡，才能空出一張床位。

搶救室裏壁氧不夠用，就在氧氣接口處做了分管，兩個病人共用一個氧氣接口。再不夠用，就充許多個氧氣袋備着。呼吸機在全院調配下勉強算得上夠用。

那時，「搶救室裏是300%的床位使用率。」梁雪濤回憶說。

一位來急診科的病人家屬說自己家老人發燒一週多了，肺部CT已經顯示大片的肺炎，血氧也只有八十多。梁雪濤問為什麼不早點來醫院。

「專家不是說就是大號感冒嗎？」家屬反問她。

當第十次也許更多次聽到「大號感冒」這個詞後，這位冷靜的醫生幾乎憤怒了，「對年輕人來說，也許是個大號感冒，但對老人來說，這不是什麼感冒，是災難你明白嗎？這病對所有老人來說都是難關。」

除了在搶救室值班，梁雪濤還要坐診。她所的在3號診室，作為看診新冠的內科診室24小時無休止運轉。

高峰時期，3號診室前流動的人群幾乎蓋住了地上的彩色標識線。載着老人的病床、輪椅毫無規則地散落在垃圾桶邊、叫號機旁、過道口。站在一旁的家屬們不停地念叨「輪到幾號了」。一位家屬抱怨，「這都等了7小時了，今晚看得上嗎」。

來到急診室的病人幾乎都要經歷漫長的一天。掛號，按緊急程度區分就診等級，最輕微的等級要等上5個小時，如果要輸液又得等上最少5個小時。

感染潮爆發後，急診科的分診台上立起了一塊牌子，A4大小的白紙上寫着「輸液者至少需要等待5小時以上，請您慎重考慮！」

有時，來看病的是一整家的人。梁雪濤見過一個帶着殘疾弟弟的中年女人怯生生地問：「我是他姐姐，我和他一塊來的，我也不好，能一塊看嗎？」一位中年男子剛推走自己輪椅上的父親看完病，一分鐘後又扶進了自己的母親，「還是我們家的，您再看看。」一個年輕人說自己胸悶、氣短，心臟疼，來急診科7個小時後，自己也掛了號。他的父母都在輸液，兩人肺部都感染了。

就診、輸液、拍片、拿藥、繳費，人們總在排隊，在醫院，你能看到最多的景象就是排隊。每個隊列都要求人要有超出平日的耐心。床位是最緊張的，雖然不可見，人人知道那隊伍最長。

一位身着黑衣服、黑帽子的老人一手牽着老伴，一手提着一個駝色的鼓鼓囊囊的單肩旅行包來到3號診室。老人請求住院，「我心臟難受、肺快爛了。」他給梁雪濤看他已經把住院的東西打包好了。梁雪濤耐心解釋了很多遍「沒有病床」「住不了院」，但老人還是在請求，「讓我住院吧，讓我住院吧。」

一個蓋着淡綠色被子、頭上裹着橙黃色毛毯的老人平躺着被推進了診室。一個頭戴一頂黑色毛線帽的高個男子問她，「能收我姥姥住院嗎？」

「你現在住院肯定是沒有床，這麼重可以先進搶救室。但是，高齡老人，已經幾乎是『白肺』了，預後非常差。搶救室目前也不能陪護，如果住進去，看不見，再見到也許只能是……」梁雪濤沒往下再說。

男子嘆了口氣，把手伸進淡綠色被子，握了握老人的手。90歲老人的手冰涼。他接受醫生的話，但又不想真的接受，「我們這排5個小時就聽這些嗎？」

姥姥被推出3號診室後，大高個男人又折回來問「這眼下像我姥一樣的死亡率」。走出診室，他在一面牆前停了下來，像所有提着的氣都被抽走似的，他寬厚的肩膀耷拉下來，趴在牆上小聲哭了起來。

張正義的母親在進入搶救室第二天後被收治在淋巴外科的病房。這算幸運。外科的醫護人員每天來抽走母親五管血，可輸着液的母親卻始終昏昏沉沉。

劉淑華的父親也在進入搶救室的第二天後被收進了ICU。從搶救室轉出來時，一位男醫生告訴她——又是那句話，「做好最壞的打算。」劉淑華無法進入ICU探視，只能在家等消息，祈求父親能夠渡過難關。

「救能救活的人」

呂景春老人的女兒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帶父親回家輸液，可夜裏有死亡風險；要麼進搶救室，但「送進去也許是最後一面」。呂景春還是被女兒推進了搶救室。不過，10分鐘後又被推了出來。呂景春告訴女兒，那屋子裏的景象讓他「害怕」。

早晨七點，分診台前的隊列裏，等着輸液的兩位老人因為誰排在前頭吵了起來，一位手裏提一張摺疊椅，說自己4點多就來了，另一位坐在一張月亮椅上大聲回擊，自己5點來時沒看到他。

這家醫院的急診輸液大廳只有10多個輸液位子。 梁雪濤和其他急診醫生都在勸病人轉去社區醫院輸液，分流壓力。12月下旬，醫院聯繫了周邊多家社區醫院做了對接，並在3號診室前、輸液大廳前貼上了「可輸液的社區醫院名單」。

12月23日開始，醫院的其他科室派醫護人員支援急診科。更早一週，山東某醫院過來了一位支援的醫生。「還沒問過他哪個科。」梁雪濤說。有支援是好事，可實際情況是，支援的醫生只能做些做心電圖、採核酸之類的工作。

「急診科和其他科室系統不一樣，病人病情重、情況複雜、突發事件多，即使內科醫生沒有個半年一年的鍛鍊，頂不了。」梁雪濤說。

在學醫的第16年，梁雪濤才成為了北京這家三甲醫院的急診科醫生。從本科到博士，她攻讀了11年，閉着眼睛都知道哪句話寫在哪些書的哪一頁上。接着是3年的輪轉、兩年的專科培訓，再經過了10年的臨床工作，成為「一個有經驗的急診科大夫」，應對當下這非常之時。

醫護人手沒法再增加，床位也無法再增加了，搶救室空間無法再拓展。醫生們不得不在有限資源面前做選擇。

那「第一週」，梁雪濤沒有同意一個臥床的消化道出血老人住院，因為她治療後還算平穩，「我們要把僅有的一張床留給隨時會來的更重的病人」。她還勸走了一個一位肝硬化趨於穩定的70歲患者。家屬懇求再住兩天，梁雪濤不得不拒絕。還是要騰床位，這樣的病人越來越多。

後來三週，梁雪濤把收進搶救室的標準定在「馬上就不行」的病人，比如一個血氧下降到70多的92歲老人，比如一個躺在救護車擔架上面色煞白、嘴脣微張、失去意識的中年人，比如一個100歲的、正缺氧的老人。他們被儘可能快地收進了搶救室。

進入搶救室後，2名醫生管50多位病人的情形下，她又要在內心篩選出一套搶救前後順序。

「救能救活的人。」梁雪濤用最簡單的話解釋了她的標準。

一天，急診科送來一個30多歲的一型糖尿病酮症的病人，感染引發了血糖紊亂。她看到了那個年輕人，選擇了他，然後救活了他。

「救不救得活」的判斷幾乎下在一念之間。急診室從來都不是一個平靜的地方。

有些選擇梁雪濤這樣的醫生能做，另一些她不得不交給家屬。

一位名叫呂景春的老人雙肺都白了。對他的女兒，一個梳着尾巴、頭髮花灰白的中年女人，梁雪濤坦白：「我沒有什麼好意見。」呂景春老人的女兒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帶父親回家輸液，可夜裏有死亡風險；要麼進搶救室，但她看不到搶救室裏什麼情況——地下都是病人，只有兩個大夫，她的父親只能坐輪椅上輸液，也許氧氣不夠，得不到充分的照料，而且，「送進去也許是最後一面」。

呂景春還是被女兒選擇推進了搶救室。不過，10分鐘後，他又被推了出來。呂景春告訴女兒，那屋子裏的景象讓他「害怕」。

有病患家屬想轉去10分鐘路程外的二甲醫院看看，一個剛從那家二甲醫院拍完片子的人打消了他的念頭：「那邊都沒有藥了。」一個手裏拎着三份CT片子的人說，他帶父親走了三家醫院，沒有等到一張床。另一位家屬接上話：「我前面去的那家醫院連頭孢都沒有了。」

可人們不想放棄，因地制宜。比如3號診室前地上的好些固定的座椅被挪動了。一位家屬把它搬到靠近輪椅邊上，面對面地給一位灰白頭髮結成縷的病人喂牛奶。沒幾天，診室前的椅子又增加了兩排。

梁雪濤接診的老年人中，很多都是感染引發了胃腸道的症狀，來前已經一兩天不吃不喝了，第二天甚至當天就衰竭去世。如果特效藥物充足，並且在這些老年人發病的頭幾天用上，事情就不一樣了。可當時藥物不足，而老年人們也沒能及時被送到醫院。

當梁雪濤做不了什麼、當家屬們也做不了什麼的時候，她就讓他們盡力喂老人吃點東西，喝點牛奶。

為什麼

最多的時候，死亡一天要降臨在十幾個家庭身上。一位保潔人員進到醫院太平間打掃，看到一張床上堆放着五六具屍體。梁雪濤聽別的醫護說，醫院的太平間遺體已經放不下了，「一些就只好擱到院子裏」。

突如其來的死亡通知是最難接受的部分。

「我爺爺早上還喝了粥呢，怎麼這麼快就不行了？」一個家屬在搶救室門口攔住醫生問。一位女士抱着一件新逝者留下的咖色外套不願撒手，「就別要了」，其他家屬勸慰。

一對中年模樣的兄妹坐在搶救室門口的輪椅上。女人用紙巾抹眼淚說：「太快了，什麼話都沒說上，怎麼就走了？」她孩子似的用腳跺着地面，「進去的時候應該抱一抱的，我怎麼沒抱呢？」

坐在她旁邊的、穿着黑皮衣哥哥什麼話也沒說。他在手機上通知家人這個壞消息，以一張死亡通知書，還有一句「我沒爸了」。緊接着，他打開手機裏的相冊，翻找着照片，手指停在一張餐桌邊的全家合照上。

手機屏幕轉黑的一刻，他騰地從座位上彈起來，衝出急診大樓，用手捂着臉大聲哭了起來。

最多的時候，死亡一天要降臨在十幾個家庭身上。一位保潔人員進到醫院太平間打掃，看到一張床上堆放着五六具屍體。梁雪濤聽別的醫護說，醫院的太平間遺體已經放不下了，「一些就只好擱到院子裏」。

聖誕節後一天，凌晨4點，急診大廳迎來一天裏最安靜的時刻。大樓門口的出租輪椅又被碼放整齊，自動販賣機的飲料也被重新填滿，機器的嗡嗡聲響在寂靜裏清晰起來。大家在漫長的等待裏疲憊了。有的靠在牆上睡着，有的人垂着頭睡去，額頭抵到膝蓋。

一陣響亮的哭聲讓所有人都睜開了眼。搶救室門口一個扎馬尾的中年女人坐在椅子上跺腳，「都怪我，都怪我……」剩下的言語淹沒在她的哭聲裏。來急診大樓第五個小時，她丈夫去世了。

一位護士從搶救室裏拿出一個塑料袋交給她，裏面是逝者留下的最後的東西——一張醫保卡和一本戶口本，還有一沓發票。

周圍的全都沉默者看向痛哭的中年女人。一個長卷髮的中年女人抹去自己的眼淚，別過頭去。她們都在等着自己搶救室裏的家人。

載着遺體的不鏽鋼平車從搶救室推出室外，失去丈夫的女人的哭聲隨之隱沒在零下10攝氏度的寒夜裏。

梁雪濤當了10多年的急診醫生，生生死死的事見得不少。大多時候，她都很冷靜，因為有那麼多事情等着她去做。可有時她也會覺得鼻子一酸、心裏一揪。

梁雪濤是個堅持有話直說、如實相告的醫生。她不說那種明明沒有希望，卻讓家屬抱有一絲希望的話。這也是她的選擇，她的職業道德。

「做好最壞的打算。」她常常說。

「真的沒有辦法了嗎？」家屬常常問。

「是的。」

只有每天下班路上，一個人坐在車裏，一些畫面才會浮現：在搶救室裏，連着幾個人去世。她和同事把遺體騰到過道的地上放着，紙片上寫好死者的名字，貼上去。立刻，空出來的床就要被其他病人給填滿。遺體在搶救室裏等待着太平間逐個接走，而她不得不時常在那些遺體旁走來走去的時候，內心還是會很難受。

「謝謝醫生，謝謝醫生」

一位戴着駝色鴨舌帽的老人走進3號診室，遞出幾張化驗單，得到回覆：「您這都好了，不用輸液了。」老人聽了，難以置信地又確認了一遍。他把單子收進包裏，走出診室時嘴裏唸叨着：「謝謝醫生，謝謝醫生。」

分診台前，一位戴眼鏡的白髮老人坐在輪椅上，戴着一次性手套的手緊緊抓着一旁的女兒，嗚咽着說「害怕」。女兒把母親摟在懷裏：「大夫說了，他走的時候不痛苦。」白髮老人用一隻手指了指不遠處一輛空蕩蕩的病床，那裏不久前還躺着她的老伴。白髮的老人痛苦地拍打自己的腿。

「醫生，我害怕，看到外面這人說沒了就沒了。」一位綠衣服的中年女人虛弱地對梁雪濤說。「那是肺都白了，您的情況還早着呢。」梁雪濤安慰她。病人輸液7天了，還在低燒。離開3號診室後，中年女人做了檢查，等輸液的間隙女兒想扶她去酒店休息，但她直搖頭：「我不走，我就在門口等。」

一個短卷髮的年輕女性進入3號診室說：「我左胳膊麻，我害怕」。

「我也麻。」梁雪濤下意識地說。她有嚴重的肩周炎、肩關節積液、黏連，有時胳膊卡住了似的，痛得抬不起來，只好對病人說：「你等我一下，讓我緩緩」。

急診科一共有一線醫生9位，二線醫生5位，再加上2位支援的醫生，過去一個月，16名醫生都感染過。梁雪濤和同事們商定的返崗標準是，「能立起來的就來上班」。

在急診大樓，醫護人員們幾乎都會一邊咳嗽一邊小步快跑。感染後半個多月，梁雪濤還在咳嗽、流鼻涕，食慾不好，時常噁心。

梁雪濤盡力吃飯、盡力睡覺，不讓自己倒下。休息區裏，她在吃午飯，另一位醫護人員在吃泡面，她們一起談論某個醫生的狀態，「今天又不吃飯」。「我是一定要吃飯的，只有吃了飯才能有體力待在急診。」儘管沒胃口，她一邊說，一邊往嘴裏划着飯。

休息室裏，四個醫護人員已經睡着了。忙碌一夜，梁雪濤難以入睡。這一個月，她不再喝咖啡，不喝茶，還服用助眠藥。睡不着她也儘量躺幾個小時。

梁雪濤是一個4歲男孩和一個8歲女孩的母親。孩子們也發燒了，她沒有時間照顧他們，給他們吃了退燒藥，買了水溶c飲料當電解質水喝。她70多歲的父母也感染了，她不能在身邊，擔心有高血壓的父親和有糖尿病的母親會扛不住，每天都打去電話，問他們的症狀、感受。

她平日精力充沛，有跑步的習慣。這一個月裏，就像一位同事說的——「下班『躺平』是為了保存體力，上下一個班」。

工作節奏太快，梁雪濤和同事間，很少討論近況有多慘烈，只有交接班時，會問上一句，上一個班「走了多少人」。

1月13日那天早晨，急診大樓裏顯出高峰已經過去的模樣。3號診室前沒有了隊列，診室前30多張椅子空空蕩蕩。輸液室裏還有4個座位空着，搶救室裏尚有床位。前一晚死亡人數降至2。

「和它剛來的時候一樣，」梁雪濤說，「現在逐漸回到平時的樣子。」

早晨八點，又一個夜班結束。七八個護士、醫生陸續從搶救室出來，去休息區交接班。診室前的電子屏顯示着患者們打了※號的名字，廣播裏平穩的女聲叫着這些名字。

梁雪濤還在她那張小桌子前，一雙又大又圓、微微凸起的眼睛盯着電腦。一位高個子女醫生走進來，梁雪濤和她打了招呼，簡單交接班，拔了工作用的U key，把接下來的時間交給這位同事。

接班的女醫生坐了下來。一樣穿着天藍色隔離衣，一樣戴着口罩、透明面罩，一樣看不清臉，一樣只露一雙疲憊但明亮的眼睛。「您是什麼情況？」她問一位坐在輪椅上的老人。

一位戴着駝色鴨舌帽的老人走進3號診室，遞出幾張化驗單，得到回覆：「您這都好了，不用輸液了。」老人聽了，難以置信地又確認了一遍。他把單子收進包裏，走出診室時嘴裏唸叨着：「謝謝醫生，謝謝醫生。」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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