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回來過年了，中國停發日本入華簽證如何影響他們

中國暫停核發日本公民赴華簽證的新聞出來後，佐藤晃和同事都非常吃驚。佐藤在東京都內一家與中國有商業往來的大型電器公司工作，本來打算今年4月到上海的工廠工作兩年，接替此前在中國做當地駐在員（即「駐員」，指在海外辦事處工作的人）的前輩。在日本，4月被認為是一個年份的開始。許多公司的新入社員入社和人事調整都是4月。而1、2月正是公司為新駐在員辦理簽證的時候，此時中國政府叫停辦理簽證，對佐藤這樣的駐在員影響很大。

1月10日，中國宣布暫停核發日本和韓國公民赴華簽證。翌日，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進一步表示，即日起對韓、日公民暫停簽發口岸簽證及暫停72/144小時過境免簽政策。中國政府表示，暫停簽證的做法將持續到針對中國的「歧視性」入境限制被取消。

目前日本在中國境內共有3萬家企業（2020年數據），有10萬日本人在中國境內工作及生活（2021年數據）。此外，根據日本觀光旅遊局數據，在2020年全球性疫情大爆發之前的2016年到19年，日本前往中國的旅遊人數每年都超過255萬，是僅次於美國的、最受日本出國旅行者歡迎的地區。

1月12日早晨播出的新聞裡，朝日電視台採訪了一位上海駐在員的妻子，她有一個三歲的兒子和一個一歲的女兒。「丈夫去中國已經三年了。我們本來打算2月份出發去中國一起生活。為此，我們已經準備了一年多了。聽到我們沒法取得簽證的時候非常的震驚和絕望。全家人現在都非常不安。」下一個鏡頭拍到她在日曆2月1日的格子裡寫上的字和用彩筆畫上的黃色星星：「去中國！終於可以一家人一起生活了！」

受影響的不僅僅是日本駐在員及家屬。

趙小梅二十年前嫁到日本，現在在東京鄰近的埼玉縣開飯館。已經換成日本國籍的她是受這次政策影響的普通人之一。她的父親在三年疫情期間去世了，當時她沒能回去奔喪。母親在感染Covid的第一天，發高燒到39度，叫來救護車送到了醫院。母親患有糖尿病、高血壓還有腦梗等基礎病，醫生說這是感染的初期，況且她這個情況住院也治不好，讓母親吃下退燒藥之後回家了。幸好回去之後母親退燒了。但趙小梅仍十分擔心，盼望回國一趟。她在1月18日給大使館去了郵件詢問簽證事宜，尚未獲回覆，但趙小梅著急地天天刷郵箱。她在網上看到別人分享的人道主義簽證攻略裡需要提供親友住院的證明，「要是開不到的話就沒戲了」，趙小梅很擔心，「沒有想到回國這麼難！」

「中國的措施是不是有點做得太過了？」

1月10日晚，結束西服店打工的明里打開手機，收到大學老師和家人發來的簽證停發新聞，她頓時感到茫然又難過。「和2020年剛上大學就疫情蔓延的心情一樣。馬上要去留學的時候就被告知可能去不了」。她在北京語言大學的東京分校學習中文，本來2月就要到北京上課。她就讀的大學規定：在大三這一年東京分校的學生都會來到北京的校區上課。2021年因為疫情學校暫停了北京的留學計劃，為了能去北京，明里選擇休學了一年。

為了去中國留學，明里向父母預支了機票錢，還買了一些日本的常備藥，準備好了吹風機、洗發水等日用品。她還列了好多去中國留學想去的地方，北京環球影城、長城、上海迪斯尼和哈爾濱。她還說自己去中國想研究中國的環境問題。休學的一年裡，明里把精力都投入在自己創立的環境保護社團裡，一年內組織了50多次撿垃圾分類的活動。

明里不明白：「日本也沒有停中國的簽證，為什麼要把日本人想要去中國的簽證停了？我是想學習才想去中國的，停掉留學簽證真的很不能理解」。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10日舉行例行記者會時，面對日本富士電視台的記者提問表示，「少數國家罔顧科學事實和本國疫情實際，仍執意針對中國採取歧視性入境限制措施。對此，中方堅決反對並採取對等措施」。

法新社記者提問中國是否也會對其他國家採取同樣措施時，汪文斌重申希望各國尊重科學和事實，「不應藉機搞政治操弄，不應有歧視性做法」。

在中國宣布結束動態清零、開放邊境，境內出現大規模感染以來，不只是日本和韓國，多個國家都收緊了針對中國入境旅客的邊境防疫措施。

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ECDC）最初表示，歐盟國家對於中國旅客的檢測是「不合理的」，因為歐洲已有很高的疫苗接種率，而中國傳播的病毒變種已經在歐盟境內存在。

很快出現了與上述態度截然相反的聲音。1月初，由27個成員國政府官員組成的歐盟整合性政治危機反應小組（Integrated Political Crisis Response，IPCR）強烈建議要求來自中國的旅客持有Covid檢測陰性結果入境。

許多國家督促中國提供更透明的疫情數據。英國表示因為中國不分享疫情數據、數據不透明，所以採取臨時的入境政策，要求中國入境的旅客提供出發前48小時內的陰性證明，以及會對陽性報告做基因組檢測，監測是否出現了新的變異毒株。

12月30日，韓國中央防疫本部宣布，基於保護韓國國民的理由，收緊中國入境政策。除了外交、公務、必需的企業、人道主義事由之外，將限制中國人入境的短期簽證。而且要求來自中國的航班只能在仁川國際機場入境，且旅客需要出示出發前核酸陰性報告、入境後需要進行病毒檢測。

1月4日，日本駐華大使館宣布，鑑於中國的疫情感染狀況，自1月8日起，在入境日本前7天停留過中國大陸的人，必須提供72小時內的陰性證明，並且在入境日本後需要接受一次檢測，陽性人士需在酒店隔離7天。此後又宣布此項措施也適用於1月12日起自澳門出發的人。

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表示「我國以防疫為目的，在不阻止國際間人員往來的情況下進行了出入境政策的調整，但是中國卻以防疫政策以外的理由進行簽證的限制。我感到非常遺憾」。日本政府人員對NHK表示：「雖然已經想到中國會做一定程度的回應，但是日本並不是完全禁止中國公民入境，中國的措施是不是有點做得太過了？」

「對方的措施是以人種（日本人）為對象，但日本是以「從中國來的人」為對象，感覺這很不對等」，富士電視台集團旗下的日本放送的電台節目主持人飯田浩司拋了個話題。他在和經濟學者高橋洋一討論兩國的入境政策。高橋接話說：「從對病毒進行基因組檢測都不行的地方來很多人，感到不安的人很多吧」。高橋隨後還批評只能表示「非常遺憾」的日本外務省軟弱。

認同高橋說法的日本人不少。在推特用日文搜索「中國 簽證」的關鍵詞，參與這個話題討論的日本人大多表示「反正也沒有人要去中國」、「日本快點也實行同等的對抗措施！」、「這不就是把病毒政治利用嗎」。

青山學院大學客座教授、駐中國多年採訪的前朝日新聞編輯委員峰村健司撰文表示此次簽證停發是習近平對於岸田首相施行強硬的台灣政策的恫嚇。去年12月，岸田政權打出「台灣有事」的口號，修改了包括保有對假定中國的導彈攻擊進行反擊的軍事能力、提高防衛預算、購入更多軍備等相關安保文書。

他在文中提到，去年12月月底林芳正外相訪問中國的行程被取消，中國政府給出的理由是「鑑於疫情的狀況，年內安排會面非常困難」。然而在那之後12月21日澳洲的外相和1月4日菲律賓總統的訪華日程都順利進行了。

「出國這麼多年從沒受過這種侮辱」

1月11日，蘇友落地東京成田機場，發了一條幾百字的小紅書筆記：「總結一句話就是人人人人人，出入日本也很多次了，從沒見過機場那麼多人」，又一條條分點標註了注意事項，附上實際體驗。

她收穫了個人帳號在小紅書上最高的評論數量——快500條。除了追問入境攻略的留言，超過一半都是吵架的：「不用掛狗牌？」「這個時候發這種攻略顯得你很能耐，還回家，呵呵」，「這個帖好多人屁股都歪上天了！」。

「有些人真是一上來就罵，動不動就狗，日本狗，什麼日本是你爹這樣的話。我不知道國內的人現在怎麼情緒這麼激憤呢？」蘇友覺得很莫名其妙，她說自己發入境攻略是因為看到有許多年紀大的長輩們不清楚流程，最後沒能順利出關。

蘇友在小紅書的筆記裡提到「東京機場沒出現傳聞的戴小紅牌」。小紅牌指的是，從中國入境大阪關西機場的乘客會被分發紅色繩子的掛牌。一張日本的電視台的新聞視頻截圖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流傳，許多中國網友對此忿忿不平，覺得這是對中國人的「歧視」和「侮辱」。截至發稿前，未見有在東京、福岡等其他日本機場入境的中國旅客反映相關情況。

樂娜是一個被掛上紅牌的人。持有日本五年多次旅遊往返簽證，1月9日落地大阪關西機場，計畫在這裡轉機前往第三國。「進入機場就有日本的工作人員人手發一個紅色帶子的工牌，牌子沒有任何文字」，隨後她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走進一條專為中國航班準備的通道。

樂娜說，「通道沿途會有日本工作人員『站崗』堵住所有可能的出口」。樂娜看到有許多工作人員等在通道裡，媒體在架著攝像機拍攝，「整個航班200人吧，協助的工作人員超過50人，這個事情讓我很意外。也有一部分人穿梭在乘客中間，我猜測是檢查乘客是否把牌子掛在脖子上。」

樂娜不懂日語，她並不知道牌子需要掛在脖子上。「上來一個日本女性工作人員沖我很大聲地說話，我並沒有聽懂。她就試圖從我手中搶走我的牌子，掛在我的脖子上，被我用手擋開。當時就覺得很震驚，去過很多國家，這麼粗魯的工作人員我確實是第一次見，我當時就想投訴她，可是工作人員身上沒有掛任何工牌和標識，她也很快消失在人流中。」

採集完唾液之後，她被帶到候機廳的一個等候區，坐在簡易的折疊椅上等待。旁邊就是機場的傳送帶，可以看到其他航班乘客入境。「我們飛機隨後有一架韓國的飛機降落，我們坐在等候區被工作人員『監視』，而韓國乘客卻從我們身邊徑直走過，這個場景我會記一輩子，出國這麼多年從沒受過這種侮辱。」

樂娜認為整個流程就是「敷衍」、「瞎胡鬧」。「如果真的是為了防疫目的，不會除了口罩沒有任何防護措施」。她說等候區不是封閉空間，「其他乘客就從你身邊走過，好幾百號人都擠在一個面積不足100平米的小空間內，在我看來達不到任何防疫的目的。」

小陳入境日本之後被檢測出陽性後，被送去隔離，隔離費用由日本政府承擔。他在日本做房地產中介，也經歷過回中國的隔離過程。他覺得「肯定國內的隔離合理啊。國內都抓去隔離，大家都一樣，日本這邊的老外呢，大搖大擺的入境，他們一個個都沒陽？」

小陳說日本的核酸只在第五天的時候做，如果是陰性第二天就能出去，如果是陽性，要隔離到第七天。「那第7天我還是陽的也能出去又怎麼說？所以你說隔離的意義在哪？」

蘇友對此有不同看法。她在日本做工程師，22年12月初請假回國處理事務。「講真，回國的路程更艱難，簡直比入境日本麻煩一百倍」。

就拿登機前需要的核酸證明舉例。在日本做核酸許多地方都是免費的，但因為中國大使館對入境中國的核酸證明有規定好的格式，「只有一部分醫院給開，價格就直接飆上去了」。能開得出中國需要的檢查證明的，價格都在20000-30000日圓左右（約為1000-1500人民幣）。

而入境日本所需的核酸證明書，「雖然日本給了一個格式，但是官網上寫只要是中英文的報告書，再自己填一個申報書就可以了，不麻煩的」。蘇友遇到的問題是「現在國內醫院很多都不給做核酸了」。她也是問了好幾個地方，才找到專門針對國際旅遊開具證明的地方。

談到掛紅牌，蘇友覺得「就類似參加展會之類的那種工作證一樣，沒什麼貶低的意思，我覺得就是好分流」。

定居日本的梨花持同樣想法。她帶著一個3歲和一個6歲的孩子從中國經關西機場入境時，也被「掛了紅牌」，她猜測這個是「做個區分」。「沒覺得很大問題。當時一飛機的人都掛了，同飛機的還有日本人。」等陰性結果出來之後，她就把紅繩子的吊牌還給工作人員。

梨花說對於日本對中國入境的人實行特別的入境政策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剛放開確實很多人陽了，他們（日本）也沒向我們收費用，也沒有為難。大家互相理解配合一下是可以接受的」。

尾聲

佐藤說自己的上司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到處打電話問人。雖然聽到消息說大使館已經不再接受新簽證的資料，但他們也只能選擇按照原本的流程繼續準備材料。最壞的情況就是讓原本就已經在中國的駐在員繼續做下去。佐藤說，「本來大家聽說中國1月8號開放的時後，都鬆了一口氣。」

據NHK報道，日本大型商社和在中國有工廠的汽車企業表示「目前的政策影響比較有限」。在中國結束動態清零之後，許多企業開始考慮派人到中國，但因為此前的疫情影響，實際出差人員和駐在員沒有那麼多。

另據時事通信社的報道，自1月16日起，公務和商務等一部分簽證恢復簽發。時事通信採訪內部人士，得到的消息是，企業個別向簽證機關申請，也有像往常一樣通過簽證的情況。但是獲發簽證的標準非常不透明，且東京的中國簽證中心的網站現在還是沒法預約的狀態。

18日從日本隔離酒店出來的小陳已迅速投入工作。在1月20日也是除夕前夜，他對自己的房間做了大掃除。今年除夕正好是週末，小陳和朋友約了飯。

趙小梅本來打算帶著也在日本的哥哥的女兒一家人一起回中國過年，「想讓我哥哥和嫂子看一眼他們兩歲半的外孫，他還一次都沒回去過」。可是簽證拿不到，她們安慰勸說自己，晚一兩個月回去天氣更暖和，「現在帶孩子回去就太冷了」。

應受訪者要求，佐藤晃、趙小梅、樂娜、小陳、明里、蘇友、梨花為化名。

立雲、楊海洋也對本文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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