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沙尼亞的中國「數字居民」：通往新身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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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歐元不是一筆小錢，但如果這筆錢可以買到一個歐洲國家的居民身份，又似乎太便宜了。

從2014年底到2022年9月，全世界一共有9萬多人決定投資這100歐元，「買」到了來自波羅的海小國——愛沙尼亞的一張藍色芯片身份卡。這張卡片上印著愛沙尼亞的國旗，頒發機構是愛沙尼亞政府，上面寫著「數字身份證」（Digital Identity Card），並註明「僅供線上使用」（Electronic Use Only）。

100歐元換來的身份叫做「愛沙尼亞數字居民」（e-Residency of Estonia）。它不是真的居民身份，持有者沒有愛沙尼亞居留權，也無法豁免簽證，但持卡人通過這張卡片，可以遠程接駁愛沙尼亞的政府和工商網絡，享有開設銀行帳戶、組建公司、金融支付等和愛沙尼亞居民基本等同的服務。9萬多個數字居民中，有4,600多名中國大陸護照持有者和94名香港護照持有者——對愛沙尼亞而言，中國是排在俄羅斯、烏克蘭、德國和芬蘭之後的第五大數字居民輸入國，也是排名第一的非歐洲國家。

在社交軟件電報（Telegram）和微信（WeChat）上能找到多個使用簡體中文交流的愛沙尼亞數字居民群。有人詢問成為數字居民的實際用處，有人答，「辦了就是鬥氣」，「精神移民，反正錢不多」。

大部分來自中國的數字居民都沒有住在愛沙尼亞，甚至從未踏足過這個東臨俄羅斯、與芬蘭和瑞典隔海相望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現歐盟成員國。根據項目的官方統計，每100個數字居民，有24個會註冊愛沙尼亞公司；而每100個中國籍的數字居民，只有8個會採取行動。

三年前，1997年出生的中國公民劉曉晨提交申請，成為愛沙尼亞的一名數字居民。他遠程在歐洲的網絡銀行Wise上開戶，辦理了借記卡——用途很樸素，「境外旅遊可以刷」。這是數字居民身份目前對他來說最大的用處。

2022年3月，住在上海的劉曉晨聽到可能要封城的傳言，他將自己的貓託給朋友寄養，「從上海逃出來」，先後去了新加坡和泰國曼谷短居。春天的封城給了他現實的一擊，他說自己被2021年在上海短期的舒適生活矇蔽了雙眼，沒有看到體制對國家發展的長期限制，「是要走下坡路的」。

劉曉晨一邊說自己對國內政策的失望——防疫只是一個表象——「不想做中國人了」，另一邊又說自己「對政治不感興趣，只想搞錢」。我們聊天時，他正住在曼谷的一家三星酒店，付著一個月六千多人民幣的房費，酒店「包網、包打掃、包健身房，還送每天兩瓶水」。他活躍在比特幣圈，是一個去中心化NFT遊戲社區和軟件的創始人，每天的生活被工作和健身佔滿，從早上8點的第一個會開始，為賺錢忙碌。

但數字遊民也要面對簽證到期的那天。不回到中國，就沒有辦法辦理申根簽證。「數字居民」不提供居留權，他沒法去愛沙尼亞。他正在著手申請新加坡的永居身份。他說想要搬去一個他可以有選擇權的地方生活，「想過數字遊民的生活就過數字遊民的生活；不想，也可以住著。」

打破「國別的邊界」的願景

愛沙尼亞「數字居民」的項目地址在首都塔林城中一家舊工廠改建的商務樓二層。辦公室保留著廠房粗糙斑駁的內牆和排水管，藍色霓虹燈管拼出的「e-Residency」字樣被固定在牆上。開放的辦公區域，是整排的寬頻顯示器和站立式辦公桌。

項目在2014年建立的初衷，源於政府急需解決的一個實際問題：愛沙尼亞的通訊、銀行等基礎服務有相當一部分是由北歐企業提供的，政府想要為這些境外企業家、投資人在愛沙尼亞設立分公司，降低合作的運營成本。「數字居民」便可以讓這些人在愛沙尼亞擁有政府背書的身份認證，以簡單的程序設立愛沙尼亞企業，順利地接入政府服務。

然而項目推出沒有多久，就收到了出乎意料的熱烈回應。除了已有的境外投資人，有更多人想成為數字居民，項目網站在推出首月就被流量沖垮。時任愛沙尼亞總統的Toomas Hendrik Ilves聯合三位項目創始人，決定像運營初創企業一樣來運營這個項目，招攬更多的「客戶」來加入。創始人之一Kaspar Korjus在2016年的Ted演講中向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說，愛沙尼亞的數字居民項目給出了一個「可以不受國籍、地域所限制，成為全球公民」的可能性。

因為在英文媒體做記者的緣故，我在2018年了解到愛沙尼亞的「數字居民」項目。作為去國離鄉群體中的一員，每一次穿越國境線，在機場、公路被邊檢質詢的時候，我都能感受到，這個日常生活中不存在、被建構的「國別的邊界」，變得如此具體。「數字居民」項目所提供的那種可能的未來深深吸引了我：在理想的世界秩序中，「國別的邊界」不再是主權國家的統治工具， 「公民身份」（citizenship）將是可交易的、流動的、依靠技術的、以及享有共同願景的。

2020年全球疫情爆發，一時間，世界靜止了，人們無法進行旅行和遷移。被各個國家斷航、封關政策影響的別國公⺠尚可以通過遊說政府實現親人團聚、遷徙和商務往來的可能，中國護照持有者則完全沒有這樣的途徑。在經濟快速增⻓的背景下，擁有中國國籍不僅沒有讓個體享受到和世界連結的便捷，反而處處受限。

每日居家辦公，「數字居民」的網頁在我的瀏覽器中停留了很長一段時間。打開網站，一幅全球地圖在藍色的背景上浮現，「今天就加入我們！」——申請的入口在網站首頁就有四個。每當我忍不住點入，都無法下決心填寫申請表：沒有居留權的數字居民，除了美好的願景，究竟有什麼實際的用途？

兩年之後的秋天，我飛越大西洋，跨過波羅的海，來到了「數字居民」項目的誕生地，想看看這個跨越國別邊界的願景，在現實中是個什麼模樣。

這個像初創公司般運營的政府部門，把目標用戶畫像貼在辦公室的牆上：住在西班牙的自由職業者，被政府手續所累的德國創業者，在脫歐後仍需維持歐盟商務聯繫的英國商人——這些人不一定會來到愛沙尼亞，但因為有實際的需求推動，他們有可能註冊一家愛沙尼亞公司，可以為這個國家帶來不菲的財政收入。

雖然全球有許多頗具吸引力的從商環境，但在愛沙尼亞，只要有數字居民的身份，不需要當地員工，就可以註冊一個完全遠程的公司，每年的維護費一兩百歐起步——這比在香港、新加坡或者開曼群島開設離岸公司要容易許多。雖然愛沙尼亞的稅收並不低，但一個歐盟商業主體身份，對許多數字居民頗具吸引力。如今註冊在愛沙尼亞的公司，有三成是數字居民創立的；2022年上半年，由數字居民創建的公司為政府提供了2,400萬歐元的稅收。項目的對外關係負責人Katrin Vaga對我說，「我們想要普及創業這件事。在這裡開公司很容易，很便宜，很快，還可以遠程操作。」

在少數拿著數字居民卡開公司的中國公民中，有人在深圳的Rubin。他運營著一家澳洲數字貨幣交易公司，做資產出入境，幫助客戶完成數字資產和法幣（指由各國央行發布的流通貨幣）之間的轉換。2020年成為「數字居民」後，他註冊了愛沙尼亞公司，將其作為澳洲公司在歐盟區的商業主體——「通過愛沙尼亞的公司，我把你的數字貨幣收過來，把歐元打給你。」

中文網站「愛沙尼亞電子居民社區」的創始人Marwel對我說，在他運營的大約有130人的網站衍生華人電報（Telegram）群裏，相當一部分人希望通過申請「數字居民」獲得一個境外身份，開設不受限的銀行帳戶，進行金融交易；另一些人希望開拓海外業務，與世界接軌，比如在愛沙尼亞開設公司。這是兩個最常見的理由。

而對三十二歲的陳駿成來說，這張來自愛沙尼亞的藍色芯片卡不僅幫助他開設了境外公司，更為他找到了出走的方向。

在區塊鏈行業工作近十年的陳駿成如今生活在深圳。2017年比特幣市值大幅躍升的時候，他嘗到了快錢的甜頭。但自那之後，中國大陸對數字貨幣監管加強，國內交易所紛紛關停或出走其他國家，陳駿成也萌生了離開的念頭。他通過幣圈的朋友了解到「數字居民」項目，決定申請。2022年5月的一天，他從深圳當日往返北京——這是愛沙尼亞在中國大陸唯一的使館所在地，取回了他的數字居民身份卡，而北京，因為發現了新的新冠感染者，在他離開的「第二天就封了」。

2022年春天，韓國的穩定幣Luna幣崩盤，加劇了陳駿成的焦慮感，他迫切需要為自己的區塊鏈公司找到一個境外主體。「美國監管嚴格，新加坡只會越來越嚴，而愛沙尼亞在歐盟經濟體內，對Web3創業友好，」他立刻拿著數字居民卡註冊了愛沙尼亞的公司。這是一個10人左右的團隊，全部遠程辦公，做用以黃金為基準的標幣進行結算的交易系統。

陳駿成了解到愛沙尼亞為初創企業設立的創業家簽證 (startup visa)：如果企業被愛沙尼亞政府認為合規且有創新性，他可以獲得一張短期的居留簽證，在歐盟國家通行。他已著手申請，如果通過，他可以去愛沙尼亞居留五年。

陳駿成把出走類比為做金融產品倉外的風險把控，為了不被「爆倉」，這是一個「必須、不得不考慮」的事情。「我是堅持要往外走的，如果你（在中國）國內沒有背景，一旦倒退回計劃經濟，就非常被動。我們這麼多年在行業裏沉澱的經驗，在國內完全沒有發揮空間。」

出生在武漢的陳駿成沒有長時間在海外生活過。2019年他本想通過技術移民去澳洲定居，但疫情爆發，他改變了計畫回到老家。經歷了中國對數字貨幣的管控和長達三年的疫情管制之後，我問起他嚮往的生活，他答：「起碼來說，能夠和世界對話吧。」

自由意志主義者聳聳肩

在塔林的「數字居民」辦公室裏，我拿到了一份統計數據。中國公民加入「數字居民」項目有過三次高峰階段；每一次高峰，都與中國大陸政府對數字貨幣的打擊有關。

2017年9月之前，中國大陸可謂數字貨幣在全球擴張的溫床——全球大約九成的比特幣交易在大陸發生，近半數的比特幣由位於中國的礦場挖出。情況在政府禁令發布後發生改變。2017年9月4日，中國政府多部門聯合發布了《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宣布把ICO（首次公開售幣）定義為非法金融活動，禁止通過數字貨幣進行的融資活動，並要求進行中的項目停止交易。「94禁令」一齣，由中國人創立、全球領頭的數字貨幣交易所——火幣和OK幣，宣布停止數字貨幣和人民幣之間的所有交易。中國首家數字貨幣交易所、全球交易量第二的BTC China，關停了所有在中國境內的交易。

2017年又是比特幣市值大幅躍升的一年，不受政府監管的數字貨幣交易，導致大量人民幣通過交易所流到境外。《金融時報》的分析文章說，「大陸政策上對數字貨幣的打擊，可以看作是擁有無限權力的威權政府感受到了來自去中心化、不受中央權威限制的數字貨幣的威脅⋯⋯它讓普通人可以不被政府監管地完成支付和投資。」

在監管加劇的情況下，愛沙尼亞「數字居民」項目在幣圈流傳開來。如今已經拿到「數字居民」身份卡的中國公民張弢回憶，當時幣圈的一些意見領袖 （KOL） 會在群裡自發推廣這個項目。2018年3月，185名中國公民成為了愛沙尼亞的「數字居民」，創下中國申請者單月人數最高峰。

第二波高峰出現在2020年初。2019年末，中國大陸政府推出一系列進一步打擊數字貨幣的信號性文件，其後疫情席捲全球，中國公民對「數字居民」的熱情再次燃起。2020年，約有1.7億元美金以數字貨幣的方式流出中國大陸，比前一年高出53%左右。

2021年比特幣迎來新一輪牛市。當年九月，中國政府發布了更嚴格的限制文件，禁止所有在大陸範圍內的交易和挖礦行為。在塔林的「數字居民」辦公室裡，數據分析師 Indrek Seppo 指著圖上的曲線對我說，經歷了一年多的穩定期後，2021年的最後三個月，中國申請者逐月上升，形成了第三次高峰。

比特幣在中國的起伏和中國申請者的曲線，從數據上形成了清晰的聯繫。我問一心想要「搞錢」的劉曉晨：是因為在幣圈的關係，才想要「跑路」嗎？他反問我：為什麼不是有了「跑路」的價值觀之後，才進入了幣圈呢？

十月的愛沙尼亞首都塔林已經快要入冬，黃葉凋零，厚重的雲層時不時落下雨來，低頭的顏色比抬頭更多。在保留著中世紀建築的塔林老城區裡，我見到了「自由意志主義者學習會」（libertarian study group）的組織者繆志澄——幾位數字居民都向我提到了他。繆志澄會講多國語言，2011年因為工作搬到塔林，2016年開始挖礦，如今是一家完全遠程的初創公司合夥人，為區塊鏈企業提供電子支付系統底層協議。

繆志澄帶我走過一個拱廊，上了一幢紅磚白牆的小樓，來到二樓一個空曠的房間，裡面只放著一張辦公桌、一把工作椅和一台沒有收起來的投影儀。他向我介紹，這是學習會的活動室，社團做一些稅務方面的講座，交流數字貨幣心得，也進行電影放映。上一次活動，他們放了基於五十年代的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改編的同名電影，原著作者艾茵·蘭德 （Ayn Rand）影響了這一代的自由意志主義者們——他們信奉無政府、無稅收、自由市場。小說出版的五十多年後，區塊鏈的技術進入公共視野，許多人成為了能夠取代基於金錢的資本運作體系、去中心化的交易模式的追隨者，小說的價值觀與他們不謀而合。

繆志澄指給我看房間的門牌，上面寫著愛沙尼亞語「Vabaduse Tuba」，翻譯過來是「自由房間 」（Freedom Room），這是他為活動室起的名字。他給社團成員們印發T恤，正中是美國經濟學家、自由意志主義理論家Murray Rothbard的頭像。Rothbard認為，稅收就是搶劫，政府就是盜賊。T恤上還印著「自由市場，反對戰爭」（Free Market, Anti-War） 。他也給了我一件。

2015年區塊鏈剛流行的時候，媒體對未知充滿了希冀。「經濟學人」稱區塊鏈為一台創造信任的機器（Trust Machine），它讓人們在沒有一個中央權威機構的情況下，對互相協作建立起信心。

早在2018年，繆志澄就在公司博客上闡述過比特幣和自由意志主義者之間的關係。他寫道，「因為對中央系統（特別是政府）的幻滅，歷史上總有一群人想要徹底改變社會運作的方式，他們被稱為『自由意志主義者』。他們是最早涉獵比特幣項目的人，正因為比特幣的去中心化特質，可以讓他們不通過中央政府，完成相互之間的交易。這些『科技理想主義者』 （techno-utopians）相信區塊鏈技術可以讓去中心化變成現實，最終取代中心化的組織模式。」

他接著論述：「選擇去中心化，並不是為了更高效，或者更快擴張——這些在中心化的組織模式中可能更容易達到，而是為了創造一種可以改變世界運作方式的可能性。去中心化是目的，而非手段。」

開著澳洲公司進行數字貨幣交易的Rubin沒有著急離開中國，因為他的業務還需要中國國內的資源，移民也不是短期內可以完成的目標。但「數字居民」的身份對他有現實之外的意義，他覺得這與他個人價值觀不謀而合：他相信一個「去中心化」的未來，覺得愛沙尼亞的數字化治國，會是未來主權國家的發展型態。他和我說，在大陸幣圈，許多人信奉一句美國小說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s Gibson） 在蒸汽朋克的代表作《差分機》中提到的一句話：「未來已來，只是尚未流行。」

在廢墟上建立起數字王國

瑞典人類學家西格麗德·羅興 (Sigrid Rausing) 在1993年到愛沙尼亞，這個兩年前從前蘇聯統治中獨立出來的新國家百廢待興，到處都是過去的痕跡和對未來不切實際的暢想，現實彷彿完全不存在。她寫道：「貧窮的人們急切地希望擺脫被稱為是蘇聯的過去，但他們只知道儲存糧食，來抵禦對未知的擔憂，並消極地等待著未來的到來。」

三十年後迎接我的愛沙尼亞，處處是用過去與未來編制起來的現在。

仔細觀察愛沙尼亞首都塔林的街道，彷彿來到了未來世界。中間是車行道，行駛著對塔林居民免費的公交車，還有在特定路線進行試驗的auve tech自動駕駛大巴以及Bolt電召車，和私家車共享這一車道；旁邊的自行車道上，比自行車更常見的是Bolt和Juul的電動滑板車；再旁邊的人行道上，除了走路的行人之外，還有一條約半米寬的窄道，給自動駕駛的快遞車Starship機器人「行走」。愛沙尼亞是第一個讓自動駕駛車在公共道路上合法通行、並為自動駕駛技術的測試和推廣改建道路結構的國家。從auve tech, Starship, 到東歐各國隨處可見的Bolt 和Juul, 這些都是愛沙尼亞的初創企業。

對愛沙尼亞人來說，數字治國、科技創新是這個國家最令人自豪的特點。自1991年獨立以來，愛沙尼亞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全國範圍內的數字化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兩項，是普及數字身份 (digital ID)，以及推行全民數字化教育——前者為科技治國提供了技術基礎，後者確保了普及率。

數字身份是一切的基礎。在愛沙尼亞，孩子在出生的時候會得到一個屬於自己的數字 ID 號碼，他們電子醫療檔案就此會和這個號碼連在一起。等到十五週歲，他們可以領到一張帶有照片的數字身份證（digital ID card）。2002年，愛沙尼亞政府向芬蘭學習，要求每個居民都必須申請一個屬於自己的數字身份。二十年後，芬蘭的數字身份普及率大約在50%左右，在愛沙尼亞，99%的公民都已經擁有數字身份。

愛沙尼亞政府在獨立後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全民化數字教育。1996年，後來成為總統並發起「數字居民」項目的Toomas Hendrik Ilves還是愛沙尼亞的駐美大使。他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說，「愛沙尼亞全國有一萬七千個中學生，我們只需要提供一萬七千台電腦，就可以讓我們的畢業生們獲得一項非常有用的新技能。在愛沙尼亞，並不是隻有接受過精英教育的大學生才會用電腦， 如果我們可以做到這點，我們整個國家，就可以一起躍入二十一世紀。這樣的愛沙尼亞，一定會今非昔比。」

他的暢想變成了現實。愛沙尼亞的教育部啟動了Tiger Leap Program，靠著政府出資加全國各界人士的資助，讓愛沙尼亞的每一所中小學在2000年初就配備上了電腦。1999年入學的愛沙尼亞公民Erika Piirmets發現，從小學的課堂到圖書館，電腦無處不在——這一代的愛沙尼亞年輕人，都是在網路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如今 Erika Piirmets 是愛沙尼亞政府的數字轉型大使，她在「數字愛沙尼亞 」（E-Estonia）大樓的底層迎接了我。出生在1992年的她，是和愛沙尼亞共和國一起成長起來的。Piirmets介紹說，在數字身份推行之初，雖然因為政府發行人手一份，但使用場景卻很有限，除了交稅，用的人很少。直到銀行和電信公司也加入進來，用數字身份証取代各自發行的銀行卡或者電信卡，來驗證用戶信息，這才把數字身份推廣開來。

如今，愛沙尼亞居民可以使用自己的數字身份號碼，加上兩個密碼（一個私人密碼，一個隨機生成的密碼），一站式登錄包括醫療、繳稅、選舉投票、工資和福利信息等所有的政府部門，並且查看自己在各個政府領域產生的數據——包括醫療、稅收等。

Piirmets稱她用數字身份系統報稅，只需要3分鐘。「所有的收入信息都已經被上傳和同步了，我只需要看一遍是不是有錯誤。」

在愛沙尼亞，不同的政府部門只能讀取相對應的用戶信息——比如財政部的官員不能讀取公民的醫療信息。同時，愛沙尼亞居民還可以選擇把自己的一部分信息對任何人都不可見——比如隱藏心理諮詢史，這樣哪怕家庭醫生有權限讀取醫療檔案，也沒法看到被隱藏的信息。

更重要都是，網站包含了一份「數據使用情況的紀錄檔案」，記錄了每一次個人數據被錄入或讀取的詳細情況：包括何時、何部門、操作人等信息。Piirmets 介紹，有行醫執照的醫生都有權限翻看病人醫療檔案，但如果一個不為妳看病的醫生因為好奇而看了你的醫療信息，會在你的數據檔案上留下痕跡，一旦被舉報，又無正當理由，這個醫生會被吊銷行醫執照。

「任何行為都需要正當的理由，我們的系統是建立在這個宗旨之上的，」Piirmets說。「不僅僅公民需要用數字身份登錄，公職人員也要用數字身份登錄。每一個行為都會留下紀錄。」

Piirmets 說，愛沙尼亞人並不信任政府，但他們可以相信技術，因為技術確保了政府可以被監督。「個人的數據的所有權在個人，政府只是存放數據的容器。我有權利知道我的數據發生了什麼。這和我在臉書這樣的社交媒體上一旦產生了數據，數據就屬於臉書了，是完全不一樣的。因為有數據檔案，我可以相信，政府收集我的數據是用來服務我的，而不會被用來牟利或者用來監控我。」

各個政府部門收集來的居民數據，被存儲在一個名為x-road的分布式數據存儲系統中，政府系統和私人公司都可以通過應用編程接口（ API ）接入系統，發出數據請求，來接觸到他們請求的那部分的居民個人信息。同時，另一套開源的區塊鏈系統在其之上，保證了每一步的操作都有跡可循，一旦數據行為被記錄下來，就不可逆轉、不可刪除。

數字身份証是經過政府驗證的個人身份認證，這對商家也很有用。在愛沙尼亞，你不需要銀行卡、各種書店和電影院的會員卡、或者公共交通卡，這些卡都可以被數字身份証代替——只要你進行授權，商家可以通過數字身份証接入x-road，驗證刷卡人的自然人身份。

對愛沙尼亞來說，技術治國有歷史可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在前蘇聯時期，為了杜絕各國之間的競爭，斯大林為東歐各國分配了各自的生產領域，無線電子工業和計算機產業，被分配給了愛沙尼亞。這為愛沙尼亞的塔圖大學帶來了蘇聯時期最一流的計算機科學家和充足的研究經費。愛沙尼亞的一所鄉村學校在1965年成為了全蘇聯第一個配備計算機的學校，愛沙尼亞塔圖大學的學生在八十年代創造出了後來被廣泛用於蘇聯學校的 Juku電腦。八十年代塔圖大學畢業的校友們，如今成為了這個國家最重要的企業家和投資人，他們懂得技術、發展技術，幫助獨立後的政府進行數字轉型。三十年來，愛沙尼亞還清了大部分國債，加入歐盟，如今是前蘇聯解體後獨立的15個國家中，經濟發展最快速、人均GDP最高的國家。愛沙尼亞曾培育了多個科技獨角獸，其中包括後來賣給微軟的Skype以及在倫敦交易所上市的Wise。2021年，僅Bolt就為愛沙尼亞帶來了六億歐元的投資。

「數字居民」項目給愛沙尼亞政府帶來的稅收回報高，投入卻很低，是因為數字居民所需要的技術支持——從數據儲存到數字化的政府服務——已是愛沙尼亞社會的一部分，「數字居民」項目只是把這些服務開放給世界各地的人。

「我們沒有石油或者黃金，我們通過數字居民項目讓大家看到愛沙尼亞的這些優勢。」Vaga和我說，「如果馬斯克 (Elon Musk) 要考慮去哪裡創建他的下一個公司，我們希望他選擇愛沙尼亞。」當時，馬斯克還沒有收購推特。

當理想遭遇現實

四年前，還在上海讀研究生的張弢聽聞了「數字居民」的項目，決定嚐鮮。申請表上要求填寫申請理由，他寫的是：「非常熱衷於區塊鏈行業，希望去愛沙尼亞進行下一步發展。」申請通過了。2019年1月，張弢第一次來到北京，趁此機會玩了一圈，在頤和園滑冰，去愛沙尼亞在北京的大使館領身份卡。「後來我因為工作又去過北京十幾次，都沒有那次玩得那麼開心。」他回憶。

拿到身份卡之後，張弢馬不停蹄地開了愛沙尼亞公司，在當地銀行遠程開戶，很興奮，「因為自己有一番事業要做起來了。」但這個身份和公司並沒有給他帶來預期中的好處。他發現，僅僅憑藉一張沒有照片的數字芯片卡，連在海外的數字貨幣交易所開戶也無法做到；而愛沙尼亞在2020年後加強了對數字貨幣公司的准入要求，數字貨幣交易牌照不再容易獲得，張弢在愛沙尼亞註冊的公司沒有派上用處。

一起創立公司的合夥人去了新加坡做 NFT 項目，張弢沒有和他繼續合作。「我從2017年玩到現在，也算一個『小韭菜』。經歷過這種區塊鏈的暴漲暴跌，挺難受的，不想再賺這種暴漲暴跌的錢，」他說。

如今張弢在一家初創企業做區塊鏈反洗錢工程師，為政府公安部門提供技術支持。在區塊鏈圈和政府打交道，張弢非常清楚在中國做區塊鏈的限制，他不推薦做虛擬貨幣項目的朋友留在國內，「我們也遇到過許多案子，項目本身沒有什麼問題，但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可能會被逮捕、扣押、判刑。」

「現在在國內做區塊鏈，可能除了做合規、監管，其他都有很大風險。如果你能去新加坡、愛沙尼亞或者紐約申請一個實體，我覺得會比國內做這個事情好很多。」張弢說。

但是，吸納區塊鏈從業者並不在愛沙尼亞政府對「數字居民」的計畫之中。恰恰相反，愛沙尼亞是歐盟第一個出台相關法律，對數字貨幣公司進行合規管制的國家。在「數字居民」項目的創始人之一 Siim Sikkut 看來，價值觀沒有那麼可靠，真正做成一件事情，還需要很多很多錢。他認為，「數字居民」團隊一直非常務實，這才是這個項目成功的原因。

Sikkut 在2022年初結束了為期五年的愛沙尼亞政府首席科技官的任期，成立了一家叫「數字國家 」（Digital Nation）的諮詢公司，幫助有需要的國家完成政府事務的數字轉型。和我在塔林見面的那天，他穿著一件印有「 進入數字愛沙尼亞（Enter e-Estonia） 」字樣的套頭衫。這件衣服他在許多公開場合都穿過。

「數字居民」團隊很早就發現，「可以不受國籍、地域限制，成為世界公民」的願景很難成為現實。

「我們沒有辦法脫離現實世界，」Sikkut 說。「數字居民」項目受到國際反洗錢法的限制，在把全球居民接入愛沙尼亞數字社會的時候，要小心不為別的主權國家增加洗錢風險。同時，國際稅務和金融體系仍與個人所在的國家綁定在一起——雖然在項目剛開始的時候，Sikkut 以為這種綁定關係可能會出現鬆動，但結果沒有。「僅僅靠愛沙尼亞，是不可能打破這個系統的。我們能做的只能是改變項目，讓它成為愛沙尼亞這個實際的國家中延伸出來的分支。」於是，2017年前後，項目團隊開始調整口徑，他們不再把「數字居民」社區宣傳為「地球村」，而是把成為「數字居民」稱作「一種接入愛沙尼亞政府服務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成為數字居民，那些僅僅是因為價值觀、好奇心而來的申請者，沒有給項目帶來實際的收益。「那些全球主義者 (globalists) 從來就沒有變成付費客戶。他們被這個想法吸引來，卻不會開設一家公司。」Sikkut說，「這個項目，歸根結底，是一個政府的經濟發展項目」——主要目標，是吸引境外投資人來愛沙尼亞註冊公司，並產生稅收。只有項目賺錢，才能更好地服務更多的數字居民。

項目也不考慮為數字居民提供進一步的移民路徑。Sikkut認為，雖然有更多科技人才想移居愛沙尼亞是件好事，但這也偏離了項目的目的，「這由國家的移民局負責」。

Sikkut有比建立全球村更著眼於現實的願景，他希望國際稅務體系可以和所在國脫鉤。「現在如果我在愛沙尼亞183天，我就要給這個國家交全年的稅，那剩下的182天呢？如果稅收可以根據實際工作地來收，會激勵更多國家來創造適合人才流入的商業環境，吸引投資人。如今是非一即零。」

張弢不是沒有想過離開中國。他申請了塔林理工大學，卻沒有通過面試。如今他也調整了期望，選擇留下，「是想（在國內）做一些可以讓區塊鏈得到認可的事情。」自稱「比特幣粉絲」的張弢，也認為數字貨幣因為去中心化，是自由的。「我們都是通過比特幣賺錢，我們當然希望比特幣能夠給我們的世界帶來一點不同的東西，都希望未來某一天商鋪能支持比特幣直接線下支付，不需要兌換成法幣。」

通往新身份之路

根據「數字居民」項目的統計，來自中國大陸的申請者，平均年齡是34歲，比大部分其他國家的申請者更年輕。他們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起飛和從無到有建設起來的資本市場，與愛沙尼亞這個年輕的共和國的建立、成長不無相似之處。對中國政治歷史曾有涉獵的Siim Sikkut援引鄧小平的話：「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對吧？在愛沙尼亞我們也很認同這種實用主義。」

「不論政見，這種務實的精神，我們是一樣的。」他補充。

我到愛沙尼亞的當天，是俄羅斯開始轟炸烏克蘭首都基輔的第一天。塔林市政廳大樓被包裹在黃藍燈光下，以表示對烏克蘭對支持。俄羅斯使館四周圍著一圈鐵柵欄，上面貼滿了各種各樣抗議或反諷俄羅斯政府的海報和塗鴉。

愛沙尼亞在歷史上層經歷過兩次被強鄰吞併：18世紀被沙皇俄國吞併，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後獨立；二戰時被蘇聯吞併，在蘇聯政變後獨立。如今，愛沙尼亞有近三成的俄羅斯裔居民，俄語也是在愛沙尼亞語之後普遍流通的語言。但與其他前蘇聯國家不同的是，愛沙尼亞在文化上更接近隔著波羅的海84公里之外的芬蘭，愛沙尼亞語也和芬蘭語較為相似。雖然在傳統的地理概念上愛沙尼亞屬於東歐，但民調顯示，愛沙尼亞裔的國民更認同自己是北歐人。

這與許多想要逃離舊秩序的申請者不謀而合。

科技創業者、來自俄羅斯的Kirill Soloviev在申請了「數字居民」後的第五年搬到了塔林，他對我說，住在愛沙尼亞像是住在一個平行宇宙——那是俄羅斯在蘇聯解體之後本可以成為的另一個模樣。他看到的愛沙尼亞，人和人之間的「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小——普通市民容易接觸到政府官員，社會關係中的不平等程度低——這和俄羅斯的官僚政府形成鮮明對比。過去的四十年，他習慣了每天在莫斯科通勤三小時的生活，一旦公司要和政府打交道，就要特別安排時間準備文件，來應對各個部門的要求，但在愛沙尼亞，「想做和做到之間基本沒有障礙 」。

Soloviev在愛沙尼亞創立的翻譯軟件公司有15名遠程工作的員工，跨越四個時區，他是唯一一個住在愛沙尼亞的人。相比吵鬧的莫斯科，他慢慢愛上了塔林安靜的夜晚。「在莫斯科，妳和妳鄰居的房子是緊挨著的——俄羅斯都是這樣，我一點也不喜歡。在這裡，相隔五米才叫鄰居，我不用逼著自己去社交。」

Soloviev 在2015年春天第一次來到愛沙尼亞，是為了到塔林領取「數字居民」身份卡。那時還是項目開始的初期，申請者必須親自到愛沙尼亞領取卡片。他回憶，四月的塔林，剛剛從一個漫長的冬天中醒來，紅瓦白牆的老城開著鮮花，像是從油畫中走出來。

「就像是從毛毛蟲變成了蝴蝶。」Soloviev告訴我。「在2015年的時候，我沒法看清楚還在繭裡的自己，拿到這張藍色芯片卡是一切的開始。在繭裡的我，徹底改變了自己。」那之後的每一天，他都在向新身份靠近：從搬到塔林，不再做俄羅斯納稅人，到如今公開反對戰爭。

2022年10月，俄烏戰爭白熱化的當口，他接受了愛沙尼亞媒體的採訪，呼籲那些在愛沙尼亞的俄羅斯裔人放棄對俄羅斯的支持，加入愛沙尼亞籍。「那是真正的我，不被護照顏色掩蓋的我。」

想要離開過去的，還有來自台灣的科技創業者楊敬文。2016年，他和太太林恩潔在台北一起申請了「數字居民」。來年三月，他們都獲得了批准，林恩潔成為了第一位來自台灣的女性數字居民。

楊敬文早想離開台灣。一方面是台灣的經濟自2010年左右增速變緩，不利於初創公司發展；但更重要的是，台灣的政治讓他看不到未來。「（台灣人）不喜歡國旗也不喜歡國歌，但也不改，憲法間接說中國是台灣的一部分，現實是台灣（可能）要變成中國的一部分，」他說，「如果你聰明一點，就會感到悲哀，那悲哀改變不了，就會想逃避。」

成為數字居民後，他和合夥人從台灣設立了在愛沙尼亞的遠程公司，由此體驗到愛沙尼亞高效的政府服務和友善的創業環境，和他接觸過的「官僚」的台灣政府很不同；接著，他們一起到愛沙尼亞短途旅行，這裡從食物、物價到空氣，都令他感到舒服；再後來，2017年的秋天，他和太太帶著剛出生半年的兒子和他們的馬爾濟斯犬，從台北搬來了塔林。

牽著從幼兒園放學的兒子，站在塔林街頭的公交車站，楊敬文望著對面一棟十餘層的白色居民樓問我：「你猜猜這是北歐建築還是蘇聯建築？」

這棟十幾層高的米白色大樓，每層的四個角上都有雕花精緻的弧形陽台。「應該是蘇聯建築吧。」我很篤定，它和中國內地的居民樓風格很相似，雖然更精緻一些。

楊敬文說我猜對了。他接著指給我看車站這邊的一棟北歐建築：高度相仿的居民樓有稜有角，外牆線條分明，但牆體的一半被落地玻璃窗覆蓋。

他教我如何分辨：「你就看窗戶的大小——蘇聯建築的窗總是很小，北歐的建築不會。」

到愛沙尼亞五年了，楊敬文和太太準備申請永居，但沒想好日後是否要入籍。愛沙尼亞不承認多重國籍，入籍就意味著放棄台灣身份。「在台灣長大，唸書在台北，畢業了在台北找工作，台灣是我的家鄉，」楊敬文不覺得自己可以成為愛沙尼亞人。「但我小孩沒有。我想要給小孩一個不做台灣人的選擇權，因為當台灣人在未來就是當中國人。（我）會想，小孩子是不是給他一個不一樣的世界。」

尾聲

在前往塔林的前夕，我花了三十分鐘左右的時間，提交了愛沙尼亞「數字居民」的申請，並在線支付了100歐元。

為願景買單，值得嗎？我想，買的人多了，它就可能成為現實。

這些年來，「數字居民」項目成為了全世界了解愛沙尼亞的主要途徑：2018年底官方發布的項目回顧中顯示，在谷歌上搜索愛沙尼亞，80%以上的英文搜索結果都與這個項目有關，雖然每一個人對它的期望不盡相同——陳駿成想要與世界對話；Soloviev 想要洗刷掉舊有的身份；張弢想要藉此發展他在區塊鏈產業的事業；Rubin 則想要擁抱一個去中心化的未來。

這讓我聯想到到劇作家Jules Romains的寓言戲劇《多諾哥》（Donogoo）。劇中，一個法國地理學家不小心在巴西的地圖上畫出了一個不存在的小鎮，他決定將錯就錯，在報紙上刊登文章，宣稱這個小鎮的河水裡流淌著金子，附近有未被開採過的金礦。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們紛涌而至，這個本來不存在地方真的變成了一個繁榮的城市。法國大眾思想家阿爾貝・雅卡爾在他的書中寫道，這個故事令人相信，「一個群體的活動，是由這個群體本身的存在而產生的⋯⋯每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需求，這些需求賦予了他們需要的產品以價值。」

在即將結束愛沙尼亞之行，在塔林機場候機回紐約時，我收到了來自愛沙尼亞政府的郵件：我的申請通過了。

一個多月後，我去位於聯合國總部附近的愛沙尼亞駐紐約大使館，領取了我的「數字居民」卡包。黑色的硬殼紙盒上，凸版印刷著藍字「歡迎加入數字愛沙尼亞」（Welcome to Estonia's Digital Nation) ，裡面躺著刻有我名字的藍色芯片卡和細長的黑色讀卡器。這是我的新身份。

十二月的曼哈頓，東河邊上寒風凜冽。我揣著卡包從使館走出來，想到塔林已經下過了好幾場雪，彷彿自己也和這些可能的未來聯繫在了一起。

（劉曉晨、楊敬文、林恩潔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