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尋找一塊墓地」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我們希望在這裡認真地和讀者談死亡﹑遺憾﹑悔恨，但也談生命﹑愛﹑希望，和那些無法解決的道德難題。我是這個欄目的編輯陳婉容。這一期文章的作者Peter Callan是美國人，出生於上世紀紛紛擾擾的六十年代。他仔細回憶了他家中的那些看過戰爭的祖父輩－－他們在毫無準備下窺見人性最黑暗的一面，然後終身都在嘗試擺脫那些痛苦回憶，只是大多徒勞無功。學術研究都說我們的身體會記住創傷，只是在作者筆下，那些創傷是那些他愛過的親人朋友真實經歷過的人生，而不止是醫學或心理研究的名詞。最後作者也記錄了他在2019年的香港目睹的無邊黑暗。這是一篇坦率得有點殘忍的回憶錄。
我的祖父母輩參加過二戰。那一代人應召入伍，為國效力，親身經歷戰爭的恐怖。後來他們被譽為「最偉大的一代美國人」，因為他們曾在美歐兩片大陸與法西斯主義搏鬥，並且勝利了。戰後，這代人被視為英雄，載譽而歸——或者說，他們中一部分人得到了這樣的榮耀。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還有很多美國人在二戰中留在本土貢獻後勤勞動。著名的塔斯基空軍隊伍中，每一個飛行員背後都有幾十甚至幾百個支援他的裝卸工、勤雜工和卡車司機。本土工人對戰爭的重要性絕不亞於帶槍上陣的戰士，但他們並沒有得到同等待遇。
我的祖父們就是這樣一群人。
我外公戰前在康州一家軸承公司工作。他高中肄業，但那份工作他勝任有餘。我小時候，外公和外婆喜歡在他倆簡樸的家中開野餐會，邀請同事來參加。外公的的同事那時都有五六十歲，一群粗壯的平頭男人。幼年的我學會通過他們手指的數量來分清誰是誰——這些人一輩子都在操作機器，幾十年來總會被機器「咬」上一兩次。外公一隻中指就缺了一半，他的同事也有類似的殘疾，只是在不同的手指上。
我爺爺從波士頓學院取得碩士學位，這份學歷為他贏得在康州一家飛機公司辦公室工作的機會。二戰爆發，外公和爺爺的專業技能都是支援戰爭中必不可少的，故兩人都免除兵役。外婆也在軸承公司工作，戰時她的工作比平時多，因為公司不少男人被徵入伍。爺爺和外公的兄弟姐妹中很多人未能免於服役，陸續加入軍隊，被派往歐洲或太平洋戰場，擔任各種各樣的工作和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