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黑旅行團：帶你去一次死亡深度遊

「尋找一塊墓地」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我們希望在這裡認真地和讀者談死亡﹑遺憾﹑悔恨，但也談生命﹑愛﹑希望，和那些無法解決的道德難題。最近亞洲各國都開始放寬防疫措施，大家終於能夠相對自由地出遊，所以我們想趁這個機會，和大家聊聊暗黑旅遊（dark tourism）：我們怎麼總是愛旁觀他人的痛苦？（內文關於災難歷史的描述可能引起不安，請斟酌閱讀。）

大家都聽過的「開膛手傑克」（Jack the Ripper）是英國著名連環殺人犯，但我一直覺得他名大於實。想想較近代的連環殺人犯吧：「密爾沃基狂魔」Jeffrey Dahmer（即Netflix《食人魔達墨》的主角）殺了十七人﹑以長得帥並擁有大量女性粉絲而聞名的Ted Bundy殺了超過三十人﹑一直未落網的「黃道十二宮殺手」殺了最少七人﹑「洛杉磯夜行者」Richard Ramirez殺了十四人。但在十九世紀末倫敦白教堂區活躍的「開膛手傑克」只殺了五人。我一直覺得，作為連環殺手才殺了五個人，未免太弱了吧？

今日的白教堂很時髦，Spitalfields市場開的都是奢侈品店；但在1888年，白教堂是真正龍蛇混雜之地。那時大英帝國如日中天，工業發展和帝國內移民令倫敦人口極速增長。而當時擠不進倫敦市（City of London）的新移民和草根勞動人口，則外溢到東倫敦，然後很快也把白教堂區擠滿了。這些勞工白天去倫敦市工作，晚上就回到白教堂租床位睡覺。也有大量租不起床位的人只能去「roping」，即是像小龍女一樣掛在一根繩子上面。白天一到，旅館老闆大刀一剪，所有人就從繩子上掉下來：又是時候開工賺酒錢了。

去年某個冬夜，我們在白教堂區紅磚巷吃過印度菜後，即興加入了「開膛手傑克觀光團」，跟著導遊穿過白教堂區的大街小巷，尋訪當年的兇案現場和發現屍體的地點。在夜色襯托和導遊繪形繪色的形容下，我幾乎想像到維多利亞時代的白教堂：臭氣薰天，老鼠橫行的貧民窟，一到夜裡滿街都是流鶯和醉漢。這裡髒亂得即使地上有不明來歷的大灘血跡，大部份居民都不以為意。開膛手傑克的五名受害者都是處於社會底層的妓女。導遊將第五名受害者的屍體照片投影在紅磚牆上：這名叫Mary Jane Kelly的女子當時約二十五歲，她在自己租的公寓內被殺，乳房和手臂被切除，腹腔和大腿幾乎被全部扒開，死狀極為恐怖。

去過這個觀光團之後，我終於明白了開膛手傑克的重要性：他可能是現代社會其中一個最早的連環殺人犯。怎樣的條件才能有「連環殺人」？首先要有理論上的人人平等，即底層妓女和維多利亞女王理論上有同等生存權，才會有「謀殺」的概念；古代貴族殺掉一個佃農就不是「謀殺」。然後要有人們每天摩肩接踵但很少交集﹑生活像千萬條平行線的現代都市。最後還要有大眾傳媒，以及識字的大眾。開膛手傑克給警方發去的第一封信（信中自稱「Jack the Ripper」），很多人相信是英國小報杜撰來賣紙的假信。那個年代的小報靠著連環殺人製造的集體恐懼，以及對少數族群的獵巫刺激銷量。英國小報（tabloid）的煽腥文化，就是在那個年代興起的。

那個時代的英國人，跟今天的我們一樣，津津有味地研究謀殺案情，包括所有使人毛骨悚然的細節。但導遊把我們帶到地標的白教堂門外準備解散前，卻特意用了十分鐘跟我們說：這個故事的主角，應該是那五位受害女性，而不是開膛手傑克。她們在那個混沌年代努力求存，但生命卻過早告終，有幾位還遺下了年幼的子女。我被導遊的話深深觸動，但我至今仍記不起她們的名字。我和所有人一樣，被暴力﹑死亡和他人的苦難吸引而來。如果可以讓我選擇，我絕對希望她們能平安終老；但事實是她們悲慘的命運，在那個晚上成為了我的飯後娛樂。

屠殺﹑戰爭與災難的死亡旅遊

公元79年8月，位於現今意大利南部的維蘇威火山發生大爆發，火山灰雲直衝上了33公里的高空，滾燙的岩石﹑火山碎屑和灰塵隨風直撲離數公里外的龐貝城。沒有料到火山會爆發的龐貝居民倉皇逃命，往坎帕尼亞平原的森林跑去，但攝氏三百度的岩石很快落在他們頭上，他們的皮肉在踫到岩石的一刻就碳化，頭骨也因沸騰而裂開。龐貝在當時是羅馬共和國第二大城，但一夜之間，這個繁榮的港口城市就活埋於火山灰下。

龐貝遺趾在18世紀末被考古學家發現，因為層層火山灰的保護，城市遺跡和近二千具屍體都保留得相當完整。那些已經化石化的屍體，將逃生中的龐貝人死亡一刻的動作定格了：有人蜷縮在地上，表情扭曲；有人懷裡緊緊抱著小孩，有人跪坐地下雙手掩面，最常見的動作是面朝下趴倒在地。絕大部份的死亡都發生在一瞬間，龐貝人至死都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但最後肯定經歷了巨大的恐慌。今日的龐貝遺蹟是個大型露天博物館，那些屍體被放在玻璃箱中供遊客檢視，讓他們想像當時龐貝人在幾百度高溫下的痛苦。

自二百多年前就成為「景點」的龐貝，可以說是現代暗黑旅遊的始祖之一。「暗黑旅遊」（dark tourism）這個名詞在1996年，由學者J. John Lennon提出，指的就是去參加連環殺人犯導賞團，或者參觀大型災難現場，把悲劇當成旅遊景點的行為和產業。Lennon同時也指出，暗黑旅遊在人類社會已經很有歷史：軍事史上最著名戰役之一，1815年的滑鐵盧戰役（即拿破崙戰爭最後一場戰役）發生的時候，歐洲各地就已經有旅行社組織戰場旅行團，讓非富則貴的遊客在安全距離下，在現場看戰場上的士兵成千上萬地死亡。當時也有聲稱是戰場遺物的紀念品，雖然絕大部份都是贗品，遊客仍爭相購買。

又例如1934年，美國巨型郵輪SS Morro Castle在從古巴夏灣拿回航時失事沉沒，造成船上一百三十多名船員和乘客死亡後，本地遊客幾乎立刻就將船的殘駭變成了旅遊景點。在拯救隊嘗試救援SS Morro Castle不果後，大批美國人湧去新澤西州的海岸小城阿斯帕里公園（Asbury Park）「觀賞」在水上起火的船身－－雖然許多遇難乘客仍在船上。加上從鄰近的紐約和費城聞風而至的人以及新聞記者，當時共有近二十五萬人聚集在阿斯帕里公園，就是為了近距離目擊這個美國史上最大型的船難之一。學者Susan Hegeman指現場不止有人販賣船難明信片，還有人賣汽水和漢堡，氣氛有點像嘉年華會。當時有人建議將SS Morro Castle拖上阿斯帕里公園海岸，成為「永久景點」，雖然船身最後還是逐件賣掉了。

當然，去看船難和滑鐵盧戰役可能特別「壞品味」，因為他人的痛苦和死亡近在眼前；而龐貝的災難已是二千年前的事，就算那天火山沒有爆發，那些人今日也肯定不在了。但二戰發生於上世紀四十年代﹑越戰是五﹑六十年代﹑赤柬屠殺是七十年代﹑自2011年起開放成為「另類景區」的切爾諾貝爾（Chernobyl；台譯：車諾比）是八十年代－－如果沒有那些災難，這些人全部都可能還活著，不過現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越戰博物館﹑赤柬S-21集中營和大屠殺刑場﹑以至切爾諾貝爾附近丟空數十年的鬼城，都是會在Lonely Planet旅遊書上找到的「旅遊景點」。如果這些還是年代久遠，位於倫敦西肯辛頓區，2017年發生大火造成七十多人遇難，七十多人受傷的Grenfell Tower，今日也成為了某些遊客的「打卡勝地」（即著名的拍照地點）。

提出「暗黑旅遊」這個概念的Lennon說，媒體總是喜歡渲染大規模的災難和暴力，自然引起人們去「親身一遊」的想法；而將悲劇產業化，除了有消費他人的痛苦來獲利之嫌，在最壞的情況下，暗黑旅遊可能只不過滿足了人們對恐怖﹑暴力和災難的迷戀，但完全沒有產生任何解決這些暴力問題的方法。

接近死亡的快感

我必須承認，自己就是個很喜歡暗黑旅遊的人。不是說我特別樂見戰爭﹑核爆或大屠殺，但去過那些關於災難或死亡的博物館和災難現場後，我的確會有種莫名滿足的感覺，類似「今天過得特別有意義，看了很重要的東西」的感覺。

有次路經柏林，只能在市內逗留幾個小時，但我甚麼地方都不去，只去看了位於前蓋世太保和納粹黨衛軍總部，現時是二戰史博物館的「恐怖地形圖」（Topography of Terror）。那裡曾經是納粹虐待和處決政治犯的地方，地下的囚室仍保存得相當完整。去柬埔寨的時候，雖然也覺得吳哥窟宏偉壯觀，但讓我留下最深印象的還是赤柬的S-21集中營和殺戮場（killing field）。雖然已經是六﹑七年前去的旅行，但我至今還很記得殺戮場樹幹上清晰可見的牙齒：赤柬士兵會將嬰兒從腳部提起，拿他們的頭去撞樹幹殺掉。最近再去了一趟捷克布拉格，如童話世界般美麗的古城，「景點」幾乎去不完，我最喜歡的卻是講捷克人如何活過高壓共產時期的的共產主義博物館。

見證歷史和人性中最幽暗恐怖部份的地方，卻是很多人，包括我－－旅行時特別喜歡去的地方。我不是十七﹑八世紀英國付錢到全國各地看絞刑，或者在一戰時帶著香檳和小蛋糕去看打仗的那種人，有船難肯定也不會買個熱狗坐在岸邊看得津津有味，但我也不得不說，雖然喜歡歷史，但我一直很懷疑自己去這些地方，是不是單純的為了學習歷史知識。事實上，我關於那些地方的歷史知識，絕大部份都還是從書本或紀錄片學來的。

提出「暗黑旅遊」概念的Lennon就說，現代「暗黑遊客」的眾多動機之一，可能是要獲得一種接近死亡的快感。

在人類歷史上絕大部份時期，死亡離所有人很近－－在中世紀歐洲，預期壽命只有三十三歲；在羅馬帝國時期更加只有二十五歲，相信大部份讀者都已經活過了這個歲數。而夭折率也是奇高，生十個小孩可能只活了一兩個，在中世紀的英國，能活過十歲的男性，預期壽命也不過三十二歲。戰亂﹑飢荒和各種天災人禍又令生命變得更脆弱。但到了20世紀初，發達地區如歐洲的人均壽命已經達到近五十歲；現時全世界預期壽命最長的地方是近年超越日本的香港，女性的預期壽命是88歲。我們當然知道自己會死，也能理性地說自己隨時可能死：例如我寫完稿去睡覺時可能就猝死了，這篇文章就會是我的遺作。但我嘴上這麼說，心裡也著實覺得不太可能，因為我年輕力壯沒有長期病，離八十八歲非常遠，有許多理想沒有實現，許多可能性在前頭，明天周末還有玩樂行程，怎可能死？

生活和衛生水平的改善延長了人均壽命，科技讓很多東西變得可以預測，讓身處相對發達地區的我們有了一種自己「不會死」，或最少是離死亡很遠的錯覺。以往教會會提醒信徒勿忘終有一死，但在世俗化的現代社會，教會早就失去了這個功能，取而代之的是千千萬萬種加強我們「長生不死」錯覺的一切。與其說「Memento mori」（勿忘你終有一死），我們有更多事要記住了：快到期的電費單﹑下星期跟老闆的工作報告﹑看起來很好吃的新餐廳﹑朋友都去了但我還沒有去過的旅遊勝地﹑想學而還沒有學的新興趣－－我們習慣了無了期地向前看，把計劃拉到十年，甚至數十年長，這些都是數百年前的人沒法理解的。但如果我們不會死，或者死亡最少（感覺上）不是逼在眉睫的話，人生就很容易陷入「一切都沒有意義」的虛無。

戰爭﹑屠殺，種族滅絕，還有其他矚目的大型災難，大概是現代社會唯一公開地以「死亡」為核心的公眾事件。研究暗黑旅遊的學者Philip Stone指出，我們消費別人的痛苦和死亡，可能就是為了肯定自己也會死的事實。甚至，對於活在已發展世界，而又有足夠財力消費旅遊的階級，暗黑旅遊甚至全面取代了宗教或教會，提供了一個系統性地思考死亡的機會和方法。在無法逃避人的大限的地方，我們看到的往往不是死在那裡的陌生人，而是我們自己。我們會想：如果我活在當時，會做些甚麼？我會不會為了保命而舉報自己的親人友人？我會不會從世貿大樓高處跳下來？我會不會保護逃難的猶太人？我們既怕死，但又必須思考死亡並向死而生，大概是人生最矛盾吊詭的事。

迷戀腥羶色：我們的道德底線在哪裡？

Netflix最近火紅的劇集《食人魔達墨》（Dahmer）爭起了不少爭議。劇集重述90年代初，連環殺人犯Jeffrey Dahmer在美國中西部（主要是威斯康辛州密爾沃基）綁架及殺害十七名男子的真人真事。其中一名受害者是只有十四歲的Konerak Sinthasomphone，一個處於社會底層的老撾孩子。1991年，達墨把Konerak騙回家後，給他餵了藥，而且因為想製造半死不活的喪屍，在他腦袋鑽了一個洞，並把酸倒進他頭殼裡。Konerak中途從達默家逃出，但因為神志不清沒法說話，又遇上了不負責任且有種族歧視之嫌的警察，居然給送回了自稱是他男友的達墨家，最終仍是成為了達墨十七名受害者之一。

因為劇集很受歡迎，入獄三年後已在監獄裡被殺的達墨又再火紅了起來，達墨造型甚至成為了美國今年萬聖節的派對熱門扮相。美國體操名將Simone Biles公開呼籲自己的社交媒體追蹤者不要打扮成達墨，而受害者家人批評《食人魔達墨》為殺人犯貼金，借別人的悲劇來賺錢，而劇集高調地重述甚至重演案情，又對他們造成了二次傷害。而且，達墨的受害者多為少數族裔，Konerak是亞洲人，其他受害者多為黑人或拉美裔，批評者認為達墨知道警方不重視少數族裔社群中的失蹤人口，自己則可以享受白人男性身份帶來的利益（例如Konerak遇上的警員竟然相信達墨編造的故事）。劇集從達墨觀點重述他的故事，實則是幫助宣傳他的暴力及種族主義。

但在《食人魔達墨》前，「達墨導賞團」就已是密爾沃基的一個另類旅遊熱點。從Netflix節目《黑暗系遊客》（Dark Tourist）中，可見導賞團景點包括達墨兜搭受害者的酒吧﹑便利店，以及達墨當時住的公寓大樓（也是殺人和處理屍體的地點）等。這個導賞團還有「通靈」環節，會把達墨的鬼魂「請」上來跟遊客對話。參加導賞團的人大都是女性，從節目的訪問中，她們似乎覺得達墨「很酷」，「很獨特」。以前在威斯康辛州麥迪遜讀書時，開車去密爾沃基不過一個小時，但我完全沒想過去參加這種導賞團。「開膛手傑克」的時代離我太遠，我對那些受害者的確沒有那麼多的情感連繫，但1991年只不過三十年前，受害者的家屬肯定還在，Konerak還在世的話今天也不過四十多歲，這種導賞團實在太「壞品味」了。

但那也剛好說明了一個事實：如果開膛手傑克導賞團是今日白教堂必遊行程，那麼將來有一天，達墨導賞團也會成為一個普通不過的暗黑旅遊景點。今日的倫敦白教堂視一名針對女性性工作者的殺人犯為「英國文化」的一部份，將來的密爾沃基一樣可以將達墨的樣子公然印在明信片上，並且放在旅客中心之類的地方發售。今天聽來還是不太恰當的，過一段時間可能就變得恰當了－－在對腥羶色的迷戀之下，我們的道德界線常常是模糊不清的。

當然，「暗黑旅遊」可能還是個太籠統的名詞。消費連環殺人罪案的暴力，跟在納粹集中營博物館看受害者遺下的書本衣物，是兩種完全截然不同的體驗。有些人認為美國校園槍擊案的紀念活動會淪為暗黑旅遊景點，有學者就指，對旅遊業將災難過份商業化保持警惕是對的，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在旅遊當中系統性的思考死亡，對於人學習如何活著還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