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十年：模糊的倡議，空泛的口號，從不缺席的民族主義

搜索「一帶一路」項目，會跳出各類不同的關鍵詞，大到鐵路、港口、水電站等基礎設施建設，小到智能手機、家用電器等消費品，甚至傳入東南亞的抖音神曲、中國網文，但凡有些中國元素，似乎都能被稱作與「一帶一路」有關。

中國官方稱，2013年至2023年，10年間，「一帶一路」拉動近萬億美元的投資規模，形成3000多個合作項目，為沿線國家創造了42萬個工作崗位，令近4000萬人擺脫貧困。

看起來龐大的數據，卻缺乏來源和精確度，令研究者們無從下手。例如，中國官方不同口徑——中央電視台和新華社發布的「一帶一路」路線地圖不完全一致，後者比前者多了非洲的肯尼亞（Kenya）。又如，許多商業投資早在2013年前便已開始，但此後被打上「一帶一路」的標籤，最知名是列為經典成功案例的希臘，中遠集團在希臘的建设開始於2008年。

事實上，中國政府從未明確界定「一帶一路」的邊界，沒有單一預算機構和協調部門，未圈定所指代的具體項目和標準，更缺乏評估機制。直至2019年，中國國家發改委才成立「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中心」，2022年首次公開相關預算——部門預算，而非所有項目預算。甚至在「一帶一路網」中，也見不到單獨「一帶一路」項目的數據，取而代之的，是總體進出口額。

模糊是彼此利用的潛規則。一方面，地方政府和自中國出海的企業，希望藉以「一帶一路」的名號體現得到了中央支持，或表現忠於中國政府利益；另一邊，政府則默許了這種濫用，期待以此讓「一帶一路」看起來像是一個輻射遼闊的宏偉佈局。

2023年12月底，《習近平談「一帶一路」（2023年版）》出版。官媒稱，「一帶一路」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這個原看起來商業化的「倡議」，成為意識形態建構的一部分，而所謂「實踐」更模糊到難以具體評估。哈佛肯尼迪學院研究員 Eyck Freymann 在《一帶一路，中國力量遇見世界》（one Belt, one Road, Chinese power meets the world）一書中寫到：「基礎設施項⽬間的整合程度遠不如通常報道的那樣。事實上，對中國政府而言，『一帶一路』的實際足跡並不如在此過程中獲得的政治影響力重要。」

最初，中國媒體曾用「戰略」（strategy）描述「一帶一路」，後被要求改口為「倡議」，甚至強調對外的英文通訊務必使用「initiative」，而外界學術論文和評論文章中，則更多將其視為一個「品牌」（brand），是中資企業獲得貸款支持的名號，是中國政府建構國家形象的勳章，也是領導人形塑影響力的利器。

一、擴張的名字，收縮的融資

據「一帶一路」的官方網站，目前全球已有151個國家與中國簽訂了「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MoU），多集中在亞洲和非洲，2019年加入的義大利，曾是唯一一個G7國家（七大工業國組織）。

在剛剛過去的2023年12月，義大利被披露將不再與中國續期「一帶一路」協定，但中義雙方均同意不會公開證實這份通知，中國官媒更對此保持沈默。自2019年加入至今，義大利對中國的出口額增長了34億歐，但同時期，中國對義大利的出口則增長了258億歐。

「一帶一路」的名字誕生於2013年習近平出訪哈薩克斯坦和印尼時，試圖效仿古絲綢之路，通過機場、海港、鐵路等連接歐亞貿易網絡，「打破亞洲互聯互通的瓶頸」。「一帶」是陸上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一路」則是從海港出發的「海上絲綢之路」。

然而很快，過剩基建產能的投資輸出就從公路鐵路，擴展到發電廠、礦場，後又加入數據中心和5G網絡，路線也偏離了歐亞大陸，延伸至西非和拉丁美洲。

與此同時，「一帶一路」也被納入意識形態的宣傳。2017年，「一帶一路」在中共十九大後被寫入黨章，外交部發言人稱這體現了「堅決推進國際合作的決心和信心」。同年，習近平出訪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健康絲綢之路」的說法，這一用語在2020年COVID-19大流行期間的口罩和疫苗外交中，被廣泛使用。2023年，面對氣候危機的減碳承諾和產能輸出的詬病，習近平又提出「綠色絲綢之路」，更表示要在2030年基本形成「『一帶一路』綠色發展格局」。

中央擴張意識形態版圖的同時，民間和地方政府也不斷試圖藉「一帶一路」吸引關注和政治支持，部分項目甚至與基建完全無關，例如「一帶一路」職業教育國際論壇」、「一帶一路」化妝品產業國際合作論壇、山東省廚具行業「一帶一路、綠色發展」高峰論壇等。

這些名義上參與了「一帶一路」的機構、商家，實際上並沒有具體的相關方案，只是一種口號式的聯繫。此外，部分「一帶一路」標籤的項目，實則開始於2013年之前。例如中國官方稱，中國院校在132個共建國家辦有313所孔子學院、315所孔子課堂，然而孔子學院爆發式增長的年份是06、07年，2013年之後，新建的孔子學院反而在逐年減少。

值得一提的是，許多「一帶一路」倡議中接受中國融資的國家如今都面臨嚴重的債務困境。據關注國際發展的研究所 AidData 數據，2010年，中國的海外貸款只有不到5%用於支持陷入困境的借款國，到了2022年，紓困貸款的比例上升至60%。而據研究公司榮鼎集團，中國對外貸款2016年達高峰，此後便不斷下降。

2018年，習近平稱「一帶一路」已完成總體佈局，繪就了「大寫意」，之後要「聚焦重點」，繪製「工筆畫」。翻譯成實際行動便是投資額的大縮水，傾向「小而美」的項目。

據波⼠頓⼤學全球發展政策中⼼中國海外開發⾦融（CODF）資料庫的數據，2020年、2021年共追蹤到28筆中國對外貸款，總金額105亿美元，甚至不足2016年一年的八分之一，是2008年以來的最低值。

此外，融資支持的項目也變得集中。2021年的貸款僅涉及公共管理和交通運輸兩個行業，其中交通運輸僅有孟加拉國的高速公路一個項目，而該項目早在疫情爆發前就已開始。

二、對外宣傳：溫和積極形象的嘗試

分散的項目管理和大縮水的融資之外，是「一帶一路」這個品牌形象的建立。對於國外潛在的合作夥伴和民眾而言，中國一直試圖構建一個開放包容、互惠互利的國家形象。

2017年北京舉辦「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之前，微信中流傳著一份對媒體記者的報導指引，包括不可擅自發布地圖——中國政府未明確定義「一帶一路」參與國家的區域；不可過度使用侵略性的詞語，比如「一帶一路戰略」，而應使用更柔軟的「倡議」；不可過多描述「一帶一路」輸出中國過剩產能的這一好處。

這份指引還要求媒體用英文對外講述中國故事時，不要強調「中國」和「外援」，而突出「一帶一路」對沿線國家帶來的好處。

中國官媒用英文宣傳「一帶一路」開始於2015年，主要產出爆發在2017年，2019年後陷入停滯。

CGTN、China Daily、New China TV（新華社）等官媒 YouTube 帳號發布的65部「一帶一路」宣傳片中，過半（34條）集中在2017年。這些宣傳素材往往喜歡用兒童或年輕人做主角，以顯示「一帶一路」的無害和開放，而合唱、奧運會等元素則用來強調「命運共同體」、「共同融合」。同時，有研究者提出，不同於中國過去一貫「百年屈辱」的敘述，「一帶一路」的外宣試圖建立一個前進自信、願意分享財富的國家形象。

學者 Shih-Wen Sue Chen 等以《China Daily》的「睡前故事」系列和 CGTN 2017年的「新版『一帶一路 』廣告」為例，指出中國外宣請金髮的外裔孩童作為主角，試圖用孩子頑皮、純潔的形象淡化中國威脅論，讓兒童來掩蓋中國政府的存在，呈現一種如兒時玩伴一樣友好合作夥伴的狀態。然而，視頻中商業合同、政治口號等不和諧的成人元素，總會不合時宜地戳破這種假象。

「莉莉的父親告訴她，『一帶一路是中國的想法，但它屬於世界』，」學者 Eyck Freymann 在有關「睡前故事」的分析中也提出類似的觀點，他調侃，中國政府試圖用孩童呈現「一帶一路」屬於世界、不存在中國威脅論的說法「只有小孩子才會相信」。

除了兒童，音樂也是外宣常用的元素。例如 CGTN 曾邀請老撾的歌手創作解釋「一帶一路」的歌曲；新華社則在「一帶一路全球唱」MV 中，順著歌詞呈現不同國家的「一帶一路」項目。這些視頻中，無一例外地出現了「合唱」或「齊舞」等意象，CCTV 英文「理解習近平之路」的第二集，更表述稱，「一帶一路」倡議就如同不同國家一起合唱。

有趣的是，「一帶一路全球唱」雖有英文字幕，但整首為中文說唱，「理解習近平之路」的第二集中，合唱的示例部分也是中文歌《茉莉花》。

Eyck Freymann 認為，儘管中國對外不斷宣稱「一帶一路」是一項多邊協議，但在外宣材料中，從未見過任何不包括中國的兩個「一帶一路」國家進行獨立互動。

此外，學者 Anna Kuteleva 發現，在這些面對潛在合作者的外宣中，中國一改過去「百年屈辱」、「民族復興」的論述，轉而使用樂觀積極的論調，試圖呈現「願與世界分享財富」的樣子。但同時，如以習近平做主要講述的《我為什麼要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宣傳片中，又通過建立負面的他者——戰爭、飢荒、經濟危機等，展示「中國才是世界問題的避風港」。

但事實上，中國官媒的外宣也並不被外界買帳。

據新華社2017年的調查，每月使用新華社10篇以上通稿的國際媒體僅佔50%，不使用的原因包括「宣傳太多」、「敘事技巧差」、「資訊不多」、「故事不相關」等，而同年 CNN 的一項調查指，儘管63%的非洲受訪者看到了中國的正面影響，但「中非之間的語言只是金錢」。

三、對內宣傳：民族主義的溫床

相較於英文外宣的挫敗，「一帶一路」作為意識形態的對內宣傳卻幾乎無處不在：歷史書，官媒社論，甚至網絡中被渲染擴大的民族主義情緒，「一帶一路」似乎已成為「實現中國夢」、「中國強大」的最佳例證，也是習近平的個人勳章。

事實上，儘管「一帶一路」由習近平提出，但「新絲綢之路」的說法甚至不來自中國，首個將「新絲綢之路」納入外交詞彙的是1998年的吉尔吉斯斯坦。不過，這些並不妨礙中國官方為「一帶一路」建立歷史脈絡。

2017年，中國教育部統一發布新編版歷史教科書，絲綢之路被拿出作為一個單獨的課程標題，將民間形成的貿易通道，形塑成漢武帝的謀略規劃，增加對使臣張騫愛國熱情的評論，甚至延長古絲綢之路的具體航線。

學者 Eyck Freymann 認為，此舉是希望藉歷史證明中國海外投資的合理性，並將習近平的歷史地位與漢武帝並列，增加民間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

歷史書之外，中國官媒也不斷用報導或評論建構、操控民間有關「一帶一路」的民族主義情緒，令「一帶一路」擁有輿論合法化的基礎，甚至成為煽動民間民族主義情緒的利器。

學者 Le Ca 分析了2014年至2019年「俠客島」有關「一帶一路」的表述。「俠客島」是由《人民日報》海外版五位記者、編輯創辦的媒體帳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媒對「一帶一路」輿論的引導方向。

Le Ca 發現，在「一帶一路」初期（2014年-2016年），《俠客島》有關「一帶一路」的表述都圍繞中國，主要從不同角度講述為中國帶來的好處，體現一種「霸權優越感」。2017年開始，表述導向國際利他主義，聲稱它給世界帶來了重大利益，為中國賦予反美霸權的光環。

這一轉折的時間點也剛好與外宣爆發增長的時間重合。

「早期研究均證實，大眾對國內政治局勢的滿意度與民族主義呈正相關，」學者 Dechun Zhang 在關於中國民間民族主義情緒與「一帶一路」關係的研究中寫到，民間有關「一帶一路」的民族主義論述中，主要圍繞地緣政治競爭、利己的全球主義、經濟實力自豪感、對政府滿意度等展開，這與官媒的輿論引導重合，但在民間，會更強調「一帶一路」令普通人的受益，以及「成為世界領導角色」的中國國家形象。

「中國經濟民族主義的首要目的不是征服外部，而是滿足國內公民。」

四、與國際外債強相關的「站隊」式投票

2023年初，曾與台灣交好的宏都拉斯宣布與台斷交，雙方簽訂的自貿協定也在9月終止。同時間，宏都拉斯加入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協定，並發布有關中台的主權聲明稱：「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自2017年起，先後有巴拿馬（2018）、多明尼加共和國（2018）、所羅門群島（2019）、基里巴斯（2020）、尼加拉瓜（2022）等多個國家因與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合作備忘而與台灣斷交，標籤為貿易共融的「一帶一路」越來越多地出現國際政治層面的影響。

2022年，中國發起「全球發展倡議之友小組」（Group of Friends of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GDI），至今擁有約70個成員國，並獲得了聯合國的支持，此舉也被視為中國試圖發展自己的國際勢力團隊。

GDI 的名單並不公開，但《金融時報》據信源找到了其中20個成員，發現他們在2013年至2020年間，有至少75%的場合與中國在聯合國大會上投票一致，且這些國家都是「一帶一路」倡議的簽署國，並對中國負有大量外債。

據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CFR）的追蹤，2013年以來中國所擁外債激增，一些國家對中國的負債佔 GDP 比重已超過20%，老撾負債更達其 GDP 的84%。

除了高額負債，共同的政治議程、接下來的貿易投資關係等可能也同樣促成了投票的一致。不過，大西洋理事會全球中國研究中心（Atlantic Council Global China Hub）的學者卻認為，用「一帶一路」和 GDI 打造中國領導的國際秩序並不容易，「可以在聯合國贏得選票，但卻無法在國際外交中獲得真正的影響力。」

文中以2020年聯合國投票支持中國推進港區國安法的53個投票國為例，指這些國家 GDP 總額僅佔全球的4%。另外，拉丁美洲國家對民主制度的支持仍然強勁，中國的經濟倡議或許有部分吸引力，但政治的影響未必推進順利。

據 AidData 數據，截至2021年，35%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出現腐敗、過度債務和勞動力剝削等爭議，而自2020年起，即使是過去普遍與中國取態相近、貿易往來居多的中低收入國家，公眾和媒體對中國的支持度也普遍下跌。

報告認為，縱然「一帶一路」參與國的下跌相對平緩，但公眾和媒體總體情緒惡化的趨勢下，各國政治精英們也不得不顧慮選票，與中國保持一定距離。

不久前，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國際合作中心對外聯絡處處長、研究員鮑淑君在人民網的《中國經濟微觀察》中表示，過去10年「一帶一路」已取得設施聯通、政策溝通、資金融通的五個方面的成就，接下來，「小而美」的項目將成為對外合作的「優先事項」。

受制於不斷增長和逾期的外債，以及中國國內經濟的緊縮，「小而美」成了未來「一帶一路」項目的關鍵詞，外界有關「一帶一路」接下來的方向猜想也圍繞這三個字——投資額縮小，重點發展大數據、新能源等科技和綠色經濟的項目。

「然而，儘管前景喜憂參半，但『一帶一路』倡議在東南亞幾乎沒有立刻退潮的跡象，」研究東南亞國際關係的學者 Prashanth Parameswaran 在專欄中寫到，與中國的貿易、中國經濟仍然是東南亞國家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變量，而「一帶一路」此後的發展，不僅取決於中國政府的行動，還取決於如美國等其他國家在東南亞提供的替代貿易合作方案，以及這些國家自己如何推動國內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