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江澤民逝世：他如何改造了中共的政治基礎，又為當今習近平政治帶來什麼？

【編者按】新華社消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因白血病合併多臟器功能衰竭，搶救無效，於2022年11月30日12時13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6歲。

如果沒有八九六四，就不會有中共和中國歷史上屬於江澤民的13年。1989年江滿63歲。在花旗銀行董事、美國人庫恩為他寫的傳記——《他改變了中國》一書中，江原準備65歲從上海市委書記的任上退下來，就去母校上海交通大學做教授，而不走中國政治人物去人大或政協謀職位的傳統路子。但是時代改變了他的命運：六四過後不久，他被中共元老選中，成為接替被貶黜的趙紫陽的接班人。

對一個毫無「野心」，在高層也沒有政治班底的人來說，這真是既喜且驚——其時世人都不看好他，可能連他自己都會認為，他不過是個過渡領導人、一個臨時看管職位的人。用江後來的話說，「我感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這一「過渡」，就讓他在中共的最高位上足足呆了13年，加上卸任中共總書記一職後，他又繼續留任三年軍委主席、行使「監國之責」，因此實際掌控權力的時間長達16年。

江的主席經歷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1989-1994）受制於鄧小平和陳雲等中共元老，基本是一個小媳婦般的聽話角色；後一階段（1994-2002）他才等來獨立決策的機會，他對中共和中國的改變，也主要發生在後半階段。

不管人們怎樣評價江澤民，有一點應該承認，他主政的這10多年，將中國從一個「因天安門事件而動盪不安的國家，轉變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發動機和商業文化中心，成為一個充滿活力和開放的國家」（庫恩語）。他推行了經濟和國企改革，在中國建立起初步的市場經濟，推動中國加入WTO，為中國鎖定了開放之路；他又允許資本家入黨，提出了「三個代表」的思想，推動了黨內民主的一定發展，擴大了社會的自由。

這些成就當然不是江澤民一人所為，其他中共領導人，包括鄧小平和朱鎔基等，都起了非常重要甚至關鍵的作用。只是對中共和中國來說，江留下的政治遺產更為複雜，本文就將側重分析他如何改造了中共的政治基礎，又給高層政治帶來何種變化。

從歷史而言，這些變化有進步的一面，也有腐朽的、滯遲中國發展的一面，甚至形塑了部分當下領導人習近平的統治特色。

改造中共階級基礎，使中共變成一個全民黨或精英黨

從共產黨的角度看，江最大的政治遺產，是改造和拓寬了中共的階級基礎，使中共從建黨之初就堅持的工農無產階級政黨，變成了事實上的全民黨、精英黨和有產階級政黨。

儘管從一些知情者事後的回憶來看，在江執政早期，儘管官方文獻沒有記載，他曾說過「讓私營企業家和個體戶傾家蕩產」的話——這與他之後允許資本家入黨、推動中國入世，大相逕庭。但這確乎可能是原話，某程度也未必就與江當時的政治理念相左，畢竟六四之後，整個中國的大環境處於越左政治越安全的狀態，連鄧小平都不得不在政治上趨於保守。消滅正在初步生長的私有制和私營企業，在經濟上重回「一大二公」，是當時的政治正確。

中共有「寧左勿右」的傳統，「左」表示進步和革命，屬於無產階級的立場，具有天然的政治正確性，是中共的政治正統；「左」就是中共領導人的護身符，哪怕中共變成實際上的右派政黨，在理論和思想上也要打着「左」的旗號。因此，不管江內心是否認同，他也要在政治上表現出對威脅到正統社會主義的私有制及其人格化代表的私營企業家的憤概和不滿，以向元老們交心，換取他們對自己的支持。

之後，鄧小平通過「九二南方談話」力挽狂瀾，「改革開放」重新成為時代最強音。為表對鄧的尊敬、也彰顯自己是鄧遺產的合法繼承者，江把從文革結束到1997年這將近20年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定調為鄧的功勞，並將中共的指導思想冠之以鄧的名字，把「鄧小平理論」載入黨章。以改革作為主要目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儘管發展在江主政期間，還是被歷史視作鄧的政治遺產。

這樣一來，江要留下自己的遺產，就需另闢蹊徑。他看上了這樣一個領域——鄧理論沒有涉及或關注不多、但於中共而言又非常重要的——讓私營企業主和資本家入黨，改變中共的階級基礎。這也是後來「三個代表」思想試圖囊括的——中共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個代表」思想最早是江在2000年2月25日考察廣東高州時提出的，在2001年7月1日中共建黨80週年大會的講話上，又被展開闡述，並最終和鄧理論並列，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從其內涵看，「三個代表」思想對以往理論的突破在於第一點，即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中共要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就內在地必然要求中共拓寬黨的階級和政治基礎，從創黨之初的無產階級的代表轉變為全民的代表。在此之前，鄧小平有一個重要的論斷，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看來，工人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農民是工人階級政治上的同盟軍，所以無產階級指的是這兩個階級的聯盟，再加上認同這兩個階級的理念和目標、服從領導的知識分子。

但是中國現實的改革是要打破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和制度，將過去被認為是不勞而獲的要素，如資本以及不產生價值的知識、管理和技術等要素都算作生產力的組成部分。這樣，資本和知識、管理、技術等的人格化，即資本家、企業經理、知識分子、技術專家等，也就同工人階級和農民一樣，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這不僅僅是改革理論的需要，也是改革現實和穩固中共統治的需要。因為現實中需要多種經濟成分和分配方式的存在與發展，如果把私營企業主和管理技術人員排除在黨的大門之外，會產生兩個後果。一是會讓他們懷疑中共改革開放的誠意、不利於經濟發展，說到底，所謂改革就是讓私營經濟名正言順，成為和國有經濟並駕齊驅的第二支力量。二是，若不給這一部分有資本、有技術、有專業的人士，一個政治的上升空間，中共也擔心他們會心有不滿，不利統治。

此外，改革開放的機遇下，也有很多中共的幹部下海經商，成為私營企業主，如果不從理論上解決資本家入黨問題，將會把這些黨的原本力量變成異己力量。所以，必須拓寬黨的階級基礎，吸納資本家和管理技術人員入黨，成為黨的中堅。

因此，從共產黨的角度看，江最大的政治遺產，是改造和拓寬了中共的階級基礎，使中共從建黨之初就堅持的工農無產階級政黨，變成了事實上的全民黨、精英黨和有產階級政黨。「三個代表」思想和江的名字聯繫在一起，是江為中共拓展了政治根基。但實際上，與其說中共變成全民黨，不如說是變成精英黨。因為與此同時，隨着改革的推進和深化，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地位大大邊緣化，反映到黨內結構上，就是工人和農民在黨內的佔比大大下降。

因此，它實際標誌着中共從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向精英執政的政黨轉型，有產者在中共內部漸漸佔據主導地位的過程。這種情況影響至今，工農在黨內地位的邊緣化沒有本質改善，也無法改善。

中共領導人實現和平更替，但老人干政也愈發嚴重

專制政權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是最高權力的和平交接。由於找不到一種制度化的權力交接方式，容易導致交接過程充滿着陰謀、暴力乃至謀殺。一些專制政權就是敗於最高權力的更替。

長時間來，中國都沒有有效解決權力和平交接的問題。毛澤東是終身獨裁，他指定的接班人通過一場宮廷政變被廢黜了；鄧復出後，雖然他不是名義上的黨主席或總書記，但卻是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在他手上，先後有三位中共的黨主席和總書記被趕下台，分別是華國鋒、胡耀邦和趙紫陽。其中，後兩位還是他一手扶上去的。

這顯示中共的最高權力交接的非和平和不穩定性。不解決這一問題，對中共將構成很大的傷害，因為最高權力的非和平交接，它不僅僅是一個人事問題，還有背後的路線和政策的鬥爭。鬥爭失敗，不僅讓當事者與最高權力失之交臂，也意味着高層在國家發展方向上出現歧見，往往會帶來巨大的震盪，嚴重損害中共甚至國家的元氣。好在鄧時期，最高權力競爭的失敗者沒有成為階下囚（趙紫陽僅僅是軟禁），這多少反映一點歷史的進步。

江澤民是鄧扶持的第三位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據悉，當江在那種特殊的條件下出任總書記後，由於夾在鄧、陳（雲）兩位元老之間，而當時保守派藉着六四對改革派展開了清算，不管江是為了保位還是出於其他考慮，都未能如鄧所願展現改革決心，一度讓鄧對他很失望，產生了換人想法。只是由於在他手上換了兩任總書記，再將江換掉，恐怕不好向全黨交代，也就作罷。

可見，鄧也未能解決中共最高權力的交接問題，事實上，他本人就是這個問題的組成部分，由於他是中共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在他在世時，中共不可能形成一個制度化的最高權力的交接模式，只能在他去世後才有可能。

陳、鄧等中共元老的先後過世，使江少了元老們的干預和掣肘。在他2002年卸任總書記後，順應黨內呼聲，把權杖交給了鄧制定的隔代接班人胡錦濤。這固然說明江在黨內沒有鄧那種威信，做不到一言九鼎，但也反映他某種程度的自覺或自知之明。做了中共13年總書記，真正是媳婦熬成了婆，由於鄧較早就放手不管，等於把大權交給了他，所以在最後幾年，江在黨內的地位已經非常穩固，加上高層基本上是江氏人馬掌控關鍵職位（這點下面專門會談到），他那時如要廢除胡錦濤，自己指定接班人，也並非完全不可能，否則他不可能再接着做三年軍委主席。然而他沒有這樣做，反映他在任期制和接班人的問題上具有自覺性，明白黨內外需要什麼。

儘管中共黨章對最高領導人的任期沒有規定，但憲法規定了政府官員的任期，人們也普遍把總書記的任期等同總理和國家主席等，這也是全黨和整個社會對毛澤東、鄧小平等政治強人的終身制的危害的反思結果，江清楚這點，社會需要最高權力的有序和平交接，這就意味着必須有任期制的限制，不能再由某個人物指定接班人。可以說，經過了半個世紀的摸索後，中共至此才確立了最高權力的接班制度。這為中共此後的和平交接奠定了基礎，減少了中共和社會的震盪。此乃江澤民對中共的一大貢獻。

然而，江在為中共關上終身制的大門的同時，卻又在旁邊為老人干政開了一扇窗。這就是他沒有如期把最重要的軍委主席一職交給胡錦濤所體現的。在這方面，他甚至不如鄧做得好。老人干政自然不是起自江。在中央層面，老人干政的典型就是八老治國，即以鄧陳為代表的中共八位元老決定國家大事，而鄧作為八老的代表，又被賦予對黨內事務的最後決定權，從而成為不是最高領導人的最高領導人。

但是，鄧時代的老人干政某種程度上有它不得已的因素。因為文革摧毀了中共的幹部體系，改革之初，中共幹部青黃不接，需要一大批在文革中靠邊站的老幹部出來工作，用當時的語言說，這些老幹部為年輕幹部起着把關和幫扶作用，「扶上馬，送一程」。

但同鄧之後的老人干政不同的是，如果說江更多的借重在位時的權力，鄧則是——用中共的話說——歷史的結果。因為鄧不但曾是毛時期的重要成員，更有着文革時期的二號走資派的頭銜，以及文革後期重新崛起並再被打倒的傳奇經歷。既然文革被證明是錯誤的，那麼鄧所代表的路線自然是正確的，由他來監國和掌舵，別人自然沒有話說。

即使如此，六四之後，當把江扶上總書記的位子，鄧不久即把軍委主席一職讓於江。九二南方談話時，鄧已完全是一介「平民」，之所以能夠再次掀起巨浪，還是同他的權威以及南方談話發出的改革呼籲契合社會的要求有關。在扭轉了中國發展的航向後，鄧自1994年後基本不再過問任何事情，把權力完全交給了江。

江仿效鄧，保留軍委主席一職，直到2004年才交到胡手上，用他的話說，這樣做是要為胡「壓陣」，但這個「壓陣」其實是對胡的干預，是江用自己的權力強加給胡和中共的。江既無鄧的權威，而且此時中共亦走向正軌，各方面的發展都還不錯，其保留軍委主席無論從黨的事業的需要還是彼時的環境來說，都無必要，只能顯示他戀權，因此，遭到黨內外的普遍反對。不僅如此，在他三年後辭去軍委主席時，他還通過早先的人事安排繼續構成對胡的牽制，成為中共政治幕後同胡分庭抗禮的重要勢力。

習是中共小圈子選上來的，坊間傳說中共在600人的範圍裏就胡之後的下屆總書記人選進行摸底調查。由於江派勢力最大，而江澤民希望下屆總書記由紅二代擔任，以確保共產黨的江山永不倒，但比起紅二代的另一位競爭者薄熙來的鋒芒畢露，習的低調讓江誤以為可以控制他，從而最終圈定了習。若沒有江的幕後干預，以習之能力，或許很難坐上大位，也就不必然有中國今日的局面。若傳說為真，此可謂老人干政的惡果之一。

江曾說：「歷史上，無論是哪個時代，哪個社會，領導層的變動幾乎總是伴隨着衝突、鬥爭和激烈的反抗，有時甚至更糟糕。現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國已經實現權力向新一代領導人的平穩過渡。」他有理由為這點自豪，然而，他個人的私心最終也為中共帶來巨大的危機。

派系政治、利益集團化，與缺失的黨內民主

改革的利益集團化的後果是改革的成果被以紅色家族為代表的權貴階層攫取，導致社會的貧富差距急劇拉大，最終削弱了改革的合法性，使中國改革長期停滯不前。

政壇派系在各類政權中，似乎都很難避免。中國古代皇權也有朋黨存在，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派系。中共似乎很忌諱拉幫結派，搞小圈子，視之為對中央權威、實則領導人權威的威脅。然而，證之中共歷史，早期就有明顯的派系存在，如國際派、本土派，紅區、白區⋯⋯在中共全國建政後，一度所謂山頭林立。

山頭者，即從紅軍時期歷經抗戰和國共內戰形成的、以各軍頭為主帶有一定依附關係的派系，毛澤東是駕馭派系的高手，利用各山頭的相互制衡，來保證統治的穩定。所以毛不排斥派系政治，曾說黨內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不過客觀地說，包括毛澤東在內，中共對派系政治的性質和作用認識不清，領導人對派系的使用更多地是在一種權謀的意義上，拉這派打那派。中共的理論和政策強調的還是幹部用人要五湖四海，拉幫結派是作為破壞黨內團結的違規行為而受打擊的。所以派系政治在中共那裏始終未得到正名。

另外，雖然政治實踐中少不了派系存在，但派系的規模和層級也侷限在一定程度。毛和鄧雖有自己的嫡系，但他們更多是以駕馭者的面目出現，他們本身不參與派系遊戲，或者他們是所有派系的共主，至少每個派系都認同他們的共主作用。

真正有意識地建立派系，並以派系政治來運作的中共領導人，是江澤民。江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在中央處於兩派元老的夾擊下，在高層無班底和根基。他是因為在上海處理學運得到元老賞識而被突擊提拔上來的，連他自己都沒有這個「野心」和準備，因此隻身一人北上，上面還有鄧陳看守，他必須小心翼翼地行事，哪方都不敢得罪——不敢建立自己的班底，也不能建立。

轉機來自於1993年，鄧徹底放權於江，使他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建立一支執行隊伍。

1991年，和江在上海搭班的朱鎔基上調中央成為副總理，翌年在中共十四大當選政治局常委，實際主管國務院，是中國經濟的實際決策者，人稱「經濟沙皇」。朱的擢升不完全靠江，據說他的能力被鄧看中，但朱主管經濟以後當選總理，和江再搭班子，至少有助於江的施政，因此，廣義而言，朱可以算做江派一員，或者上海幫成員。

江自己的心腹、後來的的「大內總管」曾慶紅，早前已從上海調任中辦副主任，只是當時江受限，曾也只能處於蟄伏狀態。1993年曾慶紅當選中辦主任，開始在中共政壇崛起，長袖善舞，成為江的左膀右臂，是江派最重要的成員，以後中共一系列重大的人事決策，都由他主導和參與。中辦在曾手上，管轄範圍亦拓展到經濟、反腐、國內安全等諸多領域。

江派另一重要成員，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於1994年成為握有實權的中央書記處書記，隨後當選為副總理。也是該年，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就同江一起工作的上海市市長、新任市委書記黃菊，進入了由21名委員組成的政治局。

上述三人，在胡錦濤時代的中央，都進入最高決策層，成為政治局常委，分別主管黨建、人大和經濟，由此制衡胡。此外，江澤民在軍隊有張萬年、郭伯雄、徐才厚，前者在江時期掌管軍隊，後兩者在胡時期掌管軍隊。在胡的第二任期，其麾下重臣周永康和孟建柱掌管政法和安全，一個進入常委，一個進入政治局。由於江派成員大都來看上海，又被稱為上海幫。

可見，在1993年後，在中央政治層面，形成了明顯的江派力量，他們分布於中共的核心部門，從而能夠保證江澤民的意志和決策不僅在江時代，而且在胡時代，至少在胡的第一任期能夠貫徹和執行下去。2002年江從總書記的位子上退下來，但退而不休，兼任三年軍委主席，保證最重要的軍隊聽從自己的指令，並在隨後通過安排代理人，讓軍隊繼續架空胡錦濤，又在政治局常委裏部署自己的人馬牽制胡，使自己繼續能夠在胡時代發號施令。胡時代的前一階段，中共實際的最高領導人是江，即使後一階段，也通過在政法口安插江氏人馬，來監督胡。直到周永康案發，江派或上海幫才逐漸退出高層，影響漸消。

就江派對中共和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和所起作用，它要超過以往的「山頭」等派系。江澤民在此實際是促進了中國政治的派系時代，在江時代及之後，派系就成為中共高層政治的一大特色。與此同時，升起了以胡錦濤為首的團派，習近平上台後，又形成了習派。江開啓的派系政治和此時因改革而加速的利益集團化，構成了中國政治既相互聯繫又有所不同的兩個現象。

上世紀90年代的經濟改革，已經明顯出現了利益集團化的現象，也即中共的權貴開始以改革之名直接插手或通過代理人瓜分國有資產。在朱鎔基推行的「抓大放小」改革中，數量衆多的國企成了大大小小權貴的蛋糕，改革實際成了切割國企蛋糕的盛宴。90年代改革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改革推進的速度很快，稱得上是狂飆突進，這確實是中共改革史上的黃金時代。

但改革顯示出的殘酷與國有資產的瓜分程度是相輔相成的。事實上，權貴階層瞄準國有資產、化公為私，在80年代即已開始，但那時改革剛啓動不久，尚未大規模鋪開；90年代鄧南巡後，國企紛紛在市場化的名義下改制，從公有制變成私有制，權貴階層利用權力和信息的優勢全面介入這一進程，以各自的主管領域「搶灘佔地」，成為自己的「領地」。

在中共上層形成了幾大紅色家族，例如鄧小平家族經營有色金屬和軍火，陳雲家族經營銀行，江澤民家族經營電信，李鵬家族經營電力，朱鎔基家族經營券商，溫家寶家族經營珠寶等。這種利益集團化一直延申到胡時代，由於金融成為造富機器，紅色家族也從原來的領域進入金融領域，甚至變成外國資本在中國的代理人，和它們合謀掠奪中國資產。

改革的利益集團化的後果是改革的成果被以紅色家族為代表的權貴階層攫取，導致社會的貧富差距急劇拉大，最終削弱了改革的合法性，使中國改革長期停滯不前。從改革的利益集團化和派系政治的關係說，前者支撐了後者，使後者的紐帶更牢固。

本來，兩者在合理的政治構架下，是可以發育出黨內競爭和黨內民主來的，再由黨內民主走向社會民主。這原本是它們具有的進步功能，因為在中國，黨太強大，要從社會開啓民主太難，容易遭到黨的扼殺，而如果黨內存在不同力量的派系，它們互相競爭，是有可能慢慢發育成黨內競爭的一套正式規則從而導向民主。

然而，由於江派力量太強其他派系太弱，它們構不成互相牽制，以及中共本身的集中制強調最高權力的唯一性，導致這個機會消失。

放縱腐敗，後來者利用反腐建立統治

對江澤民來說，放縱腐敗是其政治之需，某種程度上也是不得已。習反腐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如此，但反腐也給習了一個意外的「好處」。

腐敗亡黨亡國，這是中共的一向宣示，江澤民自我評價在任內做了五件事情，其中之一是解決了解放軍的經商問題。然而，恰恰在他統治時期，中共的腐敗全面爆發，達到一個階段高點。

腐敗的定義是對公權力的不當使用，包括利用影響力謀取不當利益。從這個定義出發，腐敗之於中共，是皮和毛的關係，如影隨形，要想根除腐敗，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毛時代就腐敗叢生，越是短缺，腐敗越是厲害。但毛時代的中共官員還保持着一份理想，加上群衆運動和物質短缺，雖然腐敗普遍，但都是一些小腐敗（從今天看來）。

改革之初，為解決官多粥少的矛盾，同時換取官員對改革的支持，中共有意識地推進贖買政策，讓權貴子女下海經商，早期主要通過價格雙軌制，倒賣緊俏商品，官員則通過許可，索賄設租，六四的一個觸發因素，就是學生反官倒。當然，相對後來的腐敗，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腐敗只能稱之為腐敗的雛形。

92年市場經濟的引入、商品關係的確立，為腐敗的盛行打開了通道。加上經濟學也為腐敗助威，將腐敗看作改革的潤滑劑，意思是沒有腐敗開道，很多改革措施和事情就推進不下去。因為改革是要打破舊的規矩和條條框框，如果沒有腐敗，握有命令的官員就不會放行。從中國社會的實際情形來看，這確實有一定道理，但這是屬於上不了檯面的交易，可在那時竟有經濟學公然為腐敗背書，從一個側面反映此時的腐敗是多麼氾濫。

腐敗廣泛地發生於各領域和層面。其中特別讓人詬病併產生嚴重社會後果的，就是國企改革。大大小小的國企，除了央企和地方的支柱企業外，幾乎一夜間都變成了私企。從提高效率看，這種私有化是有必要的，但由於私有化的方式基本是採取暗箱操作，由少數幾個人決定，而購買者要麼是本企業的管理者，要麼是同決策者有關聯的親人或朋友，其要害還不在於賤賣賤買、國資流失，而在於過程的不公開、不公正，利益為少數人獲得。對於國企的職工，則採取以少量補助買斷工齡的粗暴做法，將他們掃地出門。

改革在這裏顯示出非常殘酷的一面。這也是90年代出現工人大規模抗議的原因。上節提到的改革的利益集團化就是一種典型腐敗。

對江澤民來說，放縱腐敗是其政治之需，某種程度上也是不得已。一方面，讓權貴子女特別是元老們的子女有一個出處；另一方面，其時的任務是發展經濟，解決因六四而導致的經濟停滯、民生凋敝對中共統治的衝擊，如果中共統治因此受損，江的總書記的位子可能也就不穩。

而要發展經濟，靠國企萬萬不行，只能指望外資和私營企業，但後兩者在當時還小打小鬧，要有大發展，除政策鼓勵外，少不了腐敗這個「潤滑劑」。所以，比起工人的大規模失業引發的鬧事來，經濟停滯帶來的問題顯然要嚴重得多，因為前者可以通過維穩控制住，而且經濟發展了，最終將能把國企的失業工人消化掉，後來的事實也是這樣，但如果經濟停滯，國企照樣存在內部的隱形失業，同時普遍的貧困更會造成人心不穩。以後江提出「三個代表」理論，允許私營企業主和資本家入黨，客觀上亦必須容忍腐敗的存在。

可以說，解放軍因經費短缺而經商是腐敗，江遏制解放軍經商只是解決了小腐敗的問題，事實上，正因為他放縱了大腐敗，使得財政有餘錢投入國防，才能不讓解放軍去經商。

江時代的腐敗因為中國的入世經濟加速發展，導致在胡時代也跟着成比例的膨脹，它給中共帶來的後果終於在習上台之時壓倒了其所謂的積極成果，成為一個很可能致中共死命的「腫瘤」。打一個不太貼切的比喻，此時的腐敗已經到了中晚期，將「腫瘤」整個切除可能還能保命，否則就只能任其擴散直至死亡。對習近平來講，他接手時中國就是這種情形。

習反腐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如此，但反腐也給習了一個意外的「好處」，即他可以利用大衆對腐敗的痛恨獲得支持，從而縮短新君繼位時通常具有的過渡期，迅速確立自己的權力，穩固地位。以中共的腐敗程度，上至最高領導層，下至芝麻小官，幾乎沒有不腐敗的。習打着反腐救黨的旗號，立足道德高點，使所有的黨內大佬無話可說，只能表態支持。

在具體的反腐過程中，他採取策略性的手法，先拿周永康這個引起官憤（管政法時得罪太多同僚）的過氣政治局常委開刀，敲山震虎；再用剪裙邊的方式將大佬們小圈子中有腐敗嫌疑的親信或下屬，一個一個剷除，打破以大佬為核心的利益集團，從而快速穩定了權力，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根基。

但習反腐有兩點不觸動，一是黨內「大佬」自身，除了個別直接威脅自己權勢和利益的人外，如兩個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習儘量不將反腐的矛頭直接對準他們；二是和習處於同一陣營的紅二代，後者是習早期的權力基礎，這就使得習不至於和這兩個最重要的權力階層公開決裂。

江原本或許還有做隱形太上皇的打算，但習利用反腐，成功地打掉了以紅色家族為代表的黨內利益集團，建立起了自己的極權統治，也將中國帶進一個和世界作對的危險境地。江好不容易從西方打開的局面，一度在葬送的邊緣。不知江在九泉之下，是否後悔選習，抑或後悔縱容腐敗？

總結

就中共的角度而言，江是一個有「功」之人，功大於過，因為八九六四後，世人都不看好中共，中共也不看好自己，當時很多人都認為中共活不過幾年，黨內要員對中共的前途憂心忡忡，很少人能料到中共不但渡過了四面受困的危機，而且為中國之後的經濟崛起奠定了關鍵的基礎，這個大功顯然要算在江身上。

但從歷史長期發展來看，江對中共之「功」未必有利中國。因為江對中共的挽救也削弱了中共向自由民主轉型的可能性。如果當時江的經濟改革失敗了，中國有可能向自由民主轉型，當然也可能轉向其他類型，如分裂或軍人獨裁，或者中共也可能還在維持統治。但歷史沒有如果。歷史沒有絕對的好壞，歷史只有過去、現在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