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香港與新加坡的競爭近來再次成為輿論熱點。我們將在專題「星港競爭」中深入討論：產業結構揭示了兩地怎樣的命運與未來？香港新政能解決人才流失困境麼？歡迎追蹤。這是專題的第二篇，追問香港金融人為何轉戰新加坡。點擊閱讀第一篇，了解一國一城之間實力對比。
2022年上半年，Richard舉家從香港搬到了新加坡。他來自美國，90年代初在香港創辦一家私募基金，生意多年來不斷壯大，香港原是公司的總部，管理著全球數個辦公室。
「我在香港生活了30多年，這裡已經是我的家。但近年我大部分生意都去了東南亞，加上香港的防疫政策讓旅行和生活變得非常困難，我很難說服自己要留在這裡。」在新加坡辦公室，Richard透過電話採訪對端傳媒表示，他仍然保留香港分部，但新加坡如今才是公司總部，今年他也在新加坡不斷加聘人手。
移居之前，Richard見證了香港的離散。「一切就像河水流動，人們在不同時間點加入這股潮流，」本地人因政局變動而紛紛移民，防疫政策又加速了外國社群離開的腳步，「做理髮師、護士、醫生、老師的外國人也走」。而對於金融從業者而言，新加坡是絕大多數人首選的目的地，「在亞洲，那是最像香港的地方了」。
伴隨著劇烈的人潮流動，星港競爭今年又一次成為城中熱話。香港商界政圈熱烈討論著新加坡的威脅和香港的反擊：10月，星港先後推出全新的高端人才簽證，高調搶人，隨後又幾乎在同一時間舉辦相似的金融峰會和金融科技展會。
然而，在居港新加坡學者劉浩典（Donald Low）看來，兩地早已不是齊頭並進的亞洲小龍，賽道也變得截然不同：「香港這邊可能覺得新加坡很想超越香港，成為亞洲金融中心，但實際上新加坡沒有那麼在乎金融中心這頭銜，它更在乎的是怎樣保持自己先進工業中心的地位。」
劉浩典曾在新加坡財政部等不同政府部門工作多年，後轉投學界，現為香港科技大學新興市場研究所所長，教授經濟學課程。對比星港兩地，劉浩典直言，從整體產業設計和政府招商能力而言，「香港落後新加坡不是10年、20年，而是將近60年了。」
人才走了是果，不是因
單論金融業規模，新加坡的資本市場與香港不能同日而語。截至今年9月，香港股票市值超過30萬億港元，新加坡約4.6萬億港元，香港上市證券超過16000項，而新加坡為656項。成熟、自由流動的市場，加上毗鄰中國大陸市場的天然優勢，金融大行選址亞太總部常常首選香港，外國人才或本地菁英都想進入香港金融業分一塊蛋糕。
今年30多歲的Stanley在香港土生土長，大學畢業後進入私人銀行，2016年轉做家族辦公室。與許多同行一樣，他的客戶主要是中國背景的高淨值人群。「一部分是年輕企業家，白手起家有了財富，另一部分是超級巨企的早期打工仔，後來成為C-level的人，部分收入來自公司股票，他們都需要銀行家去管理資產。」
這些中國新貴以前習慣把錢存放於香港的私人銀行，再交給外部公司管理，家族辦公室在香港一度快速增長。然而到了2019年，情況快速轉變。
「2019年年初政府提出修例（《逃犯條例》修訂），他們就想將錢轉去新加坡，到了2020年，錢轉移的趨勢最為明顯，」Stanley說，「中國監管模式讓他們擔憂，他們也覺得香港社會不穩定，政局的不確定性增加了。而新加坡就像亞洲版的瑞士，法律透明、安全有保障。」
「假如你有十億八億，你就會思考錢放在哪兒最安全。」為了承接這批客人，Stanley所在公司很快計劃南下分蛋糕。2021年年初，Stanley去新加坡開拓市場，設立家族辦公室，當地牌照還沒有批下來，客人已經在等著開戶了。
對比兩地財富規模，香港的蛋糕依然比新加坡大，但Stanley指出，投資者更看重的是增長速度。他打比方，香港就像一家規模更大的老餐廳，新加坡就像客源激增的新餐廳，「客人都想去新餐廳，不去舊的了，新餐廳的發展空間肯定更大。」根據兩地政府數據，在2021年，香港管理的資產規模仍大於新加坡，但同比增長僅1.8%，而新加坡增速達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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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ley說，雖然媒體常常報導新加坡搶人，但實際上新加坡政府或企業主動搶人的力度並沒有想像中大，當地政府也著力保護本地人才的工作機會。
「吸納人才是結果，不是因。是因為錢過去了、客戶過去了，然後不少office和高層決定過去，最後才轉移了少少人才過去。」Stanley說。
早於六年前，香港年輕人程思明就去了新加坡「開荒」，為一家香港初創金融科技企業開拓東南亞市場。他分析，香港與新加坡原本各有優勢，有的初創企業落戶香港，進而北上拓展中國市場，有的紮根新加坡，南下發展東南亞市場。
「這三四年兩地差距越來越大，我觀察主要是因為監管和政治，從營商來說，初創企業最擔心政策不穩定，而香港這幾年就給人這樣的感覺，可能未來十幾二十年還會有很大變化。」程思明說，加上中國封關，北上困難重重，他觀察不少金融科技企業都將更多資源投放在新加坡。
最初來到亞洲淘金時，Richard眼前完全是另一幅景象。那是1980年代，他說自己欣賞鄧小平的視野，相信中國改革開放會帶來許多商機，因而來到中國冒險。
「把香港建設成為今天這個樣子的人走了，香港也會隨之改變。」
他和合夥人主打長線投資，入股有潛力的企業，進入企業董事局，透過改善融資和管理來促進企業利潤，從而獲得回報。中國曾經是他們的主要陣地，法治成熟、適合外國人生活的香港則成為公司總部。但到了2015年，習近平上任後三年，他察覺到中國的發展方向變了。
「習近平當時提出中國製造2025的計畫，這是變化的一個標誌——如果之後你什麼都可以自己做，那為什麼還需要其他人？實際上在說的是，中國不再需要成為全球體系的一部分。」在亞洲做生意多年，Richard嗅覺敏銳，他同時也發現中國政府官員談及外交和中美關係時常常措辭激烈，讓他感覺不安。
此後他的投資組合逐步轉移到東南亞各國，2017年之後，他再沒有新增任何中國投資。這兩三年，他感覺變化更顯著了。
「現在共產黨更注重搞政治而不是促進經濟，外國人管理中國的投資變得非常困難，而且現在還不能進入中國。我覺得現在沒什麼外國人會新增投資，當然以前投入的錢還在。」Richard說。
他一開始沒有打算離開香港。他坦言，港區國安法沒有直接影響他，但看著不少本地人才因為國安法和政局變動而離開，他感覺，「把香港建設成為今天這個樣子的人走了，香港也會隨之改變」。
新加坡不需要完美，只要做得比對手好一點
與Richard相似，美國人Christine Houston在1990年代來到香港。多年來她一直在香港做獵頭工作，主打金融行業的“C-Suite”，即首席行政官、首席財務官、首席技術官等。她觀察，高端人才常常到處流動，她會幫新加坡的保險公司從香港挖人，也會把新加坡的外籍人才請到香港。
「對於expats來說，新加坡和香港很相似，都是低稅率，英文環境，請外傭比較方便——他們有些人習慣請兩個外傭，不能接受回去歐美的。」Christine說。
不過，疫情之後兩地差距明顯擴大。2021年9月新加坡宣布已接種疫苗的旅客入境免隔離，10月宣布與病毒共存，到今年4月開始全面開關，出入境逐步恢復到疫情前的常態。另一邊，香港在這兩年始終搖擺，長期沒有開關時間表。2022年3月香港疫情集中爆發，政府管理混亂，公立醫院陷入崩潰狀態，政府又要求包括嬰兒在內的所有陽性患者去醫院就診，密切接觸者送往隔離營。
「有感染的嬰兒獨自去醫院，與母親分離，這條新聞在expats圈子流傳非常廣，直接觸發很多家庭離開。很多C-Suite的人走，其中不少是外國人，即使自己不能馬上走也先把妻兒送去新加坡。」Christine說。
「新加坡不需要很完美，只需要做得比對手好一點，但考慮到香港的政策如此任性和不可預測，要做得比香港好一點並不困難。」
國際徵才公司華德士負責金融服務的董事張文頌觀察，這些高級管理者離開的同時，也帶走自己部門的部分人員，或者把僱員名額帶去了新加坡。「他們亞太總部在香港，但現在例如就把CFO派去了新加坡，那三分之一的headcount（職員名額）就過去了。」張文頌說，除了外籍高管，疫情後也有一些金融服務企業和科技軟件服務企業把亞太總部從香港搬去新加坡。
讓Richard真正下決心離開的，也是香港的防疫政策。2021年，Richard疫情後第一次去外國出差，回港後在酒店隔離了整整14天。
「太荒謬了。」結束隔離之後，他決定離開。
劉浩典認為，疫情後中國大陸以及香港的一些菁英轉移去新加坡，不是因為新加坡做得有多好，只是上海和香港的防疫政策太荒誕。
「上海封城是粗暴而不人性的，而香港則是沒有策略，它既做不了清零，但也沒有與病毒共存的完整戰略，就是不斷重複一些愚蠢的政策，例如懲罰那些有陽性病例乘坐的航班，好像航空公司故意想傳播病毒一樣。」劉浩典直言，「新加坡不需要很完美，只需要做得比對手好一點，但考慮到香港的政策如此任性和不可預測，要做得比香港好一點並不困難。」
邁入2022年第四季，香港政府表現出復常意願，9月底海外入境終於調整為0+3政策，但對於何時採取0+0、何時取消強制口罩令、何時停用追蹤程式「安心出行」等，均沒有時間表可循，社交距離政策依然複雜，以至於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也說政府需要更簡單說明。
相較之下，自今年4月開始，新加坡棄用疫情追蹤程式TraceTogether，隨後逐步消除室外和室內的強制口罩令，8月開始沒有打疫苗的旅客入境也免隔離。
在新加坡生活了一年多，Stanley經歷了逐步復常的過程。他最深的感受是，政府政策最重要的是一致、有邏輯以及可預測。
「新加坡選擇相信疫苗，政府讓大家打疫苗，打完真的有用，會開關，出入境免隔離，但香港不是，打完疫苗很久也沒有太多便利。」Stanley說，政策的可預測性對商界而言非常重要，而在香港，過去兩三年商界完全難以計劃未來，「我想大家已經放棄了，就當成最壞結果，就是不會復常，那大家就會轉移資源。」
香港人林瀟在一家跨國投資銀行做技術工程師，他告訴端傳媒，他所在銀行的不少交易員今年舉家搬到了新加坡，其中大多是外國人，也有部分香港本地人。
「短期來說他們是因為防疫政策而離開，但長遠來說，公司允許他們relocate，也是看準了新加坡的發展趨勢。」林瀟透露，雖然這家銀行名義上的亞太總部還是香港，但2020年之後，香港辦公室已經凍結招聘名額，擴張的都是新加坡和印度辦公室，他認為公司是考慮到地緣政治風險，「去其他地方投資分散風險」。
林瀟觀察，疫情之前，新加坡和香港在金融業上各有優勢。「香港資本市場成熟，做股票交易的話以前一定在香港，用的交易系統也是香港這邊的，新加坡那邊則是石油和貴金屬交易比較強。但現在連trader都走了，你本身的優勢都被人搶了。」林瀟說，公司已決定新增大筆撥款，在新加坡開發一套新系統，方便新加坡交易員。
全身鍛鍊還是單練二頭肌，決定因素是政治地位
回到1960年代，香港和新加坡站在相似的起跑線。兩地都是港口城市，都經歷過英國殖民統治，留下了普通法基礎，英語均為官方語言之一，最初都以貿易和工業起家。
劉浩典記得，小時候他愛玩電動車，在新加坡買回來的玩具車上寫著「made in Hong Kong」。六七十年代，香港工業發達，本土玩具業、紡織業、塑膠業一時蓬勃。而從1965年獨立建國以來，新加坡就以工業為重，填海造地，吸引跨國企業到新加坡投資設廠。
分水嶺在八十年代變得明晰。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強大引力之下，香港商家北上發展，而一貫主張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香港政府並無引導，香港快速去工業化，至2020年製造業佔GDP 組成僅1%，金融服務（23.4%）、物流貿易和旅遊業等成為支柱產業。另一邊，新加坡政府始終強調產業設計，主動吸納高端製造，協助本地廠家升級換代，至2021年製造業佔 GDP 21%。
「讓低端製造流走一些沒關係，但政府應該有意識地發展高端製造，這樣可以為普通人提供更多工作機會。一般只有大學生才能進入金融業，但在新加坡如果你接受了職業訓練，可以去工廠成為專業技術人員，一步步發展。」劉浩典說。
總理李顯龍曾形容新加坡是「舢舨」，而特首梁振英形容香港是「萬能插蘇」（萬能插頭），兩個比喻一下子點出兩地差別：舢舨意味著自主性和能動性，在廣闊的空間活動，與世界接軌，而後者卻只能被動倚靠一方，毫無能動性。
在2000年，香港人均GDP為2.58萬美元，新加坡則為2.39萬美元，不相伯仲。到了2021年，香港為4.97萬美元，但新加坡漲幅更為突出，人均GDP達到7.28萬美元，是20年前的三倍。劉浩典認為，主要原因是新加坡工業強盛。
劉浩典指，產業政策的不同，是港星後來走上不同賽道的主要原因，而在自由放任的做法之下，香港發展迅速，但也變得過份倚重金融業、地產業和中國大陸市場。
「經濟發展就像健身，新加坡比較均衡發展，香港長期只練一塊肌肉，短期來看香港效率很高，但長遠來看新加坡更加謹慎和resilient（有彈性）。」劉浩典指出，單看旅遊業也可以看出分野，「香港旅遊業體量比新加坡大，但香港接近80%是中國大陸旅客，新加坡旅遊業更加多元，其中接近20%是中國旅客。」
旅居新加坡的香港學者鄺健銘長期觀察兩地發展，2016年出版《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一書。他同樣指出新加坡產業政策比香港完善和健康，但他強調，對比星港兩地，最根本的分野是政治地位。
「新加坡是一個主權國家，比較能夠以本土需要來策劃商業發展，香港只是一個特區，一些發展議程除了考慮本土，又會滲著國家議程，過去20多年很多香港人也感受到這兩者之間的張力是無處不在的。」鄺健銘在書中梳理，總理李顯龍曾形容新加坡是「舢舨」，而特首梁振英形容香港是「萬能插蘇」（萬能插頭），兩個比喻一下子點出兩地差別：舢舨意味著自主性和能動性，在廣闊的空間活動，與世界接軌，而後者卻只能被動倚靠一方，毫無能動性。
今天看來，「舢舨」和「萬能插蘇」更加漸行漸遠。儘管港府宣傳中，依然常常強調香港是國際城市，但鄺健銘指出，具體分析兩地與世界的連結和開放程度，香港其實遠遜於新加坡，「新加坡才是貨真價實的global city」。
DHL世界連結指數是衡量不同地區開放度的權威指標，以連結世界的深度和維度兩個指標來量化，過去多年新加坡在全球169個地區中長期穩居第二，而香港長期徘徊在20多名。
鄺健銘指出，政治地位也進而影響經濟模式，從一開始兩地的經濟策略就不一樣。「新加坡強政府弱社會，（政府）強調自己是一個脆弱的小國，很有憂患意識，他們要不斷發展，做世界需要的產業，而香港剛好相反，強社會弱政府。」鄺健銘指，香港工業最初得以發展，也是社會中資本和人才自然流動的結果：1949年後不少中國實業家為躲避共產黨，帶著資本和技術來到香港。
而新加坡的製造業，則是政府精心設計和引導的結果。劉浩典介紹，早於60年代，新加坡政府就設立法定機構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DB），EDB擁有相對獨立的權力和政府撥款，瞄準新加坡需要的製造業，主動去吸納和投資優秀企業，甚至一對一協商優惠政策，刺激企業升級。到了1998年，政府開設新部門Contact Singapore，在全球多個城市設有辦公室，吸納投資和人才去新加坡。
「最初飛利浦在新加坡也是製造燈泡為主，後來政府就去談，說如果你要繼續享受稅收優惠，就要升級產業，做更高端的產品。」今天，許多跨國企業在新加坡進行高端製造，自2016年起飛利浦把亞太總部設在新加坡，Rolls Royce在新加坡設廠生產航空引擎，Dyson把總部設在新加坡，現代汽車宣布設廠製造電動車等等。
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經濟學教授鄧希煒對端傳媒表示，香港也應積極發展製造業，不能把生產的角色全部交給大灣區的其他城市。「坊間有人認為香港就做好服務業，把製造的hard work留給大灣區，但這個分工不會讓香港的科研做得好。」鄧希煒說，在一些高端科技的領域，研發和成產不能分開，「研發的團隊不能紙上談兵，你要見到產品要被人用過，消費者有些feedback，然後調整整個研發生產流程。」
鄧希煒指，香港雖然起步晚了，但也不應放棄發高端製造業，「我覺得香港政府要堅持（發展製造業），也不要太過悲觀，因為新加坡是經歷十幾年，才找到自己的路。」
香港的優勢一直都在，政府會善用嗎？
今天，香港政府似乎也在參照新加坡模式，走向「強政府弱社會」，以政府投資和行政力量更積極地介入市場。2022年10月特首李家超發布施政報告，宣布政府將設立人才引進辦公室，以及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後者將管理由政府撥款300億港元設立的「共同投資基金」，投資對香港有策略性價值的重點企業。
「這些60年前EDB就在做了。政府任何時候想改善能力(competence)都是好事，但我想他們需要很多能力建設和培訓才能改善。」劉浩典指出，這四五年在香港生活，他驚訝於香港政府似乎沒有一個統一的大腦和長遠視野。對於防疫政策，港府最近釋放的信號也經常互相矛盾，一會說“Hong Kong is back”，歡迎旅客和商人，一會又說疫情還是在緊急階段，不能隨便放開防疫措施。
「官僚系統就是很容易陷入筒倉思維（Silo Mentality），不同部門之間像一個個筒倉，封閉自己，不分享信息，所以為什麼我們需要行政長官，就是去打破這個問題。」劉浩典說，「不一定說政府權力要有多大，關鍵是能力要好，如果制定的一些政策是不對的——就像中國的清零政策，那很多人或許都希望政府沒有那麼大權力。」
「過去150年來，三個亞洲城市先後佔據了主導地位，最初是上海，在1950年以前很長一段時間她都是亞洲領先的城市，然後1960年代之後是香港，現在輪到新加坡了。」
鄺健銘認為，香港不能也無法複製新加坡模式，而是應該回過頭來，重拾自己原本的優勢——社會活力。
「香港的優勢其實一直在社會之中。」鄺健銘說，儘管這幾年經歷了劇變和疫情，但香港社會依然有很多動能，近年港產電影、音樂文化行業都有長足發展。「社會活力是經濟增長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新加坡其實也意識到，如果要搞創意產業、文化產業，那就需要社會活力，不然新加坡就會一直是外國小說所寫的，A Disneyland with Death Penalty，一個很人工的城市。」
鄺健銘觀察，相比新加坡，香港民間也有更多柔韌性。「在防疫初期，Bloomberg覺得香港政府是一個failed state的時候，社會民間很快自己補位，去採購和生產口罩，政府之後才會跟上節奏，香港民間很靈活。」
鄺健銘認為，新加坡政府近年同樣希望社會更有韌性。「因為他們覺得不可以每一步都靠政府去計劃的，如果民間有更多互助和補位，那麼這個國家就會更有競爭力。」
不過，經歷反修例運動的官民撕裂，如今高舉「愛國者治港」的新政府，是否可以看得到本土社會的能量？鄺健銘並不樂觀。
近來他覺得，兩地似乎越來越像對方。「香港現在連公開播放Dark Knight都不可以，但在新加坡最近一場象徵復常的音樂節上，火爆的馬來西亞歌手黃明志來唱了《玻璃心》。你說誰更像新加坡，誰更像香港？」
劉浩典有時也有這種錯覺。「如果回到以前，假設一場世紀疫情來了，你肯定想不到一直封閉的是香港。」
做了數十年獵頭工作，Christine Houston對香港的未來沒那麼悲觀。她始終覺得，等香港真正開關了，去了新加坡的一些人才會回香港。她分享，新加坡本地人才市場始終沒有香港大，一些把公司轉移去新加坡的老闆已經發現請人不容易，同時新加坡的住宅租金、辦公室租金也快速提高，國際學校名額並不足夠，「就像以前的香港」。
近十多年來，新加坡本地人對外來人才大量湧入新加坡也存在不滿，為了舒緩國民情緒，新加坡政府近年更多強調平等，發展福利，今年宣布自2024年開始，就個人所得稅增加兩個級距，收入每年超過100萬新加坡幣的人群將繳納24%的所得稅，而50-100萬人群繳納23%的所得稅（編按：1元新幣約等於5.7港幣）。
「香港最高的稅率是17%，這對於富人來說優惠很多，他們還是會回來的。」Christine Houston很肯定。
不過，Richard並不這麼看。「如果一個社會為你的家庭提供了良好環境，你就要承擔合理的稅費。最壞的情況就是你一邊交稅一邊得到很差的公共服務。過去三年香港政府的服務做得太差了，我給他們差評。」
他同時認為，香港已經不是原來的香港。「即使（中港）開關，未來香港就會融入大灣區，在大灣區的規劃中，深圳才是中心的重要城市，香港就是一個郊區（suburb）。」他如此判斷，「我覺得過去150年來，三個亞洲城市先後佔據了主導地位，最初是上海，在1950年以前很長一段時間她都是亞洲領先的城市，然後1960年代之後是香港，現在輪到新加坡了。」
Stanley覺得，未來3-5年，特別是在財富管理領域，新加坡的機遇肯定比香港佔優。不過如果有好機會，他也不抗拒回港發展，畢竟新加坡如今競爭激烈，租金也漲得太高了。他在Marina Bay附近租的房子，2021年年初租下來的時候是每月4500新幣，如今同樣的單位已漲到7000新幣（編按：1元新幣約等於5.7港幣）。
「如果在一家新旺的餐廳一直做二廚，但去另一家沒那麼有人氣的餐廳可以做大廚，那也不錯。」Stanley說。和鄺健銘一樣，他覺得香港的優勢始終是人，「香港人還是非常靈活、醒目，拼搏。」
「社會活力確實很重要，但提前是，你要把本地的人留住。」劉浩典說。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Richard、程思明、林瀟為化名。
端傳媒記者何恩林、實習記者于霽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星港競爭」系列報導由刺蝟工作室（陳倩兒&吳婧）策劃。刺蝟工作室 策劃深度報導、書寫時代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