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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樣貌》:一本探討新加坡貧窮的民族誌,如何戳破國族論述的假象

新加坡的福利制度並不以「普及」為最終目標,反而是「篩選」。

2019年,小朋友在新加坡住宅區的公園玩耍。

2019年,小朋友在新加坡住宅區的公園玩耍。攝影:林振東

鄭紹鈺 刊登於 2022-03-20

鄭紹鈺週末讀書新加坡

【編按】:本文為台灣聯經出版社為2022年新書《不平等的樣貌:新加坡繁榮神話背後,社會底層的悲歌》所約寫的書評,端傳媒獲授權轉載,端的版本略有編修。

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2021年,新加坡的人均GDP(以美元計)達約6萬元,與美國伯仲之間,差不多是香港的1.3倍,日本的1.5倍,約臺灣跟南韓的2倍,中國的6倍。如果考慮了購買力,用人均GDP(以PPP計)來測量,新加坡的人均GDP差不多是10萬國際元,美國大約是6萬國際元,只有盧森堡、卡達等少數極端富裕的國家,排名能比新加坡靠前。

在這樣富裕的國家裡,窮人是如何生活的?不平等體現在日常生活的什麼地方?為了理解探討這些議題,張優遠(Teo You Yenn)教授自2013年到2016年,在兩個「租賃組屋(Rental Flats)」的社區展開了田野調查,這兩個社區都是由新加坡建屋發展局(HDB)所規劃,加上另外調查的六個社區,其研究成果便是《不平等的樣貌》,該書以民族誌的形式,平實地呈現了新加坡低收入戶的日常生活。

這本書不只是談新加坡的貧窮。這本書更是在談新加坡的不平等。既然要談不平等,書中自然不能只有「窮人」,也需要有相對富裕的「對照組」,這對照組便是張優遠教授書中的「我們」:新加坡中產階級。新加坡中產階級是怎樣的一群人呢?「他們」一路升學考試、過關斬將,畢業後找到固定工作,定時上繳公積金給政府、買了一台(或更多台車,存了幾年錢,跟一位異性對象結婚,最終兩人買了由建發局營建的公共組屋。這些人,多半相信自己乃是一套「唯才是用」的制度下,篩選出來的得勝者。

一個新加坡,兩座城市:中產階級的HDB Flats vs 低收入戶的Rental Flats

在介紹到這本書的內容前,讀者或許會有疑問:眾所皆知,新加坡實施「住者有其屋」政策,誰會去外面租房子?新加坡的住屋市場有何特點?

新加坡的住房市場,主要的供給者是新加坡政府。新加坡中產階級,多半會動用自己長期繳納的公積金去申構政府營造的組屋,他們將這類口語上可以購入的組屋稱為HDB Flats,或Purchased Flats,有時會直接簡稱為HDB(就是建發局的英文簡稱)。買下公共組屋的中產階級取得組屋的「所有權」 ,但在年期屆滿後,新加坡政府保留了收回的權力。

至於張教授所調查的低收入戶,雖然也是住在政府興建的組屋裡,但他們必須繳納房租,並不持有房產,換句話說,他們跟政府租房子。他們所住的地方叫Rental flats。雖然Purchased Flats跟Rental Flats都可以叫組屋,但意義卻大不相同。(關於住者有其屋政策,可以參考我的舊文)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政府規劃組屋時,常常把Rental Flats跟一般中產階級住的組屋蓋在不同社區,在各界壓力下,近年來新加坡政府有考慮興建更多的混合社區,減少階級間的隔閡

居住的空間雖然不同,卻不代表中產階級不會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新加坡的低收入戶。 因為前者終究在工作完之後,需要消費跟娛樂。在新加坡,低收入戶的工作,如書中所見,包含了打掃、收銀、在櫃台銷售化妝品等等,簡言之,這些商店的消費者就是中產階級,而窮人則付出勞力伺候這些消費者。

2019年,新加坡一個購物市集。
2019年,新加坡一個購物市集。

對於新加坡窮人的迷思

在一個普遍相信「唯才是用」的新加坡社會裡,誰會成為窮人呢?一般人多會相信是「那些不夠努力、懶散、愛亂花錢的人」、「性格不夠獨立的人」,然而張教授的這一本書,卻透過溫柔、細膩的文筆,推翻了這種常見的論述 ——事實上,這些住在租賃組屋當中的低收入戶,勤勞、獨立、打拚、從小學會照顧自己、有禮貌、不願買名貴的東西、甚至假日也不像中產階級一樣可以到處去玩 —— 這些家庭很多沒有車,也必須在假日到商場工作,不然中產階級假日到處shopping,誰來服務他們呢?

換句話說,新加坡一般中產階級對於低收入戶的理解,多半錯得離譜。

無怪乎,當這本書在2018年在新加坡出版(英文)時,立即霸榜,成為年度暢銷書,接而引爆了巨大的討論熱潮,有人批評張教授「同理心泛濫」,有人批評她太過激進,幾乎新加坡的主流媒體都以不小的篇幅報導了這本書。

在學術界,這本書也得到了許多讚譽。張教授的博士班畢業自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社會學系,該系社會學家Michael Burawoy稱讚這本書「…推翻廣為流傳的錯誤觀念,呼籲人們關注新加坡福利制度的缺陷,同時探討如何修復這些問題。這正是社會學的真締!」

仔細閱讀本書,會發現,張教授下筆時,比較的對像更常是自己。用書中的語句來講:「…我把我自己放在書裡,以我的階級與受訪者的階級比較…。」(頁248)。這樣的寫法在民族誌當中其實不是那麼常見,在書中其實也提到了這做法是有理由的:「我為什麼要把自己寫進來?這不是學術寫作的慣常做法。事實上,我覺得非常不自在。我加入自己的觀點,是因為隨著研究愈來愈深入,發現自己必須這麼做,才能改變我們檢視不平和貧困的角色。理解不平等與貧困最大的障礙是我自己。」(頁43)

然而新加坡人對這本書的反應是激烈的。尤其,在本書第九章「家醜外揚」中提到,好些新加坡人在研討會現場聽到她的論點後,便當場很生氣地批評張教授,要不是認為她否定了新加坡經濟發展的成就,就是認為她被窮人騙了,又或是相當不滿她把「家醜外揚」。

挑戰新加坡的國族論述

新加坡讀者對於本書的激烈反應,在於本書的內容, 幾乎推翻了許多新加坡人信仰的國族論述:「新加坡是唯才是的國家經濟體制」,這論述或許可以由以下三個命題組成: (1)新加坡政府領導有方,在新加坡的社會裡,有才能的人透過努力自然會爬升到較高的社經地位; (2)根據這唯才是用的制度,既然「我」不是低收入戶,而是中產階級,比我窮的人自然比我差 —— 我才「配得上好生活」(頁34); (3)新加坡福利完善,「有很多針對低收入人口的計劃」(頁145–146),低收入戶要知足,不要再批評政府了。當張優遠教授的書,透過民族誌的方法,呈現出與想像不一致的「低收入戶」面貌時,便引起了許多人的反彈(跟反感)

這本書從很多面向來推翻傳統的偏見。比方說教育制度。本書的第四章指出,在新加坡教育制度下,階級差異可以輕鬆地轉換成不平等 ——中產階級的父母遠比低收入的父母,更容易的在能力分班的制度下取得優勢。這與上述「唯才是用」的論述大為不同。

除此之外,本書也認為新加坡提供公共財跟社會福利的制度,擴大了貧富差距。新加坡的社福制度的核心思想是以「就業收入資助各種需求」(頁138),簡單來說,有工作的人才有社會福利。一個新加坡人若能畢業後找到穩定的有薪工作,便取得繳公積金的門票,也代表了有醫療保險跟退休金,與在國家的「住者有其屋」政策下買房的資格(頁140)。然而,如果畢業後,無法即時弄到一份穩定的工作,便會被排除在這個福利制度之外。這跟臺灣的全民健保制度相反,新加坡的福利制度並不以「普及」為最終目標,反而是「篩選」,將更多資源給予有能力找到穩定工作的中產階級。

因此,一般新加坡人也不把購買HDB Flats、取得醫保視作「福利」,反而認為這是他們應得的。本書便指出,這表面上是唯才者有「本事」得到更多公共財,實際上卻是國家階級分化下,社福制度進一步加劇分配不均,這便是本書中所稱的「有差異的應得」。

從理論的角度鳥瞰新加坡的不平等

張優遠教授認為新加坡本質上仍是個「新自由資本主義社會」(頁155)。一般來說,印象中的新自由主義政府,應當是對市場自由放任,任其貧富差距加大。新加坡政府與英、美不同,處處介入,何以稱作新自由主義?其實,在社會科學的文獻上,已有許多研究,利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治理」(Governmentality)這一概念來探討新自由主義。比方說,柏克萊大學的政治學家Wendy Brown便借鏡了傅柯的概念,認為「新自由主義」不只是一套放任的經濟政策,而是是一種政府治理方式,由政府主動加劇個體之間的競爭,使得市場邏輯貫穿到制度、社會每一個角落,在她於2005年出版的文集Edgework: Critical Essays on Knowledge and Politic中,稱其為「新自由主義政治理性」 (Brown,頁40)。

這一類「新自由主義治理」的分析,也影響了新加坡的社會學者,比如說,新加坡通常被視為主動介入經濟來達到成長的「發展型國家」,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學者Eugene Dili Liow卻認為新加坡是「新自由主義發展型國家(Neoliberal Developmental State)」(Liow, 2012)。

至於張優遠教授,在她的上一本書  Neoliberal Morality in Singapore中,便分析新加坡的福利與家庭政策,發現新加坡政府將社會福利視作一種「競爭下的酬賞」,同時在政策中「偷渡」了許多政府對於「什麼是理想的新加坡人」的規範,於是,沒有努力掙得穩定工作就沒有公積金、不是異性戀夫妻就不容易買到公共組屋,所以儘管表面上政府是大有為,但卻是以強大的國家實力,貫徹某種新加坡特色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在這套治理術之下,新加坡的「社會福利」政策幾乎只有「國家-個人」的互動,社會的角色反倒消失不見。類似的分析,也見於張教授探討新加坡福利政策的文章 (Teo,2017)。

這些理論,乍看複雜,甚至有點抽象,但一旦我們明白新加坡政府並非一般人想像的「福利國家」後,再回頭看《不平等的樣貌》裡輕描淡寫的故事,潛藏在新加坡國族論述底下的不平等,便自然而然地浮上檯面了。

2019年,新加坡的商業區景觀。
2019年,新加坡的商業區景觀。

遺珠之憾

這本書之於新加坡的貧窮與不平等,有兩個遺珠之憾。第一是本書專注於新加坡的「低收入戶」,所以無以顧及新加坡龐大的移工大軍,而這些移工大軍又是外國人,自然又會牽涉到「種族」問題;第二則是新加坡最富有的一群人,比方說與李光耀家族有關的官商財團,在新加坡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但本書出於田野的限制,也不可能提及。比方說,財報永遠不透明的淡馬錫控股。

一方面,之於新加坡的移工,一般人等到在新加坡Covid-19爆發後才有機會一窺移工宿舍的壅擠,疫情爆發後,大量的移工被限制移動,除了工作外,只能被封鎖在小小的宿舍裡,相關的限制維持到現在。本書並未提及新加坡移工(當然,這牽涉到另一個敏感的議題—這些移工不是新加坡公民,但他們是「新加坡人」嗎?)同時,這些移工,許多是外國人,種族亦與新加坡主要族群不同。不過張優遠教授在本書「第十章」中有提及,她小心避免濫用「種族」這一概念來分析貧窮的成因,不過當我們考慮到移工、新加坡國族論述、統治菁英的「種族優勢」時,若不深入探討「種族」議題,仍讓人有感到難以一窺不平等全貌之感。

另一方面,之於上層政商菁英的問題,本書雖然也有注意到(見頁251-252),但限於方法跟田野的場合,也未能著墨太多。本書比較的對像是中產階級,但在新加坡,中產階級與新加坡最頂層的政商菁英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差距。

比方說淡馬錫控股,新加坡政府有100%的股權,但從2004年到2021年的執行長,都是李顯龍的妻子何晶。這究竟是公產還是私產?新加坡政府向來說不清楚。透過淡馬錫控股,新加坡的政府(或更直白一點,政商菁英)控股了許多新加坡重要的跨國企業,比方說亞洲數一數二規模的房地產集團凱德(Captialand)、新加坡電信(Singtel)、新傳媒(Mediacorp)、最近才在臺灣併購了花旗消金業務的星展銀行(DBS)等,較少人注意到的是,淡馬錫控股的DBS也是媒體集團SPH的大股東---SPH最有名的業務則是新加坡最大的報紙海峽時報(The Strait Times)。這兩年來,許多與新加坡政府有關的財團,以產業重整促進國際競爭力之名,積極調整股權結構、擴張資產、大量併購其他企業,究竟這些食物鏈最頂層的政商菁英,如何以提升競爭力為名義不斷擴張自己的優勢?尚待未來研究者繼續追問下去。

臺灣的不平等研究

筆者身處臺灣學界,不免也想提及臺灣在相似方向上的研究。其實,近年來,臺灣累積了許多關於不平等與貧窮的優質研究。以社會學者為例,臺灣大學社會系黃克先教授的《危殆生活: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網絡》,便以田野調查的方法,不只考察了臺北市艋舺公園的無家者,如何在表面失序的露宿環境下,建立起「危而豐富」的連帶,也考察了扶貧的教會、善心人士、以及主管單位的基層社工的運作,打破了臺灣中產階級對於無家者的污名和誤解。

除此之外,臺灣也有社會學者,研究向來被視作「發展型國家」的臺灣,如何受到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影響,意外地得出了類似新加坡學者對於新加坡的觀察。例如夏傳位(2019)爬梳了臺灣歷年經濟政策的演變,察覺臺灣漸漸走向了「新自由主義傾向的發展主義」。除此之外,社會學家也以量化的方法探討不平等。比方說,林宗弘利用經濟部統計、中研院《臺灣企業排名資料庫》、社會變遷調查等資料,觀察到階級不平等於近年來的擴張(林宗弘, 2015)。

近年來,臺灣也有許多經濟學者研究日益加深的貧富差距。除了利用社會變遷調查(如Chu and Lin 2020),臺灣經濟學者主要是以「稅務資料」來分析貧富差距的議題。 首先,朱敬一教授等人利用財稅資料中心提供的報稅資料,探討所得面(流量)的不均,他們發現台灣所得最高5%與最低5%家戶之間的所得差距從1998年的32倍,逐年成長至2011年的96倍(Chu, Chou, and Hu,2015)。亦有研究團隊以財稅資料估算房屋、土地、股票、存款等「財富面(存量)」上的貧富差距,發現臺灣的財富的吉尼係數高達0.79,略低於美國,接近瑞典跟南韓(連賢明、曾中信、楊子霆、韓幸紋、羅光達,2021)

經濟學者的研究,也發現了這一代的不平等,會影響到下一代的教育成就。沈暉智與林明仁(2019)同樣以稅務資料來分析,發現國立臺灣大學的學生家戶年所得中位數高達150萬臺幣,遠高於全體樣本中位數的86萬。

同樣使用稅務資料,經濟學者進一步探討臺灣的社會福利政策,是否有減緩貧富不均。李維倫、林明仁、蘇軒立、蔡宜展四位經濟學者的最新研究,有三個重大發現,第一,他們發現臺灣的「稅前所得吉尼係數」高達0.6,大約是政府官方統計的兩倍(背後的原因很複雜)。第二,臺灣過去十五年來推升不平等的動力,來自於家戶的股利所得分配上的差距,背後的源頭,則是企業的保留盈餘自2008年以來的高速成長。第三,他們在檢視資料後,發現臺灣目前的社會福利政策,重分配的強度勝過美國跟法國,大幅度的減少了「稅後所得」的分配不均,意外的是,重分配的主要管道,竟然是旨在普及醫療服務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見Lee, Lin, Su, and Tsai, 2020)

在臺灣,全民健保的政策目的是「全民皆納保、使得全體民眾可獲得公平的醫療服務」,最終卻輾轉成為最能減緩緩不平等的制度,這研究結果,似乎也呼應了張優遠教授的說法---「沒有全民普及的社會福利制度」(頁137)是新加坡不平等的一大來源。至少以臺灣的全民健保為例,一個更普世、人人都能參予的社福制度,的確能有效地減少貧富差距。

2022年1月1日,一班學生在街頭慶祝新年。
2022年1月1日,一班學生在街頭慶祝新年。

尾聲

這本書至少帶給臺灣讀者兩個啟示。其一,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新加坡的案例告訴我們,就算臺灣人均GDP從人均30,000美元翻一倍,提升到60,000美元,仍然會存在不小、甚至更為惡化的貧富差距。不過,臺灣目前對於公共政策的討論,多半仍只關心「經濟成長」,較少深入探討不平等,《不平等的樣貌》以新加坡的經驗,豐富了我們對於不平等的理解跟政策想像。

其二,臺灣在威權時代的國族論述——從美好的加工出口區到偉大的十大建設——其實掩蓋了發展過程中的階級剝削。比方說戰後維持了相當久的肥料換穀制度,榨取農民的所得,重分配到工商業跟軍公教部門。這一套論述並沒有隨著臺灣解嚴、走向民主而消失。貧富差距持續加深的今天,何以會出現「韓流」,以及許多緬懷蔣經國「黃金年代」,緬懷這些「國族論述」的人,許多對民主政治不抱信任,但對於這些現象的深入討論卻不多,有待未來更多的研究。

(鄭紹鈺,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與計量理論與應用研究中心專任研究助理。研究專長是工業化、產業政策、制度研究、美援政策。學術網站請見此處

參考文獻
--社會學與政治學者
林宗弘,2015,〈臺灣階級不平等擴大的原因與後果〉,《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第45卷第2期,頁45-68。
夏傳位,2019,〈台灣的新自由主義時刻:危機、典範競逐與新古典 經濟學者的進擊〉。《台灣社會學刊》66: 55-124。
黃克先,2021。《危殆生活: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網絡》,臺北:春山出版社。
Brown, W. (2009). Edgework: Critical essays on knowledge and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iow, E. D. (2012). The neoliberal-developmental state: Singapore as case study. Critical Sociology, 38(2), 241-264.
Teo, Y. (2013). Neoliberal morality in Singapore: How family policies make state and society. Routledge.
Teo, Youyenn. (2017). "The Singaporean Welfare State Syste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ublic Housing and the Central Provident Fund." Pp. 383-97 in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to Welfare State Systems, edited by C. Aspalt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經濟學者
沈暉智、林明仁(2019). "論家戶所得與資產對子女教育之影響—以1993-1995出生世代及其父母稅務資料為例", 經濟論文叢刊, 47(3), pp 393-453. 連賢明、曾中信、楊子霆、韓幸紋、羅光達. (2021). “臺灣財富分配2004–2014: 個人財產登錄資料推估", 經濟論文叢刊49(1), pp.77-130.
Chu, C. Y. Cyrus, Teyu Chou, and Sheng-Cheng Hu (2015). “Top Income Share in Taiwan, 1977–2013,” Technical report, The 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
Chu, Y. W. L., & Lin, M. J. (2020).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in Taiwan: 1990–2010. Empirical Economics, 59(1), 11-45.
Lee, Wei-Lun Ming-Jen Lin, Hsuan-Li Su, and Yi-Chan Tsai. (2020). "Income Inequality, Growth Ine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in Taiwan, 2001-2015: Evidence from 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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