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歷史上「存在感薄弱」的俄羅斯族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在俄羅斯國家裏面，俄羅斯民族主義都只能說是政治舞台中的支流。原因很簡單，無論是在沙俄，還是在蘇聯時期，俄羅斯人都不能說是這個國家的主人。
在沙皇俄國裏，雖然俄羅斯人是帝國東征西討的主力，但從整體上卻不享受這個帝國。俄羅斯人無論是在政治、法律或經濟特權上，還是人均賦稅、壽命上，都要比帝國中的非俄居民來的悲慘（在十九世紀末，俄羅斯人的稅賦比外族平均多50%，人均壽命卻不到30歲，低於帝國內所有主要族群）。從統治者的自覺來看，也很難說他們有什麼民族認同。美國歷史學家庫馬爾（Krishan Kumar）指出，俄羅斯的君主本身就很難說是一個俄羅斯人。「羅曼諾夫家族幾乎沒有什麼俄羅斯人成分……他們過着西化貴族的生活。他們使用德國的宮廷禮儀，他們的公園和宮殿是新古典主義的……即使是血統，他們也幾乎不是俄羅斯人，這是與德國王室無盡通婚的結果。」
帝國的官僚系統也是非常多元化的。據統計，在1700-1917年佔據最高職位的2867名官僚中，有1079人（37.6％）出身外族。瑞士歷史學家卡佩勒（Andreas Kappeler）如此總結俄國的用人傳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比起宗教或種族起源，沙皇政府始終更重視忠誠、專業知識和高貴的血統」。
所以《劍橋俄國史》一書才有這樣的說法：「直到19世紀中葉，沙皇政體與其說是一個俄羅斯民族政體，不如說是一個王朝式的貴族帝國。正如在前現代帝國中經常發生的那樣，俄羅斯的核心人口在某些方面比邊緣少數民族受到更嚴重的剝削。很明顯，波羅的海的德國貴族、烏克蘭貴族、格魯吉亞貴族和其他貴族從帝國中獲得的利益遠遠超過了俄羅斯大衆。」
到了帝國末期，沙俄面對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侵襲，需要找尋民族之根以作為王朝統治的支撐物時，尼古拉一世的教育大臣謝爾蓋·烏瓦羅夫（Sergey Uvarov）提出了一個口號——正教、君主與民族，作為學校教育方針。這一口號後來實際上成為了沙皇俄國的官方意識形態，但是這也並不意味着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興起。因為烏瓦羅夫對其口號中民族的定義是：「俄羅斯民族不是一個種族，而是以對自己政權的無限忠誠聯合在一起的文化共同體，在這一點上俄羅斯民族完全區別於受啓蒙主義墮落哲學影響的西方民族。」換句話說，「民族」是被「正教」和「君主」所決定的，幾乎就是臣民的同義詞。它不反應任何民主或大衆內涵，相反，它只是專制家長主義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