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台灣 2022台灣九合一選舉 評論 2022台灣地方選舉

張峻豪:一場還是不見地方、缺乏議題與抗中保台的負面選舉

「負面投票」與「負面競選」交織成的「負面選舉」,是台灣選舉史一條清晰的歷史路徑,這次選舉會不會更深化這個路徑?


2022年10月21日,高雄,高雄市長候選人柯志恩的競選活動。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2年10月21日,高雄,高雄市長候選人柯志恩的競選活動。 攝:陳焯煇/端傳媒

(張峻豪,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

近日,網路上有人稱此次2022年的地方選舉,是台灣史上「最高層次」的一場選舉,因為大家都在討論學位與論文。確實,從林智堅的論文門開始,這場選舉不但向北、向南擴散了檢驗論文的風潮,還在中央及地方府會之間,向上、向下延燒。

而就在各校「學倫會」大概已作成決議後,這場看似失焦的選舉,似乎有了回歸地方議題討論的機會,不過,隨著對岸「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共重談對台工作方針,使得熟悉的「抗中保台」論調又回來了;最近,在台北市長選戰裡,「反中」甚至還變成「反對陳時中」或「反對中國」。如果說,論文事件是強化選民對候選人討厭,進而發展成「負面投票」的起點,即將開始的選戰下半場,又因為「芒果乾(亡國感)」發酵,使「討厭共產黨」為「負面投票」添柴加火。

因為兩岸關係加入戰場,使得今年這場原本就缺乏議題的選舉,更沒有什麼討論政策的機會。當地方選舉無法重回地方,選民也只能從幾顆爛蘋果中挑個比較順眼的,各候選人、各政黨,自然很容易跟著這個趨勢推進「負面競選」,並從中尋找紅利。事實上,從台灣當代選舉史上來看,「負面投票」與「負面競選」交織成的「負面選舉」,是一條清晰的歷史路徑,而這次選舉會不會更深化這個路徑?又將帶來哪些影響?值得我們關注。

林智堅。

林智堅。圖:林智堅 Facebook

「負面投票」與「中國因素」的合流

既然「負面競選」有利於勝選,它也就演化為競選策略當中的理性行為,並被寫進選舉教科書的首頁。

台灣在1990年代實施普選,然基於國家認同、族群意識的政治發展背景,使得當時越推進民主選舉,就越激起社會衝突。在那幾乎年年有選舉的時代,搭配上「複數選區制」帶來的低當選門檻,抹黑造謠、言行恐嚇、負面文宣、綁樁買票,成了參選人主要策略。既然「負面競選」有利於勝選,它也就演化為競選策略當中的理性行為,並被寫進選舉教科書的首頁。

複數選區制

複數選區制,指在一個選區中選出兩名或以上議席的選舉制度。台灣在2008年前,立法委員選舉與各直轄市、縣市議會採取複數選區制,在複數選區制度下,不論應選名額多少人,每位選民只能投一票;其特色在於容易形成多黨政治,候選人不必爭取獲得最高票,因此易導致選舉激化、負面競選盛行。

接著,從90年代後期到第一次政黨輪替,台灣的國家認同與族群爭議並沒有獲得緩解,共產黨與民進黨的對立,還讓「中國因素」加入戰場。「害台灣」與「愛台灣」的屢次對決,強化了「兩岸牌」的效果,並在高張力的選舉期被鑲嵌進國家與族群議題。「中國因素」讓「負面競選」更有著力點,使這條歷史路徑得繼續延伸下去。

在民進黨首次執政的後期,「連爺爺」與「宋爺爺」相繼訪中,甚至會見中共領導人,開啟了兩岸交流新時代。緊跟著,馬英九於2008年當選總統,「兩岸牌」融入「經濟牌」,「支不支持交流?」成為馬政府時期「中國因素」的論述主軸;馬英九在2012年連任,高喊人民認同他「擱置爭議、商機取代危機」的作法,更是自認為「中國因素」的負面性已獲得緩解。

不過,早在網路崛起的公民力量逐漸壯大,在當時,一次接著一次對體制的衝撞,集結到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讓「討厭共產黨」又與「中國因素」合流,接下來,換成民進黨大打「反中牌」,2014年底的地方選舉,在選民「負面投票」的影響下,導致國民黨遭遇自1997年以來最大慘敗,由選前四都11縣市萎縮至一都五縣,更甚者,到了2016年的總統及立委選舉,國民黨所提總統候選人朱立倫,還創下自2000年總統選舉以來,國民黨得票數與民進黨差距最大的紀錄,民進黨取得總統、國會雙贏的「完全政黨輪替」。

也就是因為全面執政,「反中牌」暫時退場,當時的民進黨相繼開出許多改革戰線,同婚合法、一例一休、軍公教年金制度等,卻激起社會反彈聲浪,這讓國民黨有了一個給選民「討厭民進黨」的機會。「韓流」趁這個勢崛起,2018年地方選舉搭配上儼然是民進黨期中考的十項公投案,負面投票被延續了,國民黨一掃陰霾拿下了15席地方首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選後沒幾天,這15個國民黨籍的勝選者,馬上喊出了「支持九二共識」、「成立兩岸工作小組」,再沒多久,高雄市長韓國瑜也考慮帶職參選,與黨內群雄一起爭奪總統大位,

「抗中保台」其實也沒離開太久,選後才一個月,習近平提出「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這讓國民黨的「九二共識」立即遭受挑戰。再加上,鄰近的香港發生諸多公民抗爭,血腥畫面一再上演,於是,「討厭共產黨」又歸位了,蔡英文不但打敗黨內挑戰者賴清德,也很快與聲勢正旺的韓國瑜民調黃金交叉,最後創造逆轉大驚奇,證明了「中國因素」與「負面投票」的選舉路徑還是繼續深埋在歷史脈絡裡。

2019年12月31日,總統蔡英文到新竹宮廟拜票。

2019年12月31日,總統蔡英文到新竹宮廟拜票。攝:陳焯煇/端傳媒

藍的更藍、綠的更綠、中間選民更中間

在藍綠基本盤漸漸流失下,政黨要讓中間選民買單,最重要地,當然就是要讓他們對中共、對對手陣營討厭,才有機會。

這條選舉路徑最顯著之影響,莫過於讓台灣內部藍的更藍、綠的更綠,中間選民更中間;另外,也由於負面投票的持續累積,使得藍綠基本盤都萎縮,那些投票前沒有政黨屬性、或尚未決定票投給誰的中間選民相形擴大,並帶給選舉極大影響。

以台中市2014年、2018年的市長選舉為例,兩次大約各15%選民的翻轉,造成藍綠都曾輸過約21萬票,中間選民的力量讓人印象深刻。若將此對應到最近一次總統大選,蔡英文與韓國瑜加上宋楚瑜的差距也是15%,蔡贏了韓加宋的票大約也接近210萬票,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解釋,在反中情緒拉到最高、韓國瑜的爭議極強之下,中間選民幾乎是全移轉到了蔡英文這邊,造就了史上最高得票,而這個票數,主要就是「討厭共產黨」、「討厭韓國瑜」、「討厭國民黨」的相乘效果所致。

基於這個現象,我們或許還可以更直接地說,每次選舉都有人喊出「決戰中台灣」好像真有點道理,因為,不止選民人數約為全台十分之一,台中市的中間選民比例,大概也就是全台縮影。從這一次台中市市長選舉,可以看得出來,在選戰初期,相當有機會連任的盧秀燕,和侯友宜一樣,是最早批評夏立言訪中的國民黨地方諸侯,而在選戰後期,盧秀燕甚至常常神隱,競選總部記者會還找人代打,很清楚地,她一定知道自己面對的是台灣最具威力的中間選民,因此,避免讓選民討厭,避免反中因素燒上來,乃是唯一且最佳的策略。

由此來看,現在的中間選民多是以「負向投票」來進行選擇,大概可以得到肯認了。在藍綠基本盤漸漸流失下,政黨要讓中間選民買單,最重要地,當然就是要讓他們對中共、對對手陣營討厭,才有機會。

所以,儘管我們再怎麼討厭「反中牌」的屢屢復活,再怎麼拒絕負面競選,它終究「路徑深化」下來了,並且,還穿透到多數中間選民心裡。果不其然,按照最近民調,即使這次的選舉依然負面又缺乏議題,還是有將近六成民眾關心,以及超過七成五的選民表示會去投票。因此,一個最值得討論的問題當然就是,這條台灣選舉的歷史路徑會如何影響接下來的選舉?以及,這條路徑是否真的還是會繼續深化下去?

2018年11月17日 , 韓國瑜在高雄市鳯山的造勢晚會上演講。

2018年11月17日 , 韓國瑜在高雄市鳯山的造勢晚會上演講。攝:陳焯煇/端傳媒

「抗中保台」與「討厭民進黨」的選戰下半場

當訴求反中、反國民黨、反民進黨的同時,卻沒有同時增加自己的「不被討厭度」,勝負都還在未定之數,這是預測此次選舉下半場的重要基礎。

從過往的投票傾向看來,當中共對台政治立場「硬的更硬」,民進黨確實佔據了「反中」最佳位置,並且可以藉著「討厭共產黨」,來連結到「討厭國民黨」,這是國民黨在選戰裡面往往動輒得咎的主因。

不過,這個單純的假設存在重大挑戰,因為,當負面選舉打得激烈,過度攻擊對方的成果,也極可能傷到自身,進而增加了選民對自己的討厭度;當訴求反中、反國民黨、反民進黨的同時,卻沒有同時增加自己的「不被討厭度」,勝負都還在未定之數,這是預測此次選舉下半場的重要基礎。幾個過去的例子是:韓國瑜在2020年選舉時,隨著民調逐漸下滑,言論越來越辛辣,想要點燃「討厭民進黨」的火苗,卻也同時加強了「討厭韓國瑜」的力道;2016年民進黨全面執政後,改革方案被抨擊,被討厭度激增、反中牌失靈,正成為2018敗選的關鍵。

所以,可以進一步說,中國因素和負面競選,在路徑深化的影響上非但缺一不可,也都是把雙面刃。歷史經驗已經告訴我們,「反中牌」加上政黨的「負面競選」,確實有機會催出選民的「負面投票」,不過,當任何一個因素被淡化,或者討厭對方變成自己被討厭,中間選民的翻轉性就會浮現。就現在的情況來說,負面競選的主角:「論文門」雖在全台席捲,但迴力鏢現象卻讓選民感到厭倦,已不相信任何人。另外,即使對岸二十大給了反中牌火苗,但從先前共軍屢屢擾台,到最後飛彈還越過我們上頭的社會反應來看,民眾好像早就習以為常,甚至還認為對岸不過就是嚇唬一下,沒什麼能力打過來,可以體會,中國因素在這次選舉的影響力將大不如前。

基於這些前提,過往的路徑還會不會繼續影響這次選舉,就關乎藍綠怎麼打下半場了。對民進黨而言,「抗中牌」若沒發揮作用,可預期中間選民投票意願將大幅滑落,並使選舉回歸到藍綠基本盤。

棄保效應

棄保效應也稱策略性投票,指的是選民基於某些理由,決定不要投給自己最屬意的候選人,而改投另一名不一定立場相近,但有最大機會能改變選舉結果、增進自己效益的候選人。

也就是說,在一些藍傳統上大於綠的地區,例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以及花東地區,民進黨選情不容樂觀,因此,在地方議題來不及點燃之際,「抗中保台」的傳統打法應會在接近投票時被激化。

相對來看,在中國因素上屢次失分的國民黨,對目前選情緊繃的選區,較佳作法則是利用民進黨的被討厭度,尤其在多人角逐的縣市,如台北市、新竹市、苗栗縣,促成「討厭民進黨」的票能流動。基於此,在選戰後期,國民黨將加強選民的負面投票,這導致「棄保效應」的操作,是接下來極可見到之場面。

2022年9月25日,桃園,市長候選人鄭運鵬在競選活動的屏幕中,他因確診居家隔離未能出席自己的造勢活動。

2022年9月25日,桃園,市長候選人鄭運鵬在競選活動的屏幕中,他因確診居家隔離未能出席自己的造勢活動。攝:陳焯煇/端傳媒

負面選舉對台灣民主的後遺症

當這場選戰對候選人的檢視已擴及到進行學術審查的大學、文官體系,那麼,所遺留的絕非僅是「信者恆信」之結果,而是社會上對於這些機關的不信任,甚至加深對立性與民粹性。

所以,中國因素與負面投票,還是這場選舉的觀戰重點,而台北市集這兩個因素於一身,必然會成為接下來的熱區,並且,又再一次襯托台灣選舉的歷史宿命。另外,歷史的路徑還告訴我們,負面選舉之結果也將對台灣民主產生重大影響,此同樣值得各界思考。

首先,如前所提,2018年地方選舉後,國民黨對「九二共識」及兩岸交流的呼聲立刻捲土重來,對照今年朱立倫在中共軍演之際,即使面對黨內反彈聲浪,依然支持夏立言赴中的邏輯,這個局面還是有可能被複製。若真因此,緊接而來的總統與立委選舉,可想見中國因素還是藍綠對決的主要戰場。

其次,負面選舉所留下的後遺症不容忽視。民主政治貴在分權制衡,選舉應是就權力行使面向的檢驗,不過,當這場選戰對候選人的檢視已超脫公共政策,反擴及到進行學術審查的大學、文官體系,以及職掌審判的司法單位,那麼,所遺留的絕非僅是「信者恆信」之結果,而是社會上對於這些機關的不信任,甚至加深對立性與民粹性。

另外,在缺乏議題的選戰後,一場聚焦在地方首長,尤其是六都市長輸贏的結果,將使地方議員、鄉鎮市長及代表、村里長與基層選民的連結相形薄弱。地方治理有賴民間參與、公共審議,然在「強幹弱枝」的情況裡,當中央主政者未來更主導公共政策推動、直轄市長更掌握政治資源之下,基層民眾與基層組織如何真正「由下而上」實踐民主,並帶動地方能力提升,相信,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最後,就主要政黨來說,面對負面投票的結果,極可能又如同過去把它簡化為對自己的支持,這將強化下次的負面競選策略。因此,我們更不能忽視的是,台灣在每兩年大選間,還常有「罷免投票」作為配角,而罷免作為負面投票的真正實踐,在負面選舉後,各方會不會加強這個配角的戲份,進爾再深化台灣的選舉路徑,同樣值得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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