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烏克蘭》：英語也寫，烏克蘭也寫，歷史學家浦洛基的書有什麼特別？

【編者按】本文原發於台灣聯經出版社的讀書網站「思想空間」，端傳媒獲授權轉載。

（徐裕軒，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系學士、外交研究所碩士、烏克蘭國立基輔莫希拉學院（NaUKMA）歷史系博士班，現任外貿協會基輔台貿中心主任。）

2014年，無論對烏克蘭的獨立時代，甚或21世紀的全球政經發展而言，都具有扭轉國家命運和改變世界格局的影響。俄羅斯出兵攻佔克里米亞半島與烏東頓巴斯地區，並在當地促成「獨立公投」，不僅挑戰二戰後建立起的聯合國體系與國際安全規範，更直接打破烏國長久以來的藍橘二元對立，使得烏國社會與民心「向歐洲轉」成為不可逆的現實。

正是在這跌宕起伏的一年，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烏克蘭史講座教授謝爾希・浦洛基（Serhii Plokhy）一面接受各大國際媒體的專訪評論時局，一面完成這本《烏克蘭》（原名為《歐洲之門》）（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的最終修訂。《烏克蘭》自2015年問世至今逾七年，在全世界早被翻譯為至少20多種語言廣泛流傳，烏克蘭文譯本在2016年出版後，也長期盤踞烏國圖書排行榜。

然而，作為一本面向大眾讀者的通史著作，《烏克蘭》如何透過350頁（英文）的輕簡篇幅講述烏克蘭人逾千年的歷史？浦洛基又是用什麼樣的標準篩選史事片段，以構築其歷史敘事與國族論述，向我們展示烏克蘭作為「歐洲之門」的獨特之處？回顧當代烏克蘭歷史書寫的源流與幾本經典的烏克蘭通史作品，讓我們更能理解《烏克蘭》一書在當代烏克蘭史學的位置。

《烏克蘭》（原名《歐洲之門》）

出版日期：2022/09

出版社：聯經

作者：謝爾希．浦洛基

譯者：曾毅、蔡耀緯

烏克蘭有歷史嗎？

1995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馮・哈根（Mark von Hagen）在知名期刊《斯拉夫評論》（Slavic Review），刊登了一篇名為〈烏克蘭有歷史嗎？〉（Does Ukraine Have a History?）的文章，該文開宗明義便闡明立場，作者認為以專業史學寫作的標準來看，不存在「烏克蘭史」這樣的專業學科。馮・哈根首先描述烏克蘭在中東歐歷史中的隱微角色，指出在德國與俄羅斯／蘇聯史學傳統的大敘事下，烏克蘭作爲一個民族，多數時候是被忽略或抹去的。

其次，該文強調蘇聯時期的政治權力架構與學術資源分配，讓烏克蘭史學始終處在「地方化」（provincialization）的邊緣位置，禁忌的研究議題和封存的文獻檔案，也使得烏克蘭的歷史學者處處受限，僅能依循階級鬥爭與社會分層的指導原則從事研究，未能有創新的突破。馮・哈根接著歸納出書寫烏克蘭歷史的幾個難處，包括史學家必須建立烏克蘭作為一個獨立國族的正當性（何謂烏克蘭？）、定義烏克蘭／非烏克蘭群體的屬性、特徵與歸屬（誰是烏克蘭人？）和釐清多年來幾經更迭的烏克蘭領土範圍與界線（烏克蘭在哪裡？）。

此外，馮・哈根認為，要整合存在於不同時期和曾歸屬於相異群體的烏克蘭史，關鍵在於解釋和銜接烏克蘭歷史上的幾個斷裂點。雖然烏克蘭人在千年的歷史中，存在著族群身份、宗教傳統、語言文化和從屬政體的斷裂，但史學家應有能力提出觀點與詮釋，找出史實證據來論述，烏克蘭如何「可以是」一個現代意義的國族。

最後，馮・哈根對學界發起直接訴求，他借用1980年代以降，歐美社會科學與史學界盛行的「國家回歸」（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與「社會回歸」（Bringing Society Back In）口號，呼籲歐美史學界應試著「帶離民族國家」（Taking the Nation-State Back Out）。換言之，正因烏克蘭獨特的歷史經驗，使其難以被歸類在既有的國族史傳統，這也讓烏克蘭史得以作為檢驗「民族國家」概念的最佳工具，甚至進一步為認同研究、文化建構與殖民遺緒等議題提供新例證。

與〈烏克蘭有歷史嗎？〉同期刊載於1995年《斯拉夫評論》秋季號的幾篇回應文章，作者除了美國、奧地利、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重量級史家外，尚包括佊時剛到加拿大訪問的青年學者浦洛基。他的回應文章以「沒有歷史的民族」（”Non-historical” Nation）為題，點出馮・哈根一文凸顯出，史學界在面對1991年烏克蘭的國家獨立後，應如何書寫國族歷史感到躊躇與焦慮。

浦洛基認為，書寫烏克蘭史的首要任務，在處理諸多於蘇聯時期被掩蓋與扭曲的歷史，如1917至1921年革命與內戰時期的烏克蘭、1932至1933年的烏克蘭大饑荒（Holodomor）和1941至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語境中的「偉大衛國戰爭」）等議題。此外，1991年的獨立公投並不意味著新烏克蘭公民都認同「民族主義」式的愛國論述；相反地，多數的烏克蘭人一時間仍難以擺脫與蘇維埃烏克蘭的文化認同與聯繫。因此，新的烏克蘭史應試圖將兩者的觀點交融成一和諧史觀，新的烏克蘭國家與公民，才能找到相應的認同標的。

怎麼寫烏克蘭史？

1900年，烏克蘭作家斯特法尼克（Vasyl Stefanyk）在短篇小說〈石字架〉（The Stone Cross）中，寫到烏克蘭西部加里西亞（Galicia）地區農民，為求生存而不得不移民至加拿大開闢新家園的無奈。浦洛基在《烏克蘭》第16章中解釋了此篇故事背後，19世紀末烏克蘭產生首波移民潮的時空背景與緣由。而這不僅僅是書本上記載的歷史事件，烏克蘭人在20世紀間數波遷至北美的移民浪潮，也直接影響後世的烏克蘭史學發展與書寫。

1988年，烏裔加拿大學者歐列斯特・蘇布特尼（Orest Subtelny）推出《烏克蘭史》（Ukraine: A History），該書以直觀的時序將烏克蘭歷史劃分為五個時期：基輔羅斯、波蘭—立陶宛、哥薩克、帝國治下和20世紀。蘇布特尼的《烏克蘭史》是英語世界第一本史實描寫詳盡而觀點平實的烏克蘭通史作品，其英文版不僅三次修訂再版，1991年出版的烏克蘭文譯本，更是即時成為獨立後，烏克蘭各大專院校的必備讀物。 總的來說，蘇布特尼《烏克蘭史》的書寫架構較為傳統，各時期多在描述重要的政治事件後，再依序探討經濟與社會變化、宗教與文化活動等。蘇布特尼在序言中強調，他的通史希望呈現烏克蘭歷史的「無國家」（statelessness）特點，以及「現代化」（modernization）在歷代烏克蘭社會變遷過程所扮演的角色。

1996年．另一位魯塞尼亞（Ruthenian）裔加拿大學者保羅・羅伯特・馬戈奇（Paul Robert Magocsi）發表《烏克蘭史：土地與其人民》（A History of Ukraine: The Land and Its Peoples）。 篇幅遠較蘇布特尼的《烏克蘭史》龐大，馬戈奇的《烏克蘭史》用十篇53章的份量，以「屬地」的概念出發，詳細梳理所有曾居住在烏克蘭這片土地上的人們與發生過的事。作為教科書形式的通史作品，馬戈奇《烏克蘭史》的設計與編排頗為用心，除正文講述烏克蘭史事發展外，各章都闢有輔助欄目，或擷取重要史料原文，或解釋關鍵歷史概念。章節安排上，除傳統的時序分期外，馬戈奇也將18至19世紀分屬俄羅斯帝國和奧匈帝國治下的烏克蘭歷史分別討論，同時更把20世紀烏克蘭史細分為：一次大戰與革命內戰、戰間期和二次戰後至獨立時期等三篇。此外，馬戈奇特別強調烏克蘭歷史上的「他者」，不論是特立專章比較俄羅斯、波蘭與蘇聯史觀的歧異、討論克里米亞汗國（Crimean Khanate）與韃靼人（Tatars）的角色，或反思猶太人與其他少數族裔的處境等，都顯示出馬戈奇企圖呈現，烏克蘭在多元民族與文化交織下，所激盪出的紛雜歷史。

2000年，英國學者安德魯・威爾森（Andrew Wilson）出版《烏克蘭人：意外的民族》（The Ukrainians: Unexpected Nation）。 不同於蘇布特尼與馬戈奇皆為歷史學者，政治學出身的威爾森更著重當代烏克蘭的發展，全書15章僅前七章略述由基輔羅斯至蘇聯時期的歷史概況，後八章則分別討論1991年後的政治發展、經濟轉型、宗教改革與地緣政治等現勢議題。和浦洛基《烏克蘭》一樣約用350頁的篇幅，威爾森試圖從「民族」觀點同時處理歷史與當代，結果卻讓多數篇章流於事件羅列與描述；同時，分論處理當代政經現況的章節，也難以和探討「意外的民族」初衷相呼應。

2007年，烏克蘭／加拿大學者謝爾希・葉凱奇克（Serhy Yekelchyk）完成《烏克蘭：現代國族的誕生》（Ukraine: Birth of a Modern Nation）。 1966年出生的葉凱奇克代表的是最後一代的蘇聯知識份子，同時也是第一代受惠於鐵幕落下後、得以親赴歐美知識殿堂深造的烏克蘭菁英。他在帝國垂暮之際於國立基輔大學（Taras Shevchenk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yiv）和烏克蘭國家科學院取得學士與碩士、1993年赴澳洲訪問研究，1995年到加拿大攻讀博士後便留下任教至今。葉凱奇克的《烏克蘭》不同於威爾森的「民族」觀點或馬戈奇的「屬地」論，他認為當今的烏克蘭國族之所以形成，是在19至20世紀帝國崩解之際，烏克蘭人大量動員的政治結果；而此一動力在整個20世紀都持續存在，進而推至1991年烏克蘭國家的獨立。葉凱奇克側重20世紀的「國族動員論」之所以具說服力，在於他同時具備蘇聯史學傳統與西方學術知識的訓練，前者使其具有判斷與篩選第一手史料的能力，後者則讓他能適切運用當代理論與工具。

烏克蘭人如何寫自己？

上面列舉的四本烏克蘭通史皆以英語寫成，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烏克蘭史家們沒有書寫自身歷史的能力，只是受蘇聯的學術傳統與習慣影響，通史寫作在烏克蘭經常是以「合著專論」（collective monograph）的形式完成。從蘇聯時期延續至今，各領域與學科的通史編撰，多半由烏克蘭國家科學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kraine，下稱科學院）主導，由其邀集各領域（通常是科學院轄下各研究所）的專家學者，就自己的學術特長分著專章而成。

蘇聯時期較具代表性的通史著作是1977至1979年出版的《蘇維埃烏克蘭史》（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ської РСР），這套八冊十本的大部頭作品由科學院的烏克蘭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tory of Ukraine）主編，為蘇聯晚期的歷史觀點留下寶貴見證。 2003年，烏克蘭史研究所啟動另一項通史計畫，至2013年共完成十大冊《烏克蘭歷史百科全書》（Енциклопедія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的編撰。 誠然，憑一己之力撰寫通史固非易事，不過這些「合著專論」雖能補足一人智識與專業的不足，其成品卻也經常有出版時程延宕、風格品質不一，和缺乏整合的系統性論述等缺點。

1991年後，烏克蘭史家的關照焦點首先擺在大量解封的史料上。許多蘇聯時期的禁忌議題，隨著國家獨立與檔案解密，史學家終於得以從浩瀚的文獻海中，逐步拼湊起他們過去被禁止研究的課題，諸如1920至1930年代「被處決的文藝復興」（Executed Renaissance）的文化菁英世代、1932至1933年的烏克蘭大飢荒、1936至1938年的史達林大清洗（Great Purge）、1960至1980年代的異議份子與反對運動等，重要學者如卡斯亞諾夫（Georgiy Kasianov）和夏波瓦爾（Yuri Shapoval），都從1990年代起，針對上述議題陸續發表重要專論。

烏克蘭獨立後最具指標性的通史作品，於1996至1997年由兩位當代最具聲望的歷史學家執筆，分別是國立利維夫大學（Ivan Frank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viv）教授荷里扎克（Yaroslav Hrytsak）與國立基輔莫希拉學院（National University of Kyiv-Mohyla Academy, NaUKMA）教授雅可維科（Natalia Yakovenko）。1996年荷里扎克的《烏克蘭史綱：烏克蘭現代國族的形成（19至20世紀）》（Нариси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формування модерної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нації XIX-XX століття）在推進兩個世紀間的歷史敘事中，適當援引西方民族主義理論，為烏克蘭的國族建構與發展提出合理詮釋，其論點後來也被年輕世代的烏克蘭史家廣泛引用。1997年雅可維科的《烏克蘭史綱：從遠古時期到18世紀末》（Нариси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з найдавніших часів до кінця XVIII століття）則適時填補上最常被忽略的早期現代（early modern）時期，不同於傳統強調英雄式領袖和受壓迫的悲情視角，雅可維科偏重社會結構的筆法，平實呈現從基輔羅斯至哥薩克時期的烏克蘭過往。

近十年烏克蘭史學持續蓬勃發展，不論是各種專論與斷代史的推出、新史料的彙編與出版、公共與數位史學的興盛，和年輕世代學者大量赴國外交流等，都為烏克蘭史學界注入活水。2016年，由公共史學平台「消除文盲：史學前線」（Лікбез. Історичний фронт）發起，號召年輕與中壯世代史學家，共同完成十冊名為《毋須審查的歷史》（Історія без цензури）通史系列，該套作品不硬性以時序編排，各書皆由數位史家合力探討特定主題，可為近年來「非官方」通史的代表。

浦洛基的烏克蘭史

檢視完英語世界和烏克蘭國內的烏克蘭史書寫，我們不妨回頭看看浦洛基和他的《烏克蘭》。緣於父母工作之故，1957年，浦洛基在俄羅斯的下諾夫哥羅德（Nizhny Novgorod）出生，他的童年與求學階段多在烏國東南的工業大城扎波利熱（Zaporizhzhia）度過。1980年畢業於第聶伯大學（Oles Honchar Dnipro National University）、1982年取得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People’s Friendship University of Russia）歷史學碩士，隔年返回母校第聶伯大學歷史系任教，後於1990年取得國立基輔大學歷史學博士。浦洛基的前半生，充分反映了一個「蘇聯人」的生命經驗，為求更好的教育機會與工作發展，不得不在各蘇聯共和國與城市間頻繁流轉。

1985年，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實施「開放」（glasnost）政策，逐漸恢復蘇聯與西方世界的往來。作為學界青年新星的浦洛基，自然地中選成為首批出國交流的蘇聯學者。1986至1987年他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訪問，1991年起又數次赴加拿大客座，最終於1996年舉家移民加拿大，任亞伯達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歷史系教授，並參與加拿大烏克蘭研究中心（CIUS）的多項研究計畫。2007年，在歷時近四年的徵選後，浦洛基正式被聘為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的烏克蘭史講座教授，並於2013年起出任該校烏克蘭研究中心主任。

浦洛基被譽為當代頂尖的歷史學者，絕不只因他執教於美國名校，更不是由於近年來烏克蘭的時事熱潮使然。若攤開浦洛基的作品列表，會發現身兼多職的他，學術產量依舊高得嚇人，自2001年出版首本專書至今的22年間，他已先後完成17本學術專著（包括一本合著專書與兩本自己的論文集彙編），近十年來更是以每年一本的速度穩定增加；同時，在如此高產能的節奏下，浦洛基的每本新書幾乎都擲地有聲，持續獲得國際獎項的肯定。

浦洛基作品的另一個特點，是他的研究主題與時間跨度既多且廣，他的著作大致可分為三條軸線來理解。第一類是他任職加拿大烏克蘭研究中心期間的學術成果，延續其早年在烏克蘭的研究專長，浦洛基在該中心主要負責宗教與教會研究，包括他在2001至2003年間陸續發表的三本專書，多集中於分析東正教會（經典、聖像畫、改革運動與派系運作），及其與哥薩克和天主教會之間的關係。

第二類是探討烏克蘭歷史本質、史觀建構與國族起源的著作，包括2005年幫他拿下哈佛講座教職的《裂解俄羅斯帝國》（Unmaking Imperial Russia: Mykhailo Hrushevsky and the Writing of Ukrainian History）、2006年溯源東斯拉夫人認同的《斯拉夫民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lavic Nations: Premodern Identities in Russia, Ukraine, and Belarus）、2012年檢視帝國治下哥薩克符碼的《哥薩克神話》（The Cossack Myth: History and Nationhood in the Age of Empires）、2015年《烏克蘭》和2017年解構俄羅斯民族主義流變的《再造失去的王國》（Lost Kingdom: A History of Russian Nationalism from Ivan the Great to Vladimir Putin）。 浦洛基第二類著作的特點在於，除了爬梳烏克蘭歷史的源頭與本體外，他更勇於和長久以來被俄羅斯／蘇聯所宰制的帝國敘事「直球對決」，包括重探東斯拉夫人與哥薩克等三個民族的「共有遺產」；甚或透過《再造失去的王國》，如同他的另一本書名，直接「裂解」俄羅斯民族主義與國族歷史中的諸多神話與謬誤。

第三類則是更為面向當代現實的冷戰史與國際史著作。浦洛基曾在訪談中自承，因著對政治與國際事務的興趣，他學生時期的夢想是成為一名記者，可惜受限於鐵幕限制難以圓夢，所以才轉而投入烏克蘭古籍史料。自2010年發表《雅爾達》（Yalta: The Price of Peace） 開始，近年來他的研究方向逐漸轉向冷戰史與國際史，包括2014年回顧蘇聯解體成因的《大國的崩潰》（原名為《最後帝國》）（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2016年描寫蘇聯間諜故事的《毒槍手》（The Man with the Poison Gun: A Cold War Spy Story）、2018年重探核災內幕的《車諾比》（Chernobyl: History of a Tragedy）、2019年揭露二戰期間美蘇秘密交流的《東線被遺忘的混蛋》（Forgotten Bastards of the Eastern Front: An Untold Story of World War II）、2020年再現古巴飛彈危機的《核子蠢彈》（Nuclear Folly: A New History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和今年回望世界六大核災的《原子與廢墟》（Atoms and Ashes: From Bikini Atoll to Fukushima）。

從浦洛基的作品軌跡可看出，他的學術關懷已由家國（烏克蘭）逐漸擴展至全世界（未來可能爆發的世界大戰與核災）。其中，浦洛基的第三類著作，應是他對烏克蘭、也對全球史學界最大的貢獻。首先，浦洛基的烏克蘭出身背景、俄羅斯學術訓練、加拿大研究經歷和美國學術地位與資源，讓他得以同時掌握基輔、莫斯科和華盛頓三地的豐富史料與重要人脈，這樣的優勢在他《大國的崩潰》中表露無遺，包括他親自訪談許多冷戰時期的國家元首與高階決策成員，並藉此鋪陳出不同於傳統見解的蘇聯解體故事。其次，烏國歷史檔案與史料文獻的大量開放，是浦洛基發展其烏克蘭論述的重要後盾，沒有這些檔案，浦洛基無法挖掘出諸多冷戰年代關鍵的「烏克蘭因素」，如二戰中被選為美蘇合作秘密任務的烏克蘭基地，以及古巴飛彈危機中由烏克蘭製造的核子彈頭等。

最後，浦洛基敢於積極介入和參與其他的跨領域議題和史學範疇。正因為他的國際史著作涉及二次大戰戰史、蘇聯軍事史、冷戰間諜史、東歐政治史、核能發展史與生態環境史等不同領域，使其作品的傳播與反饋，不再僅限於東歐歷史和斯拉夫研究者之間；相反地，愈來愈多來自其他學術社群的「同行」開始認真思考，烏克蘭在自身研究課題中的存在可能與重要性，這也直接讓更多人得以「看見」烏克蘭。

期待下一本《烏克蘭》

2021年底，荷里扎克也推出費時15年完成的通史著作，書名為《戰勝過往：烏克蘭全球史》（Подолати минуле: глобальна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и）。 荷里扎克的《全球史》在分期上並無特別創新處；反之，他試圖在各斷代史的討論中，找出烏克蘭與「全球」或其他文明連結的線索，如19至20世紀的民族運動與革命浪潮、20世紀初期的工業化與都市化、1960年代全球性的反對運動與反抗世代，以及2000至2010年代的顏色革命浪潮等，也為新生代史家示範另一種書寫烏克蘭史的可能。
本文依序回顧了近半個世紀以來的烏克蘭歷史書寫，其中一個重要特點是書寫者身份的轉變。烏克蘭通史的執筆者由早期的烏裔和外國學者，逐漸形成由烏克蘭學者主導；這也意味著詮釋烏克蘭歷史的話語權，正慢慢回歸到烏克蘭史家手上。

海外的烏克蘭社群，經常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和仇蘇情節，這也多少影響如蘇布特尼與馬戈奇等烏裔移民後代的歷史認識與觀點。歐美學者當中，雖也不乏精通烏克蘭語言和歷史的專家，但他們畢竟沒有長居烏克蘭的生活經驗與文化連結，這也使得威爾森這類西方學者的觀察，經常流於表面的一廂情願。相較之下，浦洛基與葉凱奇克的前半生都還是蘇聯人，正因他們「活過」那段時期，無論是自身的家族歷史、社會網絡或集體記憶，都讓他們在觀察與分析歷史現象和問題時，較烏裔與外國學者具有更高的敏銳度。

總結而論，對任何有興趣理解烏克蘭歷史的讀者來說，《烏克蘭》毋寧是一張誠摯的邀請函。尚且不論浦洛基是否真的透過本書，做到他在導言中所宣稱，為烏克蘭寫一部「全球史」或「長時段」（longue durée）歷史的企圖。通過《烏克蘭》，讀者得以循著浦洛基的研究旅程按圖索驥，抵達許多你早已知曉或尚未認識的歷史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