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乌克兰》：英语也写，乌克兰也写，历史学家浦洛基的书有什么特别？

【编者按】本文原发于台湾联经出版社的读书网站“思想空间”，端传媒获授权转载。

（徐裕轩，国立政治大学斯拉夫语系学士、外交研究所硕士、乌克兰国立基辅莫希拉学院（NaUKMA）历史系博士班，现任外贸协会基辅台贸中心主任。）

2014年，无论对乌克兰的独立时代，甚或21世纪的全球政经发展而言，都具有扭转国家命运和改变世界格局的影响。俄罗斯出兵攻占克里米亚半岛与乌东顿巴斯地区，并在当地促成“独立公投”，不仅挑战二战后建立起的联合国体系与国际安全规范，更直接打破乌国长久以来的蓝橘二元对立，使得乌国社会与民心“向欧洲转”成为不可逆的现实。

正是在这跌宕起伏的一年，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乌克兰史讲座教授谢尔希・浦洛基（Serhii Plokhy）一面接受各大国际媒体的专访评论时局，一面完成这本《乌克兰》（原名为《欧洲之门》）（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的最终修订。《乌克兰》自2015年问世至今逾七年，在全世界早被翻译为至少20多种语言广泛流传，乌克兰文译本在2016年出版后，也长期盘踞乌国图书排行榜。

然而，作为一本面向大众读者的通史著作，《乌克兰》如何透过350页（英文）的轻简篇幅讲述乌克兰人逾千年的历史？浦洛基又是用什么样的标准筛选史事片段，以构筑其历史叙事与国族论述，向我们展示乌克兰作为“欧洲之门”的独特之处？回顾当代乌克兰历史书写的源流与几本经典的乌克兰通史作品，让我们更能理解《乌克兰》一书在当代乌克兰史学的位置。

《乌克兰》（原名《欧洲之门》）

出版日期：2022/09

出版社：联经

作者：谢尔希．浦洛基

译者：曾毅、蔡耀纬

乌克兰有历史吗？

199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冯・哈根（Mark von Hagen）在知名期刊《斯拉夫评论》（Slavic Review），刊登了一篇名为〈乌克兰有历史吗？〉（Does Ukraine Have a History?）的文章，该文开宗明义便阐明立场，作者认为以专业史学写作的标准来看，不存在“乌克兰史”这样的专业学科。冯・哈根首先描述乌克兰在中东欧历史中的隐微角色，指出在德国与俄罗斯／苏联史学传统的大叙事下，乌克兰作为一个民族，多数时候是被忽略或抹去的。

其次，该文强调苏联时期的政治权力架构与学术资源分配，让乌克兰史学始终处在“地方化”（provincialization）的边缘位置，禁忌的研究议题和封存的文献档案，也使得乌克兰的历史学者处处受限，仅能依循阶级斗争与社会分层的指导原则从事研究，未能有创新的突破。冯・哈根接著归纳出书写乌克兰历史的几个难处，包括史学家必须建立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族的正当性（何谓乌克兰？）、定义乌克兰／非乌克兰群体的属性、特征与归属（谁是乌克兰人？）和厘清多年来几经更迭的乌克兰领土范围与界线（乌克兰在哪里？）。

此外，冯・哈根认为，要整合存在于不同时期和曾归属于相异群体的乌克兰史，关键在于解释和衔接乌克兰历史上的几个断裂点。虽然乌克兰人在千年的历史中，存在著族群身份、宗教传统、语言文化和从属政体的断裂，但史学家应有能力提出观点与诠释，找出史实证据来论述，乌克兰如何“可以是”一个现代意义的国族。

最后，冯・哈根对学界发起直接诉求，他借用1980年代以降，欧美社会科学与史学界盛行的“国家回归”（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与“社会回归”（Bringing Society Back In）口号，呼吁欧美史学界应试著“带离民族国家”（Taking the Nation-State Back Out）。换言之，正因乌克兰独特的历史经验，使其难以被归类在既有的国族史传统，这也让乌克兰史得以作为检验“民族国家”概念的最佳工具，甚至进一步为认同研究、文化建构与殖民遗绪等议题提供新例证。

与〈乌克兰有历史吗？〉同期刊载于1995年《斯拉夫评论》秋季号的几篇回应文章，作者除了美国、奥地利、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重量级史家外，尚包括佊时刚到加拿大访问的青年学者浦洛基。他的回应文章以“没有历史的民族”（”Non-historical” Nation）为题，点出冯・哈根一文凸显出，史学界在面对1991年乌克兰的国家独立后，应如何书写国族历史感到踌躇与焦虑。

浦洛基认为，书写乌克兰史的首要任务，在处理诸多于苏联时期被掩盖与扭曲的历史，如1917至1921年革命与内战时期的乌克兰、1932至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Holodomor）和1941至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语境中的“伟大卫国战争”）等议题。此外，1991年的独立公投并不意味著新乌克兰公民都认同“民族主义”式的爱国论述；相反地，多数的乌克兰人一时间仍难以摆脱与苏维埃乌克兰的文化认同与联系。因此，新的乌克兰史应试图将两者的观点交融成一和谐史观，新的乌克兰国家与公民，才能找到相应的认同标的。

怎么写乌克兰史？

1900年，乌克兰作家斯特法尼克（Vasyl Stefanyk）在短篇小说〈石字架〉（The Stone Cross）中，写到乌克兰西部加里西亚（Galicia）地区农民，为求生存而不得不移民至加拿大开辟新家园的无奈。浦洛基在《乌克兰》第16章中解释了此篇故事背后，19世纪末乌克兰产生首波移民潮的时空背景与缘由。而这不仅仅是书本上记载的历史事件，乌克兰人在20世纪间数波迁至北美的移民浪潮，也直接影响后世的乌克兰史学发展与书写。

1988年，乌裔加拿大学者欧列斯特・苏布特尼（Orest Subtelny）推出《乌克兰史》（Ukraine: A History），该书以直观的时序将乌克兰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基辅罗斯、波兰—立陶宛、哥萨克、帝国治下和20世纪。苏布特尼的《乌克兰史》是英语世界第一本史实描写详尽而观点平实的乌克兰通史作品，其英文版不仅三次修订再版，1991年出版的乌克兰文译本，更是即时成为独立后，乌克兰各大专院校的必备读物。 总的来说，苏布特尼《乌克兰史》的书写架构较为传统，各时期多在描述重要的政治事件后，再依序探讨经济与社会变化、宗教与文化活动等。苏布特尼在序言中强调，他的通史希望呈现乌克兰历史的“无国家”（statelessness）特点，以及“现代化”（modernization）在历代乌克兰社会变迁过程所扮演的角色。

1996年．另一位鲁塞尼亚（Ruthenian）裔加拿大学者保罗・罗伯特・马戈奇（Paul Robert Magocsi）发表《乌克兰史：土地与其人民》（A History of Ukraine: The Land and Its Peoples）。 篇幅远较苏布特尼的《乌克兰史》庞大，马戈奇的《乌克兰史》用十篇53章的份量，以“属地”的概念出发，详细梳理所有曾居住在乌克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与发生过的事。作为教科书形式的通史作品，马戈奇《乌克兰史》的设计与编排颇为用心，除正文讲述乌克兰史事发展外，各章都辟有辅助栏目，或撷取重要史料原文，或解释关键历史概念。章节安排上，除传统的时序分期外，马戈奇也将18至19世纪分属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治下的乌克兰历史分别讨论，同时更把20世纪乌克兰史细分为：一次大战与革命内战、战间期和二次战后至独立时期等三篇。此外，马戈奇特别强调乌克兰历史上的“他者”，不论是特立专章比较俄罗斯、波兰与苏联史观的歧异、讨论克里米亚汗国（Crimean Khanate）与鞑靼人（Tatars）的角色，或反思犹太人与其他少数族裔的处境等，都显示出马戈奇企图呈现，乌克兰在多元民族与文化交织下，所激荡出的纷杂历史。

2000年，英国学者安德鲁・威尔森（Andrew Wilson）出版《乌克兰人：意外的民族》（The Ukrainians: Unexpected Nation）。 不同于苏布特尼与马戈奇皆为历史学者，政治学出身的威尔森更著重当代乌克兰的发展，全书15章仅前七章略述由基辅罗斯至苏联时期的历史概况，后八章则分别讨论1991年后的政治发展、经济转型、宗教改革与地缘政治等现势议题。和浦洛基《乌克兰》一样约用350页的篇幅，威尔森试图从“民族”观点同时处理历史与当代，结果却让多数篇章流于事件罗列与描述；同时，分论处理当代政经现况的章节，也难以和探讨“意外的民族”初衷相呼应。

2007年，乌克兰／加拿大学者谢尔希・叶凯奇克（Serhy Yekelchyk）完成《乌克兰：现代国族的诞生》（Ukraine: Birth of a Modern Nation）。 1966年出生的叶凯奇克代表的是最后一代的苏联知识份子，同时也是第一代受惠于铁幕落下后、得以亲赴欧美知识殿堂深造的乌克兰菁英。他在帝国垂暮之际于国立基辅大学（Taras Shevchenk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yiv）和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取得学士与硕士、1993年赴澳大利亚访问研究，1995年到加拿大攻读博士后便留下任教至今。叶凯奇克的《乌克兰》不同于威尔森的“民族”观点或马戈奇的“属地”论，他认为当今的乌克兰国族之所以形成，是在19至20世纪帝国崩解之际，乌克兰人大量动员的政治结果；而此一动力在整个20世纪都持续存在，进而推至1991年乌克兰国家的独立。叶凯奇克侧重20世纪的“国族动员论”之所以具说服力，在于他同时具备苏联史学传统与西方学术知识的训练，前者使其具有判断与筛选第一手史料的能力，后者则让他能适切运用当代理论与工具。

乌克兰人如何写自己？

上面列举的四本乌克兰通史皆以英语写成，当然这并不意味著乌克兰史家们没有书写自身历史的能力，只是受苏联的学术传统与习惯影响，通史写作在乌克兰经常是以“合著专论”（collective monograph）的形式完成。从苏联时期延续至今，各领域与学科的通史编撰，多半由乌克兰国家科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kraine，下称科学院）主导，由其邀集各领域（通常是科学院辖下各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就自己的学术特长分著专章而成。

苏联时期较具代表性的通史著作是1977至1979年出版的《苏维埃乌克兰史》（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ської РСР），这套八册十本的大部头作品由科学院的乌克兰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tory of Ukraine）主编，为苏联晚期的历史观点留下宝贵见证。 2003年，乌克兰史研究所启动另一项通史计划，至2013年共完成十大册《乌克兰历史百科全书》（Енциклопедія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的编撰。 诚然，凭一己之力撰写通史固非易事，不过这些“合著专论”虽能补足一人智识与专业的不足，其成品却也经常有出版时程延宕、风格品质不一，和缺乏整合的系统性论述等缺点。

1991年后，乌克兰史家的关照焦点首先摆在大量解封的史料上。许多苏联时期的禁忌议题，随著国家独立与档案解密，史学家终于得以从浩瀚的文献海中，逐步拼凑起他们过去被禁止研究的课题，诸如1920至1930年代“被处决的文艺复兴”（Executed Renaissance）的文化菁英世代、1932至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1936至1938年的史达林大清洗（Great Purge）、1960至1980年代的异议份子与反对运动等，重要学者如卡斯亚诺夫（Georgiy Kasianov）和夏波瓦尔（Yuri Shapoval），都从1990年代起，针对上述议题陆续发表重要专论。

乌克兰独立后最具指标性的通史作品，于1996至1997年由两位当代最具声望的历史学家执笔，分别是国立利维夫大学（Ivan Frank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viv）教授荷里扎克（Yaroslav Hrytsak）与国立基辅莫希拉学院（National University of Kyiv-Mohyla Academy, NaUKMA）教授雅可维科（Natalia Yakovenko）。1996年荷里扎克的《乌克兰史纲：乌克兰现代国族的形成（19至20世纪）》（Нариси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формування модерної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нації XIX-XX століття）在推进两个世纪间的历史叙事中，适当援引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为乌克兰的国族建构与发展提出合理诠释，其论点后来也被年轻世代的乌克兰史家广泛引用。1997年雅可维科的《乌克兰史纲：从远古时期到18世纪末》（Нариси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з найдавніших часів до кінця XVIII століття）则适时填补上最常被忽略的早期现代（early modern）时期，不同于传统强调英雄式领袖和受压迫的悲情视角，雅可维科偏重社会结构的笔法，平实呈现从基辅罗斯至哥萨克时期的乌克兰过往。

近十年乌克兰史学持续蓬勃发展，不论是各种专论与断代史的推出、新史料的汇编与出版、公共与数位史学的兴盛，和年轻世代学者大量赴国外交流等，都为乌克兰史学界注入活水。2016年，由公共史学平台“消除文盲：史学前线”（Лікбез. Історичний фронт）发起，号召年轻与中壮世代史学家，共同完成十册名为《毋须审查的历史》（Історія без цензури）通史系列，该套作品不硬性以时序编排，各书皆由数位史家合力探讨特定主题，可为近年来“非官方”通史的代表。

浦洛基的乌克兰史

检视完英语世界和乌克兰国内的乌克兰史书写，我们不妨回头看看浦洛基和他的《乌克兰》。缘于父母工作之故，1957年，浦洛基在俄罗斯的下诺夫哥罗德（Nizhny Novgorod）出生，他的童年与求学阶段多在乌国东南的工业大城扎波利热（Zaporizhzhia）度过。1980年毕业于第聂伯大学（Oles Honchar Dnipro National University）、1982年取得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People’s Friendship University of Russia）历史学硕士，隔年返回母校第聂伯大学历史系任教，后于1990年取得国立基辅大学历史学博士。浦洛基的前半生，充分反映了一个“苏联人”的生命经验，为求更好的教育机会与工作发展，不得不在各苏联共和国与城市间频繁流转。

1985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实施“开放”（glasnost）政策，逐渐恢复苏联与西方世界的往来。作为学界青年新星的浦洛基，自然地中选成为首批出国交流的苏联学者。1986至1987年他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访问，1991年起又数次赴加拿大客座，最终于1996年举家移民加拿大，任亚伯达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历史系教授，并参与加拿大乌克兰研究中心（CIUS）的多项研究计划。2007年，在历时近四年的征选后，浦洛基正式被聘为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的乌克兰史讲座教授，并于2013年起出任该校乌克兰研究中心主任。

浦洛基被誉为当代顶尖的历史学者，绝不只因他执教于美国名校，更不是由于近年来乌克兰的时事热潮使然。若摊开浦洛基的作品列表，会发现身兼多职的他，学术产量依旧高得吓人，自2001年出版首本专书至今的22年间，他已先后完成17本学术专著（包括一本合著专书与两本自己的论文集汇编），近十年来更是以每年一本的速度稳定增加；同时，在如此高产能的节奏下，浦洛基的每本新书几乎都掷地有声，持续获得国际奖项的肯定。

浦洛基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他的研究主题与时间跨度既多且广，他的著作大致可分为三条轴线来理解。第一类是他任职加拿大乌克兰研究中心期间的学术成果，延续其早年在乌克兰的研究专长，浦洛基在该中心主要负责宗教与教会研究，包括他在2001至2003年间陆续发表的三本专书，多集中于分析东正教会（经典、圣像画、改革运动与派系运作），及其与哥萨克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

第二类是探讨乌克兰历史本质、史观建构与国族起源的著作，包括2005年帮他拿下哈佛讲座教职的《裂解俄罗斯帝国》（Unmaking Imperial Russia: Mykhailo Hrushevsky and the Writing of Ukrainian History）、2006年溯源东斯拉夫人认同的《斯拉夫民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lavic Nations: Premodern Identities in Russia, Ukraine, and Belarus）、2012年检视帝国治下哥萨克符码的《哥萨克神话》（The Cossack Myth: History and Nationhood in the Age of Empires）、2015年《乌克兰》和2017年解构俄罗斯民族主义流变的《再造失去的王国》（Lost Kingdom: A History of Russian Nationalism from Ivan the Great to Vladimir Putin）。 浦洛基第二类著作的特点在于，除了爬梳乌克兰历史的源头与本体外，他更勇于和长久以来被俄罗斯／苏联所宰制的帝国叙事“直球对决”，包括重探东斯拉夫人与哥萨克等三个民族的“共有遗产”；甚或透过《再造失去的王国》，如同他的另一本书名，直接“裂解”俄罗斯民族主义与国族历史中的诸多神话与谬误。

第三类则是更为面向当代现实的冷战史与国际史著作。浦洛基曾在访谈中自承，因著对政治与国际事务的兴趣，他学生时期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记者，可惜受限于铁幕限制难以圆梦，所以才转而投入乌克兰古籍史料。自2010年发表《雅尔达》（Yalta: The Price of Peace） 开始，近年来他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冷战史与国际史，包括2014年回顾苏联解体成因的《大国的崩溃》（原名为《最后帝国》）（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2016年描写苏联间谍故事的《毒枪手》（The Man with the Poison Gun: A Cold War Spy Story）、2018年重探核灾内幕的《车诺比》（Chernobyl: History of a Tragedy）、2019年揭露二战期间美苏秘密交流的《东线被遗忘的混蛋》（Forgotten Bastards of the Eastern Front: An Untold Story of World War II）、2020年再现古巴飞弹危机的《核子蠢弹》（Nuclear Folly: A New History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和今年回望世界六大核灾的《原子与废墟》（Atoms and Ashes: From Bikini Atoll to Fukushima）。

从浦洛基的作品轨迹可看出，他的学术关怀已由家国（乌克兰）逐渐扩展至全世界（未来可能爆发的世界大战与核灾）。其中，浦洛基的第三类著作，应是他对乌克兰、也对全球史学界最大的贡献。首先，浦洛基的乌克兰出身背景、俄罗斯学术训练、加拿大研究经历和美国学术地位与资源，让他得以同时掌握基辅、莫斯科和华盛顿三地的丰富史料与重要人脉，这样的优势在他《大国的崩溃》中表露无遗，包括他亲自访谈许多冷战时期的国家元首与高阶决策成员，并借此铺陈出不同于传统见解的苏联解体故事。其次，乌国历史档案与史料文献的大量开放，是浦洛基发展其乌克兰论述的重要后盾，没有这些档案，浦洛基无法挖掘出诸多冷战年代关键的“乌克兰因素”，如二战中被选为美苏合作秘密任务的乌克兰基地，以及古巴飞弹危机中由乌克兰制造的核子弹头等。

最后，浦洛基敢于积极介入和参与其他的跨领域议题和史学范畴。正因为他的国际史著作涉及二次大战战史、苏联军事史、冷战间谍史、东欧政治史、核能发展史与生态环境史等不同领域，使其作品的传播与反馈，不再仅限于东欧历史和斯拉夫研究者之间；相反地，愈来愈多来自其他学术社群的“同行”开始认真思考，乌克兰在自身研究课题中的存在可能与重要性，这也直接让更多人得以“看见”乌克兰。

期待下一本《乌克兰》

2021年底，荷里扎克也推出费时15年完成的通史著作，书名为《战胜过往：乌克兰全球史》（Подолати минуле: глобальна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и）。 荷里扎克的《全球史》在分期上并无特别创新处；反之，他试图在各断代史的讨论中，找出乌克兰与“全球”或其他文明连结的线索，如19至20世纪的民族运动与革命浪潮、20世纪初期的工业化与都市化、1960年代全球性的反对运动与反抗世代，以及2000至2010年代的颜色革命浪潮等，也为新生代史家示范另一种书写乌克兰史的可能。
本文依序回顾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乌克兰历史书写，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书写者身份的转变。乌克兰通史的执笔者由早期的乌裔和外国学者，逐渐形成由乌克兰学者主导；这也意味著诠释乌克兰历史的话语权，正慢慢回归到乌克兰史家手上。

海外的乌克兰社群，经常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和仇苏情节，这也多少影响如苏布特尼与马戈奇等乌裔移民后代的历史认识与观点。欧美学者当中，虽也不乏精通乌克兰语言和历史的专家，但他们毕竟没有长居乌克兰的生活经验与文化连结，这也使得威尔森这类西方学者的观察，经常流于表面的一厢情愿。相较之下，浦洛基与叶凯奇克的前半生都还是苏联人，正因他们“活过”那段时期，无论是自身的家族历史、社会网络或集体记忆，都让他们在观察与分析历史现象和问题时，较乌裔与外国学者具有更高的敏锐度。

总结而论，对任何有兴趣理解乌克兰历史的读者来说，《乌克兰》毋宁是一张诚挚的邀请函。尚且不论浦洛基是否真的透过本书，做到他在导言中所宣称，为乌克兰写一部“全球史”或“长时段”（longue durée）历史的企图。通过《乌克兰》，读者得以循著浦洛基的研究旅程按图索骥，抵达许多你早已知晓或尚未认识的历史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