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電影大師高達：當反叛與不妥協，離世俗觀眾越來越遙遠？

「即便一切不如我們所願，也不會改變我們所願。」

曾執導《斷了氣》（Breathless，1960）、《輕蔑》（Contempt，1963）等經典電影的法國新浪潮名導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1930-2022）稍早於瑞士羅勒辭世，享耆壽91歲。稍晚法國媒體再披露高達其實是採取了「輔助自殺」（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的方式結束生命，撼動國際影壇，畢竟在此之前，高達曾經表明自己仍有拍攝計畫正在籌備之中。

相較而言，電影是一門相當年輕的藝術，自盧米埃兄弟（The Lumière Brothers）的創作起算，至今發展不到130年。高達是自1955年開始創作，直至過世之前，時間跨度長達67年，亦即其創作生涯已橫越逾一半電影史時間。而在此漫長過程中，他幾乎不曾流於自我重複，而是一再試圖打破規則，並重新解構電影的本質。

當電影在20世紀中葉逐漸陷入僵化之時，是高達與楚浮（François Truffaut）等《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éma）出身的影評人起身轉執導演筒，引領電影史駛入了一個全新的方向。誠如高達後來生動地描述：「我們就像穴居人闖進路易十五的凡爾賽般闖入了電影院。」（節錄自A Light in the Dark: A History of Movie Directors By David Thomson，P149）

也與所有變革者一樣，突破慣性的轉變經常得面對譏笑與批判。不過事過境遷，這群法國新浪潮健將的存在，正如同當時矢言顛覆傳統的莫內（Claude Monet）與畢卡索（Pablo Picasso）在畫壇、喬伊斯（James Joyce）在文壇的地位一樣，在影史享有絕對的歷史定位。如果還要再加入一個政界名人與他對照，他肯定是堅持革命到底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

本文將試著討論的，是高達創作生涯對後世電影創作的啟示，進而換個角度重新看待高達所創造的電影神話。高達總是不斷地強調電影已經進入絕路，而這又是事實嗎？

隱士晚年與鬼點子

別忘了，在1968年，高達站上最前線阻止坎城影展在五月風暴下舉辦，像是在逼使觀眾正視現實，而非遁入電影的幻境。

2018年，我前往坎城影展（港譯康城影展，陸譯戛納影展）採訪，有幸參與了高達新作《影像之書》（The Image Book）的首映會（當時尚未意識到這將是他導演生涯的最後一部長片）。這是一部高達的電影論文，全片以不同的電影如《迷魂記》（Vertigo，1958）、《13小時-班加西的祕密士兵 》（13 Hours: The Secret Soldiers of Benghazi，2016）等片段交織組成，但幾乎沒有一個片段是完整的，同時在聲音上又刻意玩起音畫不同步的實驗，給人的觀影感受是完全碎裂的，可說完全違背了一切主流電影的規範。

記憶猶新的是，過程中我精神不濟，數度打盹，卻被高達刻意插入的巨大爆炸聲響給嚇醒，我對友人打趣道：不知這是為了貼合敘事本身而必要使用的聲效，還是高達刻意想震起入睡的觀眾。但至少可以絕對確認的是，《影像之書》完全無法與其它入選主競賽的電影進行適切的評比，對別的作品不公平，對它也不公平。

當時由凱特．布蘭琪（Cate Blanchett）為首的評審團於是從善如流，特地頒發了一個「榮譽金棕櫚獎」，然而該獎項其實完全不在既有的獎項編制之內。不過這個獎項或許也再適合高達不過，這象徵著他不僅開創了電影的可能性，連獎項也能為他另立標竿。

晚年過著隱士生活的他，當天沒有出席頒獎典禮。不過高達其實配合出席《影像之書》的媒體聯訪，只是他並非實體出席，而是把自己塞在一個六吋左右的手機裡頭。高達請他的攝影師法布里斯．阿拉尼奧（Fabrice Aragno）將他／它舉起，面向媒體的提問，場面可說有些令人發噱。刻意透過手機螢幕呈現自己形象的主意，自然有其深意。

這不是高達第一次在坎城影展的媒體聯訪想到鬼點子，在上一回以《我們的音樂》（Our Music，2005）參展時，他雖然親自出席，卻靜靜地安坐在台下，反而將機會讓給法國演員和技術人員工會的代表在台上陳詞批判法國政府。對於熟知高達作風的觀眾而言，這似乎是稀鬆平常的事情。別忘了，在1968年，高達站上最前線阻止坎城影展在五月風暴下舉辦，像是在逼使觀眾正視現實，而非遁入電影的幻境。

離世俗觀眾越來越遙遠？

「也許有一段時間，電影可以改善社會，但那個時代已經結束了。」

眾所皆知的，信仰左派的高達在1960年代後期逐漸轉型，以拍攝政治電影為己任，極力地批判消費主義。在他的《中國女人》（La Chinoise，1967）之中，已經呈現了法國學生對毛澤東的孺慕之情以及對文化大革命的響往。這種政治先行的作品在1970年代達到高峰，雖然如今這些作品的政治意識看來不免有些幼稚，也遠遠悖離了曾經崇拜他的觀眾，但這段時期的戰鬥仍舊表彰了高達對電影的一概信念，即電影理應對時代進行反映與回應，乃至具體的參與。

雖然創作不輟，但即便是高達的信徒也不得不承認事實，他的作品已經離世俗觀眾越來越遙遠，他也不會再像是過去一般請來女星如碧姬．芭杜（Brigitte Bardot）來主演，商業票房的收入已經與他毫無關係。當孜孜矻矻的電影系學生再提到高達電影，所指的也是他在1960年代完成的經典如以跳接技法聞名的《斷了氣》、《女人就是女人》（A Woman Is a Woman，1961）、《輕蔑》（Contempt，1963）或《阿爾發城》（Alphaville，1965）等作，絕不會是他後期的創作。

高達顯然也有自知之明。在2005年接受《衛報》專訪時曾透露自己飛往紐約入關時，高達被海關人員問道：「高達先生，這趟是為了公務還是旅遊？」他回答前者，並且對海關自嘲地說他拍攝的是「不成功的電影」。值得留意的是，他還對著記者、同時也是電影學者的傑佛瑞．麥納伯（Geoffrey Macnab）感嘆道：「已經結束了。也許有一段時間，電影可以改善社會，但那個時代已經結束了。」

他還在同一個訪談之中嚴厲地批評拍攝《華氏911》（Fahrenheit 9/11，2004）的導演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這部紀錄片對小布希（George W. Bush）為首的共和黨人進行嘲諷，指謫美國入侵伊拉克的不義。高達指稱摩爾只是一個好萊塢記者，還認為他實際上在助長小布希，他說道：「光是反對希特勒（Adolf Hitler）是不夠的，如果你拍了一部爛片，那你等於白費功夫。」

不過麥納伯卻在文章中加上了一個括號，暗示高達可能根本沒看過《華氏911》。

近年地位面臨挑戰？

或許高達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一旦開了門，就會讓自己走進了好萊塢式敘事的窠臼。

高達長期向來不迎合外界期待，總是扮演唱反調的挑釁者，就連他的新浪潮戰友安妮．華達（Agnès Varda）在拍攝《最酷的旅伴》（Faces Places，2017）時親自登門造訪，他也給了一個最高達式的回應：拒絕應門。或許高達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一旦開了門，就會讓自己走進了好萊塢式敘事的窠臼。不過即使是一個外界認為德高望重的電影作者，也並不代表他的表達全是絕對的金科玉律，他的地位其實也在近年面臨了挑戰。

在極具諷刺性的《情陷高達》（Redoubtable，2017）之中，導演米歇爾．哈札納維西斯（Michel Hazanavicius）試著還原高達前妻安娜．維亞珊絲姬（Anne Wiazemsky）對這位大師的貼身觀察。其呈現顛覆了文青想像，讓大家看見了高達的迷惘，行為有如尚未社會化的青少年，一直高喊社會正義卻對實情一知半解，甚至曾有過反猶言論（當高達在2011年獲得奧斯卡榮譽獎時，其疑似反猶的立場也曾引發議論）。

自尊甚強的高達直呼這部電影愚蠢之至，不過我卻認為誠如高達對上一代導演的反叛，米歇爾．哈札納維西斯也只是打算依樣畫葫蘆罷了（縱然他的才氣的確難以與這些老前輩們相提並論）。高達當然不會同意這部作品，我想倒不是因為他被描繪得如何苛薄，而是這部帶有懷舊色彩的電影像是在暗示高達的時代已在1970年代劃下句點，以懷舊的角度來看待高達其人其事，完全忽視了他後續不凡的創作實驗。

而他是不是真心相信自己所言，實在存疑，我始終認為高達比誰都還相信且擁抱電影藝術，也一再力求突破。

是的，即便高達嘗試拍攝了3D電影《告別語言》（Goodbye to Language，2014），似是在證明自己始終行在前端，能繼續對電影的可能性進行實驗，但這些作品終究只能在影展殿堂之中得到放映與迴響，也只有極度博學的電影學者願意花時間細細考究他置入的訊息。在一般觀眾看來，卻是味如嚼蠟，知名影評人羅傑．伊伯特（Roger Ebert）也曾在《電影社會主義》（Film Socialisme，2010）的影評（Incoherent, maddening and deliberately opaque By Roger Ebert）之中，指稱高達的作品「羞辱人」，而且「對人們觀賞電影的方式不聞不問」。

高達試圖要透過電影進行他自己所定義的革命，揚言電影改變社會的時代已經終結，但實情是他自己所拍攝的電影對社會的直接改變，始終也是有限的。其晚期作品的觀眾更為小眾，雖有影展或獎項仍願意予以善待，泰半是因為他的傳奇性與聲譽。而那些他可能瞧不起的商業電影，卻更可能真正意義地喚起了社會的直接議論，甚至促成某些法案的修正。

自《週末》（Week-end，1967）問世以來，高達執迷地宣稱「電影的終結」，但事實是電影至今從未以任何型態面臨終結。他後期曾說「電影始於格里菲斯（D. W. Griffith），止於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像是把電影終結一說再往後延長了（雖然阿巴斯之子後來受訪時證實高達收回了這句話）。而他個人對電影的探索精神，也再再說明了電影藝術對他，依然存在繼續向下探索的價值。換言之，我經常懷疑深知群眾心理的高達，刻意用這類看似高深莫測的大師開示來迷惑影迷。而他是不是真心相信自己所言，實在存疑，我始終認為高達比誰都還相信且擁抱電影藝術，也一再力求突破。

高達的成就在於他不屈的反叛性。在他出現之前，電影像是供故事寄生的殼，不過高達拓寬了電影本身的意義，他的所有電影創作都是關於電影本身的，談及電影如何被製作、以及觀眾該如何理解之。

觀眾願意被喚醒嗎

高達的成就在於他不屈的反叛性。在他出現之前，電影像是供故事寄生的殼，不過高達拓寬了電影本身的意義，他的所有電影創作都是關於電影本身的，談及電影如何被製作、以及觀眾該如何理解之。有別於所有導演都希望觀眾能忘記自己正在欣賞一部電影，高達卻反其道而行，透過擾亂觀眾的剪輯手法、打破第四道牆等手法，一再提醒觀眾他們在觀賞一部電影。好比在《週末》之中，一個駕駛冷不妨詢問男主角：「你是活在現實還是電影之中？」

許多人無法接受高達的電影，或許是因為他們不願意被喚醒，他們更想將電影視為一個逃離現實的幻境。

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的《大白鯊》（Jaws，1975）以降的好萊塢（荷李活）大片基本上定義了全人類對電影的認知，但即便是這些美國商業名導，都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創作養分汲取自高達早期對影像的實驗，無論電影類型、主流或非主流，都是經歷了高達的影像辯證之後衍生而來的。儘管高達的作品可能令多數人感到晦澀難解，但其作品依然影響深遠，在商業電影統領的時代，依然有其一席之地。

直到人生的最後一刻，高達依然作出了不妥協的抉擇，他不願讓上帝決定他的命運，而選擇擔任自己人生的導演。也許最能表徵高達精神的一句話，可以在他從影近70年的最後一部片的最後一句對白中尋得，在這部他在2018年為捷克伊拉瓦國際紀錄片影展拍攝的一分鐘短片尾聲，高達向觀眾說道：

「即便一切不如我們所願，也不會改變我們所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