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豬——暴漲暴跌、輪迴往復，中國6億頭豬的「造富遊戲」

【編者按】以前只有上流社會才吃得起的肉，今天我們人人都可以享受得到。在人人都終於可以當食肉獸的今天，我們卻懷疑起肉來了：肉食是不是氣候變化的元凶？食肉是不是慢性自殺？肉攤上源源不絕的供應，會有停下來的一刻嗎？如果不能吃真的肉，那人造肉能代替肉嗎？透過尋尋常常的一塊肉，我們其實都有份在選擇一個不同的未來。這是端傳媒七週年專題報導「肉食動物」的第二篇，歡迎閱讀第一篇《無肉的未來：二十年後，你的乾炒牛河裏還有牛肉嗎？》。

你我桌上的一盤豬肉，背後可能是一個大起大落的造富故事。也許一夜成爲百萬富翁，也許一夜傾家蕩產，甚至家破人亡。中國市場飼養和食用了全世界近一半的活豬，這個巨大的資本和市場，決定著一頭頭養在中國偏僻農村的豬的命運。雖然人均消費量已經多年趨於平穩，但每3-4年，豬肉在中國就會經歷一個暴漲暴跌的輪迴。這被稱爲「豬週期」。

在過去3年，中國經歷了世界豬肉發展史上聞所未聞的「超級豬週期」，豬價漲幅前所未有。生豬價格在2018年6月後繼續33個月上漲，漲幅高達262%。這源自一場大瘟疫——非洲豬瘟，這一古老的病毒於2018年在中國爆發，給豬帶來滅頂之災。到了2019年，中國的生豬數量減少了70%。它們或因感染非洲豬瘟暴斃，或因感染風險被無害化處死，或因恐慌性拋售。這造成中國生豬市場的供需關係發生逆轉，供應遠不足於需求，豬價驟升。

高額利潤吸引了衆多參與者，有原來的從業者加大投資，更有大量的新晉者前赴後繼。在中國豬肉供應的源頭——生豬養殖市場中，近一半飼養者爲個體農戶或中小型養殖廠。但越來越多的人入局，意味着入越來越多的豬被飼養和售賣，市場價格又開始因爲供應遠大於需求而暴跌，衆多進入這個週期的人被套牢。大量豬仔被遺棄。

在這場「超級豬週期」造富遊戲中，賭注就是一頭一頭的豬——母豬、豬仔、肥豬。在這場「賭豬」場裏，莊家通吃。它隱藏在系統之中，唯一目標只是要有豬。誰能拒絕暴富的誘惑？但籌碼早已標好了價格。

暴利刺激著所有人

2019年6月的一天，下午三點多，兩輛價格不菲的奔馳轎車停在徐陽在湖北宜昌農村老家的門口。三個男人走進家門，他們屬於兩個收購方。那時，誰家有要出欄（出欄一般是指豬、羊等動物長到屠宰重量後被交易）的生豬，消息常常不脛而走。來的人的車上都放着成捆的現金——也許是爲了展示現金的誘惑，也許爲了儘快鎖定交易。徐陽說，自己跟父母誰都沒見過那麼多現金，「衝擊力是挺強的」。

兩方都報了價，沒有分歧，價高者得。110多頭豬，平均體重220斤，63萬元。可沒人準備點鈔機，徐陽和父母只能把一沓一沓的錢挨個拆開，用手點。但這耗時太漫長，眨眼就到了晚飯時間，還沒數完。大家達成協議，第二天一早，由徐家帶着這些錢到銀行存起來，多退少補。數錢對銀行來說再容易不過。來收購的人留下了吃了晚飯。大家都很開心，尤其是徐陽的父母。一家三口和一行三人一起喝了很多酒。但中途，徐陽看到母親張羅完他們的飯菜之後，把沒點完的現金拽到了裏屋。「我估計她數了很晚。」但現金的刺激一次就夠了。此後的交易，徐家全部要求轉帳交易。

三年前的那個時候，生豬的價格正隨着豬肉價格逐漸攀向歷史最高值。非洲豬瘟橫掃中國，生豬存欄大減。生豬市場上，一豬難求。徐陽家生豬出欄時，每斤的價格已經從2018年的不到10塊漲到了當時的17.5元。由父母自己操持的家庭養豬場就不計人工成本，綜合飼料、疫苗等投入以後，每頭豬每斤的生產成本在7.5元之內。這是徐家第一批出欄的生豬，110多頭，一頭生豬平均淨賺2200元。

第一批賺到錢後，徐家旋即決定再多抓些豬來養。他們從在江蘇一家專業豬場做經理人的親戚那裏賒來了300只一個多月大的豬仔，每隻300元。從江蘇太湖到湖北宜昌，長途跋涉讓到家後的小豬陸續死去一些，最後成活不到270個。在飼養6個月左右之後，第二批生豬也到了出欄的時候。徐家迎來了生豬收購價格頂峰。

「我們掙錢的時候就是那一批。」徐陽說。2019年11月多，徐家的生豬賣到了每斤19元錢。整個生豬市場彼時的價格相比於一年半以前暴增了262%。這一批的生豬一直陸續賣到2020年4月。徐家進賬100多萬元。

但是，就在第二批豬賣掉不久，徐家的養豬場被村民舉報環境污染。很快，從村委會到畜牧局甚至水利局的人都來了，看起來情勢嚴重。徐家開始面臨罰款，而後罰款變爲整改。上面要求徐家修建正規化糞池。在被舉報之前，徐陽家養豬產生的排泄物像村裏其他養豬戶一樣，排進不遠處的天坑（一種喀斯特地形，多爲岩溶塌陷而成，直徑與深度常超百米，底部多與地下水相通）裏。天坑筆直，深不見底。

徐陽認爲自己家被舉報是因爲槍打出頭鳥。他們家是村裏最早開始養豬的幾家之一。在2020年下半年開始，養豬在村裏已經成爲新一輪風潮。在此之前，村裏流行過很多東西，比如種花椒樹，養一種叫波爾山羊的肉羊，還有養牛。政府宣布長江禁漁十年以後，養殖水產也不讓搞了。幾乎家家戶戶都在養豬。這個在湖北宜昌、長江中游的村子是當時中國養豬熱潮的一個縮影。根據中國農業農村部的統計，2020年全國規模豬場比年初增加1.6萬家，散養戶比年初增加228萬戶。

史無前例的高利潤強烈刺激着所有人。徐陽不知道誰家到底養了多少頭豬，大家即便是閒談也避諱這個話題，但徐陽知道大家都在蓋豬場。徐家之前的兩批生豬都養在原來的養殖場裏。那是一片早就租下的大空地。打上幾個樁，上面再加上一個蓋，四周一圍，簡單改造後就變成了養豬場。村裏原來一位有頭面的人物也在徐家新建豬場時同期搞起了養豬，投入了200多萬元，建起「像樓房一樣」的養豬場。徐家所在的南方村落，房子分散，空地很多。

被舉報環保問題之後，徐家決定順勢重建豬場。他們在自己農田上新建了兩個總共能容下200多頭生豬的豬棚，花了20多萬元。新的豬場有水泥地面，每個圈還裝了空調和取暖燈。但當他們想要擴建時才發現，村裏沒有瓦匠了。那是在2020年下半年，甚至連只幹過力工（即給懂得建造技術的瓦匠提供磚、泥等材料的工種）的人也被請去當瓦匠。他們全被僱去建豬圈。

徐陽的姨夫在他們決定養第二批生豬的時候，也加入進來。他們相約一起進購豬飼料，想降低些成本。徐家的鄰居也開始養豬，在2020年春節期間，他們就開始大建豬圈。蓄水池、化糞池一應俱全，前後投入接近100萬元。其中化糞池就花去了40多萬。徐陽新建的豬場仍然沒有安裝化糞池。他們僱大型剷車在新豬場旁挖了一個5米左右的深坑，上面加蓋後「僞裝」成功。通過鄰居老婆的家鄉在東北這層關係，他們還合夥買來一卡車玉米，也是爲了降低餵養成本。

就是在2020年下半年，生豬鏈條上的母豬和豬仔價格也在暴漲。僅僅一年的時間裏，一頭豬仔的價格已經漲至1500元。「最瘋狂的時候一頭小豬1800元。」徐陽說。最初賣給他家300頭豬仔的親戚也不再賣豬仔給他們，都留下來自己養了，甚至還想再多買。而能養大用來繁殖的小母豬價格則漲到了每隻4000多元。

其實還有價格更高的地方。在浙江嘉興，養了快30年豬的谷文華都覺得意外。在當地，同一時間段，出欄生豬每斤的價格最高漲到了22.5元，而在2018年的時候還只有5元多。一頭小豬的價格可以賣到2800元甚至3000元。如果是能養大用來繁殖的小母豬，可以高達6000元。「那個時候我們養一頭豬能賺四五千塊錢。」

即使是如此高的價格，也常常有市無價。不論是在湖北宜昌的徐家，還是在浙江嘉興的谷家，他們都遇到大家搶豬的情況。谷文華在農村老家2019年飼養和繁育的這一批豬就是靠他找到本地母豬仔才發展起來，當時只買到了3只。而徐陽的父母也是靠拜託不同農家才湊齊了一批母豬仔。那個時候，一窩豬仔常常剛出生，就已經被許諾給很多人。

暴跌就像瘋漲一樣

剛出生沒多久的豬仔被直接遺棄在村子的山上、水溝裏、道路旁，幾乎隨處可見。

下行的跡象在2021年春節（公曆2月）以後開始顯露。從2021年2月份開始，伴隨着母豬、豬仔、肥豬的全面暴漲，生豬市場供需關係轉爲供大於求，豬肉價格的下降，生豬價格連續下降直至腰斬。全國豬肉市場價格從2021年2月的每斤21.68元一路降到10月的9.76元。

作爲生豬供應市場的一個標誌性數據——「能繁」母豬，即可以繁殖小豬仔的母豬，在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下半年，已經增長至4500多萬頭，這個數字在2019年同期只有1900多萬。生豬出欄量在2021年從第一季度的1.7億多頭一路增加到了第四季度的6.7億多頭。這意味着2021年的數據已經基本追平了非洲豬瘟到來前的2018年。

豬價的暴跌就像當時瘋漲一樣。谷文華在2021年春節前就清倉了手上的肥豬和豬仔。彼時的價格仍在高位。他的很多同行並不理解，大家當時的選擇都是壓欄，即就算已經到了宰殺體重仍然繼續餵養生豬而不出售。一般而言，這一行爲的背後要麼是認爲出價不夠負擔成本，要麼則是認爲上升空間還未見頂。谷文華當時的生豬出欄價格是每斤19元。不論斤重，有人來買就賣。

「我估計要掉了。」谷文華說。他一直在關注政府發出的全國生豬存欄量，更重要的是他清楚自己周邊同行的情況，「大家都這麼多，你還壓欄壓在裏面，到時候人家都要賣了，不是你虧死了。」

事實證明，谷文華的感覺很準。他眼看着其他養殖戶的生豬出欄價格不停走低——19、18、15、13、10、8。「到後來10塊（一斤）、8塊（一斤）都是他們自己喊出來的，賣不掉。」

跌價在小豬仔上最先表現出來，也最極端。谷文華在2021年春節前出售的小豬仔每頭370元，重30斤左右。這一價格只是保住了成本。「幫人家養。」徐家的經歷也大致如此，但徐陽覺得，他們還算搭上了末班車。

在2020年上半年賣光第二批生豬以後，徐陽和父母做了一個決定，他們計劃轉變經營重點到養殖母豬和販賣豬仔。之所以要跳轉方向，除了徐家也已經覺察到生豬飼養的價格早已不是剛進入時的水平以外，另外一些信號讓他們感到警覺。比如飼料價格也在一路上漲，還有玉米、大豆等糧食作物長得更加厲害，「每一斤（生豬）的成本已經接近10塊」，比開始的時候漲了3塊。

「那個時候，最賺錢的已經不是育肥豬，而是母豬。按照當時這個價格的話，第二年我們就是純收（入）百萬。」當時的當地母豬豬仔一頭的價格是4000多元，小豬仔1200元左右。但徐家並沒有培育良種母豬的經驗，來之不易的十多隻母豬豬仔在後來全部死亡，他們只剩下大搞養豬業之初自己家裏舊有土母豬，只有6頭。

到了2021年三四月份，徐家以每頭450元的價格賣掉了豬仔。相比於最高點的1800元已經跌去75%。徐陽說：「（20）21年我們還趕上了最後一波，因爲別人的母豬還沒長成的時候，我們的就已經生了。等大家的母豬都繁育起來了，豬肉就不值錢了。」

又是不到一年的時間，2021下半年，不論是浙江嘉興，還是湖北宜昌，情況再次驚人地相似。剛出生沒多久的豬仔被直接遺棄在村子的山上、水溝裏、道路旁，幾乎隨處可見。

徐陽說：「市場上小豬仔特別多，50（元）、100（元），沒人要。有的就白送。我們很多都扔了。」而在谷文華那邊，還專門出現挨家挨戶去撿拾豬仔的人。曾經被瘋搶的母豬也被低價處理。「去年淘汰了好多母豬，（有的）母豬都大着肚子，（有的）在賣的時候都在生小豬。」

像雪崩一樣由小變大，當失去平衡的積雪真正到達眼前時，已經在劫難逃。在2020年生豬價格高點進入的人被深度套牢。到了2021年，湖北宜昌當地的生豬收購價格降到了每斤7元多，甚至還出現過5元多的時刻。鄰居在剛開始加入時告訴徐陽自己買了23頭母豬和50多頭小豬。現在，徐家的鄰居賣掉了在城裏買的房子，只能硬扛。「就是壓在那裏動不了，現在豬價不是又落下來了。」徐陽說，鄰居在村裏所小有所成，原本攢下的積蓄幾乎都以肉眼可見的方式投在了養豬上。

不是所有人都能扛住。徐陽說：「我同學的表姑，離我們不太遠，但是都知道的，上吊死了。」她的情況是當地養豬熱潮的一個悲傷註腳——把積蓄拿出來蓋豬場，但最終失敗，不僅如此，還欠下供應商的飼料錢、建豬場的工人工資等費用，無力償還。

壓垮徐陽同學表姑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她養的豬都死了。徐陽老家在2019年下半年，也開始成批出現豬群死亡的現象。死因大家猜測就是在2018年8月首次出現並在一年之內傳遍中國大陸的非洲豬瘟。非洲豬瘟讓國內市場中的上百萬只生豬病死或者被撲殺，同時還引發了行業內的恐慌性拋售。短時間內市場上的生豬存量驟減。

非洲豬瘟病毒

作爲一種急性、熱性、高度接觸性傳染病，非洲豬瘟的致死率可高達100%。它由非洲豬瘟病毒引起，從首次發現至今已經超過一個世紀。但科學界至今沒有研製出針對這一古老病毒的疫苗。目前唯一的方法是，一經發現，立即撲殺並進行無害化處理。

非洲豬瘟只感染豬，不感染人類或其他物種。但這一病毒具有極強的環境生存能力。對於不同溫度、腐敗和乾燥、某些化學物質、物理處理等，具有強大的抵抗力。這讓它無孔不入。人們防不勝防。

非洲豬瘟給徐家和他們的村裏人帶來財富機會，但同時須臾之間，就會露出災難的爪牙。

沒人知道非洲豬瘟是怎麼潛入村子的

徐陽以爲，非洲豬瘟不會來到他們的村子。因爲他們有獨立的水源，飼料的進貨渠道也很單一，村裏與外界的交集也不多。加上Covid-19大封鎖，大家都呆在村裏，也不能外出。的確，他們躲過了非洲豬瘟在中國的第一輪的兇猛傳播，但在2021年開始，伴隨着豬價的下跌，當第二波再度在中國蔓延開來，他們無一倖免。

徐家的豬在賣掉兩批之後，只剩下自家原先的6頭土母豬和不到120頭的育肥豬。2021年下半年，當100多頭育肥豬已經養到了均重200斤左右快要出欄的時候，死亡開始出現。到最後，徐家的豬隻剩了20多頭。「一頭300塊錢處理了，不敢養了。」

他們想以同樣的價格把出現病死豬的另一個養殖大棚裏的豬也賣掉，因爲當時只有一欄出現病症，但被當地防疫站得知後阻止，另一個大棚裏的所有豬都被無害化處理。「特別殘忍，活蹦亂跳的，完了就用挖掘機推到坑裏面，然後就埋了。」徐陽說。

到2021年中秋節（公曆9月21日）的時候，徐家已經決定退出養豬行業。他們把自己的土母豬全部低價處理轉手給了村裏那位新加入養豬行業的頭面人物。後來，徐陽聽說，他家的豬前後死了700多頭。

沒人知道非洲豬瘟是怎麼潛入村子，就像到現在也沒有人知道當初非洲豬瘟是如何進入中國。

其實按照官方對於非洲豬瘟的處理規定，如果確診，感染豬場的3公里範圍內的生豬應該被全部撲殺。但弔詭的是，徐家和村裏的其他豬群出現死亡的養殖戶都沒有得到確切的消息。徐陽家甚至還將死豬的肉拿去給防疫部門化驗，但最後不了了之。根據當時的官方說法，2021年開始，中國出現新的非洲豬瘟毒株，其致死率降低，但仍然具有高度傳染性。變異毒株出現後，非洲豬瘟症狀減輕，加大了發現和診斷的難度。

不過，不確診非洲豬瘟，很可能並非是因爲技術困難。按照官方針對非洲豬瘟疫情處理的要求，病死豬和應要求撲殺的疫區豬都應該給予補貼。資金由地方和中央財政共同承擔。不同地方，差異巨大。

谷文華說，他要感謝非洲豬瘟。在浙江嘉興代管的縣級市桐鄉，谷文華曾在一家大型養殖場租下兩棟，養過總數近千頭的豬。2019年8月，養殖場開始出現母豬高燒不退，吐血便血的現象，之後育肥豬也開始如此。「開始還有僥倖心理，他們也不消毒，後來死得沒辦法了，拿到上面去檢查，一查，非洲豬瘟陽性。」

豬場一共有20多棟豬舍，每棟80多米長。谷家的兩棟在豬場的西邊，谷文華眼看着瘟疫一棟跨過一棟地從東邊過來。谷文華說自己從一開始就嚴防死守。他讓豬場工人每日消毒衣物、鞋子、搬運車，從場外攜帶的東西一律不準帶入。豬場門口前的路面也要天天消毒。他甚至讓工人們每天都要燒一燒鞋底，用火消毒。像這樣的消毒措施，徐家也幹過。他們除了用防疫站給的藥水，還自己用火燒了整個豬舍的地面、牆面。但都沒有防住。

進入2019年10月，谷家的豬也開始發病。先從母豬開始，從第一頭母豬開始發燒嘔吐，只用了三天時間，谷家的37頭母豬就全部死亡。之後便是育肥豬也開始成批死亡。但是，谷文華在自家被確診非洲豬瘟以前的兩個月，趁着豬價高位時將100斤以上的豬全部賣光。在確診後，他家剩餘的500多頭豬被全部撲殺，但他如期拿到了補償款，最後合計每頭1200元，體重小於30斤則大約爲700元每頭。雖然無法跟正常出售的價格相比，但谷文華說，養到100斤左右的豬的成本在每頭300多元，照此補償的價碼也還能賺錢。在處理完豬場後，谷文華回到農村自己的家，從找到本土土豬開始，重操舊業。

在山東臨沂的王桂林，則跟非洲豬瘟不共戴天。他的養豬場前後三次被非洲豬瘟洗劫。但即使是非洲豬瘟最初爆發最引起官方重視的2018年，他家的豬到死也沒有被確診。彼時，王桂林總共有三個豬場、5000多頭生豬存欄。王桂林所在的縣是養豬大縣，符合國家級、省級、市級規範標準的養豬場不一而足。他自己的豬場就是市級標準化規範點之一。

在中國首次發現非洲豬瘟病例三個月後，2018年11月12日，王桂林發現自家的豬場裏開始出現高燒嘔吐的現象，他迅速上報到當地畜牧局。但之後官方告訴他，不是非洲豬瘟，是另一種傳染病。但王桂林養了10多年的豬，他知道當地官方所說的那種傳染病可以通過疫苗預防，不會是當時的狀況。他拍下照片和視頻作爲證據，但一直沒有得到官方承認。王桂林說，第一波非洲豬瘟洗劫了當地95%以上，「倖免的很少很少」。他知道有些豬場有幸躲過了第一波，但後來也被第二波擊中。

2018年11月17日，當母豬開始成批死亡後不久，王桂林就開始緊急拋售豬場的所有存欄。但當時的豬市還是供過於求的狀態，只有130斤以上的才有人來收購，加上王桂林的豬場有病豬，售價只有每斤5.5元。王桂林說當時就是邊賣邊死。後來，他直接給豬場斷水斷電斷暖。「是的，我們放棄了。給它吃的也還得死，還要買飼料。」最終，王桂林賣出去的豬隻有470多頭，剩下的包括270頭母豬在內幾乎全部死亡，只活下來3頭。養豬買的保險賠了幾萬元。王桂林損失上百萬元。

在2019年，王桂林在自己的養豬場試過養雞養鴨養鵝，但都失敗了。「我們本行就是會養豬，養小動物養不好。」等到2019年和2020年，生豬價格猛漲的時候，王桂林無豬可賣。後來，親戚送給王桂林七十多頭小豬，讓他重操舊業，一邊培育母豬，一邊養殖肥豬。但到了2021年2月春節前後，當他養的母豬剛進入生育階段不久，王桂林發現又有母豬發病了。他很快就出去找了大卡車連夜進山跟他來到豬場拉豬，因爲一旦死亡，豬就不值錢了。

王桂林開着自己的小貨車在前面給大卡車引路，兩個眼睛的眼淚就啪嗒啪嗒流下來。「開着車，就知道今天晚上意味着就完了。」他說人在那種狀態不是嗷嗷地哭。當天裝車從晚上10點一直裝到凌晨5點。豬被拉走以後，王桂林關掉手機，在床上躺了一天。

到了今年年初，王桂林養的豬又一次發病，但唯一有些安慰的是隻死了大部分的育肥豬，14頭母豬和十幾頭育肥豬倖存了下來。他再次上報給當地畜牧局，官方派人下人來。對方帶着噴霧器，從進入豬場的路上就開始消毒，但到了王桂林豬場門口的時候，噴霧器裏的消毒水打光了。對方最後只是進到豬場拍了照。王桂林說：「在路上就打完，到我廠子打就沒有了。就那麼不了了之了。」

工業化、環保、防抗生素濫用⋯⋯「豬週期」背後

養了26年豬的谷文華說，以前養豬沒有明顯的所謂「豬週期」，但是當資本和大公司出現以後，劇烈漲跌的豬肉價格週期開始明顯。改革開放以來，豬肉成爲可以大規模交易的商品，中國豬肉市場開始向工業化、規模化轉型，尤其是在2006年中國大規模爆發藍耳病（豬繁殖與呼吸綜合症病毒）以後，政府大力支持豬肉生產體系的工業化和規模化，在生豬養殖、屠宰和加工等領域，通過政策和補貼培育大公司的出現。而根據不同的研究與分析，2006年，也是中國「豬週期」的開始。

在四川內江賣了快20年肉的龔武也覺得，以前的豬頭價格漲跌沒有那麼劇烈。龔武在內江的村鎮上賣肉，他每天都是去將近20公里以外的集中屠宰場點豬。殺好以後直接來回自己的攤位。而在以前，幾乎每個村上的鄉鎮都有自己的屠宰場。

美國非政府組織農業與貿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IATP）在2014年曾發布研究報告指出，在政策、投資和經濟體系變遷的推動下，中國養殖業工業化的速度和規模驚人。2006 年後，隨着政府把工廠化養殖作爲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優先方案，這一進程得以加速發展。但報告也指出，過去七年裏，中國豬肉產業的結構性變化之大、 發展之迅猛，行業的規模化速度之快，讓行業和學界對這一變革還缺乏一個系統性的分析。

從八九十年代開始，洋豬（英國大約克豬、丹麥長白豬、美國杜洛克豬）和飼料進入中國，並且迅速統治了市場。直到現在，國內生豬品種也多是這三類品種或者雜交而來。在山東德州農村做了20多年獸醫和飼料生意的黃紹永說，八十年代當地農村養豬多是土黑豬，「吃得多長得慢瘦肉少」，但當洋豬新品種和飼料餵養的新方式出現以後，老的品種和老的方法慢慢就消失了。老方法就是飼養一年、餵食玉米麥麩野菜等，新方法下的新品種，飼養時間縮短到半年以內，生豬可以完全靠飼料餵養。

養豬開始迅速商業化。不論是浙江嘉興的谷文華，還是山東德州的黃紹永，在他們進入養豬行業的90年代到2000年，家家戶戶都有養豬的情況還非常普遍。谷文華說，嘉興地區以前的養豬盛況幾乎到了「路都走都走不通」的狀態，不論是農田還是房前屋後，全被人們搭起了豬圈。

那時，另一個影響生豬行業的標誌性事件出現了。2013年，在中國的國際大都市上海的江邊，連續多日出現大量生豬的浮屍，高達千頭以上。「黃浦江漂豬」震驚全國，引發養豬業與環境污染的討論。谷文華說，很多豬都是從嘉興漂過去的。當時，當地的養殖密度大，而且死豬丟入長江歷來都有。再到2015年，中國正式推行新環保法，從此環保成爲養豬行業頭上的緊箍咒。

法律頒布後，拆豬棚一時成風，養豬場變成過街老鼠。2015年，谷文華在嘉興農村的養豬場被勒令拆除，好在他及時在江蘇南通的農村找到一處閒置的養豬場，很快就整體搬了過去。但到了2017年，江蘇南通也開始清理豬場。谷文華再次被清退。所以他才帶着自己的豬再次搬回嘉興農村，找到上文所說的一家專業養豬場，租下了兩棟。很多人來不及找到下一個落腳處，自己的養豬場就被強制拆除了。「他不管你的啦，裏面有豬，就把你豬圈拆掉，豬漫天跑，他管你死還是活。」時至今日，污水處理等環保設施已成爲建立標準化養豬場的必要條件，但價格不菲。

谷文華回想起來，仍然憤恨。他認爲，提高環保標準沒問題，可以通過提高處罰力度等規範的方式，讓規模小、養殖效益差的養豬場自然就被淘汰，但不應該一刀切，直接禁養。「國家的政策就是搞來搞去搞農民好了。」谷文華說地方的環保政策在農村總以運動的形式出現，就像「一陣風颳過來」，比如禁止焚燒秸稈還田、禁止使用土竈。

與環保幾乎同時到來還有國家限制抗生素使用的另一大變化。隨着2016年以後國際層面愈發重視肉類養殖行業的抗生素濫用問題，中國也開始採取針對性措施，限制和禁止抗病和促成長類抗生素在飼料和養殖中使用。

但谷文華說，那是政策層面的期望，實際養豬場仍會偷偷加碼抗生素的使用。因爲政策的限制和禁止，抗生素的使用得到一定規範，但無法改變的事實是，養豬場的豬越多就越容易生病。「現在提倡『無抗』養豬，不能用抗生素，（但）不用現在沒辦法養。」谷文華透露，在專業養豬場時期，他和其他養豬戶一樣全部按照規範標準養殖，給豬用藥要全部記錄，包括品類、用量等等。然而，實際用量往往遠超過台賬上的記錄。比如，「（記錄是）用1克藥粉，其實我用10克也不止的」。谷文華如實回答原因，「沒有10克它醫不好病的。所以國家標準是標準，他們是講講的。」

不論如何，伴隨着城鎮化的進程，農村養豬的人都在越來越少。在江蘇鎮江做了十多年豬飼料生意的韓彩雲說，自從2010年自己所在的村子爲適應城市建設發展被整體轉移安置到集體樓房以後，養豬便在當地消失了。因爲當地開設了一家重型機械工廠，很多人去上班了。黃紹永的村子還沒有被城鎮化升級換代，但村裏的人們很多都出去打工，「現在養豬的很少了」。

黃紹永說，在當地還在養豬的，規模都在幾十頭到上百頭。有幾個村子是專業養豬村，但非洲豬瘟爆發以後，幾乎被團滅。好多養豬戶都已經破產。「毀在了非洲豬瘟上了。」他說，很多人破產以後爲了逃債只能跑路。

在湖北宜昌徐陽家的村裏，在養豬熱潮中加入的人們大多數都還在堅持。有的還在專門以此爲生，但縮小了養殖規模。有的是年輕人把家裏的養豬場交給父母，自己出去打工。有的是年紀較大的人，一方出去打工，另一方留下在家裏繼續養豬。

像賭

有一句關於肉類養殖的民間戲語：家財萬貫，帶毛的不算。意指養殖肉類動物本身存在極高風險。

徐陽沒想到他家會在這一波的養豬熱潮中賺到大錢。回看三年多以前的一些關鍵決定，他只覺得運氣好。遠在江蘇養豬的親戚偶然間告訴他的父母，非洲豬瘟讓國內死了很多豬，接下來豬肉市場可能會暴漲。彼時他們還不以爲然，中國那麼大，還能沒豬嗎？

到後來豬價瘋漲，徐陽和父母也十分心動，想要升級規模，但只是經過簡單的成本覈算，當時各項生產要素成本均在高位，升級需要上百萬元的再投入。這個數字最終嚇退了他們。然而，在2021年9月決定撤退之後，徐家才認真核算了過去3年養豬的賬目，原來賬面流水早已超過100萬元。好在，他們及時撤退了。

徐陽說，大家掌握信息的渠道和能力有限，決定把身家性命拿出來養豬可能只是因爲看到別人賺錢了。這是一個高度市場化和商品化的市場，誰都可以參與。然而，一旦進入市場經濟之中，村裏的人們通過外出打工和畢生節儉攢下的幾十甚至上百萬資本，只需要瞬息之間，就可以灰飛煙滅。「這是賭博，跟買股票其實是一樣的。」

讓養豬變成一件充滿風險之事的還有政府。在中國，豬肉總讓官方神經緊張。豬肉價格是考察通脹水平的重要指標，豬肉供應作爲「菜籃子」工程中的重中之重，被列入各地一把手的政績考覈當中。這是一個受到政策強烈影響的領域。養了快30年豬的谷文華說：「國家跟小孩一樣，今天想到幹什麼了他就幹，明天不行了就不幹了。」以前國家提倡農村大力發展養豬，到後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農村開始大搞環保，殺母豬拆豬棚清理違章搭建，等發了非洲豬瘟，豬沒有了，各地政府又開始大肆鼓勵農村養豬，大搞補貼，現在豬又多了，有的地方又開始在重複此前動作。

在自己的豬場被非洲豬瘟反覆蹂躪之前，王桂林不認爲養豬是一件有多大風險的事兒。如今他回想起來也會說，儘管賬面資產已經有800多萬，他的銀行賬戶上卻很少見到錢，因爲總在買豬、買飼料、進設備、擴建豬場。也因爲這樣，他慢慢變成了當地的養豬大戶和人人羨慕的頭面人物。

王桂林兢兢業業，如今卻落得一個賭徒下場。2018年以前，王桂林從來是銀行的座上賓。但非洲豬瘟爆發後，加之Covid-19疫情延宕，銀行不再給王桂林貸款，並且要求他限期還貸。在2021年6月以後，他再也無力償還銀行貸款的利息，因此上了失信黑名單，被不同的銀行追債。他欠債600萬，其中150萬是銀行貸款，其餘借款幾乎都來自親戚朋友或者民間借貸。他說因爲借錢，自己的親情友情全沒了。

在地方財政吃緊、全國經濟形勢下行的大環境裏，中央發出的各種鼓勵復產的政策在王桂林那裏只是水中望月。王桂林想聯合當地其他欠債比自己更多的養殖大戶一起去向政府求助，看能否跟銀行商討出一個貸款方案，但無人響應，他們怕被當成上訪者抓走。王桂林也被威脅過，說他建豬場的土地手續有問題，如果他敢去上訪就來拆他的豬場。

王桂林還是自己帶着各種材料去找有關部門，省裏的畜牧局表示同情他的遭遇但無法干預銀行和司法。縣裏他也去過很多次。也許就是因爲去的次數太多了，有一次縣長對王桂林並沒有避諱，他直接告訴畜牧局的局長，「千萬別跟他們提資金的事兒」。現在，王桂林既拿不到非洲豬瘟的補貼，也沒有銀行會再貸款給他。

「你說我們有什麼錯？是（非洲豬瘟）疫情把我搞沒的，疫情又不是就我自己得了，他們沒得，這整個是一個國難，像新冠（Covid-19），你說這不是國家的事情嗎？」王桂林說。

根據美國農業部的數據，在2020年全球11.67億頭生豬中，中國的生豬量已經回到5.65億頭的高位，到2021年漲到6.71億頭，基本回到2018年非洲豬瘟爆發前的相同水平。2022年2月，國務院發布《「十四五」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劃》，其中提出「推進標準化規模養殖，將豬肉產能穩定在5500萬噸左右，防止生產大起大落」。走入2022年下半段，生豬收購價格也在隨着豬肉價格的上漲再次回暖，養豬的人看到希望。

但現在這些都與王桂林無關了。他還在想辦法自救，但至今仍深陷在債務的泥沼裏。王桂林有時候愁到凌晨以後也睡不着就去修耕地的犁，因爲天不亮，什麼也做不了。但他可能正在獲得某種決絕後的平靜，「我是連死的心都有了，這是我跟你說的實話，‍‍今年我49歲，連死都不怕，你說我怕什麼？」

（文中徐陽、谷文華、王桂林、黃紹勇、韓彩雲均爲化名。）

端傳媒「肉食動物」系列報導與環境與氣候報導媒體機構Earth Journalism Network（EJN）合作，是EJN關於的跨境合作報導「More than Meats the Eye」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