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傳媒七歲了。七年，挺久的。七年前，你在哪裏呢？這些年，你有過怎樣的故事？一路來，端珍藏了許多讀者寄來的留言，這次的週年編讀活動「寫給當時的你」，我們的編輯記者們找回了許多當時的困惑或情感，並會試著與你隔空對話：時至今日，舊時的存疑是否尋得解答，未來又會怎樣呢？這是第三篇，我們聊聊理想、大山和自己。
2020年，讀者Gloria留言：
真正有「理想」的記者要麼身陷囹圄，要麼窮困潦倒，根本不會去談那分文不值的「理想」；沒有臉皮的怪物卻套上「理想」的面具，來收割關注、金錢和聲望。「新聞理想」到底是個什麼鬼東西？
2019年，讀者鹹魚姬留言：
大象在房間裏手舞足蹈，利維坦在腳下張牙舞爪，而牆內人或舉起屠刀砍向身邊人，或在萬國來朝的夢中跳起忠字舞。在牆內，所有的苦難都註定變成污名，所有的苦難都註定變成歌頌統治者的素材。
2017年，讀者Alex Z留言：
這場博弈之中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定量，在可見範圍內將長期不變。在現代科技條件下，台灣海峽的距離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打個比方，這就好比是兩岸臉貼着臉站在一起。這是大自然決定的，只要地理上不做改變，大家誰都搬不走。我們或許可以選擇抱在一起互相撕咬，也可以選擇抱在一起共同取暖。說到底，決定兩岸未來的還是我們這些人。
以下是來自編輯部的三封回信：
活在真實中，警惕物欲的誘惑與平庸之惡，如實地紀錄時代切片，用力愛每個同行的人。我仍回答不出理想是什麼，但這是我理想中生活的樣子。
Re：
Hi，2017年、19年與2020年的你們，與我自己：
「『新聞理想』到底是個什麼鬼東西？」2020年的你問。沒記錯的話，那是弦子訴朱軍一審案時的留言。彼時，一個名為「一個有點理想的記者（理記）」的帳號，自稱調查，卻將信息斷章取義，移花接木，頻頻將性騷擾訴訟案引向境外勢力的陰謀論。今年8月，弦子案二審落幕，現場聲援者們被便衣警察沖散得七零八落，弦子的自述在社交網絡上被一次次刪除，而理記則日日轉發著官媒新聞，順便收割流量帶起了電商貨。
理想是什麼？時至今日，我仍不知如何作答。理想可飽腹嗎？可取暖嗎？可帶貨嗎？可「治療精神內耗」嗎？
2019年以來，我們在濃煙、火焰、防護服、健康碼、刪帖銷號、媒體停運、更多的刪帖與消失的同伴裏踉踉蹌蹌地奔跑，跌倒，然後摔得更重。我們被威權的車輪反覆碾壓，我們在恐懼裏小心翼翼，我們被扼住發聲的平台，一寸寸丟失曾經捍衛自己權益的戰地，被迫走失衝在前面的夥伴。危危高強之內，甚至一句「還好嗎」都難以收到回音。
理想，你又做了什麼？可以填補這短短三五年間刻在我們身上一刀一刀的掙扎、撕裂與無力感嗎？喚得回那些因失語絕望而離開的人嗎？
「我不太擅長用深情的話 / 描述此刻空空的冰冷飯桌 / 我已經穿過所有能穿過的洞 / 那些危險的東西不能帶回來。」
耳機裏傳來2019年4月被大陸封殺的「不良藝人」李志的聲音，大概從2020年下半年開始，一直很喜歡的《鼠說》就在串流平台Spotify上找不到了，政治與資本的權力遊戲中，我甚至無從得知是版權、《國安法》或其他什麼原因，每次想聽的時候，只能在已打開的一連串資訊網頁旁邊再開一個YouTube的窗口，找到不再更新的網友數年前上傳的音頻。
2019年1月，時代的序幕還沒有被完整揭開之前，我在香港九展聽了李志每年一度在港的live，聽到《鼠說》時無意間拍到那天的唯一一張照片：李志和樂隊在燈光的對比下只留下了剪影，大屏幕上映出五個大字——「你這些人類」。
沒想到，那竟是最後一次李志的公開演出。
2019年之後，我們經歷了很多的「沒想到」。就像那時的你羅列出的一樣，我們甚至不需要像讀書時逐字逐句的背誦，就可以從深淺不一的創口裏辨認出具體的時間。苦難成為污名，成為被歌頌統治者的素材，而我們被時代的巨浪一次次撲倒。你說「2019年是新聞業最好的時代，也是新聞業死去的時代」，竟一語成讖，一些媒體停運了，很多行家離開了，而在縫隙裏搖搖晃晃的我們，斟詞酌句，又戴上層層面具，生怕一不小心流露的感情成了危害社會的證據。
Hey，那陣時不知道。
「失語」，朋友們談及社會運動後的創傷時總會這樣說，然後是長久的沈默。也是在這時我才知道，除了集體記憶之外，我們還共享著壓抑的靜默，那份想說什麼又算了的心情抱持久了，就成了習慣，不想辯駁，逃避爭執，甚至無意交流。我們閱讀哈維爾，摘錄漢娜阿倫特，看很多關於社會運動關於威權政治的電影，試圖從他們的智慧裏找回一些力量。
2020年，我在一次何曉清關於六四的講座中哭得泣不成聲，記得講座最後，有一個聽眾提問如何擺脫恐懼，她嘆了口氣說其實她也沒有明確的答案，但有一些事你總覺得自己有責任去做，有一些紀錄總需要人保留。不爭氣的我哭得更厲害了。
我一直沒那麼喜歡把記者和理想掛鉤，一方面不樂見將專業性變成對光環濾鏡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會覺得這讓這個職業變得很沈重。在充斥無力感和割裂的時代裏，記者某程度上可能是幸運的，他們得以有一個窗口呼吸、紀錄、訴說，但每個人都應該有這樣的權利，也有責任為眼前荒誕的世界留下自己的紀錄。
活在真實中，警惕物欲的誘惑與平庸之惡，如實地紀錄時代切片，用力愛每個同行的人。我仍回答不出理想是什麼，但這是我理想中生活的樣子。
——端傳媒記者I
但在這個好像定格了的時空和氣氛，我斗膽邀請大家去相信，即便有人張牙舞爪、跳忠字舞，但在這裏，仍然有一群人，真心願意為理想做新聞、為戳破謊言而盡力記錄當下。
Re:
「新聞理想是什麼鬼東西？」Gloria這個問題，剛好也在幾年前，我問自己問得特別兇。
十多年前入行當傳媒，去年底加入端之前，我當了「逃兵」差不多五年。
在香港做新聞，我曾經做到樽頸位——有人拿着「資深傳媒人」名義，為當權者塗脂抹粉，新聞原則跟做人原則一併丟掉；每天拼命跑新聞、ＯＴ到清晨，但自家媒體說裁員就裁員，全公司一半同事突然消失；花一兩個月去做調查報導、徹夜不眠跟進社會運動和政府政策，卻給本地一宗娛樂八卦新聞搶了封面、頭條……
「新聞理想，一文不值呀！」我那時想。
好累，決定裸辭。本想躺平一年半載，結果又跑去當政策研究和媒體聯繫工作。最初好不適應，覺得記者同伴都在外面打拼，我卻躲在冷氣房看文件、開會、做鍵盤戰士，隔幾天就反問自己︰我很愛採訪、寫報導呀！我會否有一天忘記如何做新聞？
鹹魚姬說的2019年，我剛好不在新聞前線。但工作上認識不少那時新聞上的人物，倒是在鎂光燈背後見到更多人與人的故事。看到鹹魚姬的留言，那種被理性長期抑壓着的情感翻滾了一陣子（這也算是理性下的描寫了）。
幸運的，我遇到的是好上司，他特別安排一些撰稿、電台主持、政策倡議等工作，好讓我保留很大部分「原本的自己」；加上社福、被捕權利、囚犯權利範疇，是我只知皮毛、但從沒好好開墾的荒地。我在「記者」和「新聞」之外，發現另外一片天，而見到自己的渺小。
而前上司幾十年來關心的議題——安老、殘疾、兒童權利……都沒多少新聞點擊率，更莫說按讚分享。但一路走來，他相信為弱勢爭取權益是他的使命。他相信滴水穿石。
也因為這幾年的學習經驗，讓我覺得，新聞有價值，理想更無價——我的初衷不是「當記者」，而是「當一個為弱勢發聲的人」。新聞機構、所謂記者名銜，最終決定不了一個人的價值和理想。
那我又為何回到這一行呢？上一份工作在2020年底合約結束，然後差不多一整年我都在休息。去年4月，有一次跟初入行時相識的上司聊天，可能我跟他都清楚明白，他那家公司可能很快沒法營運下去，他可能也要坐牢了。聊了一小時，在通話最後，我跟他說︰「我不知道將來會怎樣，但你可能再做不到的事，我會盡力去接力做。」
後來幸運的，來到了端。
端跟我以前工作的新聞機構不一樣，我們每個人也不只關注某個地區的新聞，而是由本地，到跨地域、全球性議題，都得認識。這又開拓了我的另外一片天。Alex Z說的中美和兩岸關係，正正是香港人也必須認知到，他們的博奕，香港從來沒法獨善其身。
想起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後，本土派聲音迅速崛起。那時有一個爭辯︰為何香港人要理會大陸事務 vs 中國沒有民主，香港也不會有民主。不同立場的人，不知道過了這些年，他們的想法是否有改變。可能現在香港的氛圍，人們也沒心情去梳理自己對於大環境、大政治的想法——反正就是什麼都改變不了。
但在這個好像定格了的時空和氣氛，我斗膽邀請大家去相信，即便有人張牙舞爪、跳忠字舞，但在這裏，仍然有一群人，真心願意為理想做新聞、為戳破謊言而盡力記錄當下。
你和我就是那扇窗口，讓被屏蔽的人看到真相。現在的我們，就是決定未來的人。
——編輯慧妍
在這樣不斷地輪迴裡，過濾泡泡一層包裹著一層，人們的眼光更直愣愣地盯著洞穴上的倒影直到出神，耽溺於眼前的視野，且行動愈加機械般地衝動與直覺，那麼這樣的想像單一與無機，也將成為公共對話與交流的首要挑戰。
Re：
查看這三封分別來自2020、2019與2017年的訊息，我隨著記憶的殘像倒帶，向過往追溯而去，時間如不斷後退的窗外風景般消逝，快得幾乎不留下一點線索，但又慢得讓人足夠尋找的時間的繩索攀上記憶之山。
2020年那年，世界爆發Covid-19 疫情，隨著疫情無聲地蔓延，許多城市採取緊急控制人流的手段，與病毒傳播的速度比拚，彼時空無一人的街道印象迄今烙印在腦海裡，人們行動遭到限制、臉上也因掛上口罩被蒙去了一半，人記得交流與對話限制在眼神的示意、眉頭的探索，其他，便成了隔塊螢幕的線上互動。原本熟悉的一切，實體的溫度，都成為各式尺寸不一的載具所呈現出的你與我。就這樣，世界仿佛停滯了下來，每天有人死去，有人哭泣；死亡也成了難以計數的數據，太多的位數讓一切的生命逝去不再真實，只成為一個個不斷上升的跳動數字。
疫下的世界，也對新聞產業帶來衝擊，人們比頻繁更頻繁地刷新手機介面上的新聞頁面，一個最新的病毒解析、一個最新的防疫政策、一個最新的物資領取管道，新聞填補了人們對最新訊息的焦慮，卻也在新聞不及填補的空缺片段，成了虛假訊息的溫床。
新聞業重要嗎？在這場世紀大疫下，它體現了傳統新聞學「傳真」的的古典價值，透過疫情與公衛資訊的傳遞，讓人們得以據此作出理性的行動決策。而這份工作理想嗎？或是說，這份工作給了我們什麼樣的「使命感」，讓一些記者必須為了這樣的信念而在疫情重災區實地報導？又如讀者Gloria的叩問，在一些地區，理想甚至讓記者潦倒、甚至身陷囹圄。
2021年無國界記者組織（RSF）的一份報告告訴世人，全球共有488名記者遭關押，創下RSF自1995年開始統計以來的新高紀錄，這些被關押的記者，大多從事揭發不公義之事，報導那些人們本該知道、卻遭集體噤聲的事。他們懷抱著普世關懷、有著比常人更堅毅執著的信念，這超越了「理想」所能夠詮釋的熱情，但最終卻因為追求平等、正義與自由的理想而遭監禁與外界隔離。
可是，我們依然有追求理想、相信自己能夠改變社會的新聞從業員，他們奮力地向魆黑的暗夜擲出火炬，即便火光稀微，但仍能夠閃亮起黑暗中的片刻希望。他們有的將自己委身在另個化名底下，也有的離開自己成長的故鄉，但依舊不放棄對故鄉的期盼；他們有的受迫於政治與經濟因素而離開崗位，但創辦了公益組織、投入教育事業。或是只是不停地寫、不停地寫，即便觀眾散場離去，但依舊相信，他之所以不放棄發聲、不放棄書寫，只是不想自己也被改變。
我想分享一段台灣過往的白色恐怖的故事。1906出身於台南的台灣小說家楊逵，日治時期因參與社會運動、撰寫文章揭露底層人民的困苦，前後被捕十次而多次入獄。二戰後的1947年，楊逵因涉入二二八事件與妻子被捕險遭判死，後改處入監105天。1949年楊逵發表《和平宣言》忤逆國民黨政權，遭關押綠島12年，呼籲國民政府「防止戰亂波及本省」、「監督政府還政於民」，希望建設台灣成為「和平示範區」，這樣的六百多字的訴求卻觸怒了當局遭判刑12年，直至刑期屆滿才出獄。
楊逵的名篇〈壓不扁的玫瑰〉，故事背景發生在1940年代末的台灣，透過一名教師的視角，帶出台灣學生被日本殖民政府役使的故事。故事的核心，在於一名學生兵在水泥塊的石縫中，找到一朵玫瑰——而這朵壓不扁的玫瑰，則象徵著在日本軍閥鐵蹄下的台灣人民的心。楊逵寫作此文時，正被關押在綠島監獄，但如同原篇名〈春光關不住〉般，即便身陷囹圄，人的心靈與意志仍可穿透厚實水泥牆與鐵柵欄的禁錮。
在一些時期一些國家，有一些人為了追求更好的未來，把自己縮到最小，而將理想放到最大；是理想領著他前行，而非他領著理想。即便為追求理想而失去自由、也在商業資本主義的社會被指認出窮困；就如那些我們都曾聽聞過的偶語棄市的故事，那或許是代價、是犧牲，也或許是成就、是自我實現。我們很難去斷定每個人的理想需要透過犧牲些什麼來達成，犧牲與選擇往往是一體兩面。
有的人忘了理想毫無保留的付出，將自己全然擺上「理想」的牌桌，籌碼就是自己的一生；也有的人，將理想作為自我行銷的手段，尤其在自媒體的時代，「理想」成為眾多自我秀異的腳本，也成為一種人設（persona），在系統化與模組化下，成為不斷量產的「理想自我」。當理想成為自我商品化的手段，「正義」也成為驅動閱聽眾消費的動機——透過購買正義而呼喚正義，進而實現正義。卻也總令人困惑，素樸正義如果是簡配版的正義，最起碼最起碼他依舊是對正義的入門想像。實情是，這些以理想為包裝的正義，往往只為滿足獵奇與滿足窺伺慾而已，更是自我促銷的宣傳手法。
當我在新聞業待上一陣子，我發現即便是同業也對「入行」的想像大異其趣，有的人希望獲得鎂光燈關注，有的人則希望獲得一些權力（不管是什麼樣的權力），有些人希望我們身處的社會可以更好，有些人則希望達成一些政治上的目的。他們各自懷抱著「理想」進入這個行業，即便彼此志向極其殊異、甚至令人難以苟同，但是我也很難去反駁指責「這個不叫做理想」。我們該如何去評斷他人的理想，實為疏難，或許我擁有的各式經濟、社會與文化資本，捏塑出現下的我，但那樣的我，選擇不同實現抱負的手段，該以同樣的「理想」框架來評價嗎？
說到底，我在反覆查看這條來自2020年的訊息，雖然並無背景資訊提供更多的脈絡，但依舊可以直覺地連結到當時社會上的大結構與小事件，我明白這對理想的叩問，來自對社會變局無能為力的鬱結，以及對既有的世界觀與秩序的崩解所發出的深沈控訴，結局除了迎來一個人的沈默，也迎來集體的沈默。在無言以對下，對「理想」的發難與叩問不是一個有待探索的問題，而是一條安全索，讓我們在這對撞與混沌的劇烈變動中，得以尋得一處暫時安置身心的處所。
絕望或許是致死之疾，願我們能再給自己一次冒險的機會，這樣才能知道可以走得多遠。也許，會遠到離理想更近一些，也或許走得更遠，才發現已經需要回頭才能看見那理想早已實現。
我相信，這樣理想之所以潦倒，在於2019年（或更久之前）那頭早已在房內的大象，人們的視而不見，或是仍抱有一點樂觀偏見，導致房裡的大象甚至手舞足蹈起來，龐大的身軀無限膨脹，幾乎要將四面的牆壁撐破，在揚起的塵土中，人們寂寥地消失在房內的一角。或者這樣說，連房間都已失去了具體的物理邊界，利維坦搭上數位化浪潮，進化成「數位利維坦」（Digitaler Leviathan），空間不再有極限。
端傳媒作者黃哲翰曾以〈數位利維坦君臨的前夕〉一文分析其概念，而在數位利維坦治下，人們的交流與對話成本是越低、也是越高。在網際網路中，數位化捕捉了我們的行為資料——即便那樣所搜集來的資料往往是無意識或下意識的反射動作——這些數據描繪並比對出我們的數位孿生形象，數據讓我們的行為更有效率地被預測、滿足我們的需求，進而引導我們的思考與行動決策，但那是數位孿生的自己或是真實的自己，網際網路與數位服務模糊了線上與線上的分界，現實自我的行動與決策在於滿足數位孿生的需求，我們所認識的自己，是演算法經過一套精密的計算邏輯後被捏塑與造像出的自己。
在這樣的「過濾泡泡」（filter bubble）之中，不僅製造了迴音效應，也透過演算法（亦即由直覺反射行為建模出的數位孿生），讓身在其中的人們誤將洞穴中的火光倒影錯視為自我。這套依據消費邏輯所設計出的演算機制，正是現實自我反饋與餵養下所打造的牢籠，由於直覺、反射與衝動，因此連同想像與思考都得以省略——演算法取代了想像，連行動也被代勞。
在這樣不斷地輪迴裡，過濾泡泡一層包裹著一層，人們的眼光更直愣愣地盯著洞穴上的倒影直到出神，耽溺於眼前的視野，且行動愈加機械般地衝動與直覺，那麼這樣的想像單一與無機，也將成為公共對話與交流的首要挑戰。
從2017年至今，以上描繪已成現世光景，尤以在世界情勢愈趨複雜的當下，過濾泡泡讓人們擁抱「最大簡單化」，讓任何繁雜的公共政策形成，與階級化的領域知識，成為一個個服膺於流量密碼的關鍵字、金句，以及一張張的「大字報」，更由甚者，這樣的標籤化作為數位政治社群的忠誠檢驗，凡是服從的，都是我者，黨同伐異成為廉價卻又速效的篩選資格。在趨向單極化下，社群不再接納多元與包容異音，甚至一旦外部世界發生任何風吹草動，「政治正確」的再確認成為社群內部凝聚向心力的必要程序，甚至成「程序正義」之環節，而對各種數位足跡的審查與考古，則成為「阻卻違法」的必要之惡。
其實，在數位化浪潮淹沒原生世界後，人們每日接觸到的訊息早已是過往幾世紀的總和，但這些巨量的資訊與社交訊號，卻難以被個體一一承接並消化理解，因此粗暴地截取片段訊息創造標籤、關鍵字誒金句的方式，便成為快速有效連結社群的方式——這樣的最大簡單化，也劃分出簡易的敵我識別，讓人們選擇擁抱或拒斥，部落主義借屍還魂，而部落間的對抗則以筆誅口伐取代石塊箭矛，軍隊化的「出征」行為取代公民社會的民主交流，「網爆」亦成數位政治社群的自我實現，並讓這套依賴直覺與衝動的邏輯再次被肯認，緊密地擁抱社群、並審視那些擁抱的不夠緊的「他者」。如同那段我們或許都讀過的句子：
如果尖銳的批評完全消失，溫和的批評將會變得刺耳。如果溫和的批評也不被允許，沈默將被認為居心叵測。如果沈默也不再允許，讚揚不夠賣力將是一種罪行。
即便我們嘗試以書寫展開公共對話，在不同的意義框架中詮釋不同生命經驗的複雜性，並在多元意義的分歧中，練習同情性的理解，實踐個體作為最小的公共主體之理念，進而促進彼此的認識與理解——但是，看似平等開放的數位網路，真的更深化民主與促進對話了嗎？
網際網路讓我們接觸到過去難以企及的訊息與對話對象，但也因數位化帶來的巨量訊息讓我們難以乘載與消化，藉由演算法打造的過濾泡泡，則讓我們陷溺在一個既單純又簡單的世界觀中；也因為這樣的簡單與暴力，我們益發仰賴意見領袖告訴我們一個簡潔的答案，甚至是標籤式的解答更好，好在 #hashtag 打造出的認同社群中，對齊、確認與錨定自我的位置。
我們或許可以選擇一起互相撕咬，也可以選擇一起擁抱取暖，然而，也唯有我們在理解網際網路的內在邏輯後，我們才真正擁有選擇的自由。
——編輯伯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