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被發「好人卡」的雷鋒：曾經是怎樣的宣傳奇蹟？為何在近十年被宣傳遺忘？

在大陸，兩週前的8月15日，打開手機會有極小的概率在首頁看到一條紀念內容：雷鋒同志逝世六十週年。這條內容淹沒在鋪天蓋地關於東部軍區演習的熱血報道之中，顯得很不起眼。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官媒在微博和微信上刊發了零星的紀念視頻和文章，與紀念前不久犧牲而成爲烈士的消防員同志規格相當。一方面，這很恰當：雷鋒生前的地位本就很不起眼，與普通消防員類似，其最高成就是立二等功一次。然而另一方面，雷鋒又不同。雷鋒曾經是一個時代的精神符號，即使在二十一世紀，雷鋒這個名字仍然令所有人耳熟能詳。

雷鋒是一個真正讓人感到「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自六十年代以來，「雷鋒精神」始終不斷被宣傳，幾乎每個中國人都可以說對雷鋒其人略知一二；但另一方面，雷鋒從未以一個真實的人物形象示人，而是作爲宣傳中的一種精神、或者說一個概念，出現在讀者面前。其人物形象如此模糊，以至於很多官方記錄中有關雷鋒的事蹟，都被懷疑並非雷鋒所爲。雷鋒到底是誰，時至今日已經成了一個很多權威學者也無法回答的問題。

這種偉大、光明、正義、卻又十分模糊的人物形象，似乎是一切宣傳典型逃脫不了的宿命，以至於雷鋒也被很多人理解爲一個宣傳機器製造出的無聊樣本。2012年，當中國政府掀起新一輪（也是到目前爲止最後一輪）「學雷鋒」宣傳熱潮時，紐約時報曾對其嗤之以鼻，認爲這種宣傳是屬於上個世紀的時代錯置。但這種印象是錯誤的。雷鋒是宣傳中的一個異類，雷鋒同時代的宣傳典型沒有一個能夠媲美雷鋒。與雷鋒同時被樹立起來的「南京路上好八連」早已在大多數人頭腦中默默無聞，「鐵人」王進喜未曾被後世持續宣傳，而「大寨模式」的陳永貴雖一度升任副總理，卻因文革中的路線錯誤而在改革開放後名聲掃地；更不用說毛時代之後的宣傳典型，包括近年來所有「感動中國」的人物，也無一達到了雷鋒般經久不衰的知名度。可以說，雷鋒是宣傳史上的一個奇蹟。

然而，正如對雷鋒六十週年忌辰的稀薄宣傳所暗示的，雷鋒這一宣傳奇蹟目前已經不再立於宣傳工作的前排。香港大學學者David Palmer和Rundong Ning的統計顯示，官方媒體提到雷鋒二字的次數在2012年左右達到90年代以來的最高峰，此後卻經歷斷崖式下降。本文意圖借這一落寞的雷鋒逝世紀念日，討論關於雷鋒的問題：雷鋒的神話是如何造就的？他爲何擁有如此持久的生命力？他爲何不時被想起，又爲何在最近十年中被官方宣傳所遺忘？

雷鋒的故事

1960年底，瀋陽軍區工程兵政治部首先發掘了入伍不到一年的雷鋒，在「兩憶三查」（即憶階級苦、憶民族苦、查立場、查鬥志、查工作）運動作爲典型樹立和推出，並帶往軍區所屬各單位做「憶苦」報告。正是在這次運動中，雷鋒的報告被軍區領導看中，並被進一步樹立爲「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這一時期，關於雷鋒的榜樣宣傳首先在瀋陽軍區總政治部機關報《前進報》上陸續刊發，並在隨後的1961年5月首次出現於《人民日報》。

這篇題爲《苦孩子成長爲優秀人民戰士》的文章繼承了瀋陽軍區內的宣傳路線，以「憶苦」爲主題，強調舊社會帶給少年雷鋒的苦難，以及共產黨養育雷鋒的恩情。文中也側重刻畫雷鋒艱苦樸素、關心同志的事蹟（包括爲戰友縫補衣服、向人民公社運動匿名捐款等），但這些事蹟被包裹在「從過去的苦難中吸取着發憤圖強的力量」的主旨框架下，並不自身構成一種「精神」。事實上，各級地方單位在中央媒體上宣傳自己發掘和推出的宣傳典型的文章，不僅在當時，即使在現在也屢見不鮮。這些宣傳典型能夠提升地方單位在讀者和中央領導眼中的形象，如果宣傳尤其成功，可以成爲地方單位的突出政績。因此，這篇關於雷鋒的文章並無特殊之處，更多是作爲對瀋陽軍區憶苦運動之功績的一種宣傳。

1962年8月15日，雷鋒因車禍意外去世，本已停息的雷鋒宣傳倏忽又起。1963年初，爲紀念這位英年早逝的年輕榜樣，雷鋒生前所在班級被命名爲「雷鋒班」。在這場命名儀式上，瀋陽軍區總政治部負責人號召發起了「學雷鋒」的運動。這場運動一方面可以視爲對兩年前憶苦運動的延續發展，但它同時也擺脫了「憶苦」的被動框架，不再以舊社會爲依託。相反，這場運動着眼於新中國的奮鬥，尤其是雷鋒對毛主席的忠誠，遠比「憶苦」更符合當時時代的主題。

1963年1月，羅瑞卿、宋任窮爲遼寧省新建成的雷鋒紀念館題詞，標誌着中央領導對學雷鋒運動首次表示出興趣和肯定。2月，學雷鋒運動正式在全國層面展開。2月7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發文章《愛憎分明立場堅定，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像雷鋒那樣忠於革命事業，遼寧廣大青年熱烈學習雷鋒事蹟受到深刻教育》。有趣的是，這篇可以認爲是全國學雷鋒運動起點的文章並沒有任何關於雷鋒本人的內容，而是詳細記錄了學雷鋒運動在遼寧省內展開的情況，以及遼寧省的青年在了解雷鋒事蹟後「認識到，要堅定自己的階級立場，必須像雷鋒那樣，堅決聽黨和毛主席的話」。在第二版，《人民日報》重印了1961年的文章，然後在第五版登載了雷鋒日記節選。在此之後，《人民日報》開始以每週至少一篇的頻次大規模刊登學習雷鋒的文章。

3月5日，學雷鋒運動達到高潮。在這一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布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3月5日這一天隨即被定爲每年的「學雷鋒紀念日」，雖然這一天與雷鋒本人已經毫無關係。
實際上，學雷鋒運動自開始的那天起，就與雷鋒本人無關了。這場運動的肇始可以追溯到1959年。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後，彭德懷失勢，林彪接管解放軍工作。作爲毛澤東鐵桿支持者的林彪，從1960年起開始在軍隊內部擴大推行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種個人崇拜的推行在三年饑荒及其後的恢復時期給了毛以寶貴的支持。以憶苦運動爲代表的思想作風運動，很多都是這一時期爲了解決三年饑荒造成的人民群衆和軍隊內部對共產黨信心減弱而展開的。

1963年，經濟形勢開始好轉，毛澤東感到經濟建設的壓力得到緩解，可以恢復到精神建設和繼續革命的道路上來。正是在這一年，毛發表了他著名的詞作《卜算子·詠梅》，「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的詩句表明，他相信「三年自然災害」的寒冬已經過去，革命的春風即將再次吹遍中國大地。林彪的步調與毛十分一致。1960年二月，林彪在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軍隊要「革命」化，「要有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他還說，軍隊建設有兩個方面，一個是物質建設，一個是精神建設，而「精神的東西可以轉化爲物質的東西……作風也不是物質的東西，它看不見摸不着，但是，假如人人都養成了好作風，不僅平時，特別是戰時，就會轉化爲強大的物質力量。」這種強調軍隊精神建設的思路，正符合毛「人定勝天」的思想。

但精神建設如果只有領導講話，還不足以向廣大下級單位進行宣傳。1963年初，就在他爲雷鋒紀念館題字之後幾天，總參謀長羅瑞卿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宣揚典型、運用典型」的宣傳策略，並得到了其他領導人的贊同。雷鋒正是作爲「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典型被隆重推出的。同時，在1961年和1963年，毛澤東還兩次號召工業部門和全體人民「向人民解放軍學習」，試圖將林彪在軍隊內推行的「革命化」和個人崇拜擴展到全社會。雷鋒雖然出自軍區，但其事蹟平易近人，其宣傳並不依賴其軍人身份，甚至由於其和平年代工程兵的身份，其事蹟更接近工業部門的工人，而非刻板印象中的解放軍。因此，對雷鋒的宣傳正好提供了一個擴大化「精神建設」的機會。學雷鋒運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

作爲毛主席的好戰士的雷鋒

在毛時代對雷鋒的宣傳中，雷鋒始終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毛主義理念的化身。在1963年2月7日《人民日報》對學雷鋒運動的報道中，這一權威官媒爲雷鋒同志所下的判詞，首先一條便是「愛憎分明立場堅定」；而文章中引述的遼寧省人民群衆在學習中對雷鋒的概括則是，「雷鋒苦大仇深，革命意志堅決」；爲此，人們需要「認真地學習雷鋒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堅決做革命的接班人」。

在1963年解放軍總政治部發行的開展學雷鋒運動的通知中，向雷鋒學習的四點內容分別是：1. 堅定階級立場，忠於黨，忠於毛主席；2. 將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做一枚「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3. 艱苦樸素，努力工作，毫不利己，專門利人；4. 學習毛主席著作，接受黨的教導。

從這四點內容及其先後順序可以很明確地看出，60年代學雷鋒運動的意涵，幾乎完全集中於立場堅定、對黨忠誠。學習的重點，一是雷鋒的鬥爭精神，二是雷鋒的「螺絲釘精神」。這與林彪將軍隊「革命化」的思路相一致。

在和平年代如何革命、如何鬥爭？這其實是毛和中國共產黨在50、60年代所面對的重要課題。毛多多少少認爲，物質上的提高與精神上的鬥爭和革命之間存在矛盾。因此，要保持革命的精神，需要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也需要抵制利己主義和物質享受。因此，雷鋒「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不僅像八十年代之後的人們所理解的那樣，是一種世俗化的「樂於助人」，更重要的是，這表現了一種信仰式的革命精神和鬥爭精神。

在學雷鋒運動中，鬥爭精神最主要的載體，是雷鋒的日記。在革命年代，日記的意義與往時大不相同。革命時代之前的日記，比如在魯迅、胡適等人的日記中，其所寫多是每日所做之事的流水賬記錄，並充斥着借錢還錢的賬目、考試成績、打牌等娛樂活動。然而革命年代的日記不再是對事件的潦草記錄，而是自己拷問、甚至鬥爭自己內心的場所。革命者的日記，需要審視自己的所思所想，並時刻在這種審視之中，拷問自己的所思是否符合革命的意識形態標準。

按照蘇聯史學者Jochen Hellbeck的說法，日記是客體化自身、並積極用國家的政治價值規訓自身的場所。在這種客體化過程中，日記的寫作者不斷發掘着現實中的自己與意識形態理想中的自己之間的差距與矛盾。通過這些矛盾的發現和解決，寫作者在日記中淨化和昇華着自己。也是在這個過程中，寫作者把自己轉變爲一個政治工程，並在精神世界裏接近政治的領域、參與歷史的行程。

因此，革命年代的日記，比如很多已經公開的蘇聯檔案中20、30年代人所寫的日記，都充斥着魯迅日記裏極少出現的長篇大論，記錄着自己的內心思考，其中有爲自己的思想「進步」感到的欣喜和釋然，也有爲自己無法擺脫的個人主義和懷疑主義的「陰暗面」感到的自責和惶恐。這些對自己心中「有害」思想的譴責不能用「自我審查」來概括，因爲如果日記的寫作者真的想要自我審查，他們根本就不應該寫下這些「陰暗面」。相反，這些對自己的「鬥爭」裏，包含着對「更好」的自我的追求。而與之類似，那些日記中所記錄的對社會主義理想人格的憧憬，也是寫作者希望自己所能夠走上的道路。

雷鋒的日記之所以在學雷鋒運動中如此重要，正是因爲這一日記最能體現雷鋒的「鬥爭精神」。鬥爭的語言被內化進了雷鋒的日記中。在1960年1月21日的一篇著名日記中，雷鋒說：

「鬥爭最艱苦的時候，也就是勝利即將來到的時候，可也是最容易動搖的時候。因此，對每個人來說，這是個考驗的關口。經得起考驗，順利的通過這一關，那就成了光榮的革命戰士；經不起考驗，通不過這一關，那就要成爲可恥的逃兵。是光榮的戰士，還是可恥的逃兵，那就要看你在困難面前有沒有堅定不移的信念了。」

這段日記之所以被廣泛宣傳，正是因爲它是用日記與自己的「陰暗面」做鬥爭的典型例子。在這裏，雷鋒告誡自己，不要在困難的物質條件面前退縮，不要成爲可恥的逃兵，因爲與「困難及自然災害的堅強鬥爭」即將勝利。

鬥爭精神是雷鋒堅定的階級立場的體現，螺絲釘精神則是他「黨性」的體現。雷鋒在日記中說：

「一個人的作用，對於革命事業來說，就如一架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機器由於許許多多的螺絲釘的聯結和固定，才成爲一個堅實的整體，才能夠運轉自如，發揮它巨大的工作能力。螺絲釘雖小，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我願永遠做一個螺絲釘。螺絲釘要經常保養和清洗，才不會生鏽。人的思想也是這樣，要經常檢查才不會出毛病。」

將革命事業比作機器，將人比作零件，並非雷鋒的首創，而雷鋒也並非把這種理念寫進日記的唯一一人。早在十月革命之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就構建了一種以「革命理性」方式生活並獻身於偉大解放事業的理想人類。列寧曾將布爾什維克黨比作一個工廠，中央委員會就是工廠的工頭。而20年代的蘇聯理論家則往往將理想的人類描繪爲一種「機器人格」，這種機器人格擺脫了「心理層面」的混亂干擾，才能遵循着歷史規定的方向前行。

歷史本身當然不會給人規定前行的方向，規定這一方向的是代表了歷史正確路線的黨。因此，雖然雷鋒所說的機器以「革命」爲名，真正使喚這枚螺絲釘的卻是黨組織。在學雷鋒運動的闡釋中，做「革命的螺絲釘」意味着對黨組織的絕對服從。

在文革中，學雷鋒運動裏「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內容又被進一步弱化。雷鋒的形象完全成爲了一個忠誠於毛主席的戰士，他跟隨黨的路線，毫不動搖，毫無質疑，以至於在打倒劉少奇時，雷鋒的形象也屢次出現於宣傳材料之中。

雷鋒的「好人卡」

文革之後，雷鋒的戰士形象逐漸從意識形態鬥爭的前線退出。但與其他毛時代樹立的榜樣形象不同的是，學習雷鋒這一口號仍然活躍於國家和社會各處。雷鋒的形象並未消失，而是被賦予了新的內涵——雷鋒由一名政治過硬的「戰士」蛻變成了一個與政治日漸疏遠的「好人」。與此同時，對雷鋒的宣傳，也逐漸褪去了高度意識形態化的色彩，融入大衆生活之中。

1978年，打倒四人幫後的第一年，1月，教育部、國務院知青辦公室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三家單位，共同向廣大青少年發出了關於「樹新風、做好事」的倡議，這一倡議旨在「把『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運動推向新高潮」。儘管倡議中也提到了組織讀書會學習毛主席著作，但這一條排在組織義務勞動之後。這表面， 「學雷鋒」的意義已經悄然改變。這種改變在某種程度上也意味着，在華國鋒執政時期，去除毛時期的過激意識形態就已經被提上日程。

隨後，1980年的3月4日，也就是「學雷鋒紀念日」的前一天，北京市共青團組織了「三萬中小學生上街搞衛生」的活動，以紀念雷鋒。《人民日報》在報道中則引用「過路群衆」的話說：「雷鋒精神又回到了我們中間」。

但「回到我們中間」的，已經是一種不同的雷鋒精神了。廣大青年學生進行學雷鋒，其內容卻不是學習毛選，而是「清掃街道，擦洗公物」。至此，雷鋒被國家發了一張「好人卡」。他被剝奪了政治屬性，不再與「繼續革命」的敘事相捆綁，不再執着於「鬥爭」，甚至其「忠誠」也不再重要。他不再是一個偉光正的戰士形象，而轉變爲了一個日常生活中的「好人」典型。八十年代的宣傳頻頻提到「雷鋒就在我身邊」，這種在日常生活中發掘「雷鋒」的宣傳策略，實際上降低了雷鋒本人的地位，將他拉下神壇，讓他「飛入尋常百姓家」。

與雷鋒形象轉變互爲表裏的另一重變化則在於，隨着以鄧小平爲首的新領導層對毛時代群衆運動路線的否定，「運動」一詞很少再出現於政治宣傳之中，毛時代的「學雷鋒運動」，也變成了「學雷鋒活動」。「活動」不具備「運動」的激進政治基調，而僅僅是日常生活中的小高潮、小插曲。

這一時期，中宣部先後推出了多位「80年代新雷鋒」，其中最著名的是航空兵朱伯儒和殘疾人作家張海迪。朱伯儒履歷與雷鋒相似，作爲普通士兵，他勤奮刻苦、勤儉節約，被武漢軍區推爲典型。這次樹典型與1961年瀋陽軍區推雷鋒爲憶苦典型類似，可以理解爲地方單位爲響應上級號召而進行的宣傳工程。朱伯儒在八十年代被廣泛宣傳後，並沒有產生長久的影響。他在榮獲「新雷鋒」稱號後升任軍區後勤部副部長，隨後歷任成都軍區空軍政治部副主任、廣東軍區副政委，直至退休，但並未再出現在宣傳部門的聚光燈下。

如果說朱伯儒與60年代的雷鋒還有一些相似，張海迪被稱爲「80年代新雷鋒」則更加昭示着雷鋒形象的演變。張海迪以身殘志堅、自學成才而聞名，其寫作也圍繞着自己身殘志堅這一主題，代表作有《生命的追問》、《輪椅上的夢》。這些作品不僅與雷鋒對黨、對毛主席的忠誠毫無關係，甚至與雷鋒樂於助人、毫不爲己的品質也扯不上關係。張海迪與雷鋒之間缺乏聯繫卻又被強加了聯繫，這清楚地表明，「雷鋒」已經成爲了最普遍意義上「好人」的代名詞。

在80年代後，雷鋒這一形象僅有的一次恢復其「忠誠」、「立場堅定」的含義，是在六四事件風波中的1989年。此時的解放軍明顯再次感受到了「講政治」的必要性，因此在這一年的總政治部會議上，「向雷鋒學習的活動」再次與「『共和國衛士』精神」、「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掛鉤。

而90年代以後，雷鋒的形象再次回歸八十年代的「普通好人」，並且越來越進入大衆的日常話語。David Palmer和Rundong Ning的研究認爲，「學雷鋒」在九十年代之後被多次提及，與「志願服務」這一概念受到推崇密切相關。在2000年，共青團中央甚至將每年的3月5日（學雷鋒紀念日）定爲「中國青年志願者服務日」。

然而在志願服務背後，雷鋒形象的再次流行還有更深的根源。志願服務的興起本身與中國政府對另一個概念的推崇有關，這個概念就是「人口素質」。在90年代，「素質」成爲「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表達了政府試圖推行一種新的社會標準，以規定什麼是「好的」、「文明的」公民行爲。以志願服務（也可以說是軟化了的義務勞動）爲基礎的公益建設，是提升人口素質的重要部分。在這種新的精神文明建設中，雷鋒的形象再次發生微妙的變化，從一個「好人」變了一個「高素質」的「好公民」。這種高素質，給了新時代的青年人以優秀的學習榜樣。

另一方面，雷鋒的形象在90年代以後，變得愈發流動和漂浮。這不僅是說這一形象沒有固定的內涵，也是指他逐漸融入大衆文化之中，以一種愉快的、甚至是漫畫式的形象出現。2001年，歌手雪村的《東北人都是活雷鋒》橫空出世，其以Flash動畫製作的MV廣泛流傳於網絡。在MV動畫中，雷鋒的圖像雖然沒有直接出現，但歌曲中的「一個東北人」身穿綠色軍大衣、頭戴綠軍帽的形象，極容易讓人聯想到雷鋒身穿軍大衣的著名照片。這對於其他宣傳榜樣、英雄人物，都是不可想象的。事實上，「活雷鋒」這個今天人們時常掛在嘴邊的表達，也表明了雷鋒的特殊——我們很難想象其他英雄人物以這樣的方式出現於日常語言中，「活董存瑞」、「活張思德」、「活王進喜」，無疑都有違人們對於英雄人物的理解。

長久以來，中國文化界缺少一種政治漫畫的傳統。政治人物是嚴肅的、是高於生活卻不源於生活的，因而無法被漫畫化。然而從60年代起對雷鋒的宣傳，卻在無意中打破了這種侷限。三年饑荒之後的幾年裏，由於鼓舞士氣的需要，宣傳往往採取輕快活潑、群衆喜聞樂見的形式。而如前所述，雷鋒之所以被推出，其原因之一也是雷鋒的事蹟離普通人並不遙遠。他完成這些事蹟，並不需要是一個模範軍人，作爲工程兵的他甚至更像一名普通工人。而當雷鋒的形象擺脫了階級鬥爭話語、成爲一個「好人」、繼而成爲一個「好公民」之後，這一形象本就不多的神聖性光環就進一步減弱，成爲一個絕無僅有的漫畫式的榜樣形象。

雷鋒將往何處去

時至今日，雷鋒仍然展示着一種輕鬆愉快的形象。雷鋒逝世60週年的8月15日，人民日報社旗下的《環球人物》雜誌所發的紀念文章將雷鋒稱爲「你不知道的『時髦小夥』」。但有趣的是，在今天的政治宣傳中，這種輕鬆愉快的基調已經並不鮮見。不僅是雷鋒，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包括中央領導，也包括習近平本人，都被媒體用「你所不知道的xx」的語言進行包裝。在這種新的政治宣傳中，「政治人物也有平易近人的一面」成爲廣泛流通的話語範式。它側重生活細節，試圖讓讀者對所宣傳的政治人物產生親近感。新媒體宣傳中的新銳，比如環球時報、共青團中央，都是這種流行式宣傳的佼佼者。

在這種側重親近感的宣傳之中，雷鋒已經顯得不再特殊。在所有政治人物都可以通過包裝獲得親近感的時代，宣傳不需要再通過榜樣事例本身的平易近人來鼓舞士氣。然而，這種基於包裝的親近感，與80、90年代雷鋒宣傳中自身所帶有的親近感本質不同。不論雷鋒的故事中可能有多少後來添油加醋的成分，雷鋒的宣傳之所以成功，是因爲它至少部分可以視爲是「源於生活的」。而今天的流行性宣傳，雖努力做到姿態上不高於生活，卻仍然無法在根源上源於生活。

然而從讀者的閱讀體驗來說，在新形式的流行式宣傳裏，「雷鋒也是『時髦小夥』」與「習主席年輕時也很帥」給讀者帶來的「親切感」沒有太大區別，無論雷鋒本質上與習近平多麼不同。這讓雷鋒不再是宣傳工作中最顯眼的特例。80、90年代曾造就雷鋒長盛不衰形象的因素，多多少少包含了當時宣傳中親切感的缺失，然而今天的宣傳部門，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不再需要雷鋒填補空白。

此外，「志願服務」的熱度，在2000年代後也在逐漸降低。2008年汶川地震時，不受指揮的公民自組織雖然成功幫助政府解決了大量當時的實際問題，但公民社會在沒有政府管理時仍然可以運作，這樣的可能性卻是國家不願看到的。因此，在習時代之後，志願工作和公益，就逐漸失去了官方的背書。此時，在最近二十年間被廣泛解讀爲「志願者精神」的「雷鋒精神」，想必也不會得到很多重視。

雷鋒是一個流動而多變的偶像。從「立場堅定的戰士」到「好人」再到「好公民」，雷鋒的形象經歷過複雜的變化。習近平上台後的十年裏，基於立場、忠誠和鬥爭的意識形態再次成爲思想工作的重點。或許有一定的可能，當宣傳部門再次想起雷鋒時，那個 「愛憎分明立場堅定」的「毛主席的好戰士」，會再次出現於台前，給這個人物賦予一個古老的新含義。

參考文獻：

Hellbeck, Jochen. Revolution on my mind: 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almer, David A., and Rundong Ning. “The Resurrection of Lei Feng: Rebuilding the Chinese Party-State』s Infrastructure of Volunteer Mobilization.” In Grzegorz Ekiert, Elizabeth J. Perry, and Xiaojun Yan, eds. Ruling by Other Means: State-Mobilized Movemen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314-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