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來越覺得自己像一個二等公民」

陳偉奇4歲的女兒在幼兒園遇到了煩惱。

她被班裏同年齡的小朋友指着說：「我們要消滅台灣人。」這一幕發生在2022年3月上海的一家私立幼兒園，讓陳偉奇倍感荒謬。

陳偉奇今年38歲，2014年到上海工作，目前在一家外企的管理崗位任職。「來之前，在上海工作的學長姐就提醒過我，獨立的思想、批評政府在這邊都是紅線，很多話不能隨便說。我在這邊已經生活8年了，很多事情心理上其實是有準備的，也在接受。」他說，但女兒在幼兒園的境況還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在林韋瑜印象中，大陸公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都對她展示了非常友好的一面，那是一種對來自他們認爲發展程度更高地區的人的好奇、以及想要從對方身上學到些什麼的友好。

林韋瑜是一名舞台劇演員，迫於家鄉沒有中國大陸所能提供的工作機會，加上接受了父母鼓勵她去國際化大都市體驗一下的建議，2016年隻身一人來到上海。很多同事會主動找她聊天，友好地詢問她在兩岸感受到的差異。

在那個友好氛圍中，她發現周圍有台灣人甚至會利用大陸人的友好，獲得與自身能力不匹配的崗位以及額外的幫助。「有些人只要用台灣腔嗲嗲的講些話，很多這邊的朋友就會樂意提供生活和工作上的幫助。」

但是近兩年形勢發生了變化。

2022年6月，翁聖傑被迫與交往了近三年的女友分手。女友及其父母均爲中國大陸西南某省的公務員，女方家認爲翁聖傑台灣人的身份會影響自家人的官運仕途。女友再三掙扎後，選擇站在父母一方。兩人分開後，女生父母甚至給翁聖傑發信息，感謝他放過了自己的女兒。

「活久見」（活的時間久什麼事都可能見到）——翁聖傑引用了一句中國大陸互聯網流行用語來形容這種失落和無可奈何。

翁聖傑2006年自輔仁大學畢業，被中國大陸龐大的消費市場和高速的經濟增長吸引，到江蘇崑山的台資企業從事代工行業的項目管理。此後十幾年，他輾轉上海、成都、北京、東莞等城市，在台資、中資、外資企業均工作過，現在正在成都和北京兩地創業。

他表示，友善、說話直接是他對大陸人的普遍印象，而且大陸的生活確實非常便利。但是近兩年兩岸關係的「劍拔弩張」，讓他似乎成爲了行走的「人形靶子」。

「在外企還好，但是在民營企業，我經常被逼問到底是支持『統』還是『獨』。」他說。甚至在佩洛西訪台當晚，四川某都市媒體的記者直接發信息問他如果兩岸開戰，他會支持哪一方。翁聖傑沒有直接回覆，而是在微信朋友圈發了一則動態，表示希望兩岸和平相處，不要打仗。隨後，他看到那位記者在自己的朋友圈表示：「支持國家武力收復台灣」。

今年7月，陳俊楠辭去了在中國大陸東南沿海某縣級市一所私立高中國際部任政治老師的教職，回到台灣。

他今年27歲，這份教職是他在中國大陸的第一份工作，此前，他曾在大學和研究生時期多次來大陸的大學交換。對於這次辭職，他坦承他和校方之間達成了一種匪夷所思的默契。

6月學期結束後，學校領導找他談話，委婉表示可以安排他去其他崗位或者去教其他課程。「這其實是一種變相的辭退，正好我也不想繼續留下去了，就索性辭職。」此時，距他2021年8月入職這所高中還不足一年。「學校肯定也有壓力，這不能怪他們。」陳俊楠補充道。

在這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他被學生和學校同事們多次問過「台灣的省委書記是誰」。相比於感到被冒犯或者不舒服，他更多的感覺是大家對台灣了解得太少了。所以他會嘗試拋開課本的內容去給學生舉例，將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類比爲清朝初期南明與清政府的關係，並將兩岸定位爲一國兩府的狀態，「兩個政府不一樣，但毫無疑問屬於同一個國家」，他說。

這種科普並不總是被允許，更多時候他必須按照教材按部就班地講課。對此，他倍感壓抑，「就是覺得自己學過的很多知識、知識架構根本無法派上用場，尤其是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部分，老師們根本就沒有自由發揮的空間。」

「我一直堅信馬克思是對的，但是課本中提到的中國現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我不清楚這到底是要講什麼，在台灣我們不會這麼繞來繞去地講話。」

不可否認，這種苦惱正是他難以被接納的原因之一。

陳俊楠的父母均認爲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他這種不同於父母的認知成型及成熟均發生在大學時期。陳俊楠大學畢業於中原大學的法學專業，對於自己的立場，他解釋道：「我持有的是中華民國的身份證和護照，中華民國的憲法規定，台灣與中國大陸同屬一個國家，這是一個事實」。

2016年，陳俊楠在讀大學期間去深圳的大學做交換生，那也是他第一次到中國大陸，第一次使用了微信和支付寶，體會到在線支付的便捷、快遞服務的周到與高效率以及周圍人群的善意。此後，他幾乎每隔半年便到大陸一次。2017年大學畢業後，陳俊楠選擇去台灣中山大學進修大陸問題研究的碩士，2019年年末，更是因爲突發的疫情無法回到台灣，在浙江大學學習了9個月。

在浙江大學交換期間，他認識了現在的妻子。陳俊楠的妻子來自於中國大陸的西北省份陝西，從復旦大學畢業後便去上述東南沿海的高中擔任語文老師，後來陳俊楠爲陪伴妻子選擇入職了同一家學校。

但在大陸長待的一年，帶給陳俊楠的感受反而糟糕了，「之前不這樣的」，他說，「很明顯的一個分水嶺是2019年年末。」

2019年年末，已持續半年的香港反修例運動延燒到台灣總統選舉的擂台，蔡英文多次聲援香港，民進黨亦打出「今日香港就是明日台灣」的口號。最後，蔡英文取得總統直選以來破紀錄的817萬選票，成功連任。

大選結果宣布當天，《環球時報》發布社評《莫張狂應是蔡英文和民進黨的座右銘》。社評表示，無論台海局勢中有多少不確定性，一個最大的確定性是，「陸強台弱」的趨勢將持續下去，大陸綜合實力變得越來越強不可阻擋，台灣實力與大陸的差距只會一天天繼續拉大。

多位在中國大陸生活的台灣人在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即2019年末、2020年初是一個轉折點。

「我現在越來越覺得自己像一個二等公民。」陳俊楠說。「在浙江大學交換期間，我發現大家的態度普遍變得不如之前友好。很簡單的一個例子，台胞證在搭乘火車時無法直接掃碼，只能走人工通道，但是工作人員有時會直接瞪着我說，『太麻煩了』、『遇到你真倒霉』。類似的行政壁壘很普遍。」他強調。這類經歷也是驅使他回到台灣的動力之一。

陳偉奇同樣感覺到這種割裂在2020年年初陡升，「那個時候，很多文章開始公然使用『武統台灣』、『消滅台灣』這種情緒化的字眼，我微信朋友圈中之前不會關注台灣問題的朋友、同事近一兩年也開始討論這個話題，並且比例在不斷增高，使用的詞彙情緒色彩也越來越強烈。」他感覺很難過，「我一直在上海工作，上海是個非常文明和現代的城市，如果上海人都這樣想，那其他地方的人態度估計會更加激烈」。

佩洛西訪台前夕，陳俊楠持台胞證去街頭核酸亭做核酸檢測，被工作人員拒絕：「你這個證件沒法掃（掃描），我們這兒不給台灣人做」。

翁聖傑去三四線城市見客戶時，會被對方要求自我介紹時，必須在「我來自台灣」的「台灣」之前加上「中國」二字。

這讓他感覺好笑又困惑，「我們是同胞啊，他們對我提出這個要求的時候，事實上已經將我排除中國人的行列了，這讓我感到自己沒有被認可。否則，北京人爲什麼不說自己是中國北京人，四川人會說自己來自中國四川嗎？那台灣爲什麼要例外？」

「這個問題一點都不好玩，我不跟你玩了」

爲了徹底融入中國大陸，翁聖傑申請了入籍，但石沉大海。

他不甘心，從2019年開始，向多個部門詢問、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但均被以他是外籍人士爲由拒絕了。不僅如此，致公黨、民盟中央、九三學社等民主黨派也拒絕了他的申請。

「我只是想被認可，我想讓他們（大陸人）承認我是他們的族類。我已經在這邊（中國大陸）工作十六年了，即使要政審，也應該早就查清楚了吧？」

翁聖傑曾應聘過一家互聯網巨頭的職位，但朋友從企業內部打聽到，企業內部招聘的潛規則是優先錄取本土人，而他不是。爲此，他在創業期間申請了清華大學的博士，「清華的牌子足夠亮眼，以後我就可以直接說我畢業於清華，到那時估計就沒有人再糾結我是台灣人的問題了。」

而在還沒有拿到清華的博士學位時，爲了消除隔閡、獲得認可，在見投資人和客戶的時候，他會率先表示：「我支持祖國統一」。

他坦承，這是一種迎合。

不過這種迎合並不總是奏效。「有次我去見一個投資人，我開門見山說我認爲兩岸應該統一，對方卻搖搖頭說他不那麼認爲。於是我趕緊改口表示那是我的希望，最終會怎樣發展我也決定不了」。

對於這種身處夾縫中、需要不斷摸索對方立場，然後給出針對性回應的生活，他覺得特別累。「能不能給我發個良民證？然後就別再總盯着我身上的台灣標籤了。」

相比於翁聖傑的「決絕」，王晟睿對兩岸的態度更爲游離。

王晟睿祖籍山東，父親爲國民黨高級將領，曾參加過抗日戰爭。但作爲內戰戰敗後進入台灣的「外省人」，王晟睿覺得自己這一輩一直被排除在台灣主流社會之外。在他印象中，「到了高雄，我們必須要講閩南語，否則人家會歧視我們，這就是我們的生活環境」。

1996年，台灣作爲亞洲四小龍之一實現經濟大爆發，很多台灣人拒絕被外派到大陸的時候，王晟睿欣然接受一家知名外企的offer，前往上海拓展中國大陸的市場。

「我們這一輩人的身份非常尷尬，台灣人不認爲我們是台灣人，大陸人也不承認我們是大陸人。所以我覺得到任何環境，我們都需要根據環境改變自己扮演的角色，只有這樣，才能走得更遠。」他說。

結婚後，王晟睿也坦然接受了自己是大陸的女婿這一角色，「因此，我非常理解我太太堅持的要武統台灣的觀點，因爲這就是他們（大陸人）從小到大被灌輸的信息，相對於與她發生爭執，我更傾向於去理解她。」

在陳偉奇看來，學會察言觀色是台灣人來大陸的第一課。2014年，陳偉奇30歲，感覺自己在台灣的職場發展受限，「台灣的市場就那麼大，很多領域已經飽和了，但是我覺得自己的能力根本還沒完全發揮出來，所以就想去更廣闊的的天地挑戰一下自我。」他通過在上海工作的學姐介紹來到了上海一家外企。

初到上海，他和所有在大陸的台灣人一樣被問到了一個問題——你支持統還是獨？

與翁聖傑、王晟睿不同，陳偉奇覺得自己被冒犯了。「這對我來說是一種非常直接的壓力，我不知道我回答完這個問題的下一秒會發生什麼。我都是用很詼諧的方式說我們都是龍的傳人或者說我們都是地球人，然後就把這個問題划過去。上海的文明程度非常高，聽到我這麼說後，大家也就知道我不想聊這個問題，然後也就沒人追問了」。

爲了捍衛自己台灣人的身份認知，林韋瑜曾毅然拒絕在抗日劇中扮演中共地下黨，但她很清楚，這種立場在中國大陸不能張揚、需要刻意迴避。在上海，她與大陸朋友、同事達成的默契就是大家平時可以嘻嘻哈哈坐在一起喝酒，開心就好，但堅決不談政治。如果有人很「討厭的」提出相關問題，她會板起臉故作嚴肅狀回答：「這個問題一點都不好玩，我不跟你玩了。」

此岸，對岸

在上海工作6年後，林韋瑜決定離開，回到台灣，雖然她非常喜歡騎行在道路兩岸種滿法國梧桐的上海街道。

對於這個選擇，她說，在上海的生活太過安逸、舒適，她不想讓自己迷失在這個舒適圈內。另外，在她看來，與中國大陸從事同行業的女孩兒相比，自己競爭力有限。「我是長大後才想從事舞台劇表演的，但是我發現很多上海姑娘從小就開始進行相關的音樂、舞蹈培訓。再加上我長得也沒有她們漂亮、身材也沒有她們好，和她們相比，我在這個行業沒有什麼優勢。」

朋友曾經發給她的一篇文章指出，台灣一流的人才到中國大陸後仍然是一流人才，二流的人過來後則會變成三流。對此，她深以爲然。「這裏（中國大陸）優秀的人太多了，台灣人現在並不具備優勢。」

陳偉奇對此也表示同意，「除了高科技技術人才，現在台灣人在大陸普遍不是很有競爭力。能掙到錢的，都是來這裏已經很久的台灣人，換句話說，大陸高速發展時同步給台灣人的窗口期已經過去了。現在，大陸本土的人才已經培育成熟」。

陳偉奇的太太是他在上海工作期間認識的台灣姑娘，現在夫妻倆與兩個小孩租住在上海徐匯區。即便看上去他們已經與所有「滬漂」一樣在上海站穩了腳跟，當面對兩岸更顯性的制度上的不同，他還是感受到了驚恐。

五年前，陳偉奇的朋友在10月10日台灣國慶節期間，在朋友圈發布了慶祝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的言論，隨後被相關部門請去「喝茶」。雖然此番「喝茶」，朋友只是被「友好」地詢問，但陳偉奇還是被嚇到了。「原來學長姐提醒過我的事情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就發生在我身邊。」

但是相比於「喝茶」事件，從2022年4月開始，上海長達兩個月的封城及在此期間政治權力對個體權利肆無忌憚的打壓更令他驚恐百倍。

「最絕望的時候，我家的食物儲備只剩下兩天的量，小區還出現了陽性病例，以致找不到任何人、任何渠道採購和運輸食物。當時真的是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我覺得自己就像一隻螞蟻，可以隨時被踩死。加上網絡上出現的小孩被單獨隔離，無人看管的視頻，讓我特別心驚。當時我想，如果有人也這樣對我的小孩，但我卻被困在牢籠中，毫無反擊之力，我會崩潰的。」

除去疫情封控導致的對現代化大都市的濾鏡破碎，小朋友在幼兒園的處境也對陳偉奇是否要繼續留在中國大陸的問題提出了挑戰。

「那件事發生後，小朋友問我『他們爲什麼要打台灣，台灣不是我們的家嗎』，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靈魂拷問。大人已經具備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但是小朋友在這個年齡階段是沒有分辨能力的，他會同時吸收不同的信息。我不想讓他們有紅色思想，也不想讓他們在被攻擊的環境下長大。」

王晟睿也有同樣的顧慮，他選擇將孩子送入國際學校，並計劃以後將他們直接送到國外。「我並不是教育孩子不愛國，我肯定要讓他們愛這片土地，但是他們需要有獨立的思想，我不想他們的頭腦中被植入任何芯片。包括我現在說話，都要小心翼翼的，事實上，很多台灣人在大陸生活得很壓抑。」

他又同時強調，中國大陸改革開放40年實現的高速發展、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值得欽佩的，而這種快速、集中調配資源的能力，也正是得益於其能夠「集權」。「不過這是優勢也是劣勢」，他補充到。

王晟睿在一家中資企業擔任高管，與很多台資、外資企業高級管理人員是關係很好的朋友。閒暇時，他會和朋友們相約打高爾夫球，並在自家別墅的花園裏聚餐，享受片刻的避世時光。

他透露現在在中國大陸的企業家們有一種非常強烈的不安全感，「不是所有人都喜歡被政府頻繁干擾，例如來自稅務、工商等部門的頻頻施壓，而大家還都不敢說什麼」。在他看來，造成這種現象是因爲中國大陸過去發展太快，這種高速發展是建立在地基還沒打好的基礎上，以致現在企業家們都不知道未來會怎樣。

「所以我覺得台灣對大陸來講是一個很好的試驗田，大家一直說一國兩制，有沒有可能台灣的制度是更好的？」他說。

退休後，王晟睿打算帶太太一塊兒回台北生活。他表示台北的舒適和上海是不一樣的，是充滿煙火氣的，「我家位於台北市中心，鄰居素質也非常高，加上台灣的醫療服務相對更好，所以我以後還是要回去的。」

回到台灣後，陳俊楠正着手在台灣申請中國大陸問題研究的博士。關於爲什麼不在中國大陸進行相關研究，他表示他非常清楚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計劃生育等話題在大陸是絕對的禁忌，而這些恰恰又是研究無法繞過的核心議題。

接下來，他準備將妻子也接來台灣，但因爲兩岸在學歷教育方面互不認可，妻子計劃在台灣申請一個碩士學位，方便日後找工作。

翁聖傑則想徹底紮根大陸，「有民主、有自由又能怎樣，能當飯吃嗎？能用Facebook、Twitter又能怎樣，大家不還是一樣在過日子。再說，在這裏（中國大陸）也可以用FB呀。」談到通過連接VPN登錄外網，他立即糾正到：「那叫科學上網」。

對於兩岸逐漸升級的緊張關係，他都持無所謂的態度：「別打仗，要和平相處，不要影響我賺錢」。

儘管如此，當他乘坐火車飛機、入住酒店、做核酸檢測需要不斷出示台胞證，以及有些人咄咄逼人讓他一定要說「中國台灣」時，翁聖傑還是會恍惚產生一種「我是誰，我在哪」的不確定感。

接下來，他希望能找到全家都不介意他是台灣人的女朋友。「我已經和你們（大陸人）一樣了，長得一樣、語言也一樣，不要再糾結我的身份了」。

陳偉奇原本打算在上海工作到退休再回台灣，但上海封城期間的經歷，以及日益高漲的對台灣人「不友好」的輿論氛圍，促使他將離開的日期提前到了今年，現在他正在接洽台灣公司的職位，爲舉家搬離上海做準備。

但對於回台灣，他心裏也有一道坎。知道他在大陸工作的台灣人，有時會故意問他在大陸的工作情況，他通常會用「就還好」來做簡短回應，但他還是不可避免地被指責背叛了台灣。

「民族意識上漲到一個階段的時候，很多人已經變得不理性了，認爲世界只有A和B，而沒有C。再加上媒體帶節奏，很多民衆會認爲我們這種在大陸工作過的人就是不愛台灣、就是台灣的叛徒，這種想法與紅色思想沒有任何不同。唯一的區別是，多了一點自由度。」他說。

翁聖傑也遇到過類似的問題。他在台灣的朋友曾公開警告他，如果不在兩岸選邊站，他以後會非常慘。甚至他在Facebook發布了他在大陸的創業公司面向台灣人的招聘帖後，朋友私信他讓他撤掉，理由是他會被台灣網民網暴。

「在台灣，腦子不清楚的人也很多」，陳偉奇說。相較於徹底紮根台灣，他更想成爲一個世界公民，「如果新加坡、美國、歐洲有機會，我肯定會選擇這些地方」。

應受訪者要求，翁聖傑、陳偉奇、陳俊楠、王晟睿、林韋瑜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