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產危機下，「被出口」去賺外匯的斯里蘭卡家政女工

在「破產」的斯里蘭卡，排隊成爲了很多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排七八個小時購買國營商店的低價口糧，排兩天買一罐燃氣，排四五天加5升汽油，排一百來個小時來獲得一本護照，出國務工。

首都科倫坡，移民與出入境部的大樓被數千人裏三層外三層地圍了起來，長長的隊伍曲折蜿蜒，要花十幾分鍾才能找到隊尾。等待辦護照的人們靠着花壇邊緣和欄杆休息，或者鋪一塊布席地而坐，緩慢地向入口處移動。大多數人三五成群，晚上去附近的橋洞下睡覺，換班排隊。三四天後，才能邁進護照辦公室的大門。

這幅場景，在過去幾個月裏每天都在上演。在很多政府機構因爲燃油短缺而陷入癱瘓時，移民與出入境部成爲了斯里蘭卡最繁忙的政府機構之一。

36歲的安雅娜（化名）站在靠近隊尾的位置。她的家在20公里以外的卡杜維拉縣，一天前，她搭乘擁擠的公交車來到這裏，等了二十個小時後空手而歸，她希望今天可以排到號。拿到號之後，她還要再等三四天才能辦到護照。

安娜雅之前在科威特做過兩年半的家政工，2014年，爲了照顧年幼的孩子，她回到了斯里蘭卡。在過去的八年裏，她靠在茶園打工的收入爲生，但當下的經濟危機讓她不得不決定再次出國打工。「這八年裏，我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困難。生活成本越來越高，我們無法再滿足基本的衣食所需了。」安娜雅說，兩個孩子在讀中學，丈夫也沒有穩定工作，她必須要掙錢養家。

十年前，安娜雅在科威特的工資是每月50第納爾（當時約180美元），現在，她被中介告知最多可以拿到每月150第納爾（約490美元），相當於17萬盧比。而在斯里蘭卡，她每個月只能掙到幾千盧比（約15-28美元）。

隊伍裏的女性大多與安娜雅年紀相仿，她們的去處也十有八九和她一樣：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科威特和卡塔爾等中東國家。數據顯示，斯里蘭卡每年約有20萬人出國務工，女性佔40%左右，與男性勞務移民相比，她們的工種和目的地高度同質化：約90%的人從事家政行業，超過90%的人去往中東。

在中東國家，她們與來自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孟加拉國、尼泊爾的女工們共同爲龐大的中產家庭服務，填補了當地照料勞動市場的「赤字」。她們的勞務收入被直接存入丈夫在斯里蘭卡的賬戶，不僅養活了全家人，還爲深陷經濟危機的斯里蘭卡輸入了珍貴的外匯。2022年的前五個月，斯里蘭卡共收到外匯13.36億美元，相當於2021年進口支出的62%。爲了增加外匯儲備，斯里蘭卡政府今年對多項政策做出修改，放寬了對女性出國務工的限制，第一步，就是給每個打算出國的人發放一本護照。

斯里蘭卡移民與出入境部的數據顯示，2022年的前五個月，斯里蘭卡已經發放了28.8萬本護照，而2021年全年的護照發放量只有38.2萬。截止2022年7月初，已經有15.6萬勞工出境，與2019年的數字相比增加了50%以上。

排隊辦護照，只是這些家政女工們在勞務移民這條路上所面臨的，最簡單、最微不足道的一步。等她們登上飛機、降落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家後，故事才剛剛開始。

獨自在沙特，命運如同「開盲盒」

2012年4月23日。十年過去了，帕米拉（Pamila Devadasan）仍然清楚地記得這一天。那是她平生第一次離開丈夫和孩子，獨自來到了遙遠而陌生的沙特阿拉伯。

帕米拉的家在斯里蘭卡北部基利諾奇的一個小村莊，離首都科倫坡343公里。基利諾奇曾是尋求斯北部泰米爾人獨立的軍事武裝組織泰米爾猛虎組織（下稱「猛虎組織」）的行政中心，帕米拉人生的前25年，都在泰米爾人尋求獨立自治的斯里蘭卡內戰中度過。戰爭結束後，國際組織和外國援助國爲斯里蘭卡北部的重建提供援助，帕米拉一家拿到了50萬盧比，但這遠遠不夠。

丈夫四處借貸，爲建房花了110萬，背上了近50萬的債務。一家人靠丈夫打零工維生，他每天賺700盧比，每個月只有十天有活兒幹，能勉強覆蓋一家人的日常支出，但拿不出錢讓孩子去上學，更不可能還得起高額的債務。沉重的經濟負擔之下，丈夫酗酒的毛病越發嚴重。「每次他聽到外面有摩托車的聲音，都會覺得是放貸人來催款，躲在屋裏嚇得不敢出去。」帕米拉告訴我。爲了還債，讓兩個兒子上得起學，她決定找中介出國打工。作爲家政工的主要輸出地之一，斯里蘭卡的勞務中介網絡延伸到了鄰里鄉間，有些村裏幾乎每家每戶都有人出國。

丈夫起初並不同意，但這是眼前唯一的一條路。因爲家政女工需求旺盛，女性出國務工，中介會在月工資之外提前支付一筆預付款，但男性反倒要先向中介支付服務費。帕米拉離開斯里蘭卡時，她的丈夫收到了12萬盧比的預付款。

帕米拉的僱主來自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在踏入僱主家門之前，她對自己的工作幾乎一無所知。僱主家裏有八口人，包括一個初生的嬰兒，帕米拉是唯一的家政工，承包了做飯、清潔和照顧孩子的全部家務。從清晨一睜眼，她就要開始幹活，一刻也不得歇，直到臨近午夜才睡覺。

對於像帕米拉這樣一個從未離開家、毫無工作經驗女工來說，一旦離開了斯里蘭卡，命運就如「開盲盒」：她們不知道中東國家的僱主很多都是十來口人的聯合家庭，沒人提前告知她們具體的工作內容和工作量，她們只在臨行前的中介培訓中簡單地學了阿拉伯語，她們看不懂勞務合同，也完全對家門之外的城市一無所知。「合同是阿拉伯語和僧伽羅語（編按：斯里蘭卡官方語言之一）的，我們一個字也看不懂，只是簽字。」她拿出合同給我看，事實上，合同是用阿拉伯語和英語寫成的。

根據合同，帕米拉的月工資是900里亞爾，約合3萬斯里蘭卡盧比，僱主應每月將這筆錢存入她丈夫的銀行賬戶。但她到的第二個月，僱主說不再按月支付工資，要等她兩年合同期滿後一次性支付。「我要養活一家人，還要爲建房還債，不能等。」她拒絕了，並聯繫中介給她換了一家僱主，照顧一個95歲且患有糖尿病的老太太。

雖然工作不算太繁重，但老太太要吃特殊的糖尿病餐食，帕米拉也只能和她一樣吃寡淡無味的食物。有時餓極了，她只能等僱主休息了之後，偷偷給自己做一點吃的，躲在廁所裏吃。

「我像乞丐一樣食不果腹。如果僱主問我，我就說我在上廁所。」帕米拉說，她當時沒有把這件事告訴過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丈夫。「建房子、生孩子和出國都是我自己的選擇，爲了讓他們過上好日子，我只能繼續工作。」她說，她怕投訴會讓自己丟了工作，選擇了沉默。

這樣的日子她忍受了兩年半，中間沒有一天假期。帕米拉每天爲老太太洗澡、餵飯，還要檢查血壓、打胰島素並餵藥，除了要不時忍受她無端的謾罵，更擔心萬一用錯了藥，自己就會被警察抓了去。在每年的齋月期間，僱主在夜晚宴請賓客，帕米拉就完全沒時間睡覺了。

但是，那也是讓她唯一能尋找到安慰的時刻。參加派對的客人都會帶來自家的家政工，她們來自印度、尼泊爾、孟加拉國、肯尼亞……作爲主家的工人，帕米拉幾乎要承擔廚房裏所有的工作，其他的女工也會默契地聚到廚房裏，打打下手，她們一邊幹着活一邊聊，「如果派對在我家的話，那我會非常忙，更多的時候是聽別人說，但如果下次去別人家遇見，我就有機會說話了。」帕米拉說。女工們都和帕米拉一樣，平日裏也生活在一座座孤島，只有在這些派對上，她們才有機會和彼此說上話，分享着工作中的艱辛和困難。而她們之間的共同語言，只有不太熟練的阿拉伯語。

每次僱主說要開派對，帕米拉都會暗自欣喜。她告訴我，「雖然活兒很累，但能和其他女工能聊上十分鐘，我就非常滿意了。」很多女工都沒有自己的手機，除了派對，她們完全沒有任何機會見面，派對結束時，也不知道下一次還能否再見到彼此。

兩年合同期滿時，帕米拉提出要回家，但僱主，也就是老太太的孩子卻扣押着她的護照，要求她照顧老太太直到去世。她堅持離開，只能花自己的錢買了返程的機票。她離開的那天，家裏的房子剛打好地基，靠着她掙到的68萬盧比，房子終於建起來了。

流離失所，在異鄉也在家鄉

不是所有人都像帕米拉這樣幸運。她的鄰居尼羅西尼（Niroshini Vadivelu）就花費了好幾個月才逃離了僱主的家。

2012年6月，尼羅西尼經人介紹到了沙特阿拉伯東部的濱海城市達曼，在一個十口之家做家政工。剛到僱主家，家裏的另一個女工就開始向尼羅西尼哭訴自己的艱辛，她也來自斯里蘭卡，雖然合同期是兩年，但僱主一直不同意她離開，她當時已經在那家幹了四年。

同樣的命運也降臨到了尼羅西尼的身上。女主人拿走了尼羅西尼的護照和其他文件，還要求她剪去長髮，理由是長髮不方便幹活，還會生蝨子。忍飢挨餓是常事，僱主們經常從外面點餐，女工們就沒得吃。僱主家有十二間房，尼羅西尼和另一個女工要負責打掃所有的房間、洗衣服，有時還要幫廚，還連續幾個月拿不到工資。

尼羅西尼一直想逃跑，但她沒有護照，沒有手機，身上沒有一分錢，甚至沒有一雙鞋，怎麼跑？「每次我都要哭着求她（女主人），她才會給我手機讓我聯繫家人，允許我講五分鐘，而且他們會站在旁邊聽着。」尼羅西尼說。

同屋的女工幫了她不少。尼羅西尼偷偷記下僱主的名字、電話和地址，等待機會。一天，她終於鼓起勇氣跑出了門，穿着以前的女工留下來的衣服，光着腳。「我渾身發抖，怕得要死。」尼羅西尼說，她怕被人看見，躲在一輛垃圾車後面，這時有個印度的泰米爾人叫住她，幫她聯繫了警察。在警察局，尼羅西尼才第一次見到了僱主家的男主人，她發現，男主人似乎對自己所遭遇的虐待一無所知。男主人挽留她，說要把尼羅西尼換到另一棟房子裏去。

尼羅西尼拒絕了，她只想回家。等待了幾天後，僱主終於辦妥了她的手續，當她和其他等待回國的移民勞工坐在去往機場的車上時，尼羅西尼才確信，自己真的可以回家了。「我當時就對着旁邊的人哭了起來。」她告訴我。

很多移民女工都曾面臨類似的命運。富蘭克林（Franklin）在斯里蘭卡外國就業局（賈夫納）工作，負責處理涉及勞工移民的人口販運案件。他告訴我，在卡塔爾等城市，有被中介帶去務工的斯里蘭卡女工，在逃離了僱主家後流落街頭，乞討爲生。但她們仍然不願意主動提起投訴，因爲不想被捲入冗長而複雜的司法程序，有些人最終落入了人販子的手中。

尼羅西尼有三個孩子。她的丈夫曾是猛虎組織的成員，在戰爭中左手癱瘓，右腿也在傷殘後植入了鋼釘。「他之前經常用一條腿騎着自行車到處撿拾木柴，賣到周圍的村裏來賺點錢。」尼羅西尼開始啜泣，哭着說，當時家裏實在太貧困了，她才想去國外賺錢。當時，她的姐姐內薩馬拉（Nesamalar Periyathambi）已經在沙特做了好幾年的家政工。

2006年，爲了逃離戰爭中了無生計的絕望，內薩馬拉去了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做家政工作。她的丈夫作爲猛虎組織的成員在2004年戰死，三個兒子中也有兩個在此後的幾年裏被流彈擊中，留下了終生傷殘。

到了利雅得幾個月後，內薩馬拉就和家人失去了聯繫，母親帶着她的三個兒子隨着戰火遷徙，銀行賬戶資料也丟了。內瑪薩拉說，那時她只能通過電視裏播放的阿拉伯語新聞來了解斯里蘭卡的情況，一邊看新聞一邊哭。2009年初，內薩馬拉在新聞畫面中看到了弟弟抱着自己受傷的兒子，「我很確定那就是我的家人」，她決定回國尋親。

但她剛一落地，就因曾參與過猛虎組織而被逮捕了，內薩馬拉在監獄裏待了21天，最終是送她出國的勞務中介保釋了她。出獄後，內瑪薩拉在附近的難民營瘋狂地尋找家人的蹤影，找遍了瓦武尼亞的七個難民營，花光了所有的積蓄，卻一無所獲。村裏人說，她的家人都在戰爭中死去了。

絕望之中，內薩馬拉又回到了利雅得。但六個月後，她意外地收到了村裏人的消息，說她的家人找到了，他們之前住在鄰縣穆萊蒂武的難民營。

長達26年的內戰讓內薩馬拉的家支離破碎。父親、大哥、丈夫在戰爭中死去，弟弟和兩個兒子在戰爭中留下終身傷殘，戰爭結束後，她一無所有。爲了養活三個兒子，她唯一的選擇還是出國務工，一直在沙特和科威特做家政工。直到2016年，村裏分給了她一塊地，她決定再也不出國了。

「我要走時，僱主告訴我，我想回去的話隨時可以。」內薩馬拉說，「我受盡折磨，就算我死在斯里蘭卡，我也不會再回去了。」

帕米拉和內薩馬拉一家的遭遇，是三百多萬斯里蘭卡泰米爾人的縮影。在26年的內戰中，有近百萬斯里蘭卡泰米爾人移居海外，鄰國印度就有大約10萬人，大多居住於難民營裏。目前，斯里蘭卡國內的泰米爾人數量約爲230萬人，七成聚居於北部和東部地區。

遷徙、難民營和流離失所，是幾乎所有泰米爾人的共同記憶。內薩馬拉原本出生於斯里蘭卡東部的卡爾穆奈，隨着戰爭的爆發，他們一家搬到了400公里之外的賈夫納，十年間輾轉流離於不同的難民營，直到戰爭結束。

留下來，沒有希望

戰爭完全摧毀了泰米爾人的生計。

對於內薩馬拉這樣的泰米爾女性來說，留在斯里蘭卡，意味着一輩子都要在溫飽線上掙扎。根據聯合國2015年發布的一份報告，斯里蘭卡的北部省有5.8萬個女性戶主的家庭，主要是因爲男性家庭成員因戰爭死亡或失去勞動能力。這些家庭的女性，都要像內薩馬拉一樣承擔起養家餬口的責任，但她們的選擇寥寥無幾。

「戰後重建可以說失敗了的。它的重點放在了基礎設施上，而不是農村經濟。」斯里蘭卡政治經濟學家、賈夫納大學高級講師卡迪爾加馬爾（Ahilan Kadirgamar）說，政府沒有對農業、漁業和畜牧業提供支持，很多女性也因爲照料責任無法進入工廠，她們確實鮮少有機會來獲得體面的收入。政府曾經試圖爲失去男性家庭成員的婦女提供生計，比如發放動物給她們養殖，但這些項目也沒有成功，「它必須以社區的規模進行，只給一個婦女一頭牛或幾隻雞是不行的。」他補充說，還有一些私人機構提供農村小額信貸，但沒有創造收入的渠道，反倒讓一些人遭受了高利貸的剝削。

「我現在經常與漁業、農業合作社一起工作。我們試圖做的是找出方法來發展生計，讓婦女可以有更靈活的時間來工作，通過在家工作來獲得一些收入。但政府並沒有真正建立這樣的計劃，所以這一直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卡迪爾加馬爾說。

卡迪爾加馬爾也曾是移居海外的斯里蘭卡泰米爾人的一分子。他的父親是一名歷史學家，戰前也在賈夫納大學教書，戰爭開始後，父親帶着一家人去了日本東京，卡迪爾加馬爾在東京接受了教育，並成爲了一名工程師。但他決定轉向經濟學和人類學，開始參與斯里蘭卡的戰後重建，於是，他又回到了賈夫納。

卡迪爾加馬爾小時候，一共有25家親戚都住在臨近的街區。殖民時期，賈夫納是亞洲最大的港口之一，這裏商貿發達，人民富足，一直到1980年代，賈夫納仍然是僅次於大科倫坡的第二大城市。但戰爭讓中產階級和財富都迅速流失，如今，斯里蘭卡的泰米爾聚居區的貧困率要遠遠高於其他地區。即使是相對富裕的賈夫納，貧困率也爲25%，遠高於全國14.3%的平均水平，最後戰役結束的穆萊蒂武則高達44.5%。

「40年過去了，我們的家族應該有上百個家庭了。但今天，只有我和另一個表親還住在賈夫納。」卡迪爾加馬爾對我說。

在殖民時期的錫蘭，泰米爾人和僧伽羅人的衝突並不嚴重。但作爲種族和宗教少數派的泰米爾人，在斯里蘭卡獨立後遭到了秉承「僧伽羅-佛教至上主義」的兩大主要政黨——自由黨（SLPP）和統一國民黨（UNP）的持續性歧視和壓迫。

1948年由UNP政府通過的《錫蘭公民身份法》，剝奪了70多萬印度泰米爾人的公民身份，他們19世紀被英殖民者從印度泰米爾納德邦送到了斯里蘭卡，幾乎都是茶園的包身工，佔當時斯里蘭卡人口的11%。1956年，SLPP領導的政府又制定了《官方語言法》（又稱「僅僧伽羅語法案」），該法案規定將僧伽羅語作爲斯里蘭卡唯一的官方語言，不僅排除了泰米爾語，也限制了英語作爲中介語言。該法案尤其限制了泰米爾人在政府部門任職，引發了泰米爾人的大規模抗議，也激化了僧伽羅人和泰米爾人之間的矛盾。

衝突層層升級，導致了雙方的多次大規模攻擊和屠殺，並最終在1983年引燃了內戰。持續統治斯里蘭卡超10年、最近才因爲政治危機下台的拉賈帕克薩兄弟，正是因擊潰猛虎組織、結束內戰而積累了政治聲望，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王朝。

戰爭結束13年後的今天，泰米爾人仍然生活在軍國主義的陰影之下。卡迪爾加馬爾說，雖然在2015年拉賈帕克薩短暫下台時，北部的軍事化程度有所減弱，但2019年後又再次加強。

穆萊蒂武是最後戰役結束的地方，它距離賈夫納大約110公里。通往穆萊蒂武的路上，每隔十幾分鍾就能看到一個軍隊的崗哨，這幅場景在斯里蘭卡的其他地區很難見到。穆萊蒂武到現在還隨處可見被廢棄的斷壁殘垣，斯里蘭卡軍方卻在這裏樹立了「勝利紀念碑」。

但戰爭對泰米爾人來說，意味着親人的死亡、失蹤和一無所有。「甚至在戰爭紀念日，人們想要點燈紀念逝去的親人，軍隊卻在慶祝他們的勝利。」斯里蘭卡的非政府組織「全國漁業團結運動」的地區協調員派拉達斯（Singarasa Pirathas）告訴我。

當地泰米爾人的土地、文化也正在被軍隊蠶食。「他們正在摧毀泰米爾的歷史遺蹟，用佛教寺廟取代它們。」派拉達斯說，很多當地人爲求生存，只能找蛇頭偷渡到其他國家，有時被騙得傾家蕩產。他也因爲幫助村民爭奪被軍隊強佔的土地而被警察盯上，警方已經在全鎮貼出了針對他的協查通知。

對孩子來說，自己只是一個「賺錢機器」

內薩馬拉的家，就安在一個軍事基地的附近。從主幹道進入村莊，要經過一個戒備森嚴的營地和一個軍事醫院。村裏的村民，都是因戰爭被安置在這裏的，以前這裏是大片的林地，村民們用木頭、鐵絲網和金屬板圈起一塊地，就安了家。

戰爭改變的不僅是經濟和政治生態，還有當地泰米爾人的家庭和文化傳統。信仰印度教的泰米爾人，傳統上保持着嚴格的種姓等級和包辦內婚制。但在基利諾奇，村裏有很多通過自由戀愛組成的核心家庭，比如內薩馬拉和妹妹尼羅西尼。

「與其把女孩留在家裏，我覺得還不如把她們嫁出去，讓丈夫來照顧她們。」內薩馬拉的母親納伽馬（Nagamma Muthulingam）對我說。但事實上，女兒們才是家裏的經濟支柱。和其他的女工一樣，當她們出國打工時，家庭的照料責任也主要轉移到了自己母親身上。

45歲的馬赫斯（Maheswari Subaruban）也住在基利諾奇的一個村子裏，從2012年起，她就在科威特做家政工，去年九月才回到斯里蘭卡。丈夫平日裏做些建築、農田裏的零活，家裏沒有房子住，三個兒子也要讀書，她決定出國打工掙錢，拜託自己的媽媽和姨媽照顧丈夫和兒子。姨媽去世後，年邁的媽媽也很難再承擔繁重的家務，去年，她在丈夫的要求下回來了。

她的第一份工作主要是清潔和照顧嬰兒，半年後，僱主家再添丁，她從孩子出生的第七天就開始接手。「從早上6點到晚上10點，我要一刻不停地照顧他們。」馬赫斯笑着說，「我還要給孩子餵奶和喂藥。除了晚上睡覺和中午一小時的午睡，我才是孩子們的母親。」

雖然全年無休，但馬赫斯覺得自己很幸運，遇到了好的僱主，會耐心地教她阿拉伯語，也沒有拖欠過工資。甚至在疫情期間，她也得到了僱主的妥善安排，提供了防護物資，還在科威特打到了COVID-19疫苗。但長時間與家人分離，對孩子和她來說都是大問題。「我以前經常在睡前給孩子們打電話，斯里蘭卡已經兩三點了，孩子們半夢半醒地接電話，就我在電話那邊自說自話。」她說，丈夫因爲不滿自己離開家，有近一年不太和她說話。

她理解丈夫所經歷的孤獨，但馬赫斯覺得，自己必須要爲了兒子的未來而儲蓄。用她掙到的錢，家裏建好了房子，「科威特風格的」，她笑着說，表示房間的面積非常小。「但如果我兒子將來要結婚，總不能讓兒媳婦也住在這麼小的房子裏吧。」馬赫斯說，她一直想再回到科威特，但丈夫不同意。因爲姨媽去世後，沒人再給他做飯了。

爲兒子的未來做準備，在丈夫看來似乎並不是最緊要的事。「他掙的錢可以餬口，但這還遠遠不夠。」馬赫斯告訴我，她很高興自己爲家裏做了貢獻，但也希望丈夫能承擔起更多的責任。

「只要他一鬆口，我馬上就拿起護照回去。」她說。

考慮到女工遷移到國外可能給家庭帶來的影響，斯里蘭卡外國就業局在2013年推出了一項政策，要求女工在移民前必須要完成「家庭背景調查」，若有孩子的年齡在五歲以下，則不得出國務工。此外，政府對單獨對女性移民勞工的年齡做出了限制，稱意在保護女工和「留守孩童」。但這卻將一些女工推向了僞造證件的黑市。基利諾奇移民勞工協會的拉傑夫卡蘭（Kenath Rajeevkaran）告訴我，僞造證件在移民勞工中非常常見，甚至有人爲了更易獲得中東的僱傭機會而僞造一個穆斯林的身份。

亞太婦女、法律與發展論壇（APWLD）的移民團結與權利項目官員劉嘉美（Ka Mei Lau）認爲，這些只針對女性的禁令都是基於性別的歧視，認爲女性的權利必須受到限制來獲得保護，但往往無法起到保護女工的作用。「旅行禁令並沒有阻止女性移民到國外尋求生計，而是迫使她們以危險的方式旅行，或者成爲人口販運的受害者。」她說。

但「留守孩童」確實是很多女工的最大擔憂。她們覺得，母親不在身邊給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問題，就算自己回家了，孩子們仍然會對母親的缺席耿耿於懷，對孩子來說，自己只是一個「賺錢機器」。

「這充分說明了制度和政策如何對待她們。」劉嘉美說，很多國家並未給移民女工提供充分的支持，「在本國提供足夠的教育、醫療服務和兒童護理支持，從而讓兒童全面獲得良好的照料，一直都是社會的責任，而不僅僅是母親的責任。」

需要修補的，也不只是和孩子之間的裂痕。帕米拉說，她回家後，村裏人會在丈夫面前說閒話，說他的妻子「從國外回來」，暗指她在國外做了一些不正當的事來賺錢，丈夫很不痛快。「我這才將我所遭受的折磨一一告訴他，哭了整整一天。」她說，她辛辛苦苦賺到了錢，但丈夫卻聽信閒言碎語，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所遭受的痛苦。

危機時，再次「被出售」的女工

從中東回來後，內薩馬拉一直靠做一些農活和打零工爲生。村子周圍有幾個製衣廠，但她超過了年齡限制，去了三次面試都沒被錄用。2019年3月，她聽說基利諾奇移民勞工協會需要兼職社工，就開始爲協會工作，聯絡村裏其他的移民女工，每月能拿到幾千盧比的報酬。

在協會舉辦的會議上，很多女工第一次公開分享自己工作的艱辛。不少人都曾在僱主家遭遇過虐待，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我的一個遠房親戚，她就被僱主用電熨斗和釘子虐待，她回來一週後就去世了。」內薩馬拉說。

村裏目前有17個女工是協會的成員，內薩馬拉向她們傳播安全信息、普及勞工權利和法律知識，組織女工們參加反映勞工困難的戲劇，也做一些調查工作。隨着斯里蘭卡經濟的崩潰，大約有一半的女工正在考慮再次出國務工。

過去的幾個月裏，一場由外匯短缺引發的致命經濟危機席捲了島國斯里蘭卡。食品價格飛漲，燃油和燃氣極度短缺，嚴重時每天停電長達十幾個小時，大規模的民衆抗議推翻了拉賈帕克薩政府，整個國家幾乎陷入癱瘓。7月初，臨危受命的前總理拉尼爾·維克勒馬辛哈公開宣稱，斯里蘭卡已處在「破產狀態」。

這場致命危機並非突如其來，而是早有端倪：2021年下半年，斯里蘭卡就因外匯儲備嚴重不足而被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接連下調主權信用評級。持續近三年的全球新冠疫情，不僅衝擊了斯里蘭卡的主要外匯收入行業，也讓它長期以來的經濟增長隱憂暴露無遺。

印度作家漢斯曼（Rohini Hensman）總結，1980年代的新自由化政策，爲斯里蘭卡開啓了高負債的經濟模式，外債在拉賈帕克薩兄弟執政時期迅速增加，「其中大部分是由該家族的虛榮心項目和無休止地讓資金流向國外造成的」。前總統戈塔巴雅·拉賈帕克薩的減稅措施、化肥進口禁令則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導致了斯里蘭卡的外匯枯竭，經濟癱瘓。

在致命的經濟危機中，內薩馬拉和尼羅西尼這樣的女工們無疑是最脆弱的群體之一。

尼羅西尼因爲年紀稍輕，在鎮上的一家製衣廠做縫衣工，她的兩個女兒也同樣是縫衣工人。她每天工作十個小時，除了共計45分鐘的吃飯和茶歇時間，要一直站在縫紉機前工作，只有週日休息，目前的月工資是2.3萬盧比。

雖然家裏有三份收入，但生活仍然捉襟見肘。尼羅西尼每月要還1.2萬盧比的貸款，大女兒和丈夫分居了，兒子也由她來照顧，家裏沒存到一分錢。「我的女兒也和我一樣掙扎在貧苦線上，生活還是一樣。」她說。但與在沙特的工作相比，她已經很滿意製衣廠的工作，甚至在疫情停工期間，工廠也發放了基本工資。

紡織和製衣行業，也是斯里蘭卡最重要的外匯收入行業之一。它直接或間接僱傭了超過一百萬人，創造了斯里蘭卡總出口的44%，預計2022年底的出口額將達到60億美元。除了像尼羅西尼這樣「迴流」到紡織行業的移民女工外，數以萬計的年輕女工們也會離開家鄉，去科倫坡或南部的大型製衣廠工作。這些製衣廠低廉的價格僱傭女工，產品將被出口到歐美發達國家。

不管是在斯里蘭卡還是中東，女工的勞動都是以低廉的價格，被出售到了全球化的受益者那端。

爲了緩解外匯危機，斯里蘭卡政府解除了對移民女工的年齡限制，也不再要求她們提供「家庭背景報告」。但這也意味着，更多別無選擇的女工將被迫踏上這條充滿未知和危險的道路，隨着移民勞工數量的激增，政府能爲她們提供的保護也將形同虛設，她們可能陷入更爲脆弱的境地。

國際勞工組織（斯里蘭卡）的國家項目協調員瓦納蘇里（Nishantha Warnasooriya）說，因爲疫情中很多女性家政工從中東國家回到了斯里蘭卡，所以現在對家政工有很大的需求，這樣一來，移民女工也更容易找到工作，所以在當下的危機中，有很多女工會選擇去中東工作。

但在特殊時期，使館的人手十分有限，移民勞工可能很難聯繫到使館，她們的第一聯繫人仍然只能是家人，再通過國內的中介或外國就業局聯繫使館，以獲得幫助。

此外，移民接收國的政府也應該爲勞工保護負起更多的責任。「目前，斯里蘭卡已經與16個國家簽訂了23項雙邊協議（其中18項仍有效），還通過國際、區域等多種對話機制來推動移民勞工權利保護機制的建立和實施。」瓦納蘇里說，目前斯里蘭卡的雙邊協議要比以前更有效，但問題在於，隨着更多的斯里蘭卡勞工希望出國就業，市場的供需越來越向移民的接收國傾斜，這樣一來，斯里蘭卡也正在失去討價還價的籌碼。具體政策的執行問題，也需要各方繼續不斷地推動。他還補充說，國際勞工組織還更新了全面的「迴流移民」政策，但因爲政治局勢動盪，仍在等待政府通過。

「移民制度和政策應該建立在人權和性別平等的基礎上。」劉美嘉說，除了取消各種旅行限制之外，政府還應該提供足夠的信息，讓女工能在移民方面做出明智選擇。從長遠來看，政府還應該於解決並消除迫使女工出國務工的的結構性因素，例如國內體面工作機會的匱乏。

內薩馬拉的三個兒子都已經二十多歲了，但全家還是靠她的一己之力來生活。用這些年來掙到的錢，她建起了三間小屋子，把牆壁粉刷成了藍色，沒錢買玻璃，就用紙板擋着。房間裏唯一的傢俱是一個組合櫃，上面的兩層擺滿丈夫和兒子的照片，唯一一張自己的照片放在最下方，那是丈夫還在世時，她生日那天拍的。

小兒子的腦部還留着戰時受傷的那顆子彈，要取出來難度太大，他雖然目前生活能自理，但內薩馬拉把他看得很緊，怕他受到村裏一些年輕人的影響，沾上酒精和毒品。「戰爭結束了，這裏仍然沒什麼發展，年輕人只能遊手好閒。」她說。

我問她，當下支撐她的希望是什麼？內薩馬拉輕聲說，「我相信神靈。」

該報道受到了亞太婦女、法律與發展論壇（APWLD）「移民和移民婦女人權」媒體獎學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