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醫管局員工陣線最終章︰二萬會員變七百，組織新工會的殘酷與美好

【編者按】香港反修例運動後，不同行業的新工會迅速冒起，團結勞工階層就不同議題爭取權益，甚至發動大罷工，彰顯群眾力量。其中，由香港醫管局員工籌組的「醫管局員工陣線」最為聲勢浩大。碰上疫情，工會發動罷工要求封關，會員人數最高峰時直飆到二萬人。不過，隨着實施國安法，加上民主派初選大抓捕之中，有意參選立法會的時任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被捕還押，工會的理事、成員都開始走的走、沉默的沉默。最終，這個工會只剩下700人，而理事只剩下醫管局護士雷樂雯和她的妹妹，她倆為這個成立兩年半、曾發動8000人罷工的工會，做個終結。作者寫下雷樂雯這兩年半的工會路，當中有對香港的期許，也有對人性的失望。走到今天，結局未必如最初所願，她坦白說出在這條路上遇上的一切殘酷和美好。

2022年6月24日晚上，酒店的會議廳正在進行醫管局員工陣線（HAEA）特別會員大會。受防疫條例所限，參加大會的數十名會眾只能分散地坐在各自的椅子上，在倘大的會議廳中尤其顯得疏落。會眾默不作聲，靜靜聆聽台上的工會理事解釋議程，寂靜得偶爾有電話發出訊息鈴聲，也份外響亮。

會議廳屏幕打出一行大字：「動議通過於2022年6月30日解散醫管局員工陣線」。講台上有一名工會理事，向會眾解釋接下來的投票程序。這名外型清瘦、右手滿佈紋身的工會理事是雷樂雯，部分台下會眾對她的名字感陌生。他們都知道，本來負責主持會議的人，現在已經不可能在場——那些前主席、前理事，有人在監獄中，有人移居海外。

投票程序匆匆完成，動議以57票贊成，3票反對通過。雷樂雯走到講台中間，略帶尷尬地向會眾說，她有一些說話想分享。「我在工會認識過一名面臨審訊的醫護朋友，我問他在坐牢前最想做甚麼。他的答案不是遊山玩水、吃喝玩樂。他說，他希望把勇氣和希望帶給身邊的人。我也希望，HAEA這個地方也曾經帶給大家勇氣和希望......」

她的聲線開始哽咽。她身後的屏幕，寫着「未來見」。

一、群眾運動

雷樂雯沒有想過，在醫管局員工陣線結束前的最後一次會員大會，是要由她來作總結。一般人認識這個工會，都會想起前主席余慧明、前副主席羅卓堯，雷樂雯是一個不算起眼的理事。但她身旁的人都因各種原因離開了，留到最後的，便是她。

她形容自己原本是一個「好普通嘅姑娘仔（很普通的護士）」，初入行時，還會因為工作壓力太大，放工後在家哭泣。社運、政治，她參與不多，唯一一次是2014年的雨傘運動，但也只是和同學到金鐘「參觀」。那場運動結束後，她的生活便回歸日常。2018年畢業後入職成為外科護士，上班、下班，和一般人無異。

2019年爆發的反修例運動，改變她生命的軌跡。「出現了『齊上齊落』、『共同體』這些概念，覺得有一種責任，是要大家一起去完成的。」

當時同樣是醫護的妹妹，邀請她加入一個Telegram群組，裏面有很多素未謀面的醫護同事。他們負責不同工作，雷樂雯喜歡畫畫，於是幫忙設計文宣。

「有警察到醫院拘捕傷者，令傷者不敢到醫院。這對醫護界有很大衝擊，令我們覺得作為醫護守護不到醫患關係。」於是他們籌辦了一次醫護集會，有近萬人參與。集會後，在大學實習時認識的師兄羅卓堯聯絡她，問她「有沒有興趣組織工會」。

那是2019年11月的事，發生過「大三罷」罷工、罷課、罷市行動，和中大、理大衝突。就在理大衝突後，她去紋了手上的第一個紋身——「He was you, and me. He was all of us.」，這是每次她看見受傷、被捕的人，都會想起的一句話，「他可以是我們任何一個人」。

那時候，她開始相信群體的力量，「是由個體牽動個體，才會成為群眾，然後才會產生運動。群眾運動，最根本的一定是群眾，直到工會完結這一天，我都在說同一番說話。我覺得這件事，是不能失信的。」

有這種信念，是因為她曾經被一個在運動現場中受傷的人擁抱過。她形容，那個來自陌生人的擁抱勝過千言萬語，令她以後都覺得，他們經歷過的所有事都與自己有關。

「他們的犧牲會影響到身邊的人，是他們的犧牲影響了我。」

於是她答應一起籌組工會。她對工會這東西，沒有太多具體的想像，覺得工會就是一個載體，一個能令人聚合的地方。只要人能聚在一起，便能做到原本不可能做到的事。

二、罷工

在最初的職工會表格上，醫管局員工陣線只有8個會員，雷樂雯是其中之一。對她而言，這個新成立的工會「不是那些搞工人權益的工會」。她當時只有一個目標：「罷工」，透過「工會戰線」延續理念。

籌組工會

籌組工會的第一次會面，有一個穿行政裝束的女子坐在雷樂雯對面。她對着電腦默默地撰寫會議紀錄，感覺十分認真，她叫Winnie，余慧明。他們在會議上討論工會職位，大家都不太願意擔任主席，而令雷樂雯意想不到的是，她眼前這個一言不發的女子，最後竟然願意擔此重任。「我想連她自己也想像不到。」

罷工的出現，比雷樂雯當初想像的來得更快。

2020年1月21日，Covid-19患者搭乘高鐵由武漢抵港，出現首宗確診個案。兩日後，第二宗「高度懷疑」個案出現。醫管局員工陣線當晚召開記者會，當時工會的會員人數有二、三千人，但這個記者會，只得一名來自《蘋果日報》的記者到場。

「我們都清楚這個工會是想做甚麼的。」這一晚的記者會沒有令他們洩氣，工會內部隨即開會討論罷工計劃。社會對封關的訴求逼切，他們甚至沒有討論過罷工的可行性，便匆匆訂立了一個時間表，決定要進行罷工。

工會在1月25日公佈罷工計劃後，短短兩三日之間，網上填表申請入會的人數過萬。他們在位於旺角的學聯會址舉辦的「會員招募日」，加入工會的人龍由大廈9樓沿着樓梯一直排到旺角道街頭。當時工會還未開設銀行戶口，會費都只能由人手點算。「那時我身邊每一個人都付出自己的所有，去發動這一場罷工。」

罷工在2月3日正式展開，工會提出「五大訴求」，包括要求政府「全面封關」、向醫護人員提供足夠口罩、配套等。參與罷工的醫護紛紛到各間醫院門前排隊簽到。拿着「罷工救港」標語牌的醫護坐滿醫管局大樓大堂。工會宣布參與罷工人數逾8000人。

這一刻，群眾的力量似乎可以帶來希望。

但是，一連五日的罷工，醫管局和政府沒有答應工會任何訴求，更指醫護罷工會影響緊急服務；而罷工的參與人數也逐漸減少至5500人。罷工最後一日，他們曾衝上醫管局大樓其他樓層，要求與管理層對話。最後，工會需要會員投票決定罷工是否延續下去，結果是過半數人否決。

投票結束，很多人在會議室中泣不成聲。雷樂雯也不禁落淚，「那一刻會想，我們有沒有做到甚麼呢。我們好像用盡所有力氣去嘗試，但突然就結束。那時候差不多社會上所有焦點都在我們身上，本身以為這時會有其他東西出現，有其他人『接棒』，但最終沒有。罷工令我看清楚現實，原來這件事是這麼難。」

更艱難的是行動後如何繼續組織工作。「罷工完結後，有很多人再也沒有出現。」

三、「揼石仔」

經歷過罷工，醫管局員工陣線擁有逾二萬會員。他們曾多番開會，討論如何將會員數量轉化為更實在的組織力量。他們計劃參考外國工會，在每間醫院建立工會分部，每間醫院都有工會的核心成員擔任分部聯絡人，從而建立一個有系統的組織。

但真正願意參與工會運作的人，只有極少數。

「罷工之後想過很多方法聯繫會員，最後找到一些人成為工會的核心成員，但比自己當初想像的相差很遠。」雷樂雯正正是負責會員聯繫工作。「好像人的熱情一下子退卻了。」

為了令會員更投入參與工會，他們嘗試引入會員福利，花很多時間聯絡不同小店提供折扣，同時工會也會處理會員求助，替會員向局方爭取權益及改善工作待遇。但這些，都不是雷樂雯當初想像做工會的方式。

轟烈的工潮過後，雷樂雯發現工會的日常，原來是這種細微而苦悶、難以量度成效的工作。「每張會員證都是我手寫出來的，一晚可能寫到幾十張拿去寄。當我嘗試去令自己做得舒服點時，會去想，可能這種細微的工作，即使是帶來一點細微的轉變，可能最終都會累積，達到一些目標。好像是揼石仔（一步步積少成多），為了鋪一條路出來。」

她幾乎付出所有工作以外的時間在工會上，放工後到工會開會，放假便到醫院擺街站。護士需要輪班工作，有時同一天上午下班後，晚上又要再上班，中間的時間她就會去處理工會事務。

但現實是，仍有會員向工會抱怨，為何遲遲收不到會員證、為何沒有某些店鋪的優惠、為何工會沒能爭取更好待遇，諸如此類。

「我們從小到大都不是做這些工作，原本只是一個『姑娘仔（護士）』，懂得打針派藥做手術，但對這些（工會）工作一竅不通。會員可能看不到這些東西，看不到其實我們和你一樣，原本是你的同事。」

四、戰友

醫護罷工結束不足一年，2021年2月28日，工會主席余慧明因參與民主派初選被捕，與其他民主派參選人一同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即時還押。直至同年7月才獲批保釋。

雷樂雯說，在余慧明入獄之前，其實對她不算很認識。

「對她的認識就只是透過開會，只有（工會）工作上的關係。知道她是一個很執着的人，對身邊的人十分嚴厲，也有很多人受不住她的脾氣。她有自己的原則，當別人達不到她的期望，會拍枱說『我唔係要呢啲呀（我不是要這些呀）』。」

工會內部，幾乎每一個人也曾經被余慧明拍枱大罵，有些人受不住她的脾氣，退出理事會。工會理事間的關係，稱不上融洽。曾有不同記者訪問過他們，報導形容他們是「一家人」。雷樂雯笑說，「我們這班人，在梳化坐在一起也覺得尷尬。理事之間各自都有工作，工作的時間又各有不同，聚首的時間就只有開會，沒有太多時間認識、相處。」她補充，「如果是Winnie的話，會用『戰友』來形容我們」。

而她對余慧明這個戰友，是100%信任。

「她是付出自己的所有給這個工會。工會收到每個電郵她都會看，事無大小也會親身處理。她做的所有事、想的所有事，都是以工會為首要。」

余慧明所付出，不只是她的心力、時間、情緒，還有自由。

就在余慧明正式被落案起訴、須即時還押的同一天，工會仍在旺角街頭擺設街站，呼籲市民關注安心出行及疫苗等議題。最終街站被多名警察包圍及警告下中斷。

五、「唔忿氣」

縱使工會失去主席，其他人並不想就此放棄。

在限聚令下，他們仍然去擺街站，被警察檢控罰款；經常就政府防疫政策發表評論，被政府指責「誤導公眾」；嘗試舉辦六四放映會，被電檢處人員上門警告。在國安法下，醫管局員工陣線是僅有仍然積極表態的工會。

但政治形勢急轉直下。2021年7月，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5名理事因出版《羊村十二勇士》等繪本，被控「串謀刊印、發布、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罪」。曾是香港最大單一行業工會教協，於8月宣布解散。而民主派中最大型的工會組織職工盟，亦於9月啟動解散程序，稱成員受到安全威脅。

9月，醫管局員工陣線收到職工會登記局的調查信件，指工會經費涉嫌用於政治用途，就多項工會活動，要求提交資料進行調查。同時他們亦不斷收到四方八面傳來的「消息」，指工會「不會過到十一（10月1日）」，甚至理事有可能被捕。

這時，雷樂雯身邊最親近的戰友、邀請她籌組工會的副主席羅卓堯，因人身安全考慮決定離開香港。其他工會理事，有人移居海外，有人退出理事會。決定留下來的理事，只有3個，僅僅符合會章規定理事會人數的下限。

雷樂雯是其中之一，她留下來的原因，是「唔忿氣（不忿氣）」，她不想工會就這樣結束。

但現實的政治環境，已不容許工會繼續積極發聲，他們將工會「轉型」，為會員舉辦各種不同的興趣班、活動，由手作蠟燭、西洋書法，到拳擊班等等。在宣傳文字中，工會寫上希望「我們能夠看見彼此」。

但活動的反應，一直未如理想，參加工會活動的人數寥寥可數，有時10多人，有時只有幾人。工會很快從大眾的目光中消失。會員人數急促下滑。

「當時也有想過這種轉型，算不算是一種揼石仔的過程，我也期望過活動能令工會再次聚人。但最後發現，工會能夠凝聚人的，是它的價值和理念。透過活動凝聚到的人，就只是來參加活動。」

「第五波疫情發生時，作為一個醫護工會，應該是要講得更多，爭取得更多，但當時我們是Do nothing（沒有做什麼）。」有話而不敢說，是因為國安法，更是因為恐懼。有工會理事聲稱被跟蹤，由下班到回家都被監視。「理事之間的矛盾，（就第五波疫情）有人想講，有人不想講，令我們無法走下去。我覺得我們是有能力做得更多的。就算我們不能再號召行動，但至少可以做一點事讓人們看見。」

六、世界是殘酷，但也美好的

2022年3月，再有一名工會理事在壓力下辭職。理事會人數剩下兩人，不足工會會章規定。同月，一度獲准保釋的工會前主席余慧明因「違反保釋條件」，再被國安處拘捕，再度還押。

5月，工會再次收到職工會登記局的調查信件。

和雷樂雯一起留下來的工會理事，只剩下當初邀請她加入Telegram群組的妹妹。她們決定展開工會解散程序。傳媒報導，工會解散是因為「政治壓力」。

但她說，她從來不是因害怕被捕而想解散工會，對她而言，工會無法走下去的真正原因只有一個：「佢已經唔再聚人喇（它已經不再聚人了）。」

當初因工會發動罷工，雄心壯志下加入工會的逾二萬名會員；但在工會解散的一刻，只剩下約700人。

雷樂雯回想當初，他們一班素未謀面、對工運毫無認識的人一起建立這個工會，所有事都是由這幾個人親力親為，由零開始做起。當中經歷過8000人眾志成城罷工，經歷過和一眾同事到不同醫院擺街站，經歷過主席被捕但其他理事仍想堅持下去。

來到最後解散的時刻，又回到所有事情都只能親力親為的狀態。身邊曾經站在一起的戰友，都因為各種原因離開了。

「我是自己選擇走到這一步，我見證了這一個現實，見證這一個工會失去它原本的價值。」

她記得，有一晚她妹妹工作至深夜，突然伏在電腦前痛哭，說為甚麼最後只剩下我們兩個，為甚麼其他人可以就這樣離開。

甚至在工會解散需要變賣資產時，因為雷樂雯姐妹二人一些疏忽，有一個會員便指責她們「呃錢（騙錢）」。「想不到走過這兩年，仍然有人不相信你。」這種失望和打擊，比政治壓力更大。

但來到最後這一刻，雷樂雯說，她感恩身邊仍然有人陪她留下來，走這段路。

令她能夠走到最後的，是在工會認識的兩個人。

其中一個，是一名因反修例運動身負刑責的醫護朋友。他在工會成立初期便成為工會的義工，後來他寫了一篇感言給工會，「他說好多謝工會，當他處於一個困境、一段絕望的時間裏，工會讓他看到希望，令他覺得自己仍然可以做一點事。」

當時這番說話，令雷樂雯相信，工會是代表一種希望。

「我原本以為，當一個人面對數年刑期，也會感到很絕望，未必想做任何事。但他讓我感受到，他無論如何都想戰鬥下去。在這段時間，擁有希望是一件好難的事，但工會可以帶到希望給別人。」

她在會員大會中的最後感言提到這位朋友，「他在最後的時刻，仍然想把勇氣和希望帶給身邊的人。」

「如果沒有這份勇氣，我應該不會堅持下去。」

另外一個人，是余慧明。在余慧明被捕之前，雷樂雯原本只認識她工作、強硬的一面。但自從她被捕後，雷樂雯開始認識到她軟弱、感性的一面。

「Winnie保釋出來後，曾經跟我講過一件好有趣的事。」

她和余慧明都有看日本動漫《進擊的巨人》，當中有一幕場景，對白是「這個世界是殘酷的」。於是她用上這句對白做口頭禪，常常抱怨「世界是殘酷的」。

有一次余慧明聽到她又在抱怨，突然對她說，要記得那一幕場景中，「世界是殘酷的」下一句，是「但也美好的」。

「Winnie叫我去感受一下身邊的人，你會發現有一些很美好的人在自己身邊。」雷樂雯說余慧明在保釋出來這段期間，有時重遇一些寫信給自己的筆友、工會會員等等，見面時會抱在一起哭泣。

「我沒有想過是由Winnie叫我去相信『但也美好的』，她叫我要用心去感受。」

雷樂雯也不是很明白這句的意義，直到最後一個會員大會，她忍淚說完最後一段感言後，一個又一個原本她不認識的會員，忽然走上前來擁抱她。

「這可能就是Winnie想我感受的事，之前我感受不到。」

這個曾經代表希望的工會，最後還是以解散告終。雷樂雯也回歸日常，每天如常到醫院工作。醫院內再不會看見連儂牆，也不會再有人提起當日的罷工。雷樂雯也不是當初的那個「姑娘仔」，比起當初她已習慣了生離死別。「作為醫護，能夠參與在不同人的生命當中。即使未必能改變結局，但至少可以陪伴到別人的最後一程。」

不用上班的時間，她會一個人去法庭旁聽，即使她不認識坐在犯人欄內的人。「我常常說，2019年的事仍在繼續發生。」苦難並沒有隨時間褪色，正如她當天在手上刺上的那句「He was you, and me. He was all of us.」紋身。

兩年間，她的手臂上多了不同紋身。其中一個是一群哈比人拿着1664啤酒，慶祝戰勝了邪惡生物。1664，是雷樂雯在工會的會員編號。

「如果自己的心態一樣可以回歸日常，其實就不會難受，難受的是很多事都無法放得低。」她心裏無時無刻都有一種不忿氣，這感覺最令人難受。她回想自己過去種種執着，「我就好像是放棄了，但想堅持的心仍然存在。」

「工會這個載體消失了，不代表不能繼續去相信人的力量。我依然相信人的力量可以做到好多事，但現實上我是看不到希望。可能有一日，人的力量又會令希望重新出現。」

「在工會的歷程中，我看到人性的光輝和醜惡。因為工會，我認識到很多好人。」

那麼，現在的世界，是殘酷，還是美好？

「我仍然覺得是殘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