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E考生的跌宕三年：高中生活從未開始，回憶只剩下Zoom

2022年的香港中學文憑試（DSE）考生，歷經跌宕的三年，終在7月20日迎來放榜日。2019年，他們在一片熾熱的社會運動裏開展高中生活。2020年，疫情席捲香港，他們在停課和復課之間，向人生其中一場最重要的考試衝刺。在學生廢寢忘餐的同時，限聚氛圍籠罩了城市，各種政治和新法整頓亦陸續上馬。

社會的劇變如同散落的玻璃碎片，刺痛許多年輕人的日常生活。從疫情、防疫措施，到社會運動和政治環境轉變，學生身處其中，無法獨善其身。他們發現，自己對任何的事物再沒有十足的把握。

「迂迴曲折的三年。」考生梓琳說，「我由細到大都覺得，生命就是中學畢業、考DSE，讀完大學再工作。現在發現不是的，人生有好多變化，可能下一秒就會走向另一處。」

在這一場DSE大考以外，年輕學生還得面對許多的考驗。他們要怎樣在疫情和隔離裏，應對新的人際關係和學習模式？在新香港的訓律下，他們怎樣理解同齡人被囚禁、或是離開香港的現實？要怎樣思索眼前路？

考試前，「執定走佬袋」

多年以來，DSE考期一般定在春季，年初是考生的最後衝刺期。今年，約有4.2萬名日校生和5000多名自修生報考DSE。但在2022年2月，Omicron在香港爆發，考試安排亦遭受重大打擊。當時，中六考生阿熹在手機收看疫情新聞，一天比一天害怕。

阿熹出身基層家庭，和家人住在公屋單位，他每天坐在雙層床的上層，盤腿打開一張小桌子溫習。年初，他在外面找到一間不錯的付費自修室，但是，2月中疫情爆發，職員宣布自修室要暫時關門。

離開自修室時，阿熹和其他無助的考生打開了話匣子，很快便決定在工廠合租房間。他們不確定這樣做會否違反防疫政策，但卻覺得，「我們沒有選擇啊。」

然而，疫情愈趨緊張，延遲DSE的消息曾經傳出，但教育局和考評局最終決定繼續以4月為開考目標，取消一些科目，亦把考期由一個月壓縮至三星期。當時，政府傾向不讓確診考生赴考，如最終取消考試，便以校內上學期成績評估，換算文憑試分數。

對計劃考上大學的香港考生而言，失去應試機會，幾乎等同被取消參賽資格。阿熹愈來愈緊張，他要求自己時時刻刻都戴上口罩，吃飯前、乘車前後要消毒雙手，電話掉到地上也要徹底消毒。

「我和同學見餐廳有人咳，以後都不敢去。」他說。「我們甚至想過，考試前14日都吃同一間餐廳的蝦仁炒蛋飯，怕腸胃吃到新的東西，會肚痛什麼的。」其後，考評局宣布讓確診、檢疫考生到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應試，考生才放下心頭大石。

開考前一個月，阿熹還是因家人感染而確診。他硬着頭皮按照原定計劃溫習，但Omicron刺痛他的喉嚨，視線一對上課本就頭痛，他只好不斷睡眠祈求盡快復元。在衝刺階段感染，他既焦慮又不安，「覺得好蝕底（吃虧），為什麼是我？」

他後來冷靜下來，安慰自己：「這幾年經歷這麼多，你已經盡力，再不安也沒有用。」

應試的每天早上，Wyn熟練地把病毒快速測試棒塞進鼻孔，20分鐘後，她把陰性檢測棒放在准考證旁邊拍照。到達試場後，她必須穿過體溫檢查站、申報表檢查站，才能坐到考卷面前。「很怕突然發燒，臨考前都會用散熱貼片。」

Wyn是另一位應屆DSE考生，她覺得考試期間「很抑鬱」。「政府常常轉來轉去，感染了不知怎麼辦，時間表轉了又不知怎算。」

臨近開考，有調查發現不少考生面對嚴重的情緒困擾。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在2022年的1至2月期間研究中學文憑試考生的精神健康狀況，在受訪的543位應屆DSE考生中，6成半有嚴重或中度情緒困擾，當中4成半有嚴重情緒困擾，近兩成有中度情緒困擾。他們的壓力來源，主要來自於擔心考試成績、家人期望，以及疫情對考試造成的影響。調查又發現，當考生情緒觸礁，近3成半不會尋求任何幫助。

協青社旗下清聆心理服務統籌主任龍映如，接觸不少青年人，她觀察到，今屆考生在考試以外有很多擔憂，例如第五波疫情來襲，考生突然提早放暑假，深感無法掌握防疫安排；部分學校趕不及考校內模擬考試，有的直接取消，有些轉為網上考試。

她說，部分學生會把個人感受暫時放在一邊，並會花許多心力確保應試順利：「考生會執定一個『走佬袋』（跑路用的袋）——他們要放很多科目的溫習文件，文具和日常用品，預備一旦確診或圍封強檢，就搬去竹篙灣。」

回望這三年，她說︰「由社會事件開始，之後疫情，他們的整個高中生涯，就是在停課、復課、網課之間不斷地循環。」

高中三年，回憶就是Zoom

Wyn身穿黑色上衣，胸前有一個以銀色膠珠拼貼的圖案：一個飛翔的心。她個性開朗，喜歡獨立歌手Serrini，想要學她無視惡意攻擊，我行我素。她說話一時興奮，一時納悶，腦裏很多奇想。「三年只有一年半見到同學。」在隔離狀態裏學習，她總覺得厭悶。為了解悶，她在YouTube開設頻道記錄每一天備試的生活。

她這樣形容過去的三年高中生活：「別人說高中才是青春的開始，但我們沒有那種快樂，好像失去了那種青春。」

2019年9月，他們剛上高中，反修例運動如火如荼，不少年輕人回到校園，以靜坐或組成人鏈等方式表達訴求。年底，對社運的鎮壓迎來高峰。及至2020年初，Covid-19病毒中途插入，中學生未來得及消化社會種種，便被捲入網課新生活。

Wyn最初得知可以像大學生般上網課，很是興奮。但很快她便感覺厭倦。

登入Zoom的虛擬課室，「以為是新體驗，怎想到是惡夢。」網課對專注力和體力的要求高，而沒有課室的集體學習環境，大家的學習動力減；老師上課不時有甩漏，例如把網課時間安排得太緊湊、家人中途打斷授課等等，「我們沒有時間適應，也不知怎樣去學習。」

另一方面，課外活動經驗可以增加大學錄取的機會，甚至變為必要的競爭條件——但疫情期間，所有課餘活動都停擺。Wyn喜歡吹長笛，一直很熱衷參加管弦樂團，但這些排練，和不少由公司或機構主辦的比賽或義教，都因防疫政策緊張而取消，「老師說我們那一屆比較落後，比其他小朋友欠經驗。」

防疫和隔離徹底改變了學習，也改變人和人的關係。在香港的中學，陸運會、水運會、高中的最後一個上課日（Last day）等等，是同班同學共同經歷的有趣日子，但Wyn數算着：「我們三年沒有辦水運會；Last day也轉成Zoom online，只有老師說話。」

從前，她一直羨慕學校為中六生慶祝Last day的傳統。這些即將離開中學的學生，可以在這最後一天在學校拍照留念，在樓頂拋出紙飛機，「好感動，有一天會到我的！」Wyn說，「然後就沒有了。」

協青社龍映如觀察到，這幾年的學生跟朋友的相處、同輩之間的支援相對較少，「對他們身心發展而言不是很平衡。」她說，「你的回憶和經歷，就是由高中旅行等活動堆砌，但他們缺少了這些環境。」而社交平台未能完全取代面對面的相處，「人和人相處有些實體接觸、或共同經歷會更真實，感覺也會更深刻。」

Wyn正是在疫情期間和男朋友分手。「約過一次，但我們很小心。沒約吃飯，戲院也關門，就是在中西區走來走去。」二人拍拖不足一年，男生原本就計劃到澳洲讀書，他們的關係因為少見面而冷淡，最終分手。當然，也有一些他們意想不到的、同學之間的戀情，在隔離期間因Instagram等社交平台而衍生，「沒有疫情，他們是不會在一起的！」

她也跟一些朋友漸漸減少聯絡、疏遠，「雖然你可以在網上溝通，但不夠現實生活中面對面說話那般親密。」

「我們的高中生活，像沒有開始過。創造的回憶很少，回憶變成Zoom。」回復面授後，同學能夠相處玩耍的時間很少。中六最後的一次聖誕節表演，她和同班男生、女生穿起女僕裝扮到處拍照。她特別珍惜這些時光。

學校以外的世界

備試路上，還有些離群的年輕人，以另一種方式經歷變化。2020年，梓琳從日校退學，報讀夜校自修DSE，日間一邊工作。她曾參與社會運動，但11月理工大學衝突事件後，她感到運動到達瓶頸；及後因各種防疫政策，集會人數減少。她有點心灰意冷，生活重心也慢慢轉移到工作和應試。

梓琳身穿白衣牛仔褲，杏圓的眼睛、小臉龐，略帶稚氣。她性格沉穩，每次開口說話前都會先思索一番。

暫時逃離日校體制的兩年生活，讓她看到香港的另一面。

職場和夜校，是複雜而立體的世界。梓琳在餐廳、零售店工作，同事大多是基層勞工，不同於同學，也不同於社會運動所認識的朋友。他們從20到40多歲不等，大多想法傾向支持政府，收工後食宵夜時常常大吐苦水，覺得運動影響生計，「我若不上班，就無得食」、「公司會扣我糧」、「不夠膽着黑色衫返工」。

「以前你不理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但你持續聽同溫層的想法，你會不懂得思考。可能以前一直接收同樣的訊息，只看某些媒體，變相會好像他們說的就是正確。」她因此逐一檢視自己的價值觀，「會有點辛苦，你會聽到自己不想聽的話。但我覺得人和社會都要這樣，否則腦袋會不懂運轉。」

她對事物的理解和判斷有所轉變，「以前可能好偏執覺得一定要這樣做，要不是黃、要不是藍，但逐漸覺得沒有一定要怎樣，沒有絕對的對錯。」

在夜校，同學有的是多年前尋人啟事上的失蹤人口，有的是正照顧女兒的中年媽媽，有的是新移民。以前她遇到看法不同的人就很暴躁，拒絕聆聽，但現在她學會代入對方的位置，思索他的想法和成長背景的關係。她意識到自己喜歡探索人的狀態，在大學志願填上心理學系，「我好像找到自己是個怎樣的人？」

「這三年，我接觸多了以往上學沒機會接觸的東西。」當天如果選擇留在日校，梓琳的視覺將完全不同。

梓琳於2017年入讀中四，被編配到精英班。同學聰明勤力，表現完美，把她以往數學科的好成績給壓下去。每天早上，她只要想到上學，就會嘔吐和肚痛。她於是待在家中，顛倒日夜作息，缺課接近一年。迷惘的狀態，碰上社會運動的熾熱期，她投入參與，「我不想這樣說，但這是一個機會讓我得以站起來。至少做這些事的時間，不用想學校的事。」

2019年的開學日，她鼓起勇氣，穿上校服回到學校，「但然後，好像還是不行。」當時老師和校長勸她回校，輔導員指她反叛所以不上學，爸爸跟她說：「你有什麼壓力？我上班更大壓力。」她覺得沒有一個成年人真正理解她，「老師高考出身，讀書有一定能力。我爸媽80年代考會考，那時中文科只得兩份卷，我現在讀四份卷。」

她覺得年代已經不同，「常常都說沒事、沒事，叫人看開一點。」

自己的迷惘和他人的經歷，把她帶到心理學面前。她自我分析般列舉：「第一是因為我很喜歡研究和分析『人』。第二是覺得亞洲對心理疾病的認知仍不太普遍，會有歧視，我想有點貢獻。」在個人和大環境的情緒震盪中，她想尋找答案。

機場和監獄

應屆中六考生生於2004年，自修生梓琳比其他人年長一點，但成長軌跡大致相似。2003年50萬人反23條遊行，他們剛剛出生、或還未出生。2012年反國民教育示威，2014年雨傘運動，他們是小學生。2019年，他們正值成年前的青春期。成年後，新香港轟然誕生。

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兩個地方不時出現：機場和監獄。

2021年的冬天，梓琳在機場送別了一位曾在街頭運動被記錄身份的好朋友。在離境閘口前，一伙朋友浩浩蕩蕩，既不捨得，又迸發出笑聲。另外一些朋友則因運動而被捕、被檢控，正在獄中服刑，她偶爾前往探望，彼此隔着玻璃窗相見。

那一年，她一位朋友因為被檢控，只能考到通識科的其中一份試卷，卻考出了4級的成績（DSE成績分為1至5級，5級當中的5**為最高水平；U即不予評級），「我覺得好厲害啊……」

「讀書應該是想GPA（學分），現在卻是顧慮坐完監後找什麼工作好？從來沒有想過這些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我要坐，我有案底啊，這件事的壓力，這個轉變……最大影響。我覺得我這個年紀的人，就算自己沒事，都可能會有這些朋友。」梓琳說，自己初初很難適應，但是「能適應的時候，整個人慢慢變沉，變成現實一點。」

在反修例運動中，超過4000名學生被捕，1150人被檢控；18歲以下的青少年約有1754人被捕，其中511人被檢控。

阿熹的課室裏，也有同學被捕後，一直缺席至畢業。他早前聽聞該同學未有出庭應訊，「沒再見到他，不知道他去了哪裏」，後來才知道他被抓回收押所。和這位同學熟稔的朋友，很長時間處於一種惶恐和不能置信的情緒，「​​他們每隔幾個星期就會不斷問，究竟他去了哪裏？他能不能回來？」

他常被這些不安的漣漪牽動情緒，「這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正常並不會在一間學校發生的啊。」

另一方面，香港的學校正不斷流失學生。今年5月，香港中學校長會調查發現，上學年140間受訪中學中，平均每間約一班學生、即32人退學，另外亦有7.1名教師離職，數字遠超往年。因離港而退學的學生，佔所有離校者近6成。

今年7月，教育局公布最新統計數字，顯示上學年全港流失逾2.5萬名中小學生。

「學校裏總有人離開香港。看見你的同伴突然離開，不哼一聲就走了，很難受。」Wyn有很多同學跟隨家人移民；也有人提早出國讀書，她數數朋友之間，七成人計劃到英國、加拿大或澳洲各地。而她的媽媽早為她安排到加拿大讀大學。

「每個人都去外國，我留下來也沒有朋友。」她嘟噥。其實，她有幾位好朋友也會留在香港，除卻家人未有移民計劃，也考慮到在香港能夠發展心儀科目，例如電腦、工程等等。

Wyn也有自己的路想走。她喜歡看外國的情境喜劇，說話很有節奏、喜感，從小就想做表演者。但是，她又覺得女性表演者往往常被評頭品足，所以想到轉做藝人管理，或在電視台做編導、助導。然而電視行業勞碌、低薪，「算啦，還是不要，喺度搵唔到食呀（在這裏無法維生）。」

「香港好細，又沒有什麼自由發揮空間。」她發想，目前形勢下，「我的藝人萬一說錯話，我的工作就沒有了？」她想過讀新聞傳播，對性別、種族、政治議題感興趣，但不免疑惑，「讀媒體，最多剪片，未必讀新聞……現在，政治冷感安全一點？」

如果最後留在香港呢？「最穩陣（穩當）就是當老師，借貸什麼的都容易一點吧？」

她覺得，自己置身在一種內與外的衝突。

「你攤在家裏上網課、很悶，但你的腦袋好煩。你會開始想：其實我在這裏幹什麼？我將來怎麼辦？」新聞機構接連倒閉，對她的衝擊很大，「外面環境又不是很好，太多事衝過來。還有哪裏可以獲得新聞呢？我應該留在這裏嗎？你居住的環境突然之間這麼多變化，不會好受。」

2020年6月國安法通過，阿熹覺得於他抑或於香港而言，都是一個標誌性的節點。「從新聞報導說有草案開始，不斷想，怎麼辦怎麼辦。通過的時候，便覺得沒有什麼可以做到。」兩年過後，他說，「驟眼看，生活正正常常。但你心裏知道，這已經不是以前的那個香港。」

他回想從幼稚園到上小學，他一直以為香港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地方。他看電視新聞，間或回顧2003年上街的人潮。

「那時候看到這麼多人遊行，我不明白為什麼。」

出路

未來還想留在香港嗎？阿熹答得很快：「不想。自由做事的空間減少了許多。」

但是，他的家庭並不富裕，家人也不同意他離港，父母的政治立場也跟他不太一樣。

阿熹是理科人，喜歡數學，打算在香港讀工程學。但他和同學討論過，在香港除非做醫生、律師，否則不會有出路。在網上討論區，他看到很多工程人分享自己在公司做雜務，「讀完係廢，重點係好低人工。（讀來沒用，重點是低薪。）」他說，「有種感覺，以後世世代代都是這個階層，沒辦法提升。」

有機會的話，他想到歐美讀飛機工程，在廣闊的天空工作。倘若撇除所有現實考慮，其實他最喜歡做電子音樂，暑假寫了不少作品，「我會玩音樂，不理這些顧慮。」

留在香港，能做什麼呢？阿熹一直想要在大學試試「上莊」（參與學生組織），但目前許多學生會已經被解散、或遭取消資格。這跟他以前想像的大學生活很不同。

這些想法，「躲起來自己一個想而已。」他很少跟家人分享，覺得他們並不明白。他也不常跟朋友吐苦水，怕把失落的情緒傳染開去。

他嘆氣，「很可惜，這樣的地方。」

梓琳以前也很嚮往大學的生活，覺得那將是一生中最自由的空間。「但現在好像只是為沙紙（證書），把書讀好就算。」不過，「如果沒能力，就要接受留在香港。」

她想像過帶媽媽移民英國，但她不諳英語，一定很難生活。梓琳的媽媽在1997年後已經想要離開，但當時能力不足。現在是有餘裕思考移民的時候，「媽媽不想扔低我一個人離開，但我沒什麼所謂。」她打算先在香港讀大學，陪伴正在等候審訊、或服刑中的朋友。她預計，4年後畢業，心理包袱也會逐件卸下，「可能朋友都出獄了。」那時候，她可以往心理學發展，到英國進修碩士，再作打算。

香港正轉變，梓琳也在其中脫胎換骨，「慢慢好像有點麻木了。繼續憤怒，對自己來說是一個負擔。」她開始蘊釀新的應對方式，「對比2019年很多憧憬、很多希望，現在會覺得先處理好自己，踏實一點，可以說是現實一點。」

她沉思一會繼續解釋，「所有不公平的事都是這樣的，短期內改變不到的事，每天如是，要怎樣做呢？」她並不想停留在情緒發泄的狀態，也相信基本生活有很多尚待打開的缺口，像疫情下的健康和私隱。「先是基本權益，再到精神上的自由。」

訪問過程中，一隻喜鵲駐留在燈柱上。黑喙、黑白的羽毛，修長舒展的尾巴，梓琳很快認出了牠。一次，她上學遲到，在路上看見喜鵲，心裏很喜歡，特意去查看才知道牠的名字。香港的原野被長期破壞，喜鵲近年的棲息地愈來愈少。「牠體型很大，飛得很慢，我覺得很美麗。」她說。眼前的鳥兒，尾巴爛掉，但仍有力氣飛起來，慢慢遠離我們的視線。

（尊重受訪者意願﹐阿熹、梓琳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