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E考生的跌宕三年：高中生活从未开始，回忆只剩下Zoom

2022年的香港中学文凭试（DSE）考生，历经跌宕的三年，终在7月20日迎来放榜日。2019年，他们在一片炽热的社会运动里开展高中生活。2020年，疫情席卷香港，他们在停课和复课之间，向人生其中一场最重要的考试冲刺。在学生废寝忘餐的同时，限聚氛围笼罩了城市，各种政治和新法整顿亦陆续上马。

社会的剧变如同散落的玻璃碎片，刺痛许多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从疫情、防疫措施，到社会运动和政治环境转变，学生身处其中，无法独善其身。他们发现，自己对任何的事物再没有十足的把握。

“迂回曲折的三年。”考生梓琳说，“我由细到大都觉得，生命就是中学毕业、考DSE，读完大学再工作。现在发现不是的，人生有好多变化，可能下一秒就会走向另一处。”

在这一场DSE大考以外，年轻学生还得面对许多的考验。他们要怎样在疫情和隔离里，应对新的人际关系和学习模式？在新香港的训律下，他们怎样理解同龄人被囚禁、或是离开香港的现实？要怎样思索眼前路？

考试前，“执定走佬袋”

多年以来，DSE考期一般定在春季，年初是考生的最后冲刺期。今年，约有4.2万名日校生和5000多名自修生报考DSE。但在2022年2月，Omicron在香港爆发，考试安排亦遭受重大打击。当时，中六考生阿熹在手机收看疫情新闻，一天比一天害怕。

阿熹出身基层家庭，和家人住在公屋单位，他每天坐在双层床的上层，盘腿打开一张小桌子温习。年初，他在外面找到一间不错的付费自修室，但是，2月中疫情爆发，职员宣布自修室要暂时关门。

离开自修室时，阿熹和其他无助的考生打开了话匣子，很快便决定在工厂合租房间。他们不确定这样做会否违反防疫政策，但却觉得，“我们没有选择啊。”

然而，疫情愈趋紧张，延迟DSE的消息曾经传出，但教育局和考评局最终决定继续以4月为开考目标，取消一些科目，亦把考期由一个月压缩至三星期。当时，政府倾向不让确诊考生赴考，如最终取消考试，便以校内上学期成绩评估，换算文凭试分数。

对计划考上大学的香港考生而言，失去应试机会，几乎等同被取消参赛资格。阿熹愈来愈紧张，他要求自己时时刻刻都戴上口罩，吃饭前、乘车前后要消毒双手，电话掉到地上也要彻底消毒。

“我和同学见餐厅有人咳，以后都不敢去。”他说。“我们甚至想过，考试前14日都吃同一间餐厅的虾仁炒蛋饭，怕肠胃吃到新的东西，会肚痛什么的。”其后，考评局宣布让确诊、检疫考生到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应试，考生才放下心头大石。

开考前一个月，阿熹还是因家人感染而确诊。他硬着头皮按照原定计划温习，但Omicron刺痛他的喉咙，视线一对上课本就头痛，他只好不断睡眠祈求尽快复元。在冲刺阶段感染，他既焦虑又不安，“觉得好蚀底（吃亏），为什么是我？”

他后来冷静下来，安慰自己：“这几年经历这么多，你已经尽力，再不安也没有用。”

应试的每天早上，Wyn熟练地把病毒快速测试棒塞进鼻孔，20分钟后，她把阴性检测棒放在准考证旁边拍照。到达试场后，她必须穿过体温检查站、申报表检查站，才能坐到考卷面前。“很怕突然发烧，临考前都会用散热贴片。”

Wyn是另一位应届DSE考生，她觉得考试期间“很抑郁”。“政府常常转来转去，感染了不知怎么办，时间表转了又不知怎算。”

临近开考，有调查发现不少考生面对严重的情绪困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2022年的1至2月期间研究中学文凭试考生的精神健康状况，在受访的543位应届DSE考生中，6成半有严重或中度情绪困扰，当中4成半有严重情绪困扰，近两成有中度情绪困扰。他们的压力来源，主要来自于担心考试成绩、家人期望，以及疫情对考试造成的影响。调查又发现，当考生情绪触礁，近3成半不会寻求任何帮助。

协青社旗下清聆心理服务统筹主任龙映如，接触不少青年人，她观察到，今届考生在考试以外有很多担忧，例如第五波疫情来袭，考生突然提早放暑假，深感无法掌握防疫安排；部分学校赶不及考校内模拟考试，有的直接取消，有些转为网上考试。

她说，部分学生会把个人感受暂时放在一边，并会花许多心力确保应试顺利：“考生会执定一个‘走佬袋’（跑路用的袋）——他们要放很多科目的温习文件，文具和日常用品，预备一旦确诊或围封强检，就搬去竹篙湾。”

回望这三年，她说︰“由社会事件开始，之后疫情，他们的整个高中生涯，就是在停课、复课、网课之间不断地循环。”

高中三年，回忆就是Zoom

Wyn身穿黑色上衣，胸前有一个以银色胶珠拼贴的图案：一个飞翔的心。她个性开朗，喜欢独立歌手Serrini，想要学她无视恶意攻击，我行我素。她说话一时兴奋，一时纳闷，脑里很多奇想。“三年只有一年半见到同学。”在隔离状态里学习，她总觉得厌闷。为了解闷，她在YouTube开设频道记录每一天备试的生活。

她这样形容过去的三年高中生活：“别人说高中才是青春的开始，但我们没有那种快乐，好像失去了那种青春。”

2019年9月，他们刚上高中，反修例运动如火如荼，不少年轻人回到校园，以静坐或组成人链等方式表达诉求。年底，对社运的镇压迎来高峰。及至2020年初，Covid-19病毒中途插入，中学生未来得及消化社会种种，便被卷入网课新生活。

Wyn最初得知可以像大学生般上网课，很是兴奋。但很快她便感觉厌倦。

登入Zoom的虚拟课室，“以为是新体验，怎想到是恶梦。”网课对专注力和体力的要求高，而没有课室的集体学习环境，大家的学习动力减；老师上课不时有甩漏，例如把网课时间安排得太紧凑、家人中途打断授课等等，“我们没有时间适应，也不知怎样去学习。”

另一方面，课外活动经验可以增加大学录取的机会，甚至变为必要的竞争条件——但疫情期间，所有课余活动都停摆。Wyn喜欢吹长笛，一直很热衷参加管弦乐团，但这些排练，和不少由公司或机构主办的比赛或义教，都因防疫政策紧张而取消，“老师说我们那一届比较落后，比其他小朋友欠经验。”

防疫和隔离彻底改变了学习，也改变人和人的关系。在香港的中学，陆运会、水运会、高中的最后一个上课日（Last day）等等，是同班同学共同经历的有趣日子，但Wyn数算着：“我们三年没有办水运会；Last day也转成Zoom online，只有老师说话。”

从前，她一直羡慕学校为中六生庆祝Last day的传统。这些即将离开中学的学生，可以在这最后一天在学校拍照留念，在楼顶抛出纸飞机，“好感动，有一天会到我的！”Wyn说，“然后就没有了。”

协青社龙映如观察到，这几年的学生跟朋友的相处、同辈之间的支援相对较少，“对他们身心发展而言不是很平衡。”她说，“你的回忆和经历，就是由高中旅行等活动堆砌，但他们缺少了这些环境。”而社交平台未能完全取代面对面的相处，“人和人相处有些实体接触、或共同经历会更真实，感觉也会更深刻。”

Wyn正是在疫情期间和男朋友分手。“约过一次，但我们很小心。没约吃饭，戏院也关门，就是在中西区走来走去。”二人拍拖不足一年，男生原本就计划到澳大利亚读书，他们的关系因为少见面而冷淡，最终分手。当然，也有一些他们意想不到的、同学之间的恋情，在隔离期间因Instagram等社交平台而衍生，“没有疫情，他们是不会在一起的！”

她也跟一些朋友渐渐减少联络、疏远，“虽然你可以在网上沟通，但不够现实生活中面对面说话那般亲密。”

“我们的高中生活，像没有开始过。创造的回忆很少，回忆变成Zoom。”回复面授后，同学能够相处玩耍的时间很少。中六最后的一次圣诞节表演，她和同班男生、女生穿起女仆装扮到处拍照。她特别珍惜这些时光。

学校以外的世界

备试路上，还有些离群的年轻人，以另一种方式经历变化。2020年，梓琳从日校退学，报读夜校自修DSE，日间一边工作。她曾参与社会运动，但11月理工大学冲突事件后，她感到运动到达瓶颈；及后因各种防疫政策，集会人数减少。她有点心灰意冷，生活重心也慢慢转移到工作和应试。

梓琳身穿白衣牛仔裤，杏圆的眼睛、小脸庞，略带稚气。她性格沉稳，每次开口说话前都会先思索一番。

暂时逃离日校体制的两年生活，让她看到香港的另一面。

职场和夜校，是复杂而立体的世界。梓琳在餐厅、零售店工作，同事大多是基层劳工，不同于同学，也不同于社会运动所认识的朋友。他们从20到40多岁不等，大多想法倾向支持政府，收工后食宵夜时常常大吐苦水，觉得运动影响生计，“我若不上班，就无得食”、“公司会扣我粮”、“不够胆着黑色衫返工”。

“以前你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但你持续听同温层的想法，你会不懂得思考。可能以前一直接收同样的讯息，只看某些媒体，变相会好像他们说的就是正确。”她因此逐一检视自己的价值观，“会有点辛苦，你会听到自己不想听的话。但我觉得人和社会都要这样，否则脑袋会不懂运转。”

她对事物的理解和判断有所转变，“以前可能好偏执觉得一定要这样做，要不是黄、要不是蓝，但逐渐觉得没有一定要怎样，没有绝对的对错。”

在夜校，同学有的是多年前寻人启事上的失踪人口，有的是正照顾女儿的中年妈妈，有的是新移民。以前她遇到看法不同的人就很暴躁，拒绝聆听，但现在她学会代入对方的位置，思索他的想法和成长背景的关系。她意识到自己喜欢探索人的状态，在大学志愿填上心理学系，“我好像找到自己是个怎样的人？”

“这三年，我接触多了以往上学没机会接触的东西。”当天如果选择留在日校，梓琳的视觉将完全不同。

梓琳于2017年入读中四，被编配到精英班。同学聪明勤力，表现完美，把她以往数学科的好成绩给压下去。每天早上，她只要想到上学，就会呕吐和肚痛。她于是待在家中，颠倒日夜作息，缺课接近一年。迷惘的状态，碰上社会运动的炽热期，她投入参与，“我不想这样说，但这是一个机会让我得以站起来。至少做这些事的时间，不用想学校的事。”

2019年的开学日，她鼓起勇气，穿上校服回到学校，“但然后，好像还是不行。”当时老师和校长劝她回校，辅导员指她反叛所以不上学，爸爸跟她说：“你有什么压力？我上班更大压力。”她觉得没有一个成年人真正理解她，“老师高考出身，读书有一定能力。我爸妈80年代考会考，那时中文科只得两份卷，我现在读四份卷。”

她觉得年代已经不同，“常常都说没事、没事，叫人看开一点。”

自己的迷惘和他人的经历，把她带到心理学面前。她自我分析般列举：“第一是因为我很喜欢研究和分析‘人’。第二是觉得亚洲对心理疾病的认知仍不太普遍，会有歧视，我想有点贡献。”在个人和大环境的情绪震荡中，她想寻找答案。

机场和监狱

应届中六考生生于2004年，自修生梓琳比其他人年长一点，但成长轨迹大致相似。2003年50万人反23条游行，他们刚刚出生、或还未出生。2012年反国民教育示威，2014年雨伞运动，他们是小学生。2019年，他们正值成年前的青春期。成年后，新香港轰然诞生。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两个地方不时出现：机场和监狱。

2021年的冬天，梓琳在机场送别了一位曾在街头运动被记录身份的好朋友。在离境闸口前，一伙朋友浩浩荡荡，既不舍得，又迸发出笑声。另外一些朋友则因运动而被捕、被检控，正在狱中服刑，她偶尔前往探望，彼此隔着玻璃窗相见。

那一年，她一位朋友因为被检控，只能考到通识科的其中一份试卷，却考出了4级的成绩（DSE成绩分为1至5级，5级当中的5**为最高水平；U即不予评级），“我觉得好厉害啊……”

“读书应该是想GPA（学分），现在却是顾虑坐完监后找什么工作好？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要坐，我有案底啊，这件事的压力，这个转变……最大影响。我觉得我这个年纪的人，就算自己没事，都可能会有这些朋友。”梓琳说，自己初初很难适应，但是“能适应的时候，整个人慢慢变沉，变成现实一点。”

在反修例运动中，超过4000名学生被捕，1150人被检控；18岁以下的青少年约有1754人被捕，其中511人被检控。

阿熹的课室里，也有同学被捕后，一直缺席至毕业。他早前听闻该同学未有出庭应讯，“没再见到他，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后来才知道他被抓回收押所。和这位同学熟稔的朋友，很长时间处于一种惶恐和不能置信的情绪，“​​他们每隔几个星期就会不断问，究竟他去了哪里？他能不能回来？”

他常被这些不安的涟漪牵动情绪，“这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正常并不会在一间学校发生的啊。”

另一方面，香港的学校正不断流失学生。今年5月，香港中学校长会调查发现，上学年140间受访中学中，平均每间约一班学生、即32人退学，另外亦有7.1名教师离职，数字远超往年。因离港而退学的学生，占所有离校者近6成。

今年7月，教育局公布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上学年全港流失逾2.5万名中小学生。

“学校里总有人离开香港。看见你的同伴突然离开，不哼一声就走了，很难受。”Wyn有很多同学跟随家人移民；也有人提早出国读书，她数数朋友之间，七成人计划到英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各地。而她的妈妈早为她安排到加拿大读大学。

“每个人都去外国，我留下来也没有朋友。”她嘟哝。其实，她有几位好朋友也会留在香港，除却家人未有移民计划，也考虑到在香港能够发展心仪科目，例如电脑、工程等等。

Wyn也有自己的路想走。她喜欢看外国的情境喜剧，说话很有节奏、喜感，从小就想做表演者。但是，她又觉得女性表演者往往常被评头品足，所以想到转做艺人管理，或在电视台做编导、助导。然而电视行业劳碌、低薪，“算啦，还是不要，喺度揾唔到食呀（在这里无法维生）。”

“香港好细，又没有什么自由发挥空间。”她发想，目前形势下，“我的艺人万一说错话，我的工作就没有了？”她想过读新闻传播，对性别、种族、政治议题感兴趣，但不免疑惑，“读媒体，最多剪片，未必读新闻……现在，政治冷感安全一点？”

如果最后留在香港呢？“最稳阵（稳当）就是当老师，借贷什么的都容易一点吧？”

她觉得，自己置身在一种内与外的冲突。

“你摊在家里上网课、很闷，但你的脑袋好烦。你会开始想：其实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将来怎么办？”新闻机构接连倒闭，对她的冲击很大，“外面环境又不是很好，太多事冲过来。还有哪里可以获得新闻呢？我应该留在这里吗？你居住的环境突然之间这么多变化，不会好受。”

2020年6月国安法通过，阿熹觉得于他抑或于香港而言，都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从新闻报导说有草案开始，不断想，怎么办怎么办。通过的时候，便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做到。”两年过后，他说，“骤眼看，生活正正常常。但你心里知道，这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香港。”

他回想从幼稚园到上小学，他一直以为香港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地方。他看电视新闻，间或回顾2003年上街的人潮。

“那时候看到这么多人游行，我不明白为什么。”

出路

未来还想留在香港吗？阿熹答得很快：“不想。自由做事的空间减少了许多。”

但是，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家人也不同意他离港，父母的政治立场也跟他不太一样。

阿熹是理科人，喜欢数学，打算在香港读工程学。但他和同学讨论过，在香港除非做医生、律师，否则不会有出路。在网上讨论区，他看到很多工程人分享自己在公司做杂务，“读完系废，重点系好低人工。（读来没用，重点是低薪。）”他说，“有种感觉，以后世世代代都是这个阶层，没办法提升。”

有机会的话，他想到欧美读飞机工程，在广阔的天空工作。倘若撇除所有现实考虑，其实他最喜欢做电子音乐，暑假写了不少作品，“我会玩音乐，不理这些顾虑。”

留在香港，能做什么呢？阿熹一直想要在大学试试“上庄”（参与学生组织），但目前许多学生会已经被解散、或遭取消资格。这跟他以前想像的大学生活很不同。

这些想法，“躲起来自己一个想而已。”他很少跟家人分享，觉得他们并不明白。他也不常跟朋友吐苦水，怕把失落的情绪传染开去。

他叹气，“很可惜，这样的地方。”

梓琳以前也很向往大学的生活，觉得那将是一生中最自由的空间。“但现在好像只是为沙纸（证书），把书读好就算。”不过，“如果没能力，就要接受留在香港。”

她想像过带妈妈移民英国，但她不谙英语，一定很难生活。梓琳的妈妈在1997年后已经想要离开，但当时能力不足。现在是有余裕思考移民的时候，“妈妈不想扔低我一个人离开，但我没什么所谓。”她打算先在香港读大学，陪伴正在等候审讯、或服刑中的朋友。她预计，4年后毕业，心理包袱也会逐件卸下，“可能朋友都出狱了。”那时候，她可以往心理学发展，到英国进修硕士，再作打算。

香港正转变，梓琳也在其中脱胎换骨，“慢慢好像有点麻木了。继续愤怒，对自己来说是一个负担。”她开始蕴酿新的应对方式，“对比2019年很多憧憬、很多希望，现在会觉得先处理好自己，踏实一点，可以说是现实一点。”

她沉思一会继续解释，“所有不公平的事都是这样的，短期内改变不到的事，每天如是，要怎样做呢？”她并不想停留在情绪发泄的状态，也相信基本生活有很多尚待打开的缺口，像疫情下的健康和私隐。“先是基本权益，再到精神上的自由。”

访问过程中，一只喜鹊驻留在灯柱上。黑喙、黑白的羽毛，修长舒展的尾巴，梓琳很快认出了牠。一次，她上学迟到，在路上看见喜鹊，心里很喜欢，特意去查看才知道牠的名字。香港的原野被长期破坏，喜鹊近年的栖息地愈来愈少。“牠体型很大，飞得很慢，我觉得很美丽。”她说。眼前的鸟儿，尾巴烂掉，但仍有力气飞起来，慢慢远离我们的视线。

（尊重受访者意愿﹐阿熹、梓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