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社運創傷之後，他們在時代崩壞中如何自我療癒？

烈日當空，蟬叫鳥鳴，無論香港政局如何翻攪，大自然還是始終如一。每逢星期三，資深媒體人山地都會換上農裝，乘車到元朗錦田元崗村，拿起鋤頭徐徐下田。她依照時令，栽種不同的植物，最近她在種秋葵、洛神花和粟米，一切還在初夏播種期，很有希望。

「我遵循24節氣的原理，就是你不要看新聞做人，你望着老天做人，天還有公理。」決意多給自己2年時間，選擇暫時留下的山地，為了在新香港耐得下去，總會給自己一點緩衝空間，為壓抑的情緒尋找另一個向度的出口。

以前是專題雜誌《Breakazine》總編的她，現在是半個農夫和陶藝愛好者。這塊小小的農田，她從雨傘運動後便開始耕作，最初是為了消弭運動後的無力感。她由奮力地想征服這塊農田，到現在走進大自然靜觀、歇息、感受，接通萬物生長帶來的啟示。

「大自然有另一種Way of life（生命之流）。死不代表什麼，死代表一種滋養，這樣你對生死觀、個人成敗的看法都很不同。」她梳着短髮，身型嬌小，總喜歡穿棉質衣，打扮質樸，說話時聲線輕柔，「你看事情的時間線就不是那麼短。」

社會崩壞，人需安息，再於混沌中摸索重生。端傳媒採訪了4名在社運事件後用各種方式自我療癒的資深記者、藝術家、前學運成員、前民間組織成員。通過藝術表達或耐力運動，有人沉寂多時後找到自己，有人放下權力與受苦者同行，有人靠出走來獲得心靈韌性，有人靠跑街來逃避荒誕現實，同時紀念沿途的香港風景。

當後退是為了向前，躺平稍息，未嘗不是一個選項。

做陶瓷撫摸軟肋，走出自己的「小我」

山地的傷痛和疤痕先是來自身體。以前在《Breakazine》編書誌10年，她經常腰酸背痛，試過推拿、按摩，都無法紓緩痛楚。後來，她才發現問題癥結，來自長年累月的社運新聞翻滾如潮。她從來以知性向度去梳爬社會議題，心底的疲勞卻從來沒得到紓緩，反映在繃緊炸裂的身體上。

「那時訪問完、寫完以為處理了，還差很遠。還未到實踐的一步。」傘運後的2015年，因着一股無力感，山地曾發起寫「安息指南」專題，探討傘後創傷，還有如何在迷惘期自我療癒。每次採寫專題，山地形容像「生孩子」一樣痛，熬出來的成品是一種整合，「但寫作始終有一種功能性、有種想證明自己的感覺。」掛着美術用的圍裙的她，露出像孩子般的尷尬，「就像當時（傘運後）很失意，想下田穩住自己，卻變了太搏命，只是想征服它。」

大自然給了她一個反撲。2017年她在田裏被蟲咬，患上斑疹傷寒。當時，她的肺和肝也相繼倒下，一度被送進深切治療部，家人、同事和朋友輪流探望，逐個走來與她凝望道別。

「發現大家都很緊張，但我過去不太關心他們。」病塌上無比虛弱的她，驀然意識到走到瀕死邊緣，人情變得無比重要，「離開其實是關係的離開。」過去把自我價值全盤放在工作上的她，突然醒悟，「走到人生盡頭，沒有人看你有多成功，都是看與你的關係。」

山地幸運地死而復生，全靠一名互不相識的年輕男孩。至今山地仍不知他姓甚名誰，只記得醫生說，該名男孩也曾被蟲咬，導致內臟染疫而病死，由此推斷出山地的病因，及早對症下藥。她冥冥中感受到人與人相連的奇妙，「有種倖存者的感覺。別人給了我一條命，我也想回報給其他人。」

身體痊癒後，山地減少下田，轉而玩陶藝，帶給她觀看和體驗世界的新角度。「我訓練自己望住對方，望得很清楚，眼耳口鼻，照着弄出來，感情是挺深的，好像很親密的感覺。」與寫作不同的是，做陶瓷沒有那種目的性，「用手不停無意識地造，精神放空，也是休息，最後才知做了甚麼出來。」焦點也漸漸轉放在他人身上。

「我現在對自己的真誠較為緊張一點，放下小我（Ego）了，看到別人需要多點。」山地在2019年7月正式卸下《Breakazine》總編職位，不久與朋友、插畫家含蓄，展開「一白故事」計劃，聆聽100個關於抗爭者入獄、與伴侶分離、家屬探監的個案，翌年以圖文方式展出。但很少人知道，山地也為部分傾訴者做陶藝，這讓她與「一白故事」中的囚犯家屬建立更深厚的羈絆，直到如今。

以往她做記者會有種愧疚，「我是否想聽一個很慘的故事，然後我報導，消費別人的痛苦？」專注直視別人的樣子做陶瓷，練習一種單純，「把對方當作對方」，日子慢慢過去，山地與受訪者變成交心的朋友。「一白故事」早就完了，她仍有跟進3個同路人個案，會開放住處予家屬探監後來歇腳、談心，閒來一起逛街散心。

「人們覺得同理心是代入角色去想。我覺得我需要動慈心、受觸動，會跟他們一起哭。」山地摸着溫熱的泥土，在一握一捏的過程中，透過雙手、身體放大感觀，更加親近自己和別人的內心。

山地邊說，邊用小掃清潔着陶藝製成品。陶座上站着一名長髮的尖耳精靈女孩，緊緊地摟抱着一匹馬。她微笑說，「我好喜歡弄馬，牠有一種很自由的感覺。自由不是單單你去奔馳，而是讓人騎住，敢於連繫，你就有自由。」

從馬拉松長跑，重新思考社運的層層鍛鍊

曾經參與學運的馬拉松選手Oscar，今天在非洲練跑，他把一頭短髮削成平頭、皮膚曬得黝黑，有種揮別過去的意味。

在肯亞療闊的高原上，Oscar每天都沿着不同路線練跑，有時是沙塵滾滾的泥地，有時是空曠的跑步場，享受熱帶風吹拂臉龐的舒爽。透過一步步設定目標，步履加快，穿越叢林，走過泥濘，他感受到一種「實在感、控制感」，慢慢療癒了他以往參加學運和街頭運動時，日復日所感受到的悲傷、憤怒、糾結和乏力。

「以前好在乎結果有公義的展現，但結果永遠都達不到，我就有一種很強大的無力感。」Oscar坐在空曠的泥地上說着。他是香港大學畢業生，2013年加入學生會擔任時事評議員，曾因雨傘運動無疾落幕而感到挫敗。2015年他有份發起「退聯」公投，反對學聯組成和在傘運中的決策失當。

那段時間，他陷入本土派和泛民主派系分歧中，承受人際關係的決裂。他要在傳媒面前捍衛自己的理念，但充滿內心矛盾，「很不喜歡當時的自己，不斷地批評其他人做錯什麼，而並非令運動推進。」他回想，年少氣盛的自己急於檢討運動成效，但慢慢地發現不喜歡這種政治角力，「最後退聯是成功的，但結果出來後，我很不開心。」Oscar嘆氣。

過程中要涉及的協商、策劃文宣、與不同持份者溝通，都令他疲累不堪，還未計被罵是鬼、收了錢、搏出位等等。「過程中我找不到滿足，結果又不斷失敗、沒有成就感，是非常迷失。」Oscar說，「我覺得政治好重要，但我相信，去到最後很多人都覺得這東西很討厭。」

Oscar畢業後決斷地不再做任何組織的策劃者，只以參加者身份出席遊行集會。他取消追蹤大量政治人物或組織的專頁，只保留一般新聞頻道，並退掉一些社運群組，「一身重擔放輕了，可以做最喜歡的事。」

聽着心的呼喚，Oscar全情投入街頭健身，實在地感受到體型變健碩、力量提升，再轉而挑戰障礙跑、馬拉松長跑。他流汗、呼吸，腳步每一下落地，都清晰地聽到自己的心跳聲。這一切使他感覺踏實，「那種愉悅是好五感的，也不受結果去定義或影響。」

「投入社運時成個人好投入和着迷，但你知道那是基於道義和責任。」跑步的熱情節奏輕快，沒有那種沉重、迫切地一定要達成什麼的感覺，「單單是過程，跑步已經有Intrinsic value（內在價值）。」Oscar知道，他終於找到人生「真正的熱情」。

練習馬拉松的過程，也讓Oscar變得不再一樣。這講求耐力和長期訓練的運動，令以往煩燥不安、急於求成的他，變得沉穩冷靜。即使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目睹百萬人遊行、激烈示威未果，他也沒有以往般憤怒和洩氣。

「你不會因為一年的成敗而否定成場運動。」看起來成熟許多的Oscar，語速依然飛快，「政治和（體能）運動一樣，改變都要一段很長的時間，不能急，不能一時三刻。今日的進步，是你幾年前鋪墊下來的工夫。」

在今日Oscar看來，香港人爭取民主，就如跑入奧運一樣，是需要多代教練的薪火相傳。他覺得現在看事情比較長線，「你很明顯知道這代人做不到，開始想怎樣給下一代人做到——看事情是想像未來20、30年的事。不是以日計，是以年或世代計算。」

在非洲跑步的遼闊景緻，治癒了他往日的傷口。他對於體制外抗爭感到疲乏，現在相信一個人要發展「最強項那件事」，才可踏實地建立資本，發揮自己對世界的影響力。

「如果我能夠跑得好，我能夠代表香港出戰國際賽，自然有人認識香港。畢竟2047前，我們仍有自己的國際賽代表。」他說，「用自己的方式去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一切要由尋回自己開始。畢業後Oscar辛苦儲蓄4年，選定肯亞伊藤這個盛產奧運長跑選手的「冠軍之鄉」，追逐全職運動員的夢。位處高海拔2400米的高原，他吃簡單但新鮮的食物如牛油果、蛋、茄汁豆，跑累了便吹吹海風，睡在簡陋的泥屋，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自由，「就似泰山這個主角一直在城市長大，現在他終於回來森林了。」他笑得豪邁。

與此同時，Oscar也突然頓悟，這一代年輕人在時勢所迫下，犧牲了自己的私人面向，或者忽視了內心的向度。「政治或社運也好，很多時以大眾角度出發、集體利益出發，變相很多時我們知道有責任去做公民參與，但很容易會忽略了這是否我們的志向、我們的熱情。」幸運的是，他仍有自由和青春去拾回自己。

「我覺得這一代人會有一種迷失。不斷參加社運，有很清晰身份，但過後我們到底是誰？」Oscar激動地說，破壞了非洲草原的平靜。

他認為，答案要向內尋索，「要撫平這個時代的創傷，就是不應那麼大愛。每個人都要學會自愛點、自私點，去看自己內心的需要。」

適時逃離並不可恥，摒棄情感否定

所屬公民組織已解散的南聰（化名），面對海量搜捕或判刑的新聞，每星期都靠着跑街來逃離、發洩。這是他自2019年反修例運動時培養起的習慣，「個腦不用想着林鄭撤回（逃犯條例）了沒有，讓腦袋放空一兩個鐘。」

以往他的工作是在示威現場做觀察，目擊不少警暴畫面，最創傷一次是目睹示威者在銅鑼灣鵝頸橋下一字排開地跪在地上，「有時閉上眼睛、搭車經過都會想起。」

為了紓緩這些腦海中閃回的干擾，他喜歡在鬧市跑步，以一種有生氣的煩囂抵抗暴戾。從九龍城住宅區出發，緩緩跑到太子舊區，看車水馬龍、庶民小店、煤氣館、矮矮的唐樓群，紅綠燈伴隨着他的步伐不停閃爍。他說：「這些平常的街道和風景，其實挺有趣，也令我不用去想香港衝突的一面。」

這樣一直跑，也見證了一個城市的衰落。由當年滿街的民主派區議員橫額，到今天一個不剩，再到新聞上看到朋友被捕，他愈跑愈遠，跑出尖沙咀、大角咀、美孚，由2公里路程慢慢增至6公里，跑步成為了一種逃避，「由跑一個鐘到兩個鐘，像睡覺不想起來，不想面對現實世界一樣，會在想，這個局面幾時先完？」

插畫家含蓄去年出版繪本《累倒就躺着不要動》，便是想表達這種大環境的不可抗逆，城中人只能在微小事情上尋找出口，適時抽離一下，釋放情緒。每個人都要先照顧好自己的心，才有力氣走更宏大的路。

但含蓄強調，這與中國大陸年輕人主張的「躺平」又有點距離，「他們是刻意反對社會進步，然後放任無為，作為一種對抗方式，這要好多力氣。」他的「躺着」較像是「休息」，類近佛教理論的「臣服」、「容許」，透過醉心你喜愛的事情，摒棄批判、抗拒或情感否定，回到每一個當下，不讓情緒所操控，順應生命之流而行。

「畫的時候，正正就是有一種塵埃落定的感覺，要拉的拉，要審的審，坐監的坐監，你感覺到每個人都好累。」高壓政權下，當抗衡也要花力氣，甚至求而不得時，不如回溯內心，先療癒好自己。但他強調，這和「麻木」又有段距離，「不是不再去想，而是如何安頓好自己後再去想。」

書中記載各種方式，尋常如煲劇、煮飯、望天、揮拳，也有暴烈如鎅手。至於他自己，向來靠着適時「出走」來抽離不堪的情緒，「創作其實也需要一個距離，一個第三者的距離，你才可以看清那件事，轉化為一幅畫。」

2019年反修例運動時，他到過泰國、越南、台灣等地短暫旅行，暫時逃離一下滿目瘡痍的城市。「看看日常風景，可能只是踩下單車，在街上望望人群，已經很足夠。」透過風景的切換，在沒有傷痕的城市，他更能消化收集到同路人故事，經思考後予新的意義，再轉化為文字和圖畫。這種心靈韌性，還是為了承托更多人的傷痛。

世界黑暗，但含蓄的畫紙總是留白，「這是喘息空間，也讓人容易代入。」這些年來，他都用鉛筆作畫，把憂鬱的傾訴者化為一個個白色人兒，有的戴上面具，有的互相擁抱，有種陪伴和療癒的感覺，「要記得承受（創傷）的是一班人，不是一個人。」

壓迫來自群體，互相承托痛楚

含蓄的朋友山地信奉基督教，靠着在大自然靜修（meditation）來與自己內心深處和信仰連結。她最終得出的啟示，也是要在群體裏頭互相承托傷痛，「像泥土底下有真菌連在一起，人也是互相連繫着。」

這始於一種內疚。2019年，山地目睹年輕人為香港被捕、犧牲，她的情緒一度淪陷，也為了無法衝前的怯懦而迷失。時局激越的半年，她每月都會抽數天到修道院靜修，嘗試摒棄干擾。

幾次大陰天，她散步途中，隱約見到天上有個暗洞，紅彤色的太陽在掛着，「而那個圓點是什麼呢，就是萬物連繫在一起，彼此連結。」赤足紮根大地上，她更感受到一種無條件、療癒的愛，「你不安靜是感受不到這愛。」

「這是神給我的啟示。」山地遂以大自然為靈感，舉辦各種網上或實體活動來連結受創的香港人。她參考美國學者Joanna Macy在70年代舉辦的一系列圍爐活動；當年反核、反戰及保育生態運動者因無法取得成果，瀕臨崩潰和自殺邊緣，但大自然和群體裏的愛拯救了他們。

活動放在香港，「失去」成了關鍵詞。「《蘋果日報》、好珍視的朋友移民、家人關係破裂，或自殺也好，這種失去是令你覺得世界崩塌了。」山地邀請圍爐的朋友到大自然找一樣物件，代表某種壓力或重擔，在眾人見證下傾訴感受，譬如接連傳遞一塊磚，最後豁然放下，「大家都幫我承接了。大家都有共嗚，大家都一起經歷。」山地說。

還有一些讓素未謀面的人在頻率中互相療癒的活動。「這段日子有不少人的朋友自殺，很傷心，在線上講3分鐘，對方消化過後把你的故事重述，你會覺得安慰。」這種類似「敘事治療」方式，除了可以把苦難重新賦予新意義外，還可以讓人意識到與人相連後，苦難得以「被聆聽」。

「你慢慢看透，壓迫不只是來自外面，而是群體裏頭，好多時不是處理出面的事情，是在人心入面的事。」10年前剛開始編《Breakazine》書誌時，她堅持不做個人議題，「因為覺得有點低B（幼稚）。」今天她深入挖掘下去，明白每人的內在傷痛都深受群體影響。

擁抱傷痛，它將會是必要的疤痕

傷痛無形中連結了香港人，也成為覆蓋這土地的一片灰。但正因着這種社群感，山地不願跟隨家人移民英國，暫時仍想留下，陪伴探監的家屬，「我對創傷這件事是有負擔，」她說，「我感覺是想與受苦者一起行，給自己的承擔是做3年。」

對山地來說，香港人面對的痛苦固然難堪，但它也是根的一部分。她深信「人是集體的人」，認為藝術或靜修不只為陶冶性情，最終是想達至一點社會意義，「你放在展覽也好，送給人也好，有一種交流。」

暫時選擇留港的，還有育有兩子的南聰。因為擔心孩子的教育前景，他不時與太太商量何時移民，評估留下來的風險「以月計」，每天都是「見步行步」，跑步成了他痛苦的解方。

已移民的朋友，看到他的跑步照，都會懷緬這些景色，或是發現以往未曾想像過的角度看香港。南聰說，「除了傷感外，也是一個提醒。反而想在走之前，盡量跑完香港很美的角落。」

除了喧鬧的社區，他還會跑到青山公路的大橋邊，望望蔚藍的天空和海。未來一段日子，他計劃跑到西貢萬宜水庫、大欖涌水塘的千島湖，還有帶孩子和妻子登上魔鬼山。香港看似傷痕累累，但還有她美麗的地方。

有些跑友為了記住「721」（2019年7月21日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事件），會發起每月21日跑39分鐘。南聰說，痛苦也是值得紀念的，「我人生或社會很多事不如意時，跑步好像給自己一點點鼓勵。」

現在跑到非洲的Oscar，覺得跑步這個夢想讓他有無限感悟和反思，也讓他對成敗和苦難看開一點，並應用在看待政治運動上。「孟子有句話，義命分立。義是把焦點放在自己控制到事情；命是天命，是自己控制不到的部分。而成功某程度是一種天命——以義安命，強調自己控制到的部分。」

他以一幅大圖畫作比喻，指香港今日發生的事，各人承受的心理創傷，將會只是其中一個點。「現在發生的，只是歷史洪流中的一件事情。」

山地其中一個靜修和冥想活動「明陣」（Labyrinth）也有類似含意：人們身陷迂迴曲折的草坪中，看似撲朔迷離，但與「迷宮」（Maze）不同的是，這裏並非設滿分岔路、死巷或高牆，卻有一條羊腸窄路。只要沿着小徑緩步而行，可以走到中心點，再走到原點。這個原點既是入口，也是出口。

「政治運動就像在你的心中種了種子。你只要心中有這條根，慢慢發芽時，仍然記得自己來自哪裏，這樣已經很足夠。」Oscar說得響亮。

就好像他腦海中的想像，在那個未來美好的五維世界，回看現在這一個集體痛苦的瞬間，「你會發現這不是傷口，這只是一條必要的疤痕。」Oscar重覆地說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