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香港故宮」屬於誰？：香港公共空間規劃的結構性矛盾與未來

鍾智豪，香港城市觀察者，台大城鄉所研究生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下稱香港故宮）於六月廿二日完成了開幕儀式，備受政府和各界關注，並將於七月二日正式向公眾開放。就在這個六月，網民正因為維多利亞公園不再能舉辦六四集會和珍寶海鮮坊於南海沉落，而哀悼香港社會和文化的失落。香港處於悲喜之間，但是政府和民間的情緒卻沒有交集。

事實上，這種政府和民間/社會的撕裂，可從西九龍文化區一路的發展一窺究竟，最初的各種規劃投標爭議，是兩者分道揚鏢的開始；然後香港民間為了城市公共與政治空間的自主權，接二連三發動社會運動；2017年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主導的香港故宮規劃，就變成一個貫連文化、社會和政治身份多重的衝突，反映了香港公共空間規劃的局限和結構性矛盾。

（一）西九文化區的源起：世界級文化地標的願望

西九文化管理局成立於2008年，前身為2002年成立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督導委員會，文化區位於西九龍填海區南端海旁，鄰近尖沙咀的圓方商場和地鐵九龍站，佔地達40公頃。整個西九興建計劃現已歷時二十三年，預計2024年才完成。香港故宮於三年前展開工程，是整個西九文化區中的一個興建計劃。

西九文化區（前稱為西九龍填海區和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初步概念始於1998年，首任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於《施政報告》提出「政府計劃在西九龍填海區興建一個設備先進的新表演場館，以推動香港發展成為亞洲娛樂之都」，並就計劃諮詢當時的市政局和文化界。

當年香港政府為了實行西九龍文化區計劃，甚至撤銷現有工程，重新規劃西九龍的用地，之後行政長官於一年後提議舉辦一個邀請國際建築師提案的公開設計比賽。2000年香港政府向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委員介紹比賽，但強調：「該項比賽結果和填海區的最終發展權並無關連」。兩年後，政府公佈賽果，當時的得獎者為霍林明（Norman Foster）的參賽小組，這場比賽成功為「推動香港成為一個世界級的藝術文化城市」造勢。

時任規劃地政局局長的曾俊華曾表示：「政府有意把該填海區變成一片文化綠洲，以豐富市民的生活，吸引更多海外的訪客，及使全球其中一條最漂亮的城市輪廓線更為突出」，同時亦提到下一步要落實發展，首屆政府展示了對未來西九龍文化區的期望：為了對內營造一個有文化內涵的公共空間以利民，對外則成為一個世界級的文化地標。

2004年，香港政府曾就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發展規劃發起招標，同時開展為期半年的入圍建議模型展覽與公眾諮詢，但最終在2006年香港社會各界的不同意見與爭議聲中放棄原有規劃框架，並於2008年成立西九文化區管理局，重新規劃了整個「西九文化區」，當中並無香港故宮博物館的規劃。

（二）香港故宮提案：兩個政府、錯亂的程序、社會的缺席

香港故宮計劃始於2015年，時任政務司司長和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下稱管理局）主席林鄭月娥（下稱林鄭）到北京出席故宮活動時，時任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詢問林鄭西九文化區是否仍有空間規劃展館，並可以長期展出故宮文物。隨後在林鄭的提議下，香港賽馬會同意計劃並願意提供捐贈以支持展館建設，同年以書面意見陳述建館的益處。在這個過程中，只有少數官員知情。

2016年5月，林鄭約見嚴迅奇（許李嚴建築師事務所執行董事），香港故宮的設計開始進行，由該建築師樓的設計小組負責，當中的過程是完全保密，計劃案子以「Project P」命名。同年10月和11月，林鄭簡介香港故宮提案獲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批準，12月時香港政府和北京故宮簽訂合作協議，北京故宮將會借出展品於香港故宮，同時也會就香港故宮的建築設計提供意見。香港政府亦強調「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並不是故宮博物院（北京故宮）的分館」，最後香港政府於2017年才實行公眾諮詢。

這一次，是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私下交涉香港故宮計劃，然後林鄭秘密尋求捐贈和聘請建築師，再知會西九管理局，最後公告其他公務員和市民該計劃，這和以往1998年、2004年香港政府的做法大有不同。1998年特首倚重民選議員、委任議員、區議會議員代表和文化界的意見；2004年雖然招標程序前後不一引起質疑，但亦引入市民參與之先例，同時市民開始到公共領域去討論公共建築藝術空間的塑造，可是2015到2016年香港政府和公營機構的程序公義卻突然消失了，一個屬於香港人的博物館，本地市民在整個過程中懵然不知，更遑論討論、參與和選擇設計方案。

（三）政府的隱密與社會的爭論

2017年時任行政長官的林鄭曾承認：「係一個比較特殊的做法」。同一年西九管理局亦聲明：「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管理層根據其賦有的權力，於去年6月委約嚴迅奇先生，就原本建設大型表演場地和展覽中心的地段進行進一步研究，探明該地段可否容納多用途展覽場館，作展覽、會議及表演用途，以及一間博物館⋯⋯」。早於2016年，西九管理局董事局聲明提到：「至於有評論質疑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是否符合西九文化區的願景和目標，董事局發言人指出，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第4條2（j）款，管理局的其中一項職能為『促進並加強中國內地、香港與任何其他地方之間的文化交流及合作』」。

後知後覺的西九管理局強調自身沒有濫權，並遵從職能行事。這三個說法暗示了官僚和專業者才有權力營造公共建築空間，市民參與並不重要。

時任民選立法會議員黃碧雲則對此提出質疑，認為政府和公營機構有機會違反《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第19條：「在該局認為適當的時間，藉該局認為適當的方式諮詢公眾」，同時建議：「政府會否考慮修訂該條文，明確規定管理局須於作出任何發展其藝術文化設施的決定前諮詢公眾」。時任立法會議員陳淑莊認為故宮博物館先定案後諮詢是虛假。前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則表示「以香港的慣常做法來看，整個過程是不能接受。過去是稍有改動都會搞諮詢，這次卻是一點諮詢都沒有」，公共領域為官僚和專業者獨斷，同時認為政府忽視市民參與是一種倒退，亦建議政府修訂西九管理局的條文以便市民參與。

政府在回應公眾時亦只草草了事，而議員明確提到了一個重點——市民擁有參與公共空間的權利。不過黃議員提到西九管理局修訂條文可使市民擁有確實的參與權亦是無補於事，因為西九管理局對於規劃故宮博物館一事乃後知後覺，它的參與和故宮規劃幾乎毫無關係，香港在那時已經變成一個不重視程序和民意的政府。

（四）建築界的專業與保守

建築師嚴迅奇因政府直接委聘一事，面對了公共抨擊，但他認為：「自己很關心香港建築界發展，認為如果一位建築師可憑其才能得到賞識會較因『價低者得』更好」。他又認為是次的直接委聘是「有效及相對客觀」和認同政府的做法。前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吳永順認為直接委聘是一種可行的方法，並認同嚴迅奇是一位有能力勝任的香港國際級建築師。

時任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陳沐文亦深感認同。即使是公共領域的建築藝術，這三位建築師從建築設計的角度都認為直接委聘比起招標可以唯才是用，當中前會長更認為嚴建築師可以保證興建建築的成本控制、準時完工這些優良建築藝術的要點，但是這三位建築師都沒有就規劃程序的不合理之處向市民解答。

民間團體CoVision（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團體）成員劉紹禧認為，公開透明能使公共建築設計避免像故宮博物館這樣的政治爭議，他指出公眾參與、委任各地的專才評審團、公開的設計比賽同樣可以生產出色的設計。還有，他亦以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設計比賽作例子，說明公開比賽的技術設計標準可以有效地防止工程超支。此外，他認為政府可以在不違反以往的程序下，以同樣的時間準備公開比賽，達至市民、政府、專業者三方成功塑造公共空間和建築。劉的觀點重申了市民參與是規劃接受度的基礎。

雖然香港建築師學會和民間團體雙方都打算以自身建築專業視角，去探討出色公共空間的生產，但建築師學會認為設計於公共空間地建築只需要政府和專業人士主導就可以，民間團體則不認同此說明，建議政府需尊重市民對公共空間塑造的參與。這反映到在香港傳統建築界的保守，認為公共空間和建築由建築師設計會更好，不重視規劃程序和市民參與。

（五）市民的不滿與「政治化」的故宮

香港政府認為市民看待香港故宮規劃的方式太過「政治化」。然而不僅是市民，文化界亦有類似的觀點。2017年文化評論人梁文道提到香港故宮的規劃已經變成了「政治問題」，因為在中港關係漸趨緊張下，林鄭破壞了既有規劃的程序，這無意中引起了香港本土意識的反撲，同時加劇了中國政府和香港市民間的矛盾。

香港政府不止犯了錯誤，也忽視那些年崛起的本土思潮。2010年，香港市民示威反對水貨客入侵街道和生活，引發了零星衝突，這是本土派市民發動的第一場「奪回」公共空間的運動。2014年香港市民因對政府政改方案的不滿而發動了雨傘運動，同年運動失敗，但激發了本土派青年從政。2016年，香港本土派代表人一度入選立法會，但隨後他們被取消議員資格，本土派選民被消音。這些經歷使他們更不能接受故宮和其背後中國的意識形態。

2016年香港文化工作者趙廣超於香港站創作故宮壁之前，不知道香港故宮的規劃，他亦猜不到這個官方委任的作品會因此得到多方關注。有香港市民於故宮壁加了血手印作二次創作，隨後有民間團體於故宮壁進行政治抗議，帶著標上「毋忘六四」的血頭巾呼喊「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香港故宮規劃的含糊和程序不公，引起自由派的香港市民聯想到中國「六四事件」——北京故宮前天安門的軍隊鎮壓。政治化的規劃事件勾起了「歷史」的傷痛，導致市民不僅沒有參與到博物館規劃，更對此感到強烈不滿。

不論上述市民是有理有據，還是借題發揮，都說明了一個現實－香港市民懂得欣賞故宮和展品，但又反感故宮背後的歷史。這源自香港市民愛好藝術和其政治立場、身份認同不一致，這早在香港故宮規劃之前已經存在，規劃程序不當只是一個導火線。

結語：香港公共空間的未來？

首先，香港政府在規劃香港故宮之前沒有去梳理香港的社會、歷史和空間三者的關係，然後沒有根據以往的程序，反而將規劃的大門緊緊關閉。故此，博物館只能由專業者設計一個只關注中國藝術美學的空間，未能成為一個更能反映市民想像和多元使用需求的公共空間與建築。

香港故宮表面上是一個文化博物館，但實際上體現出的是一個市民如何參與公共空間的社會問題，同時亦有政治衝突的暗湧。從1998年到2004年西九文化區的第一個規劃階段，香港政府和社會對公共空間的認識還停留在如何照顧市民——一個「for the people」的公共空間；隨著社會覺醒，2004年後香港市民開始討論這個公共空間是誰的——「of the people」，但十餘年後，政府卻連照顧市民的基本需求都不一定能滿足。而一個人文城市的公共空間，最後還是需要向「by the people」的方向規劃去規劃，但在今日香港國安法敏感的政治氣氛和社會環境下，我們的公共空間又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