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愛慾錄

愛慾錄:「性解放」還是「性暴力」?女性作家挑戰經典荷蘭文學

「對一些人來說,要接受一個寫作的女人,一個有意見且有性生活的女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西班牙弗拉門戈舞者在雙年展上排練。 攝:Marcelo del Pozo/Reuters/達志影像
西班牙弗拉門戈舞者在雙年展上排練。 攝:Marcelo del Pozo/Reuters/達志影像

一隻被侵犯的雞

對荷蘭成年人提起「雞」,他們會想到作家Jan Wolkers在1964年發表的一篇小說。

「我突然聽到一陣嘶啞的咯咯聲……那是一隻老力康雞光禿禿的屁股……我蹲下身子,看着那因擠壓而一開一合的淡粉色大口子。突然間,雞蛋掉了出來,落到稻草裏。我緊張地看着那個仍然敞開的洞。我想把什麼東西塞進去,可能是一根棍子,或是我的手指。當我站起來時,我感到褲襠處收緊了。我拉開了拉鍊。然後抓住雞的頭和雙腿,把她塞向了我。」

小說裏的少年敘事者侵犯了這隻母雞,然後埋葬了牠還在抽搐的屍體。

這篇小說最初被許多社區、學校和圖書館視為有歪倫常並因此被禁,但荷蘭人至今仍熱衷閱讀它,認爲Wolkers是文學典範,是少數幾個在性方面解放了文學的男性作家之一。

我小時候就讀過所有Wolkers的書,在裏面尋找可以用來自慰的場景。但是,書中的感傷和痛苦,那些被粉碎、壓扁、開膛破肚、肢解的動物,都讓我對手淫產生了恐懼,這種羞恥感至今揮之不去。我從未忘記那隻雞。

爲什麼總是充滿血腥?就在書中少年強姦雞之前,他發現自己的兔子被掛在釘子上——已經被他的清教徒父親粗暴地宰殺。父親強迫少年把寵物當晚餐吃,告誡他要感謝上帝賜給食物。於是,通過對家中另一隻低等動物重覆這種殘忍的行為,少年反抗了父親。這就是荷蘭文學標誌性的「虐待鏈」(chain of abuse)。

一隻公雞在老式汽車內。

一隻公雞在老式汽車內。攝:Alexandre Meneghini/Reuters/達志影像

挑戰性解放敘事的女性作家

半個世紀後,強姦雞的故事激怒了當時19歲的荷蘭作家Alma Mathijsen——她決定在首部作品《夜行動物》(Night Animals,2006)中宣戰。她筆下的女主人公同意在午夜時分與作家Jan Wolkers在一個公園見面。他從灌木叢中出現,陰莖裸露著,渾身覆蓋着雞毛。他看她的眼神充滿了期待,好像想要更多甜頭那樣。

「我就是要這麼做,」她對自己說,然後跪下來給他口交。

「我幾乎要笑出聲來,但這時他的雞巴在我的嘴裏大力噴發了。我的舌頭上有一團骯髒的粘液,胃裏一陣噁心想吐;我勉強把這些粘液唾到黑夜裏,才得以不嘔吐出來。Jan可愛地對我笑着。我不得不再次發笑。『我覺得你的精液有點噁心,』我抱歉地說。他笑出聲來,說:『我越來越老,越來越髒了。』」

「Walkers的作品顯然不是為了像我這樣的女孩寫的。也許我就是想挫挫他的氣焰來。」在採訪中,Mathijsen解釋說,「這是一句歡快的『去你的』,我寫的時候就笑出了聲。」

故事中還有個故事——在16歲時,Mathijsen被強姦了。「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性生活。性讓我很害怕,我不再能理解它是什麼。文學是一個安全的地方,我可以在那裏沉迷在性之中。」

三年後,在Mathijsen的首部作品中,她通過與12位公衆人物(包括Wolkers和荷蘭女王)的想像的性愛故事來重新獲得了性欲。在她後來的作品中,性愛就幾乎消聲匿跡了。

一些著名的荷蘭和弗拉芒(編注:Flemish,使用荷蘭語)作家開始公開挑戰性解放的敘事,並解構像Wolkers這些神檯級的(即白人、男性、並且作古了的)人的文學作品,並揭露這些作品核心的性暴力。所有挑戰者都是女性。至少,荷蘭作家、批評家以及荷蘭作家聯盟主席Maria Vlaar想不出,有哪個男性作家加入了這個行列。

更糟糕的是,我們不自覺地接受了、還愛上了這種強迫進行的性行爲,因爲我們覺得它是浪漫的。

直到2022年,那隻雞仍然舉足輕重,因爲牠顯示了那些「性解放者」是如何看待女性的。在我們通過Zoom進行的數小時採訪中,荷蘭作家、編劇和視覺藝術家Manon Uphoff指出,對那些性解放者而言,「(女性)是一個洞旁邊的無用組織,那個洞就是男人能把自己插進去的地方。可男性的性慾其實正在消失,因為沒有女性在回應他們的慾望。講到底,我認爲(這些性解放的敘事)其實傷害了男人的情欲。」

的確,在Wolkers的《土耳其狂歡》(Turks Fruit,1969)一書中,男性敘事者未經女主人公Olga同意就與她性交,還說「操她那無精打采和冷漠的身體真爽」。儘管如此,這仍然是荷蘭的經典愛情小說,在出版幾十年後還被改編成了流行電影和音樂劇。

「當我是青少年時,我完全沒注意到Olga在不斷被強姦!」荷蘭作家、詩人和哲學家Jannah Loontjens說,「現在這讓我感到很憤怒,在小說中強姦婦女是如此平常,所有人,就算是女人都沒注意到這一點。」

我們不止是「沒注意到」。更糟糕的是,我們不自覺地接受了、還愛上了這種強迫進行的性行爲,因爲我們覺得它是浪漫的。哲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把稱之爲象徵性暴力(symbolic voilence):較弱勢的一方(女性)接受了令強勢一方(男性)對將暴力合法化後的規範——相信強姦是愛情。

我自己的感受更加模糊。我總是爲那隻雞感到難過,但對Olga卻不曾有這種感受。我很喜 歡她,當然也愛上了她。我喜歡敘事者「擁有」(having)她,當她跑掉時,我爲他「失去」她而感到難過,當她不久後死去時,我則是真的很傷心。但我還感到欣慰,她現在至少永遠是他的(我的);而不去管敘事的男主角同時與很多女人發生性關係的事——這被說成是一種哀悼的方式。

Olga不是一個人,只是一件漂亮玩意,披着女主角的外衣。

顯然,公元前4世紀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爲最適合家庭的「父權制」是一個比我們願意承認的要更為持久的模式:在這種制度下,動物、奴隸和婦女分別爲男人、主人、父親和丈夫服務。

男性要征服他人是不需要持續控制別人身體的。他審視的眼睛會預先告訴人喜歡什麼,想要什麼,不想要什麼。他的「臣民」會適應這種眼色,會把自己訓練得很會解釋和回應它,好等自己可以取悅他,並且避免受懲誡。

如果你意識不到在我們的社會中,用男性的慾望來衡量女性是正常的,上面講的看起來應該又玄又不太切題。這又是另一種形式的象徵性暴力。因為「主人」的凝視並不侷限於家庭,它通過文化淹沒了更大的社會體系。這種文化,令暴力昇華成公義又令人愉快的東西。文學可以挑戰女性的從屬地位——但通常只會讓它更持久。

的確,「男性凝視」一詞指的就是在視覺媒體和文學作品中,女性被普遍呈現爲供異性戀男性觀衆觀看的性對象,而不是擁有自己的慾望和聲音的人。她們的慾望與「主人」的慾望同步。

對Mathijsen來說,這只是女性對日常暴力的體驗。她還記得這樣的體驗是如何開始的。「十三歲時,我穿着一條鑲有廉價閃亮水鑽的短裙去參加一個聚會。裙子是新的,我覺得漂亮到令人難以置信了。然後我突然感覺到一群老男人的目光圍繞着我,彷彿我是他們的。我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突然間,我不再是個孩子了。」

「焦點是她們的『腐朽』,老齡化的婦女總是被描述爲性方面不受歡迎、令人厭惡的。我已經四十好幾了,我能告訴你,真的沒有那麼糟糕!」

男性凝視還會告訴你,你的女性身份何時開始。而當男性的性興趣減弱時,你就結束了。Uphoff回憶說:「我母親會說,40歲以後,你還不如把你的頭塞進煤氣烤箱裏。」這是一句常見的荷蘭俗語——我媽媽就常這麼說,這是直到1970年代還很常見的、屬於女性的自殺手法,詩人Sylvia Plath就是這麼死的。當歐美國家開始使用殺傷力小得多的煤氣,使得以此自殺變得「不容易」之後,這樣的自殺手法才突然不見。

佛萊芒作家Annelies Verbeke說,文學對老齡化的女性的描述令人震驚,「焦點是她們的『腐朽』,老齡化的婦女總是被描述爲性方面不受歡迎、令人厭惡的。我已經四十好幾了,我能告訴你,真的沒有那麼糟糕!」Verbeke認爲,這種誇大其詞也是一種壓制的形式。「年長的婦女大聲說話,不太願意服從。她們激起了恐懼和憤怒。」她們必須放低姿態,否則就會被撂倒。

然而,「變老是美妙的,」現年38歲的Mathijsen說,「我終於是平和的,自由的!我每天都注意到這一點——如果忽視這樣的經歷,而不書寫它,那就太奇怪了。」然而,沒有多少人這樣做。Verbeke焦慮地點點頭說:「這種刻板印象讓你閉嘴。很少有老年婦女自由地寫性,非常少。她們害怕被嘲笑。」

這又是象徵性暴力的循環,通過不斷的負面形象設定規範——讓女性作家進行自我審查,而不是去挑戰範式。

磚砌上生長的磨砂苔蘚。

磚砌上生長的磨砂苔蘚。攝:Planet One Images/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暴力與血腥的延續

這些年,女性或非性順位的荷蘭作家在文學中獲得了一席之地,有了自己的聲音。雖然,有些作家仍然在延續父權制和血腥的傳統,將屠殺與性、動物與孩子的失言無力感聯繫在一起。

在荷蘭作家、詩人Rijneveld的首部小说《不適的傍晚》(The Discomfort of Evening,2018年,第一本獲得國際布克獎的荷蘭小說)中,敘事者少女想要觸摸她哥哥的「硬物」,想象着哥哥在淹死倉鼠時說那裏會滲出的白色東西。在整本書中,她不能大便,爲此她嚴格的基督徒父親每天給她的直腸塗抹肥皂——這是一種完全可恥的行爲,介於瀉藥幫助和體罰之間。女孩於是反過來折磨她能接觸到的小動物,或是對在水桶裏慢慢死去的蟾蜍說話。

荷蘭的一篇評論說:「Wolkers回來了。」

在Reijneveld第二本小說《我親愛的最愛》(My Dear Favorite,2020)中,男獸醫渴望未成年的農場女孩,後者在情感上依賴著獸醫。這部小說立即被比作Nabokov的《洛麗塔》(Lolita),但不同的是,Reijneveld用獸醫的視角講述,用他黏稠的慾望包裹著孩子,強迫她口交。在一個場景中,在解剖一隻水獭的同時,獸醫將自己的硬物壓在她身上,並將陰莖交給她。女孩然後躺在手術台上,讓獸醫切開她。

在2019年,Uphoff出版了《落地如飛》(Falling Is Like Flying,2019),這是一部自傳體小說,講述了她和姐妹們從4歲開始被父親性虐待的故事。作者保持着距離,不讓讀者準備好去接受她處處披露出的令人震驚而具體的記憶——每一幀記憶,都已毫無理性可言。

Uphoff以受害者的身份講述她的故事,她對我說,這並不常見,「受害者失去自我的感覺非常不舒服。文學作品是關於自主性的,要創造屬於你的標記,所以通常側重於作惡者。」

「我試圖按照當時的情況來寫。對孩子而言,那並不是性。孩子無法安置這種經歷,還沒有思考的空間。所以它被封裝起來,被鎖起來。我回去了那裏,回到我成爲一個人、同時被摧毀的時刻。我稱之為自我解剖。」但是,她知道也不能寫的太「坦承」,「那會變得不可信。人們會認爲我丟了情節。我必須控制這個故事,否則作爲一個作家我可能會自殺。作爲一個女人,我必須清楚知道我該如何表達自己。」

Uphoff也通過寫小說重新獲得了自己的性慾。「性是我非常感興趣的語言,如同大地,土壤中各種在動的事物,真菌、細菌、蟲子、孢子,還有其他在其中生長、蜿蜒移動的東西,盡在四周。我欽佩植物對光不懈的追求,旋轉、糾纏、重組、恢復。寫作就是我生命的意願,我存在的慾望。我必須分享我自己。」

「性器官也是這樣的一場盛宴,」Uphoff說,在很早的一篇小說中,她列出了關於陰莖的不同描述,「大概有30或40多個,相當神奇,或者正是因為我曾經害怕它們。」

荷蘭的紅燈區。

荷蘭的紅燈區。攝:Robin Utrecht/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性慾的描述,能有不同聲音嗎?

「她就是獵物(game),」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地利作家Elfriede Jellinek在她的小說《慾望》(Lust,1989年)一書中寫了家庭主婦Gertie不斷受到丈夫和情人性虐待的故事。獵物不說話。Jellinek覺得,不可能從一個女人的角度來寫一部色情小說,並得出結論說,女人沒有色情語言,「用來描述性的殘暴語言是一種純粹的男性的剝削語言。」

我採訪了八位知名的荷蘭和比利時作家,都是女性。我們聊她們小說中的性。她們的文學作品風格複雜,人物層次分明,還——有好幾個人提醒我——幽默,當中的性愛場景中也是如此。對她們來說,性是發展人物或情境的工具,比如揭露一個不健全的婚姻。它的目的不一定是爲了讓你有性慾,儘管它可能有這個效果,但是不像色情片那樣只試圖讓你高潮。

也許並不奇怪,我採訪的所有人都不同意Jellinek的觀點,相信她們作品中的色情語言是屬於自己的。但是她們也認識到,要想在寫作中丟掉男性凝視是多麼的困難。畢竟,這已是慾望、身體和性腳本的規範。

她們並不提供另一種聲音,警惕另一個標籤將他們置於主流(男性)文學之外,也即長期以來的那種「女性寫作」——這會將她們歸入荷蘭或佛蘭德文學中的一個單獨章節,圖書館和書店裏的一個單獨架子。

Verbeke解釋了她是如何設置性愛場景的。「我要喚起讀者的慾望,而第一個讀者就是自己。所以這就是我所喜歡的,我想表達的,或是讓我悲傷、讓我孤獨的。寫性的時候,我的身體參與得更多。這就是性愛場景的起點。」

「我不那麼含蓄,我可以用一個具體的形象或給身體部位命名的方法,讓讀者感覺對位。但這必須做得很好,不能粗俗。一切都關乎動作。你在努力達到高潮,如果哪裏不對勁,讀者就會放棄。如果中途停止性愛,那就太可惜了。我從未這樣做過,我總是走到最後——當然,除非我就是想描寫一個不成功的性行為。」

在荷蘭語主流文學中,性並沒有什麼變化,異性戀是常態。但小眾情色文學不同。弗拉芒作家Pia Fraus就是那個「一腳踢開女同性戀臥室大門」的人,一篇評論稱她擅長的同性戀文學為「實驗室」。她第一本小說集《調戲》(Flirtations)如今是女同性戀情色小說的經典。在她的第二本小說集中,Fraus嘗試描寫酷兒以及男性生殖器。一個同性戀雜誌的編劇抗議說:「這幾乎是異性戀了」。的確,第二本小說集賣得沒第一本好。那時,女同性戀讀者不想要陰莖,「現在,這不再是個問題了:酷兒已經變得更為多元。」

弗拉芒記者、歌詞、劇作者和作家Schoeters也喜歡實驗。她首部小說《墜落的藝術》(The art of falling, 2014)的主角是沒有性別的。她願意讓性變得更麻煩。「反正讀者都會自己去分配性別,通常是基於他們自己的性取向。我的敘事者先是跟一個男人做愛,然後,一半過後,開始與女人做愛,讀者必須『轉換』一切。」而在她下一部小說《無題#1》(Untitled #1, 2018)中,Schoeters選擇了一個沙文主義男性的視角。對了,她對自己寫的外陰特別滿意。

「對於一個同性戀作家來說,要踏入主流文學是很難的,所以他們通常不會以同性戀角色發表第一本小說。我卻這麼做了,一位在文學領域很有建樹的男性警告我:『你這樣會把自己寫出局的。不要寫兩個女人之間的性行為,男人不願意讀這個。』」

而對荷蘭作家Mensje Van Keulan來說,書中過多露骨的性愛描寫卻是多餘的,「這讓我很惱火,刪掉,刪掉!不說出來的東西讓人更興奮。渴望比實際的性愛更重要。」

我採訪的八位作家會說,她們並不是在提供另一種聲音,警惕另一個標籤將他們置於主流(男性)文學之外,也即長期以來的那種「女性寫作」——這會將她們歸入荷蘭或佛蘭德文學中的一個單獨章節,圖書館和書店裏的一個單獨架子。

可我總是更喜歡女性的小說。我覺得她們提供了一種我喜歡的模糊性,更廣泛的情緒,感覺、反思、喃喃自語、觀察、懷疑、反思、自虐。書中有像我這樣的人,目的性不強,大腦神經質。

但是,我必須承認,當書面的性愛不那麼有「視覺感」,不注重理想化的女性身體形狀和部位時,它對我的刺激就會減少。我是一個異性戀、白人男性,男性目光的審美使我高興——反覆提醒自己的「男性凝視」是件好事,要記得,男性凝視無關男子氣概,而只是權力。然而,很遺憾,小說中女性對男性的臣服仍然是讓我興奮的原因。

#MeToo改變了荷蘭公衆對文學中性描寫的討論。我採訪的作者中有一半是作家團體「Fixdit」的成員,這個團體試圖推動解放我們所閱讀的虛構女性,同時也推動解放寫作的女性。畢竟,正如Vlaar(她不是Fixdit的成員)指出的那樣,幾十年來,把荷蘭和佛蘭德的頂級文學獎分攤的都是男性作家。

#MeToo也帶來了不滿和反擊,他們聲稱一種新的審視在威脅文學自由,卻忽視了男性特權會堵住女性的嘴。

女性作家注意到了這種憤恨,特別是當她們寫性的時候。許多讀者把她們和她們筆下角色發生的性關係混爲一談。 Van Keulen被稱爲淫亂者,其他人也收到淫穢信息。一篇評論稱Loontjes的作品爲「色情」,這在文學界是一種侮辱。Verbeke和Vlaar都被女性讀者批評書中有「太多的」性,這種批評不會發生在男性作家身上。

Uphoff總結說:「我遇到的真正的審慎,仍然是禁止女性去表達性行爲。」

Verbeke同意這個說法:「對一些人來說,要接受一個寫作的女人,一個有意見且有性生活的女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我採訪的幾位作家都很珍視自己的聲音。她們不希望令人反感的性會被禁止在文學作品中出現,可能是她們自己也想寫這樣的東西——或已經寫了。

「我寫的可不是做愛,」Van Keulen輕蔑地笑道。她如今75歲,已經發表了30多本書,寫了大把大師級的黯淡的靈魂們。比如,她寫了一個個女人,她刊登廣告,徵集男性來參加屬於她自己的gangbang——當這個場景發生時,她卻側着頭,想着她的菜園子。她還寫了一個男人,在海灘上被一個他幫着找狗的陌生人強姦了。很痛。

相反的,在Vlaar的小說集《深地》(Deep Earth, 2018)一書中的性描寫,就充滿著對安全的渴望。她說:「當然,你與丈夫的性生活不總是會那麼好。但是,我渴求一段感情中的性,這是我書中女性最接近幸福的時刻。」

一名婦女走在荷蘭馬斯特里赫特市中心的樓梯。

一名婦女走在荷蘭馬斯特里赫特市中心的樓梯。攝:Francois Lenoir/Reuters/達志影像

後記

準備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列了很長的清單,試圖找出,女性寫的性愛不同之處是什麼?我讀了成百上千頁的虛構的性的描寫,但卻沒有找到不同之處。因為它不存在。

我採訪的作家對文學中的性別政治有重要的看法。她們在公開的文章、評論、採訪、小組討論和播客中表達這些看法。她們喜歡自己的手藝,在他她們自己的文學領地裏認領慾望和性。但是,在她們的小說裏,她們不關心自己是女性這件事。

她們必須接受一個事實——她們的小說無法結束文學或現實中普遍存在的男性凝視。也許有更多女性加入的時候才行。也許還得有些男性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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