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慾錄：「性解放」還是「性暴力」？女性作家挑戰經典荷蘭文學

一隻被侵犯的雞

對荷蘭成年人提起「雞」，他們會想到作家Jan Wolkers在1964年發表的一篇小說。

「我突然聽到一陣嘶啞的咯咯聲……那是一隻老力康雞光禿禿的屁股……我蹲下身子，看着那因擠壓而一開一合的淡粉色大口子。突然間，雞蛋掉了出來，落到稻草裏。我緊張地看着那個仍然敞開的洞。我想把什麼東西塞進去，可能是一根棍子，或是我的手指。當我站起來時，我感到褲襠處收緊了。我拉開了拉鍊。然後抓住雞的頭和雙腿，把她塞向了我。」

小說裏的少年敘事者侵犯了這隻母雞，然後埋葬了牠還在抽搐的屍體。

這篇小說最初被許多社區、學校和圖書館視為有歪倫常並因此被禁，但荷蘭人至今仍熱衷閱讀它，認爲Wolkers是文學典範，是少數幾個在性方面解放了文學的男性作家之一。

我小時候就讀過所有Wolkers的書，在裏面尋找可以用來自慰的場景。但是，書中的感傷和痛苦，那些被粉碎、壓扁、開膛破肚、肢解的動物，都讓我對手淫產生了恐懼，這種羞恥感至今揮之不去。我從未忘記那隻雞。

爲什麼總是充滿血腥？就在書中少年強姦雞之前，他發現自己的兔子被掛在釘子上——已經被他的清教徒父親粗暴地宰殺。父親強迫少年把寵物當晚餐吃，告誡他要感謝上帝賜給食物。於是，通過對家中另一隻低等動物重覆這種殘忍的行為，少年反抗了父親。這就是荷蘭文學標誌性的「虐待鏈」（chain of abuse）。

挑戰性解放敘事的女性作家

半個世紀後，強姦雞的故事激怒了當時19歲的荷蘭作家Alma Mathijsen——她決定在首部作品《夜行動物》（Night Animals，2006）中宣戰。她筆下的女主人公同意在午夜時分與作家Jan Wolkers在一個公園見面。他從灌木叢中出現，陰莖裸露著，渾身覆蓋着雞毛。他看她的眼神充滿了期待，好像想要更多甜頭那樣。

「我就是要這麼做，」她對自己說，然後跪下來給他口交。

「我幾乎要笑出聲來，但這時他的雞巴在我的嘴裏大力噴發了。我的舌頭上有一團骯髒的粘液，胃裏一陣噁心想吐；我勉強把這些粘液唾到黑夜裏，才得以不嘔吐出來。Jan可愛地對我笑着。我不得不再次發笑。『我覺得你的精液有點噁心，』我抱歉地說。他笑出聲來，說：『我越來越老，越來越髒了。』」

「Walkers的作品顯然不是為了像我這樣的女孩寫的。也許我就是想挫挫他的氣焰來。」在採訪中，Mathijsen解釋說，「這是一句歡快的『去你的』，我寫的時候就笑出了聲。」

故事中還有個故事——在16歲時，Mathijsen被強姦了。「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性生活。性讓我很害怕，我不再能理解它是什麼。文學是一個安全的地方，我可以在那裏沉迷在性之中。」

三年後，在Mathijsen的首部作品中，她通過與12位公衆人物（包括Wolkers和荷蘭女王）的想像的性愛故事來重新獲得了性欲。在她後來的作品中，性愛就幾乎消聲匿跡了。

一些著名的荷蘭和弗拉芒（編注：Flemish，使用荷蘭語）作家開始公開挑戰性解放的敘事，並解構像Wolkers這些神檯級的（即白人、男性、並且作古了的）人的文學作品，並揭露這些作品核心的性暴力。所有挑戰者都是女性。至少，荷蘭作家、批評家以及荷蘭作家聯盟主席Maria Vlaar想不出，有哪個男性作家加入了這個行列。

更糟糕的是，我們不自覺地接受了、還愛上了這種強迫進行的性行爲，因爲我們覺得它是浪漫的。

直到2022年，那隻雞仍然舉足輕重，因爲牠顯示了那些「性解放者」是如何看待女性的。在我們通過Zoom進行的數小時採訪中，荷蘭作家、編劇和視覺藝術家Manon Uphoff指出，對那些性解放者而言，「（女性）是一個洞旁邊的無用組織，那個洞就是男人能把自己插進去的地方。可男性的性慾其實正在消失，因為沒有女性在回應他們的慾望。講到底，我認爲（這些性解放的敘事）其實傷害了男人的情欲。」

的確，在Wolkers的《土耳其狂歡》（Turks Fruit，1969）一書中，男性敘事者未經女主人公Olga同意就與她性交，還說「操她那無精打采和冷漠的身體真爽」。儘管如此，這仍然是荷蘭的經典愛情小說，在出版幾十年後還被改編成了流行電影和音樂劇。

「當我是青少年時，我完全沒注意到Olga在不斷被強姦！」荷蘭作家、詩人和哲學家Jannah Loontjens說，「現在這讓我感到很憤怒，在小說中強姦婦女是如此平常，所有人，就算是女人都沒注意到這一點。」

我們不止是「沒注意到」。更糟糕的是，我們不自覺地接受了、還愛上了這種強迫進行的性行爲，因爲我們覺得它是浪漫的。哲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把稱之爲象徵性暴力（symbolic voilence）：較弱勢的一方（女性）接受了令強勢一方（男性）對將暴力合法化後的規範——相信強姦是愛情。

我自己的感受更加模糊。我總是爲那隻雞感到難過，但對Olga卻不曾有這種感受。我很喜
歡她，當然也愛上了她。我喜歡敘事者「擁有」（having）她，當她跑掉時，我爲他「失去」她而感到難過，當她不久後死去時，我則是真的很傷心。但我還感到欣慰，她現在至少永遠是他的（我的）；而不去管敘事的男主角同時與很多女人發生性關係的事——這被說成是一種哀悼的方式。

Olga不是一個人，只是一件漂亮玩意，披着女主角的外衣。

顯然，公元前4世紀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爲最適合家庭的「父權制」是一個比我們願意承認的要更為持久的模式：在這種制度下，動物、奴隸和婦女分別爲男人、主人、父親和丈夫服務。

男性要征服他人是不需要持續控制別人身體的。他審視的眼睛會預先告訴人喜歡什麼，想要什麼，不想要什麼。他的「臣民」會適應這種眼色，會把自己訓練得很會解釋和回應它，好等自己可以取悅他，並且避免受懲誡。

如果你意識不到在我們的社會中，用男性的慾望來衡量女性是正常的，上面講的看起來應該又玄又不太切題。這又是另一種形式的象徵性暴力。因為「主人」的凝視並不侷限於家庭，它通過文化淹沒了更大的社會體系。這種文化，令暴力昇華成公義又令人愉快的東西。文學可以挑戰女性的從屬地位——但通常只會讓它更持久。

的確，「男性凝視」一詞指的就是在視覺媒體和文學作品中，女性被普遍呈現爲供異性戀男性觀衆觀看的性對象，而不是擁有自己的慾望和聲音的人。她們的慾望與「主人」的慾望同步。

對Mathijsen來說，這只是女性對日常暴力的體驗。她還記得這樣的體驗是如何開始的。「十三歲時，我穿着一條鑲有廉價閃亮水鑽的短裙去參加一個聚會。裙子是新的，我覺得漂亮到令人難以置信了。然後我突然感覺到一群老男人的目光圍繞着我，彷彿我是他們的。我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突然間，我不再是個孩子了。」

「焦點是她們的『腐朽』，老齡化的婦女總是被描述爲性方面不受歡迎、令人厭惡的。我已經四十好幾了，我能告訴你，真的沒有那麼糟糕！」

男性凝視還會告訴你，你的女性身份何時開始。而當男性的性興趣減弱時，你就結束了。Uphoff回憶說：「我母親會說，40歲以後，你還不如把你的頭塞進煤氣烤箱裏。」這是一句常見的荷蘭俗語——我媽媽就常這麼說，這是直到1970年代還很常見的、屬於女性的自殺手法，詩人Sylvia Plath就是這麼死的。當歐美國家開始使用殺傷力小得多的煤氣，使得以此自殺變得「不容易」之後，這樣的自殺手法才突然不見。

佛萊芒作家Annelies Verbeke說，文學對老齡化的女性的描述令人震驚，「焦點是她們的『腐朽』，老齡化的婦女總是被描述爲性方面不受歡迎、令人厭惡的。我已經四十好幾了，我能告訴你，真的沒有那麼糟糕！」Verbeke認爲，這種誇大其詞也是一種壓制的形式。「年長的婦女大聲說話，不太願意服從。她們激起了恐懼和憤怒。」她們必須放低姿態，否則就會被撂倒。

然而，「變老是美妙的，」現年38歲的Mathijsen說，「我終於是平和的，自由的！我每天都注意到這一點——如果忽視這樣的經歷，而不書寫它，那就太奇怪了。」然而，沒有多少人這樣做。Verbeke焦慮地點點頭說：「這種刻板印象讓你閉嘴。很少有老年婦女自由地寫性，非常少。她們害怕被嘲笑。」

這又是象徵性暴力的循環，通過不斷的負面形象設定規範——讓女性作家進行自我審查，而不是去挑戰範式。

暴力與血腥的延續

這些年，女性或非性順位的荷蘭作家在文學中獲得了一席之地，有了自己的聲音。雖然，有些作家仍然在延續父權制和血腥的傳統，將屠殺與性、動物與孩子的失言無力感聯繫在一起。

在荷蘭作家、詩人Rijneveld的首部小说《不適的傍晚》（The Discomfort of Evening，2018年，第一本獲得國際布克獎的荷蘭小說）中，敘事者少女想要觸摸她哥哥的「硬物」，想象着哥哥在淹死倉鼠時說那裏會滲出的白色東西。在整本書中，她不能大便，爲此她嚴格的基督徒父親每天給她的直腸塗抹肥皂——這是一種完全可恥的行爲，介於瀉藥幫助和體罰之間。女孩於是反過來折磨她能接觸到的小動物，或是對在水桶裏慢慢死去的蟾蜍說話。

荷蘭的一篇評論說：「Wolkers回來了。」

在Reijneveld第二本小說《我親愛的最愛》（My Dear Favorite，2020）中，男獸醫渴望未成年的農場女孩，後者在情感上依賴著獸醫。這部小說立即被比作Nabokov的《洛麗塔》（Lolita），但不同的是，Reijneveld用獸醫的視角講述，用他黏稠的慾望包裹著孩子，強迫她口交。在一個場景中，在解剖一隻水獭的同時，獸醫將自己的硬物壓在她身上，並將陰莖交給她。女孩然後躺在手術台上，讓獸醫切開她。

在2019年，Uphoff出版了《落地如飛》（Falling Is Like Flying，2019），這是一部自傳體小說，講述了她和姐妹們從4歲開始被父親性虐待的故事。作者保持着距離，不讓讀者準備好去接受她處處披露出的令人震驚而具體的記憶——每一幀記憶，都已毫無理性可言。

Uphoff以受害者的身份講述她的故事，她對我說，這並不常見，「受害者失去自我的感覺非常不舒服。文學作品是關於自主性的，要創造屬於你的標記，所以通常側重於作惡者。」

「我試圖按照當時的情況來寫。對孩子而言，那並不是性。孩子無法安置這種經歷，還沒有思考的空間。所以它被封裝起來，被鎖起來。我回去了那裏，回到我成爲一個人、同時被摧毀的時刻。我稱之為自我解剖。」但是，她知道也不能寫的太「坦承」，「那會變得不可信。人們會認爲我丟了情節。我必須控制這個故事，否則作爲一個作家我可能會自殺。作爲一個女人，我必須清楚知道我該如何表達自己。」

Uphoff也通過寫小說重新獲得了自己的性慾。「性是我非常感興趣的語言，如同大地，土壤中各種在動的事物，真菌、細菌、蟲子、孢子，還有其他在其中生長、蜿蜒移動的東西，盡在四周。我欽佩植物對光不懈的追求，旋轉、糾纏、重組、恢復。寫作就是我生命的意願，我存在的慾望。我必須分享我自己。」

「性器官也是這樣的一場盛宴，」Uphoff說，在很早的一篇小說中，她列出了關於陰莖的不同描述，「大概有30或40多個，相當神奇，或者正是因為我曾經害怕它們。」

性慾的描述，能有不同聲音嗎？

「她就是獵物（game），」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地利作家Elfriede Jellinek在她的小說《慾望》（Lust，1989年）一書中寫了家庭主婦Gertie不斷受到丈夫和情人性虐待的故事。獵物不說話。Jellinek覺得，不可能從一個女人的角度來寫一部色情小說，並得出結論說，女人沒有色情語言，「用來描述性的殘暴語言是一種純粹的男性的剝削語言。」

我採訪了八位知名的荷蘭和比利時作家，都是女性。我們聊她們小說中的性。她們的文學作品風格複雜，人物層次分明，還——有好幾個人提醒我——幽默，當中的性愛場景中也是如此。對她們來說，性是發展人物或情境的工具，比如揭露一個不健全的婚姻。它的目的不一定是爲了讓你有性慾，儘管它可能有這個效果，但是不像色情片那樣只試圖讓你高潮。

也許並不奇怪，我採訪的所有人都不同意Jellinek的觀點，相信她們作品中的色情語言是屬於自己的。但是她們也認識到，要想在寫作中丟掉男性凝視是多麼的困難。畢竟，這已是慾望、身體和性腳本的規範。

她們並不提供另一種聲音，警惕另一個標籤將他們置於主流（男性）文學之外，也即長期以來的那種「女性寫作」——這會將她們歸入荷蘭或佛蘭德文學中的一個單獨章節，圖書館和書店裏的一個單獨架子。

Verbeke解釋了她是如何設置性愛場景的。「我要喚起讀者的慾望，而第一個讀者就是自己。所以這就是我所喜歡的，我想表達的，或是讓我悲傷、讓我孤獨的。寫性的時候，我的身體參與得更多。這就是性愛場景的起點。」

「我不那麼含蓄，我可以用一個具體的形象或給身體部位命名的方法，讓讀者感覺對位。但這必須做得很好，不能粗俗。一切都關乎動作。你在努力達到高潮，如果哪裏不對勁，讀者就會放棄。如果中途停止性愛，那就太可惜了。我從未這樣做過，我總是走到最後——當然，除非我就是想描寫一個不成功的性行為。」

在荷蘭語主流文學中，性並沒有什麼變化，異性戀是常態。但小眾情色文學不同。弗拉芒作家Pia Fraus就是那個「一腳踢開女同性戀臥室大門」的人，一篇評論稱她擅長的同性戀文學為「實驗室」。她第一本小說集《調戲》（Flirtations）如今是女同性戀情色小說的經典。在她的第二本小說集中，Fraus嘗試描寫酷兒以及男性生殖器。一個同性戀雜誌的編劇抗議說：「這幾乎是異性戀了」。的確，第二本小說集賣得沒第一本好。那時，女同性戀讀者不想要陰莖，「現在，這不再是個問題了：酷兒已經變得更為多元。」

弗拉芒記者、歌詞、劇作者和作家Schoeters也喜歡實驗。她首部小說《墜落的藝術》（The art of falling, 2014）的主角是沒有性別的。她願意讓性變得更麻煩。「反正讀者都會自己去分配性別，通常是基於他們自己的性取向。我的敘事者先是跟一個男人做愛，然後，一半過後，開始與女人做愛，讀者必須『轉換』一切。」而在她下一部小說《無題#1》（Untitled #1, 2018）中，Schoeters選擇了一個沙文主義男性的視角。對了，她對自己寫的外陰特別滿意。

「對於一個同性戀作家來說，要踏入主流文學是很難的，所以他們通常不會以同性戀角色發表第一本小說。我卻這麼做了，一位在文學領域很有建樹的男性警告我：『你這樣會把自己寫出局的。不要寫兩個女人之間的性行為，男人不願意讀這個。』」

而對荷蘭作家Mensje Van Keulan來說，書中過多露骨的性愛描寫卻是多餘的，「這讓我很惱火，刪掉，刪掉！不說出來的東西讓人更興奮。渴望比實際的性愛更重要。」

我採訪的八位作家會說，她們並不是在提供另一種聲音，警惕另一個標籤將他們置於主流（男性）文學之外，也即長期以來的那種「女性寫作」——這會將她們歸入荷蘭或佛蘭德文學中的一個單獨章節，圖書館和書店裏的一個單獨架子。

可我總是更喜歡女性的小說。我覺得她們提供了一種我喜歡的模糊性，更廣泛的情緒，感覺、反思、喃喃自語、觀察、懷疑、反思、自虐。書中有像我這樣的人，目的性不強，大腦神經質。

但是，我必須承認，當書面的性愛不那麼有「視覺感」，不注重理想化的女性身體形狀和部位時，它對我的刺激就會減少。我是一個異性戀、白人男性，男性目光的審美使我高興——反覆提醒自己的「男性凝視」是件好事，要記得，男性凝視無關男子氣概，而只是權力。然而，很遺憾，小說中女性對男性的臣服仍然是讓我興奮的原因。

#MeToo改變了荷蘭公衆對文學中性描寫的討論。我採訪的作者中有一半是作家團體「Fixdit」的成員，這個團體試圖推動解放我們所閱讀的虛構女性，同時也推動解放寫作的女性。畢竟，正如Vlaar（她不是Fixdit的成員）指出的那樣，幾十年來，把荷蘭和佛蘭德的頂級文學獎分攤的都是男性作家。

#MeToo也帶來了不滿和反擊，他們聲稱一種新的審視在威脅文學自由，卻忽視了男性特權會堵住女性的嘴。

女性作家注意到了這種憤恨，特別是當她們寫性的時候。許多讀者把她們和她們筆下角色發生的性關係混爲一談。 Van Keulen被稱爲淫亂者，其他人也收到淫穢信息。一篇評論稱Loontjes的作品爲「色情」，這在文學界是一種侮辱。Verbeke和Vlaar都被女性讀者批評書中有「太多的」性，這種批評不會發生在男性作家身上。

Uphoff總結說：「我遇到的真正的審慎，仍然是禁止女性去表達性行爲。」

Verbeke同意這個說法：「對一些人來說，要接受一個寫作的女人，一個有意見且有性生活的女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我採訪的幾位作家都很珍視自己的聲音。她們不希望令人反感的性會被禁止在文學作品中出現，可能是她們自己也想寫這樣的東西——或已經寫了。

「我寫的可不是做愛，」Van Keulen輕蔑地笑道。她如今75歲，已經發表了30多本書，寫了大把大師級的黯淡的靈魂們。比如，她寫了一個個女人，她刊登廣告，徵集男性來參加屬於她自己的gangbang——當這個場景發生時，她卻側着頭，想着她的菜園子。她還寫了一個男人，在海灘上被一個他幫着找狗的陌生人強姦了。很痛。

相反的，在Vlaar的小說集《深地》（Deep Earth, 2018）一書中的性描寫，就充滿著對安全的渴望。她說：「當然，你與丈夫的性生活不總是會那麼好。但是，我渴求一段感情中的性，這是我書中女性最接近幸福的時刻。」

後記

準備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列了很長的清單，試圖找出，女性寫的性愛不同之處是什麼？我讀了成百上千頁的虛構的性的描寫，但卻沒有找到不同之處。因為它不存在。

我採訪的作家對文學中的性別政治有重要的看法。她們在公開的文章、評論、採訪、小組討論和播客中表達這些看法。她們喜歡自己的手藝，在他她們自己的文學領地裏認領慾望和性。但是，在她們的小說裏，她們不關心自己是女性這件事。

她們必須接受一個事實——她們的小說無法結束文學或現實中普遍存在的男性凝視。也許有更多女性加入的時候才行。也許還得有些男性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