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欲录：“性解放”还是“性暴力”？女性作家挑战经典荷兰文学

一只被侵犯的鸡

对荷兰成年人提起“鸡”，他们会想到作家Jan Wolkers在1964年发表的一篇小说。

“我突然听到一阵嘶哑的咯咯声……那是一只老力康鸡光秃秃的屁股……我蹲下身子，看着那因挤压而一开一合的淡粉色大口子。突然间，鸡蛋掉了出来，落到稻草里。我紧张地看着那个仍然敞开的洞。我想把什么东西塞进去，可能是一根棍子，或是我的手指。当我站起来时，我感到裤裆处收紧了。我拉开了拉链。然后抓住鸡的头和双腿，把她塞向了我。”

小说里的少年叙事者侵犯了这只母鸡，然后埋葬了牠还在抽搐的尸体。

这篇小说最初被许多社区、学校和图书馆视为有歪伦常并因此被禁，但荷兰人至今仍热衷阅读它，认为Wolkers是文学典范，是少数几个在性方面解放了文学的男性作家之一。

我小时候就读过所有Wolkers的书，在里面寻找可以用来自慰的场景。但是，书中的感伤和痛苦，那些被粉碎、压扁、开膛破肚、肢解的动物，都让我对手淫产生了恐惧，这种羞耻感至今挥之不去。我从未忘记那只鸡。

为什么总是充满血腥？就在书中少年强奸鸡之前，他发现自己的兔子被挂在钉子上——已经被他的清教徒父亲粗暴地宰杀。父亲强迫少年把宠物当晚餐吃，告诫他要感谢上帝赐给食物。于是，通过对家中另一只低等动物重复这种残忍的行为，少年反抗了父亲。这就是荷兰文学标志性的“虐待链”（chain of abuse）。

挑战性解放叙事的女性作家

半个世纪后，强奸鸡的故事激怒了当时19岁的荷兰作家Alma Mathijsen——她决定在首部作品《夜行动物》（Night Animals，2006）中宣战。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同意在午夜时分与作家Jan Wolkers在一个公园见面。他从灌木丛中出现，阴茎裸露著，浑身覆盖着鸡毛。他看她的眼神充满了期待，好像想要更多甜头那样。

“我就是要这么做，”她对自己说，然后跪下来给他口交。

“我几乎要笑出声来，但这时他的鸡巴在我的嘴里大力喷发了。我的舌头上有一团肮脏的粘液，胃里一阵恶心想吐；我勉强把这些粘液唾到黑夜里，才得以不呕吐出来。Jan可爱地对我笑着。我不得不再次发笑。‘我觉得你的精液有点恶心，’我抱歉地说。他笑出声来，说：‘我越来越老，越来越脏了。’”

“Walkers的作品显然不是为了像我这样的女孩写的。也许我就是想挫挫他的气焰来。”在采访中，Mathijsen解释说，“这是一句欢快的‘去你的’，我写的时候就笑出了声。”

故事中还有个故事——在16岁时，Mathijsen被强奸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性生活。性让我很害怕，我不再能理解它是什么。文学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可以在那里沉迷在性之中。”

三年后，在Mathijsen的首部作品中，她通过与12位公众人物（包括Wolkers和荷兰女王）的想像的性爱故事来重新获得了性欲。在她后来的作品中，性爱就几乎消声匿迹了。

一些著名的荷兰和弗拉芒（编注：Flemish，使用荷兰语）作家开始公开挑战性解放的叙事，并解构像Wolkers这些神台级的（即白人、男性、并且作古了的）人的文学作品，并揭露这些作品核心的性暴力。所有挑战者都是女性。至少，荷兰作家、批评家以及荷兰作家联盟主席Maria Vlaar想不出，有哪个男性作家加入了这个行列。

更糟糕的是，我们不自觉地接受了、还爱上了这种强迫进行的性行为，因为我们觉得它是浪漫的。

直到2022年，那只鸡仍然举足轻重，因为牠显示了那些“性解放者”是如何看待女性的。在我们通过Zoom进行的数小时采访中，荷兰作家、编剧和视觉艺术家Manon Uphoff指出，对那些性解放者而言，“（女性）是一个洞旁边的无用组织，那个洞就是男人能把自己插进去的地方。可男性的性欲其实正在消失，因为没有女性在回应他们的欲望。讲到底，我认为（这些性解放的叙事）其实伤害了男人的情欲。”

的确，在Wolkers的《土耳其狂欢》（Turks Fruit，1969）一书中，男性叙事者未经女主人公Olga同意就与她性交，还说“操她那无精打采和冷漠的身体真爽”。尽管如此，这仍然是荷兰的经典爱情小说，在出版几十年后还被改编成了流行电影和音乐剧。

“当我是青少年时，我完全没注意到Olga在不断被强奸！”荷兰作家、诗人和哲学家Jannah Loontjens说，“现在这让我感到很愤怒，在小说中强奸妇女是如此平常，所有人，就算是女人都没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不止是“没注意到”。更糟糕的是，我们不自觉地接受了、还爱上了这种强迫进行的性行为，因为我们觉得它是浪漫的。哲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把称之为象征性暴力（symbolic voilence）：较弱势的一方（女性）接受了令强势一方（男性）对将暴力合法化后的规范——相信强奸是爱情。

我自己的感受更加模糊。我总是为那只鸡感到难过，但对Olga却不曾有这种感受。我很喜
欢她，当然也爱上了她。我喜欢叙事者“拥有”（having）她，当她跑掉时，我为他“失去”她而感到难过，当她不久后死去时，我则是真的很伤心。但我还感到欣慰，她现在至少永远是他的（我的）；而不去管叙事的男主角同时与很多女人发生性关系的事——这被说成是一种哀悼的方式。

Olga不是一个人，只是一件漂亮玩意，披着女主角的外衣。

显然，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适合家庭的“父权制”是一个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要更为持久的模式：在这种制度下，动物、奴隶和妇女分别为男人、主人、父亲和丈夫服务。

男性要征服他人是不需要持续控制别人身体的。他审视的眼睛会预先告诉人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他的“臣民”会适应这种眼色，会把自己训练得很会解释和回应它，好等自己可以取悦他，并且避免受惩诫。

如果你意识不到在我们的社会中，用男性的欲望来衡量女性是正常的，上面讲的看起来应该又玄又不太切题。这又是另一种形式的象征性暴力。因为“主人”的凝视并不局限于家庭，它通过文化淹没了更大的社会体系。这种文化，令暴力升华成公义又令人愉快的东西。文学可以挑战女性的从属地位——但通常只会让它更持久。

的确，“男性凝视”一词指的就是在视觉媒体和文学作品中，女性被普遍呈现为供异性恋男性观众观看的性对象，而不是拥有自己的欲望和声音的人。她们的欲望与“主人”的欲望同步。

对Mathijsen来说，这只是女性对日常暴力的体验。她还记得这样的体验是如何开始的。“十三岁时，我穿着一条镶有廉价闪亮水钻的短裙去参加一个聚会。裙子是新的，我觉得漂亮到令人难以置信了。然后我突然感觉到一群老男人的目光围绕着我，仿佛我是他们的。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突然间，我不再是个孩子了。”

“焦点是她们的‘腐朽’，老龄化的妇女总是被描述为性方面不受欢迎、令人厌恶的。我已经四十好几了，我能告诉你，真的没有那么糟糕！”

男性凝视还会告诉你，你的女性身份何时开始。而当男性的性兴趣减弱时，你就结束了。Uphoff回忆说：“我母亲会说，40岁以后，你还不如把你的头塞进煤气烤箱里。”这是一句常见的荷兰俗语——我妈妈就常这么说，这是直到1970年代还很常见的、属于女性的自杀手法，诗人Sylvia Plath就是这么死的。当欧美国家开始使用杀伤力小得多的煤气，使得以此自杀变得“不容易”之后，这样的自杀手法才突然不见。

佛莱芒作家Annelies Verbeke说，文学对老龄化的女性的描述令人震惊，“焦点是她们的‘腐朽’，老龄化的妇女总是被描述为性方面不受欢迎、令人厌恶的。我已经四十好几了，我能告诉你，真的没有那么糟糕！”Verbeke认为，这种夸大其词也是一种压制的形式。“年长的妇女大声说话，不太愿意服从。她们激起了恐惧和愤怒。”她们必须放低姿态，否则就会被撂倒。

然而，“变老是美妙的，”现年38岁的Mathijsen说，“我终于是平和的，自由的！我每天都注意到这一点——如果忽视这样的经历，而不书写它，那就太奇怪了。”然而，没有多少人这样做。Verbeke焦虑地点点头说：“这种刻板印象让你闭嘴。很少有老年妇女自由地写性，非常少。她们害怕被嘲笑。”

这又是象征性暴力的循环，通过不断的负面形象设定规范——让女性作家进行自我审查，而不是去挑战范式。

暴力与血腥的延续

这些年，女性或非性顺位的荷兰作家在文学中获得了一席之地，有了自己的声音。虽然，有些作家仍然在延续父权制和血腥的传统，将屠杀与性、动物与孩子的失言无力感联系在一起。

在荷兰作家、诗人Rijneveld的首部小说《不适的傍晚》（The Discomfort of Evening，2018年，第一本获得国际布克奖的荷兰小说）中，叙事者少女想要触摸她哥哥的“硬物”，想象着哥哥在淹死仓鼠时说那里会渗出的白色东西。在整本书中，她不能大便，为此她严格的基督徒父亲每天给她的直肠涂抹肥皂——这是一种完全可耻的行为，介于泻药帮助和体罚之间。女孩于是反过来折磨她能接触到的小动物，或是对在水桶里慢慢死去的蟾蜍说话。

荷兰的一篇评论说：“Wolkers回来了。”

在Reijneveld第二本小说《我亲爱的最爱》（My Dear Favorite，2020）中，男兽医渴望未成年的农场女孩，后者在情感上依赖著兽医。这部小说立即被比作Nabokov的《洛丽塔》（Lolita），但不同的是，Reijneveld用兽医的视角讲述，用他黏稠的欲望包裹著孩子，强迫她口交。在一个场景中，在解剖一只水獭的同时，兽医将自己的硬物压在她身上，并将阴茎交给她。女孩然后躺在手术台上，让兽医切开她。

在2019年，Uphoff出版了《落地如飞》（Falling Is Like Flying，2019），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讲述了她和姐妹们从4岁开始被父亲性虐待的故事。作者保持着距离，不让读者准备好去接受她处处披露出的令人震惊而具体的记忆——每一帧记忆，都已毫无理性可言。

Uphoff以受害者的身份讲述她的故事，她对我说，这并不常见，“受害者失去自我的感觉非常不舒服。文学作品是关于自主性的，要创造属于你的标记，所以通常侧重于作恶者。”

“我试图按照当时的情况来写。对孩子而言，那并不是性。孩子无法安置这种经历，还没有思考的空间。所以它被封装起来，被锁起来。我回去了那里，回到我成为一个人、同时被摧毁的时刻。我称之为自我解剖。”但是，她知道也不能写的太“坦承”，“那会变得不可信。人们会认为我丢了情节。我必须控制这个故事，否则作为一个作家我可能会自杀。作为一个女人，我必须清楚知道我该如何表达自己。”

Uphoff也通过写小说重新获得了自己的性欲。“性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语言，如同大地，土壤中各种在动的事物，真菌、细菌、虫子、孢子，还有其他在其中生长、蜿蜒移动的东西，尽在四周。我钦佩植物对光不懈的追求，旋转、纠缠、重组、恢复。写作就是我生命的意愿，我存在的欲望。我必须分享我自己。”

“性器官也是这样的一场盛宴，”Uphoff说，在很早的一篇小说中，她列出了关于阴茎的不同描述，“大概有30或40多个，相当神奇，或者正是因为我曾经害怕它们。”

性欲的描述，能有不同声音吗？

“她就是猎物（game），”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作家Elfriede Jellinek在她的小说《欲望》（Lust，1989年）一书中写了家庭主妇Gertie不断受到丈夫和情人性虐待的故事。猎物不说话。Jellinek觉得，不可能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写一部色情小说，并得出结论说，女人没有色情语言，“用来描述性的残暴语言是一种纯粹的男性的剥削语言。”

我采访了八位知名的荷兰和比利时作家，都是女性。我们聊她们小说中的性。她们的文学作品风格复杂，人物层次分明，还——有好几个人提醒我——幽默，当中的性爱场景中也是如此。对她们来说，性是发展人物或情境的工具，比如揭露一个不健全的婚姻。它的目的不一定是为了让你有性欲，尽管它可能有这个效果，但是不像色情片那样只试图让你高潮。

也许并不奇怪，我采访的所有人都不同意Jellinek的观点，相信她们作品中的色情语言是属于自己的。但是她们也认识到，要想在写作中丢掉男性凝视是多么的困难。毕竟，这已是欲望、身体和性脚本的规范。

她们并不提供另一种声音，警惕另一个标签将他们置于主流（男性）文学之外，也即长期以来的那种“女性写作”——这会将她们归入荷兰或佛兰德文学中的一个单独章节，图书馆和书店里的一个单独架子。

Verbeke解释了她是如何设置性爱场景的。“我要唤起读者的欲望，而第一个读者就是自己。所以这就是我所喜欢的，我想表达的，或是让我悲伤、让我孤独的。写性的时候，我的身体参与得更多。这就是性爱场景的起点。”

“我不那么含蓄，我可以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或给身体部位命名的方法，让读者感觉对位。但这必须做得很好，不能粗俗。一切都关乎动作。你在努力达到高潮，如果哪里不对劲，读者就会放弃。如果中途停止性爱，那就太可惜了。我从未这样做过，我总是走到最后——当然，除非我就是想描写一个不成功的性行为。”

在荷兰语主流文学中，性并没有什么变化，异性恋是常态。但小众情色文学不同。弗拉芒作家Pia Fraus就是那个“一脚踢开女同性恋卧室大门”的人，一篇评论称她擅长的同性恋文学为“实验室”。她第一本小说集《调戏》（Flirtations）如今是女同性恋情色小说的经典。在她的第二本小说集中，Fraus尝试描写酷儿以及男性生殖器。一个同性恋杂志的编剧抗议说：“这几乎是异性恋了”。的确，第二本小说集卖得没第一本好。那时，女同性恋读者不想要阴茎，“现在，这不再是个问题了：酷儿已经变得更为多元。”

弗拉芒记者、歌词、剧作者和作家Schoeters也喜欢实验。她首部小说《坠落的艺术》（The art of falling, 2014）的主角是没有性别的。她愿意让性变得更麻烦。“反正读者都会自己去分配性别，通常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性取向。我的叙事者先是跟一个男人做爱，然后，一半过后，开始与女人做爱，读者必须‘转换’一切。”而在她下一部小说《无题#1》（Untitled #1, 2018）中，Schoeters选择了一个沙文主义男性的视角。对了，她对自己写的外阴特别满意。

“对于一个同性恋作家来说，要踏入主流文学是很难的，所以他们通常不会以同性恋角色发表第一本小说。我却这么做了，一位在文学领域很有建树的男性警告我：‘你这样会把自己写出局的。不要写两个女人之间的性行为，男人不愿意读这个。’”

而对荷兰作家Mensje Van Keulan来说，书中过多露骨的性爱描写却是多余的，“这让我很恼火，删掉，删掉！不说出来的东西让人更兴奋。渴望比实际的性爱更重要。”

我采访的八位作家会说，她们并不是在提供另一种声音，警惕另一个标签将他们置于主流（男性）文学之外，也即长期以来的那种“女性写作”——这会将她们归入荷兰或佛兰德文学中的一个单独章节，图书馆和书店里的一个单独架子。

可我总是更喜欢女性的小说。我觉得她们提供了一种我喜欢的模糊性，更广泛的情绪，感觉、反思、喃喃自语、观察、怀疑、反思、自虐。书中有像我这样的人，目的性不强，大脑神经质。

但是，我必须承认，当书面的性爱不那么有“视觉感”，不注重理想化的女性身体形状和部位时，它对我的刺激就会减少。我是一个异性恋、白人男性，男性目光的审美使我高兴——反复提醒自己的“男性凝视”是件好事，要记得，男性凝视无关男子气概，而只是权力。然而，很遗憾，小说中女性对男性的臣服仍然是让我兴奋的原因。

#MeToo改变了荷兰公众对文学中性描写的讨论。我采访的作者中有一半是作家团体“Fixdit”的成员，这个团体试图推动解放我们所阅读的虚构女性，同时也推动解放写作的女性。毕竟，正如Vlaar（她不是Fixdit的成员）指出的那样，几十年来，把荷兰和佛兰德的顶级文学奖分摊的都是男性作家。

#MeToo也带来了不满和反击，他们声称一种新的审视在威胁文学自由，却忽视了男性特权会堵住女性的嘴。

女性作家注意到了这种愤恨，特别是当她们写性的时候。许多读者把她们和她们笔下角色发生的性关系混为一谈。 Van Keulen被称为淫乱者，其他人也收到淫秽信息。一篇评论称Loontjes的作品为“色情”，这在文学界是一种侮辱。Verbeke和Vlaar都被女性读者批评书中有“太多的”性，这种批评不会发生在男性作家身上。

Uphoff总结说：“我遇到的真正的审慎，仍然是禁止女性去表达性行为。”

Verbeke同意这个说法：“对一些人来说，要接受一个写作的女人，一个有意见且有性生活的女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我采访的几位作家都很珍视自己的声音。她们不希望令人反感的性会被禁止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可能是她们自己也想写这样的东西——或已经写了。

“我写的可不是做爱，”Van Keulen轻蔑地笑道。她如今75岁，已经发表了30多本书，写了大把大师级的黯淡的灵魂们。比如，她写了一个个女人，她刊登广告，征集男性来参加属于她自己的gangbang——当这个场景发生时，她却侧着头，想着她的菜园子。她还写了一个男人，在海滩上被一个他帮着找狗的陌生人强奸了。很痛。

相反的，在Vlaar的小说集《深地》（Deep Earth, 2018）一书中的性描写，就充满著对安全的渴望。她说：“当然，你与丈夫的性生活不总是会那么好。但是，我渴求一段感情中的性，这是我书中女性最接近幸福的时刻。”

后记

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列了很长的清单，试图找出，女性写的性爱不同之处是什么？我读了成百上千页的虚构的性的描写，但却没有找到不同之处。因为它不存在。

我采访的作家对文学中的性别政治有重要的看法。她们在公开的文章、评论、采访、小组讨论和播客中表达这些看法。她们喜欢自己的手艺，在他她们自己的文学领地里认领欲望和性。但是，在她们的小说里，她们不关心自己是女性这件事。

她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她们的小说无法结束文学或现实中普遍存在的男性凝视。也许有更多女性加入的时候才行。也许还得有些男性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