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學生在1989：後來的同學聚會，我們只聊賺錢

51歲的陳濟盈和年輕時一樣，戴一副很厚的近視鏡片，略微社恐，是一個刻板印象裏的典型理工男。

過去的三十三年，他偶爾會想起那場運動。譬如，只要聽到崔健的歌，就會想起他們在上海市政府門口靜坐的那一夜。大家合唱了《新長征路上的搖滾》，而後是《不是我不明白》。那時，他有一種投身於時代革命的使命感，興奮、熱血。因時間過去太久，他腦中的場景早已看不清人臉，皺巴巴一片，像卡頓後無法重啓的錄像帶。他只記得，5月的後半夜頗有些涼，微風吹在身上冷颼颼的。

一個多月前，陳濟盈獨自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看完了崔健的線上演唱會。結束後，他久違地發了一條朋友圈：「89夏夜，外灘，一群群毫無睡意渾身躁動的少年唱着吼着......」幾個大學同學給他點了贊。

1989年，剛進入大學不到一年的陳濟盈和室友目睹了一場愛國民主運動的興起、高潮和墜落。他們曾奮力參與其中，或寄予美好期盼，或不自覺地跟隨大流，但在那個夏天之後，卻都陷入了長達三十三年的沉默。

「新的學潮即將到來」：民主牆與國際歌

他覺得那時的自己只是本能地對未知的革命心生神往和新奇。

讀書時，陳濟盈愛寫日記。他的第四本日記始於1989年4月15日。

就讀化學專業的陳濟盈常翹掉思政課，有時去圖書館看雜誌，有時回寢室睡覺。4月15日一早的革命史課，他和室友張佑、劉赫又溜出了教室。

變化正是從這一天開始的。

陳濟盈從電視裏得知了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之後連續兩天路過宿舍樓旁的公告欄，上面出現了越來越多悼念胡耀邦的輓詩和輓聯。在他看來情真意切，甚是動人，只是那時的陳濟盈不明白，胡耀邦的死爲何引得學長們痛哭涕零。有的寫着「不該走的，走了」，也有人貼出高呼「自由民主萬歲」的檄文，直指改革派和保守派的鬥爭，號召學生行動起來。

雖然校長在廣播裏不斷呼籲學生保持冷靜，但那幾日民主牆上的口號有增無減。

「人們彷彿感到中國大地上空籠罩着一片令人壓抑的烏雲。改革的戰車陷入了泥坑，何去何從？對政治很敏感的大學生感到迷惘，而現實又確實令人失望。胡耀邦作爲改革的勇士而被迫辭職，人們同情他。我想這便是『耀邦熱』掀起的原因。」過去對胡耀邦知之甚少的陳濟盈看了報道和大字報後，在日記中回答了自己。

陳濟盈寢室在大一下學期添置了一台二手電視，是室友七人湊錢買的。民運開始後，它常被用來收看新聞聯播。

彼時的陳濟盈愈發感到，新的學潮即將到來。只在報紙、電視上看過遊行的他產生了一個念頭，如果真「鬧」起來了，肯定要隨大流積極投身於這場革命。

再提八九民運，陳濟盈印象最深的場景之一，是寢室熄燈後一次全校的敲鍋抗議，發生在4月19日。當晚十點，寢室剛熄燈。不遠處的一棟宿舍樓裏響起了敲擊碗盆的鞭炮般的響聲，接着是吼聲四起，又間雜着玻璃瓶砸地之聲。在一位室友的帶領下，陳濟盈他們唱起了《國際歌》。發現對面宿舍樓下已聚起了數百人後，他們也跟着衝了下去。

學生們散亂地涌到了校門外。在校長竭力勸阻後，才漸漸走回校內。

再回想時，陳濟盈把那一次短暫破碎的遊行稱作一種自發的、無組織的發泄。他覺得那時的自己只是本能地對未知的革命心生神往和新奇。

回到宿舍後，陳濟盈幾人睡意全無，鋪開紙張，各自寫下標語，由張佑和另一位室友拿下樓，貼在民主牆上。那晚，他們忙到快兩點才睡。

張佑和劉赫都不記得這件事了。如果不是看了日記，陳濟盈也是早已忘記，那天的日記裏寫着：「我們也各自寫出煽動性語言，心中唯恐天下不亂。」

劉赫和張佑是後來和陳濟盈走得最近的人。

1988年9月初，陳濟盈坐火車離開廣東老家，36個小時後抵達上海。到寢室時，其他六人都已在等他了。來自廣西的劉赫和陳濟盈有着天然的「兩廣地區」的親切感。那天他主動帶晚到的陳濟盈去食堂打飯，又去行李房領取行李。

劉赫是寢室裏最鬧騰的。他常跟同學打牌賭錢，資本是每個月的菜票。他稱自己是「壞學生裏邊還讀點書的」，學習方面馬馬虎虎，沒有落下過。

陳濟盈被劉赫叫做「好學生」，他不怎麼參與賭錢，但會把每月的菜票交給劉赫作爲「合資」，由劉赫上陣。

陳濟盈有其他辦法賺生活費。80年代的廣東街頭流行着走私的外國香煙，陳濟盈每次回上海會帶上六條外煙，賣給學校附近的煙販。陳濟盈也是寢室裏成績最好的，每學期能拿20塊錢的獎學金，請十幾個同學去吃飯。

認識張佑之後，劉赫才打破了上海人不好相處的偏見，相反，張佑是個「極好打交道」的人，沉着穩健，性格相對保守。每學期始末，張佑媽媽也邀請他們七個人一起回老弄堂裏的小平房聚餐。

張佑是寢室裏最愛乾淨的人。大夥常打趣張佑用香皂洗襪子，別人可捨不得，香皂只用來洗澡洗頭。張佑也會把自己拾掇得非常體面，起床後把被子疊齊，出門前用力將額前粗硬的頭髮往後梳平，皮鞋也必須擦得鋥亮。

在一張畢業前拍攝的宿舍合照中，陳濟盈雙手交叉向後，靦腆一笑。劉赫咧嘴笑得最開心，張佑一手插着褲兜，表情是合影中最爲正經嚴肅的。

前所未有的困惑：《世界經濟導報》風波

那時的陳濟盈燃起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困惑——既然《憲法》規定公民有示威遊行的權利，爲何學生運動會被阻止？

1989年4月底，班上一名同學收到清華同學寄來的信件，描述了4月20日在新華門前靜坐的北京學生遭到警方打傷的細節，以及4月22日胡耀邦葬禮當天三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跪交請願書等情況。這份書信被抄寫了三份，其中貼到食堂的一份很快被學生們簇擁圍觀，密密麻麻，引來不小轟動。

當天中午，電視新聞裏也播出了新華門外的這次衝突事件。只是在官方的口徑中，學生受傷的緣由變成了雙方推搡。那時的陳濟盈感到憤怒，手無縛雞之力的學生怎麼能打得過警察？

當晚的新聞又播出《世界經濟導報》（下稱《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被撤職一事。《導報》是1980年代中國極具影響力的改革派報紙。在推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發表了大量有見地的文章，更哺育了衆多經濟界人才，1989年被永久停刊。

4月24日，《導報》用五個版面刊登了悼念胡耀邦的座談會筆錄，而沒有聽從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刪減內容的要求。兩天後，欽本立被撤銷總編輯職務，同時報社被派駐整頓小組。該事件是八九民運的重要事件之一。

當時陳濟盈也常常閱讀《導報》，他把它比作2000年前後中國大陸的「南方系」。劉赫稱那時《導報》的影響力很大，「因爲國內主流的意識形態化的東西，大家都看膩了。在那個時間點，大家也很需要它作爲精神指引。」

就在欽本立被撤職當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又稱「四·二六社論」）稱，「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翌日，多個城市爆發了遊行示威。

那時的陳濟盈燃起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困惑——既然《憲法》規定公民有示威遊行的權利，爲何學生運動會被阻止？一位報紙總編無權決定一篇文章的刊載與否，新聞自由被當權者粗暴踐踏了嗎？

對於前者，陳濟盈現在還是無法給當年的自己一個答覆，而如今的新聞環境更令他失望，容不得任何不同的聲音。「現在連離退休幹部黨員也不得妄議黨了。」（註：5月中共中央印發文件，要求離退休幹部黨員不得妄議黨中央大政方針，不得傳播政治性的負面言論。）

如今回看，那時的陳濟盈和室友們，原本是想跳出歷史課本上五四運動的生硬文字，親眼去瞧瞧一場能載入史冊、改變進程的運動是如何呈現的。但在一次次的錯愕、失望中，在被學生情緒高漲的感染下，他們逐漸從不自覺的被推動轉變爲自覺的政治參與。

戒嚴之後：「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它是『一小撮』寫的」

出於對被政府清算的恐懼和不安，陳濟盈悄悄燒掉了從上海帶回的一疊現場報道和照片。

5月上旬，在學生代表團準備與政府開展對話之際，王丹、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認爲「對話」的本質是政府引誘學生就範的方式，希望以更激進的形式來進行抗議。5月13日，絕食團總指揮柴玲宣讀《絕食書》，開展絕食抗議。

此後，中國其他省份的高校學生發起了規模不一的遊行示威以表支持。「當北京大學生絕食進入第四天而政府仍不加理睬時，上海沸騰了。」5月16日，陳濟盈在日記裏爲北京的學生抱不平。當天，他們學校的臨時小組宣告成立，並決定於翌日早上出發遊行。

17日這天，陳濟盈起得很早，這場遊行在他心裏早已上演過無數遍。他帶上前一晚寫好的標語「真話無過，導報長存」，加入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學校教師團隊拉起了「教師罷教，聲援北京」的橫幅走在隊伍前列，學生們不時高喊「聲援北京」、「還我導報」、「剷除腐敗」、「打倒官倒」等口號。圍觀市民雲集，掌聲不時響起。捐款給學生的市民也越來越多，他們則以掌聲或V字形手勢回報。

最終，隊伍在位於外灘的原上海市政府駐地匯豐銀行大樓前靜坐。期間，圍觀的上海市民給學生送了很多面包和汽水。正是這一天，他們在外灘上靜坐過夜，直至第二日凌晨五點才回校。

從學校走去徐家匯，再到外灘需要三個多小時，但那時候的他們完全不覺得累。在張佑的記憶裏，那時的他們像得到了理解和認同感，多了一種對時代改變的盼望。「我們只是希望有什麼不好的地方，能夠被大家聽到、發現，去改變它，這就是一種民主的聲音。」

在外灘的市政府門前示威抗議，也是劉赫印象裏最震撼的畫面。「烏泱泱，望不到頭的人，紅旗招展，橫幅飄飄。」劉赫說，那時候他們認爲自己天然是正確的，再加上那麼多知識精英也參與其中，他們也不會對這樣的行動產生絲毫懷疑。「你會覺得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可能你的這次行動會和大家形成合力，讓我們的國家變得更好。」

不過更多時候，劉赫對這樣的罷課遊行充滿嚮往，是因爲可以不用唸書，每天出去大街上「玩」，還能有別人提供的餐食。

20日凌晨，陳濟盈在宿舍被外面的吵鬧聲驚醒，得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北京戒嚴。聽到這個消息，學生們群情激憤，決定當天繼續遊行。那天上午8時，陳濟盈和室友跟着大隊伍出動，舉行靜默遊行，隨後到人民廣場靜坐⋯⋯

再提從前，張佑的第一念頭是悲壯。

至今，六四事件中具體的傷亡人數仍是模糊的。1989年6月21日，《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Nicholas Kristof在報道中表示，因缺乏證據，真正的傷亡數量無法得知，不過他根據現有的證據估計約有400至800名平民被殺，以及十幾名士兵和警察身亡。中國國務院於1989年7月18日發布公報稱，戒嚴部隊、武警、公安幹警中有6000多人受傷，數十人死亡，此外還有3000多名非軍人受傷，200餘人死亡，其中包括36名大學生。截至目前，在天安門母親運動調查公布的名冊上，已確認202位死難者。

在軍隊清場後，成都、上海、西安、武漢等多個城市爆發了持續多天的大規模抗議。

「政府怎麼能屠殺學生？」那時陳濟盈異常憤怒，他跟隨學校的大部隊外出示威抗議，領隊的學生聲嘶力竭地大喊，呼籲其他人加入遊行。隊伍行至上海萬體館附近，他看到有人開始擺設路障，阻攔公交車，用尖銳器具戳破車輪。當天，上海的道路交通陷入癱瘓。

學校食堂裏也有人開始分發複印資料，香港媒體的報道、領導人的內部講話，還有北京抗議現場的照片。陳濟盈拿了厚厚的一疊材料，收進了返鄉的行李箱。

進入6月，因「空校罷課」，離校返鄉的學生越來越多。劉赫在6月1日便離開了上海。陳濟盈則在9日買到了四天後回家的火車票。

也正是6月9日，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幹部時的講話中指出，學生示威活動的根本口號是「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目的是「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陳濟盈坐火車回家的當天，6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發布了搜捕「高自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是八九民運期間一個重要的學生自治組織）21名學生的通緝令，同時電視上也反覆播放「在逃分子」的照片和簡介。

出於對被政府清算的恐懼和不安，陳濟盈悄悄燒掉了從上海帶回來的那一疊現場報道和照片。他大學生活中最轟轟烈烈的三個月在此斷然宣告結束。

暑假裏，陳濟盈和另外十幾個返鄉大學生被通知去鎮委「學習」。領導和他們講了一個早上「社會主義的好」，下午又帶他們去當地一個已實行市場化改革的企業參觀，「感受社會主義的現代化」。

和高中同學重聚後，陳濟盈與他們交流了自己所在城市的經歷。一位在北京唸書的同學說，那晚她也在天安門廣場上，慌亂之中跑到巷子裏躲起來，逃離時還聽到了槍聲。這些故事證實了他之前得到的消息，他憤怒地意識到，那些屠殺的的確確是真實的。

日記本的最後，陳濟盈記下了對那個夏天的總結：「學潮、愛國民主運動、動亂、反革命暴亂，這過程確實叫人好難接受......當局持全盤否定態度，難道學生的愛國熱情能否定嗎，難道知識分子參政（提出不同見解）便是野心家、陰謀家嗎......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它是『一小撮』寫的。」

「革命都已經失敗了」

隨着一切的平息，那種不忿的過往像種子一樣留藏在心底深處，「諱莫如深。」

能暫時撫平悲憤和恐懼的或許是時間和空間，對陳濟盈來說，一旦離開那個數萬人聚集、示威遊行的上海，回到安逸平靜的小鎮，很多熱血的、激昂的情緒在不經意間也已被淡化了。

張佑已經忘記那時是怎麼得知政府清場的消息了，但他的第一反應是懷疑，「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那個暑假，他只能靠看書來化解低落的情緒。幾個月後，隨着一切的平息，那種不忿的過往像種子一樣只留藏在心底深處，「諱莫如深。」

再返校時，他們私下轉述了從不同渠道聽來的六四當天的情況。這時，劉赫才了解到，當天有很多學生死亡。但過了幾個月再聽到這樣的消息，劉赫心裏已經沒有太大波動，只是覺得那些學生很「倒霉」。「他們怎麼這麼『傻』，去做這麼極端的事情......因爲我對這種的認知比較淺，要我用生命去冒險，我下不了這麼大的決心。」

回校後，以前那種輕鬆的大學氛圍也有了些許變化。剛開學的全系大會上，他們被要求把自己參與八九民運的經歷仔細寫下來，以書面形式上交，還稱「不會秋後算賬」。劉赫覺得自己只是跟着去了幾次遊行，便老老實實寫下來了；陳濟盈則省去了自己在5月20日北京戒嚴後的經歷。

之後，學校安排每週上課， 對他們「被侵蝕的思想」進行再教育。學期結束時，他們每人上交了一份政治學習的總結，再和老師一對一談話，做思想匯報。每個班還有一個「典型代表」被警告處分。陳濟盈記得班裏接受處分的，是那個在春夏之交涌入北京參加絕食的同學。他喜歡寫詩，被大家稱爲「詩人」，住在陳濟盈斜對面的寢室，不過他們不常交流。

陳濟盈已經忘了，那時「詩人」是怎麼被列爲典型代表的了。劉赫和張佑更是不記得有人被處分。但如果真的發生過，劉赫也覺得一定是「詩人」。在劉赫記憶裏，「詩人」性格有些孤僻，是大家眼中的「怪人」。除了畢業20週年聚會，他們沒有和「詩人」私下聯繫過。那次聚會上，陳濟盈聽說「詩人」在深圳做投資。

陳濟盈記得，在運動平息後的一年裏，新聞聯播一直播放殘害「共和國衛士」的「暴徒」錄像，以及對王丹、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的批判。起初陳濟盈是不相信的，他覺得學生們都是飽有愛國熱情才參與了革命運動。

張佑也記得官方放出來的一具解放軍屍體被掛在燃燒的公交車上的影像資料，但他堅信不是學生幹的，而是其他社會群衆。「真假我們也不知道，如果是真的，學生不會做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

但官方一直擺出「證據」，稱那些學生領袖是考試經常掛科的「學渣」，還放出他們在某時某刻與外國人、境外組織接觸並收受資金的偷拍錄像。陳濟盈說，就和2019年中國大陸對「禍港四人幫」（黎智英、李柱銘、陳方安生、何俊仁）的宣傳方式一樣，「從各方面詆譭他們。」

慢慢地，陳濟盈認同了「貪污捐款、假裝絕食」等官方說法。「因爲那是唯一的信息來源。」陳濟盈說，「宣傳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所以才說是洗腦。」

張佑倒不太相信這些說法。但他不完全是出於對那些領頭者的信任，更多的是對「說話者」的不信任。

對現在的陳濟盈來說，真相究竟是什麼，他們到底有沒有貪污、勾結，他覺得都不重要了——那些事已經過去了太多年，和自己現在的生活也沒有任何聯結，「革命都已經失敗了。」

「無意識的、被裹挾的、被鼓動的」一代

「它就是一個事過去了。」

三十三年後回想起八九民運的陳濟盈總覺得，自己全程是在「湊熱鬧」。

但18歲的陳濟盈並不是這樣想的。4月29日，他用粗獷的字體在日記裏告訴自己，「前階段懷着湊熱鬧的心情參加『學潮』真是太幼稚了。」那天，陳濟盈第一次看到了自己和同齡人的差距。

當天，他收看了前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等人與45名北京高校學生代表對話的實況錄像，這是六四事件中學生與中國政府代表的第一次對話。看到北京學生針對黨風、官倒、新聞自由等主題的尖銳提問和看法，陳濟盈爲他們的政治見解傾倒，自愧不如。深感震撼的他錄下了全程對話，回去又認真整理了幾頁筆記。

陳濟盈後來一直有關注那些被迫流亡和坐牢的學生和知識分子。他爲那些逃亡的人感到慶幸，「終於逃出去了。」2000年前後，陳濟盈有了電腦之後，也上網去搜了他們的近況。

劉赫覺得他們在那個時候會佩服這些學生是很正常的，「因爲你欠缺那樣的訓練。」陳濟盈和劉赫都來自南方的小城鎮，接受的一直是理科至上的傳統教育。劉赫說，「當時我們在人文社科領域的思考是空白的。」

1992年，陳濟盈順利畢業，被分配回家鄉的一家國營化工廠。因工資太低，一年後他便離開了。合着「經商熱」，陳濟盈決定創業，做過化工原料、日化品。1997年，陳濟盈買了一台計算機和印刷設備，在自學圖像編輯軟件後，成立了一個平面設計工作室。

自從離開國企，陳濟盈便一直遊離在體制之外。他把中途創業的一些坎坷歸爲自己的能力不足，沒有把握好機會和平台，「不應該太怪外部環境。」幾年後，不甘心留在老家的陳濟盈離開了廣東，應一位朋友的邀請去了另一城市，回歸化工行業。

工作後，陳濟盈很少談起那件往事。「之後國內經濟開始好轉，整個政治生態也變了，就沒怎麼去想這些事情了。」陳濟盈解釋，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繼續推進改革開放，那時應屆大學生都喜歡去外企，很多人也離開國企去「下海」創業。「那時候都沒有『公務員熱』，政治生態也比較開放，不像現在這樣禁得很死，《南方週末》就是那個時候發展起來的。」

張佑並不覺得那種受傷的情緒後來有被化解，「只能說留在心裏了。」他始終覺得那時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而現在仍是「有希望」的。「希望意味着，還沒有達到以前的夢想。」

張佑畢業後進入上海一家事業單位，在那裏認識了後來的妻子。1996年，陳濟盈去上海辦事，住在張佑家。那時張佑正在準備托福考試，在妻子的帶動下，他也想出去見見外面的世界。千禧年之前，張佑和妻子去了美國南部讀博。但在美期間，張佑沒和別人聊起過八九民運的經歷，周圍也無人和他提起。

2005年，張佑博士畢業，去到華人比較多的城市繼續做研究，才開始在華語報紙和網絡上看到悼念文章和活動。「一直在心裏有美好的願望，希望他能更加開放包容，積極向上，更加自由和民主，讓社會和民衆更加受益。如果是真的到那一天，這個國家會是更加富強，而不是走向分裂。」張佑說。

回憶起那段歲月，劉赫更多是持負面態度——只要學校有人扯着大旗說「遊行」，他就會跟着隊伍走出去。劉赫認爲身邊大多數同學也是如此，是「無意識的、被裹挾的、被鼓動的」一代。

對他來說，那時自己並不理解究竟什麼樣是「民主」，怎麼去實現，原本又如何糟糕。「我從小就在傳統的中國家庭教育背景下長大，就不知道什麼是自由......如果你在很單一的、沒有比較的環境中長大，你不會知道自由有多難能可貴。」劉赫稱，「沒有強烈的對比，你何來的痛苦呢？」

畢業後的十多年裏，劉赫沒有回憶過那場運動，和同齡人或校友聚會時，「就算談了也是當作笑談，我們不像學政治的人把這個當作一個深刻的話題去談。它就是一個事過去了，」劉赫說，「主要還是想着去掙錢。」

在35歲以前，劉赫生活裏最重要的事是掙錢。

他畢業後被分配到家鄉一個生產日用品的國營企業。但因看不慣國企裏「官官相護，溜鬚拍馬」的氛圍，他在三年後離開。那時他月薪已有2000元左右，而當地普通職工的工資只有三五百元。

之後劉赫加入一個保健品的營銷團隊。正值公司高速擴張時期，短短半年內，劉赫晉升到助理，之後一路直奔副總、總經理。1996年左右，劉赫手下領導七百人，配有大哥大和專屬司機。這一年他僅有26歲。「每個月我經手的費用有上百萬。那時候對一個年輕人來講，是一種滿足感。」

劉赫覺得他們當年的營銷方式「一文不值」——印刷大量小報來降低營銷成本、打開知名度，重複強化消費者的記憶，並從農村市場逐步向城市推進。

「它只是保健品，要想賣得越來越多，必須誇大宣傳。」接受過自然科學教育的劉赫心裏清楚，這些產品的功效不可能像宣傳中說的那樣。

「所以我覺得民衆是悲哀的，他們只能接受別人願意讓他們相信的東西。」劉赫說，「我做過營銷，我就知道怎麼迎合受衆。如果把選民當作受衆，我肯定也會去忽悠他。」他認爲這段經歷是後來讓他開始反思民主選舉政體的一個重要原因。

選擇的權利

一開口，他便不自覺地愈發激動，身上「汗毛直豎」，像又回到了那個年代。

前幾年，他們寢室組織過兩次集體出遊。和大學室友再聯繫，陳濟盈也只是喝酒，聊股票、投資、家庭和子女，賺錢才是第一位的。

偶爾，席上會聊起大學生活。一旦回憶起大學歲月，他的思緒就無法避開那段記憶，被勾起的第一幕，常常是遊行的街景。有時對方對那段故事感興趣，多問了幾嘴，陳濟盈便會講起。而一開口，他便不自覺地愈發激動，身上「汗毛直豎」，像又回到了那個年代。

陳濟盈喜歡看歷史。有時翻到有關中共的篇章，一到80年代末，八九民運毫不意外地會被略過。「它越回避，就越勾起我的回憶。」

獨特的記憶點還有金庸。2018年，陳濟盈看到金庸去世的新聞，突而又想起學校爲了拖住學生出校參與遊行，在電教室裏一遍遍播放83版《射鵰英雄傳》。那時，他曾去看過一次。

但對陳濟盈來說，這些一閃而過的片段，只是過眼雲煙。當年那些憤怒和失望的情緒，已經在這幾十年中逐漸消逝。如今提起那場思潮，他總會引用當年校長的一句講話來作結尾：「任何一次學生運動最終都會被不可知的政治力量所把控。」

2008年，張佑一家回上海看望生病的老人，看到國內經濟發展得如此快，便留下了。不過，他的心裏總藏有一個東西，不吐不快，但只能壓着。張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對自由的嚮往——表達自己思想和言論的自由。

張佑也沒有和陳濟盈再聊過那些往事。「也不知道大家是遺忘了，還是什麼。」張佑感覺周圍的人都在忙於自己的生活，怎麼讓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怎麼讓家庭過得舒坦，怎麼有更多收益。

38歲以後，劉赫轉去做投資。也是在這之後，他接觸了更多人文社科類著作，才開始反思那場運動和年輕的自己。劉赫認爲，在那個資訊匱乏、教育水平不高、群衆天然缺失民主自由意識的年代，想實現一個民主的政治體制有着很大的侷限性。「（因爲）我們民族、國家長久的歷史就是中央集權、大一統，不管政治文化長期以來都是如此。」劉赫說，「最終我相信是要走向那樣的，那一定要經過漫長的滲透的過程。」

前段時間，他所在小區的物業費突然要漲價，遭到很多業主反對。隨後，他們成立了業主委員會（下稱「業委會」），準備與物業公司交涉談判。但這過程中又出現很多問題。有些人認爲一旦受到業委會制約，原本服務水平很好的物業公司就會被撤換掉；有些人則認爲業委會可能收受開放商的好處，投票將存在暗箱操作；還有業主表示，要把業委會的醜態報告到社區去，「請組織上面做主」。

「這就是典型的中國人的思維慣性，我們都是被管的，我們有家長的。有什麼不公平，不是求助於法律，求助於一個民主的評判程序，而是找領導，找家長，找黨。」劉赫說。

學生時代的他以爲，30年後的社會應該會存在對六四進行公開反思的基礎和機會，但如今那種暢所欲言的自由遠遠沒有來臨。

在上海被封控兩個月後，張佑決定把送孩子出國唸書的計劃從大學提前到高中。他和妻子希望給孩子一個更加健康、正常的成長環境。

「他有這個（外籍）身份，有天然的權利和自由，在我能力所及的情況下，我要幫助他去實現他最大的自由，讓他去尋找自我和價值。」張佑說。

小孩曾問過張佑，讀完大學以後能不能回中國工作。「我說當然可以，我和媽媽就是給了你選擇的權利......將來願不願意回來、什麼時候回來，權利都在自己身上。」

張佑想暫時離開這個「傷心地」。他看到了許多市民無法及時就醫而去世、八九十歲老人被拉去方艙的新聞，感到非常難受。在發現一些關於上海疫情的視頻、微信推送被很快封掉時，那些「404」的界面讓張佑想起六四中那些被禁閉的聲音，「心裏有點堵，也很悲哀，普通老百姓還是無能爲力。」

張佑現在在一家化工企業做項目管理。去美國之後能做什麼、要不要轉行，他還沒有計劃，打算到那邊再看。雖然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眼下，孩子的教育比他自己的工作更重要，他想在第一年裏多陪伴孩子，儘快適應新環境。

如今再看到八九民運的字眼，他總覺得時間過得好慢。學生時代的他以爲，30年後的社會應該會存在對六四進行公開反思的基礎和機會，但如今那種暢所欲言的自由遠遠沒有來臨。

張佑相信，中國未來可能會有受過更多教育的、接觸過更多信息、更年輕的領導人出現，到時國內也會更加開放和包容。至於時間，「可能還需要20年。」但陳濟盈覺得，那只是「換湯不換藥」。

過去十多年，劉赫常常在思考，自己能否接受中國這種十四億人聽從於上層少數人的政治體制。「可不可以接受的前提，是看結果怎麼樣。至少從目前來講，是可以接受的。」

劉赫承認當下的很多政策都是愚民政策，而他也是被愚弄者之一。「如果完全接受西方的那一套，那我本質上也是被西方愚了。被誰愚，無所謂，關鍵是誰給我帶來最大的好處。」

「利益」——是劉赫最常提到的一個詞。即使在經濟下行的當下，他還是願意賭中國未來會越來越好、共產黨會自我完善，劉赫認爲這是他利益最大化的一個選擇。「（共產黨）知道如果不以經濟建設爲核心、不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本質上他就喪失了執政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你看他現在的糾偏就已經開始了。」

但萬一有天，鐵拳砸到了他頭上，劉赫承認，他只能承受這樣的一個結果。但他還是相信，這種結果出現幾率比較小。「我們這樣的政府，你要享受它的好，還得忍受它的糟糕，我們沒得選。」

陳濟盈不想離開這個國家，他覺得這裏的社會治安更能給他安全感。他說，雖然當下的中國正在大搞個人崇拜、一言堂，但「你作爲一介草民，要怎麼抗爭呢？個人的力量還是非常渺小的。」

他能做到的，只能是儘量避免那座大山，「謹言慎行。」

爲尊重受訪者意願，陳濟盈、張佑、劉赫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