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再見「雅爾塔」：新冷戰爲何比舊冷戰更危險？

烏克蘭的戰事，如今在東線頓巴斯地區陷入僵持。莫斯科在開戰時擺出的志在必得的姿態不出意料地變成了泥潭。這場戰爭越來越像冷戰中美國在越南，又或是蘇聯在阿富汗了。所不同的是，如今的俄羅斯已經是一個經濟實力和軍事能力被嚴重削弱的大國。也因此，相較那兩場戰爭，烏克蘭戰爭更有機會撼動如今的國際體系。

就在上週，出訪日本並參加四國機制（QUAD）首腦峰會的美國總統拜登已經宣布，他將支持日本成爲「改革後」的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二戰後創立的聯合國，以安全理事會爲其最有強制力的、維護世界和平的委員會。至今爲止，除了原先的中國席位和蘇聯席位有過更迭之外，其格局幾乎沒有發生過變化。「改革安理會」幾乎意味着「顛覆國際體系」。

拜登是否只是一時興起？畢竟日本、印度等國希望成爲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主張，已經提出了超過20年。但是，在一切皆有可能的今天，把締造聯合國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畫像掛在橢圓形辦公室最顯眼處的拜登，是否真的會想要改變聯合國，及其所代表的「雅爾塔體系」？我們是不是要做好準備，和它說再見了？

再見雅爾塔？

要改變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構成和其功能，長久以來一直被視爲不可能的事情。畢竟，《聯合國憲章》已經明文規定，對《憲章》所刊載的架構的任何更改，都需要常任理事國集體表決同意，美、英、俄、中、法的任意一票反對，都足以讓改革聯合國的計劃落空。

然而，聯合國的機制也並非沒有漏洞。安理會是雅爾塔體系留下的大國架構。中文互聯網上的民族主義者和國際政治愛好者往往稱之爲「五大流氓」體系，意味着其中大國和小國的地位相當不平等。

相比之下，聯合國還有一個並行的、更民主的構架——聯合國大會。大會和安理會並不是相互從屬與管轄的關係。比如，《憲章》第十二條就規定，「當安全理事會對於任何爭端或情勢，正在執行本憲章所授予該會之職務時，大會非經安全理事會請求，對於該項爭端或情勢，不得提出任何建議。」然而，聯合國大會卻對會員國的權利和代表權有變更的能力。比如《憲章》第十八條就規定，（大會）可以以三分之二多數，決定會員國「權利及特權之停止」。

回溯歷史，聯大並非沒有對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下手」過。比如1971年10月25日的聯大第2758號決議，就通過大會決議的形式更換了常任理事國的代表權歸屬——將中國席位的合法性從台北轉移到了北京。這一先例意味着，假如有一份新的安理會改革草案，並不涉及改動安理會的具體構成，只是審查某一國家的代表合法性，那麼只要在聯大投票中獲得絕對多數，就算不構成實際的強制效果，也足以對現有的安理會系統構成衝擊和威脅。

如此說來，假設拜登如他希望效仿的羅斯福總統那樣改變國際體系，那麼就必須至少要成功地解決三個政治問題：第一，得到一個絕大多數國家，尤其是大部分常任理事國都不反對的新常任理事國名單；第二，在聯合國大會上得到足夠多的國家——意味着尤其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支持；第三，把可能形成反對的常任理事國在道德和投票上都逼到邊緣。

現在看來，這些要素並不見得是不可能達成的。通過戰爭和一輪接一輪的譴責動議，俄羅斯已經在聯合國體系內遭到了某種形式的「圍剿」。而就算中國、前蘇聯國家和部分其他國家能夠在很多地方爲俄羅斯爭取緩衝，也無法阻止譴責俄羅斯的陣營動員更多的票數——一旦接下來的戰爭中，俄羅斯被曝犯下更嚴重的戰爭罪行或釀成人道主義災難，這個進程就有可能繼續加速。

而對希望維護現有安理會格局的一方尤其不利的是，拜登的美國似乎並不介意在這個問題上犧牲一部分自己的大國地位和特權，用以換取小國和發展中國家的支持。

大國政治的衰退

所謂雅爾塔體系，並不是精確的概念。1945年春天，美英蘇三國領導人在克里米亞的度假勝地雅爾塔會談，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國際體系，尤其是大國平衡。在這場會議上，東歐的勢力範圍劃分被正式納入討論——蘇聯得到了東歐的控制權，而富蘭克林·羅斯福主張建立的聯合國體系也在此得到確認。

貫穿整個冷戰的這套體系，主要內容可以粗略理解爲「強權政治」和「大國一致」：美蘇這兩個超級大國和其他國家絕非平等。雙方都用「勢力範圍」的方式思考和競爭。而在此之下，任何國際軍事行動的最終合法性都依賴於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一致通過，其中任一國都有資格否決安理會決議。當然，冷戰從來不是過家家遊戲，超級大國也常常繞過安理會和聯合國。雅爾塔體系的安全其實來源於世界的安全局勢都掌握在少數——其實就是兩個超級大國手中。這事實上讓全球安全變得更簡單：只要美蘇兩國不發生誤判不直接衝突，核戰爭的風險就會降低到相當低的程度。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過去十年裏似乎在絕望地嘗試恢復這種大國政治。但儘管他通過軍事行動拿回了克里米亞，卻無法將俄羅斯帶回蘇聯。對烏克蘭的入侵不僅有領土野心，更多也是對美國的極限施壓——希望美國放棄烏克蘭，變相「說服」烏克蘭人接受留在莫斯科勢力範圍中的結局。在這裏，普京試圖激活的，是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這樣的「攻勢現實主義」思考。米氏認爲應該給予俄羅斯一個足夠安定的勢力範圍，換取俄羅斯配合美國遏制中國。烏克蘭戰爭爆發後，他還因爲繼續主張這一路線而遭到攻訐。

但是，拜登的策略恰恰和克里姆林宮的預期不同。這其中當然有烏克蘭人通過軍事上的出色表現打破了俄軍盤算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拜登時代的對外政策，尤爲重視動員盟友和其他國家的力量。而在施展美國自身的影響力時，拜登又極爲節儉——既然在烏克蘭的戰爭能夠充分動員波蘭這樣積極維護大西洋體系的歐洲國家，甚至把德國也更深度地綁定在北約中，掏出更多軍費，那麼爲什麼要花費力氣去維持一種仍然會消耗美國實力的穩定邊界呢？

拜登政府的外交戰略，和米爾斯海默的最大區別在於評估美國國家利益的方式。米氏更像美國的傳統外交精英，聚焦於大國競爭的「棋局」。而拜登政府的外交戰略，則致力於顛覆這些舊外交精英的思路。從副總統任期內就跟隨拜登，一直成爲現任美國國家安全助理的沙利文（Jacob Jeremiah Sullivan）就主張把外交作爲內政的一部分。而他對內政的評估，又極爲受到近年來美國極化政治的影響：在沙利文這樣的自由主義者看來，民主黨與自由派要確保美國不墮落爲特朗普及右翼的樂園，就必須恢復兩黨共識，而這一目標的前提是復興美國的中產階級和工人就業——可以說是一種美式的「工業黨」思路。

蘇利文和一群同僚曾在特朗普時代撰寫過一份外交政策報告。在其中他們提出一個美式的「既要……還要」的邏輯：美國既要維持自己的全球領導力和國際議題上的道義——即維護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同時還要儘可能地減少不必要的對外干涉和戰略資源的消耗。這意味着，要實現這兩個目標，最好的方式是培養更多符合美國價值觀，但能夠自主行動，不用依賴美國的戰略資源的盟友和周邊國家。從而意味着，維護美國領導地位的最重要部分，是恢復緊密團結的盟友體系，更多依賴盟友的力量而不是美國自己的力量去實現國際上的戰略目標。

拜登在烏克蘭戰局中的取態可以被視爲這種思路的實踐。這也意味着，無論是美國的盟友希望美國直接介入，以自身的能力對抗其競爭對手，還是美國的對手希望美國介入地區衝突，以大國協調的方式劃定勢力範圍，在拜登主導的外交策略中都會越來越少見。普京和他的同類人們恰恰是算錯或沒能明白這一點：雅爾塔體系衰落了，大國政治也衰落了，美國人並不打算維持它，甚至還想着加緊告別它。

「反抗者」的勝利

觀察美、中、俄三個大國在烏克蘭戰事上的盤算和取態，可以說俄國是三方中對外政策最「積極進取」的一方——普京堅持選擇了直接入侵這條收益極小，損失極大的道路。莫斯科將它在軍事和戰略上的能力不足擺到了全世界面前。但就算如此，它依舊硬接下了西方國家紛至沓來的制裁，甚至還一不做二不休地將戰爭的意義上升到挑戰整個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相比之下，新冷戰的主角中美兩國都沒有表現出超級大國的強力姿態——北京儘管喊出中俄關系「上不封頂」，卻實際上既沒有主動給予莫斯科直接支持，也沒有以自身影響力調停戰爭雙方。美國則一邊以各種方式支援烏克蘭，另一邊擺出「我們不會直接介入」的底線——從核力量反應到戰機交換都顯得謹慎小心。

在烏克蘭危機中，最主動的而最積極的，反而是中等國家——無論是積極主導歐洲的軍事化援助與制裁俄羅斯的英國、波蘭，還是在俄、美之間遊刃有餘的印度，都明顯在危機中憑藉自身的位置獲得了更多騰挪的餘地和空間。

可以說，在更大的「新冷戰」背景下，中美兩國都陷入了自身的「安全」焦慮中，從而被迫向外追求合作。

拜登政府的外交路線更在乎供應鏈、產業和科技的全球未來——在剛剛結束的亞洲之行中，他與多國簽署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並不是一份自由貿易協定，而是一份供應鏈轉移、升級和再部署的倡導，這一主題明顯是針對北京的國際經濟地位而來。在這個過程中，驅動美國的主要動力是「經濟安全」，而要達成這種「安全」，華府就必須激活從韓國到日本到越南、新加坡和印度的一系列合作者，並且在鼓動產業鏈從中國轉移的過程中讓這些國家獲得實惠。

北京則圍繞着「二十大」和相關的政治安全，在防疫和外交上相當地保守。對外，北京則試圖往中東地區、太平洋島國和非洲國家突圍。外長王毅三月份訪問中東多國，近日走訪多個太平洋國家，乃至之前圍繞着阿富汗、中亞的一系列會晤協商，都可以理解爲防止被孤立的手段。再往後，隨着美國「印太」框架的不斷推行，東盟（ASEAN）也必然會被推到關鍵的位置上，成爲中美雙方極力拉攏的對象。

可以說，相比舊冷戰，做新冷戰中的超級大國，要辛苦多了——1945年時，美國一國的GDP便佔據全世界的一半以上，如今中美兩國加在一起，也無法超過45%。在新冷戰中，要再維持舊冷戰那樣的大國政治，將變得極爲困難，而且大國自身也喪失了雅爾塔模式形成的條件和能力。在今天，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無法全心全意地維持和其他中等國家的夥伴關係——對北京來說，周邊從台海到南海的領土與主權問題無法讓步，意味着北京的外交選項終究會鎖死在一個並不很大的範圍之內；而拜登時代美國外交的內政屬性，使得新的夥伴關係在未來也將面臨根本的挑戰——比如，印度可以承接中國轉移出的製造業，但這樣難道就不是繼續複製美國中產階級頗有意見的中美貿易模式嗎？

國家間政治也許會因此變得更民主化，但也意味着世界在未來將更不安全了。他可能會更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一連串的大國和中等國家通過各種各樣複雜的勾連和盟約關係實現和平，只要其中有一點火星，就可能引燃整個系統。

諷刺的是，回到冷戰高峰期，毛時代的中國，曾經是「反抗」兩極體系的陣營中最嶄露頭角的那個，如今，北京一邊堅持着毛時代的「第三世界」敘事，一邊不可避免地想象着在諸如台灣問題和南海問題一類的議題上，複製美國和蘇聯劃定範圍各自負責的大國政治模式。然而，這裏的「現實主義」政治，和冷戰時代的「反抗者」遺產，已經在同一套系統的內部產生了撕裂。沒有人想回到雅爾塔體系了，就算是最激烈想象新雅爾塔的政治體也在生理上排斥它，新冷戰時代的安全只會更加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