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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的「市場化」與地方政府的「公司化」——評蘭小歡《置身事內》

對過去20年的中國經濟模式提供了一種很好的解釋,但卻在「對不對」和「怎麼辦」的問題上刻意留白。

2022年5月1日,北京一名餐廳工作人員在外賣窗口與一群送餐員交談。

2022年5月1日,北京一名餐廳工作人員在外賣窗口與一群送餐員交談。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刊登於 2022-05-22

#書評#中國經濟#評論

市場與政府的關係是中國經濟的「元命題」。1949年之後中國的歷次重大經濟變革,幾乎每一次都是圍繞着市場與政府的關係展開——在幾乎完全消滅了市場後,改革開放將市場與政府的關係從「0-100」(沒有市場,全是政府)變成了「1-99」 (市場從無到有,但政府仍然是壓倒性的力量)。這一階段的改革雖然也有很多「量」的調整,但更多地是「定性」的問題。

到了2010年前後,民營經濟佔GDP比重越過了50%這道分水嶺,改革就更接近於「定量」的問題——中國幾乎所有的經濟部門都存在着市場元素,但取決於具體的部門、場景和時點,這些市場元素的「量」千差萬別。

在《置身事內》中,作者蘭小歡(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質疑了常見的「市場與政府孰重孰輕」辯論到底有多大意義。在他看來,如果只是二元對立地去討論一個適用於任何時間、任何問題的「市場和政府最佳配比」,無法得出任何有意義的結果。套用市場經濟教科書去評價中國經濟,好處自然是很容易發現「扭曲」和「錯配」,在認知上比較輕鬆;但壞處是幾乎無法解決任何問題。因爲「現實世界中既沒有皆大歡喜的改革,也沒有一無是處的扭曲」,「嚴格的觀念框架無疑有助於釐清問題,但也經常讓人錯把問題當成答案。」

因此,《置身事內》並不追求形成任何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判斷,而是追求在具體問題上形成完整而細緻的敘事。以地方債問題爲例,蘭小歡自始至終沒有觸及「如何解決地方債」這個問題,而是花費了大量筆墨,從1993分稅制改革講起,結合了「工業化」和「城市化」這兩大經濟主題,仔細敘述了地方債是如何形成,達到了什麼程度,又造成了什麼後果。策略性地選擇了「敘事」而非「辯理」,集中精力把問題解釋清楚,同時不討論解決方案,也幾乎不做前瞻預測——這些特點讓《置身事內》成爲了一本優點和缺點同樣明顯的經濟學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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