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伯瑪斯開篇就以長者口吻，將澤連斯基標籤爲「一個深諳影像威力的烏克蘭總統」，通過 「嫺熟的表演，每天推出新的關於毀滅的場景，在西方社交媒體上獲得自我放大的迴響」。這種新式的「算計出來的宣傳效力」令「我們這些老一輩人印象深刻」。

從他的成名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起，哈伯瑪斯就對以市場消費爲導向的大衆媒體（報紙 雜誌，私人電臺等）進行批判。而對於新媒體，他最近兩年發表的文章都表示了對其碎片化和商業化的批評。在數字時代，報紙和雜誌的消費比例下降令他不安，因爲互聯網上的輿論缺少了記者和編輯這樣的專業把關人， 以致假新聞興起，這裏讓哈氏震驚的是「後事實民主」在美國特朗普時期成爲常態。

這樣的觀察和批評本身當然是正確的，但在俄烏戰爭的上下文中，哈伯瑪斯僅將「算計出來的宣傳效力」扣在澤連斯基頭上，避而不談俄羅斯多年來在德國社交媒體上散布假新聞，這就有拉偏架之嫌了。事實上，已有很多傳播學研究和調查報道分析了俄羅斯的宣傳戰術對德國公共領域的侵蝕。甚至哈氏自己，雖然批評了普京的非人道戰爭，卻也不自覺寫下了這麼一句：「普京的攻擊性可以理解成他對西方拒絕就地緣政治與他談判的一種絕望的回應」。「要理解普京心裏的苦」正是俄羅斯在西方公共討論中散播的非常有效的一個話術。

相反的，烏克蘭人長期以來在西方的視野中其實處於非常邊緣的地位。在俄羅斯入侵後影響公共意見的，的確是澤連斯基對新媒體的嫺熟運用：在俄羅斯散播他已逃離烏克蘭的假新聞時，那一段用手機自拍的視頻和「我們都在這裏保衛我們的獨立」的宣告震驚了世界，也爲烏克蘭贏得了國際支持。這種支持，究竟是源於影像的力量，還是勇氣的力量？換句話說，如果澤連斯基躲在西歐某處的豪華遊艇上拍攝視頻，無論「場景」有多麼震撼，能否獲得這麼大的宣傳效力？

按照哈伯瑪斯的協商性政治理論，權力中心（政府和議會）的決策合法性來自權力邊緣（公民社會，利益團體等）的意見和意志，在這個互動的過程中，大衆媒介起到關鍵的作用。而當他自己對新的媒介運作方式不熟悉的時候，就將不同的意見貶低爲「道德綁架」，顯露了他自己身處（傳統）話語權中央而不自知的傲慢。

誰天真？誰不理性？

如果面對一個「弱小」的獨裁者米洛舍維奇就可以講「道義」，面對一個坐在核彈頭上的獨裁者普京就得講「理智」， 那麼這種道義就不是普適主義的。

將道德訴求視爲「勒索」是他的文章裏很讓人大跌眼鏡的地方。哈伯瑪斯對道德和規範性（Normativität）的論述貫穿幾十年的學術生涯和公共討論。 70年代他發起了著名的「哈伯瑪斯-盧曼之爭」，批評德國社會學家盧曼從中立的、功能主義的視角，忽視了社會學研究應有道德評判和規範性討論。盧曼則在一篇回應文章中譏諷了哈伯瑪斯的天真， 提出應該理性地討論規範性問題。

然而時過境遷，現在是哈伯瑪斯用一種不耐煩的語氣批評德國 「年輕一代」的天真和不理性：在成長過程中受到的教育令年輕人「對規範性問題很是敏感」。以「成了偶像」的綠黨女外長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爲例， 她在戰爭伊始就通過「懺悔的言辭」站了隊，站在了「浮躁的道德感衝動下鐵了心要打贏的烏克蘭領導人」一邊。而哈伯瑪斯作爲「經歷了冷戰的過來人」，不惜一遍又一遍在文中重複，「一場與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進行的戰爭是不可能勝利的」。

「到了我這個年紀」，哈老允許自己不掩飾對「我們的孩子輩和孫子輩」的不解：「他們生活在怎樣一種文化的自以爲是裏，以至於連保守派媒體都呼籲通過國際法庭（對普京）進行公訴。」 對這樣的訴求，哈伯瑪斯自己是不屑一顧的：因爲「無論俄羅斯、中國還是美國都沒有承認國際刑事法院的有效性」。他倒不是覺得普京不該受審，但是「俄羅斯反正在聯合國安理會有否決權」，再說普京會「以核戰威脅他的反對者」。

哈伯瑪斯曾以長篇巨幅論述法的規範性，法律與道德的同源和互補關係。可是在面對核彈威脅的時候，他對國際法規的態度如此輕慢 （就在文章發表當天，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訪問基輔，並聲明支持國際刑事法院對俄羅斯戰爭罪行的調查）。諷刺的是，在1999年，哈伯瑪斯發表了著名的文章「獸性與人性——在法律和道德邊界間的戰爭」，力挺當時的綠黨外長菲舍爾出兵科索沃的決定。哈伯瑪斯從人權的角度論述德國參戰的正義性，因而被很多人批評放棄了和平主義；他則用「法律和平主義」的概念爲自己辯護，認爲從國際法的框架看，這樣做是一種「合法的緊急救助」。

二十多年後，哈伯瑪斯卻指責那些執念於國際法的德國左翼（主要是綠黨）放棄了和平主義。雖然將兩場戰爭相比，德國當年面對的道德和法律難題要比現在大得多：當年是直接參與軍事行動，現在的爭論在於是否向一方提供更多武器； 北約出兵科索沃是對主權國家的干預，現在俄烏之戰則是侵略與被侵略的雙方對立。然而，和撰寫公開信的其他公共知識分子一樣，哈伯瑪斯也強調現在「德國絕不能變成戰爭中的一方」，按照信中的說法，一旦提供了重型武器，德國就會被拖下水 —— 當然，這種判斷不是基於國際法規，而是要看普京的脾氣。

如果面對一個「弱小」的獨裁者米洛舍維奇就可以講「道義」，面對一個坐在核彈頭上的獨裁者普京就得講「理智」， 那麼這種道義就不是普適主義的。與其指責別人自以爲是，感情衝動，更真誠的做法是承認自己的恐慌與怯懦：害怕戰火燒到自己家來。恐懼也是一種情感，德國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折騰，幾十年來猶厭言兵， 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畏懼深深影響了德國二戰後的外交政策。哈伯瑪斯在文中表示了對「前和平主義者們」倒戈的不滿，認爲他們的轉變讓右翼力量歡欣鼓舞——後者一直詬病德國社民黨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 甚至有意「結束德國幾十年來的和平與對話政策」。

「認罪文化」與「東方政策」

六十年代西伯利亞發現了大量的油氣資源，在德國工業界和銀行界的資金和技術支持下，蘇聯的能源開採和出口量迅速增長，收入一度達到其外匯總量的80%。

「東方政策」是德國自六十年代末開始尋求與蘇聯和東歐國家關係正常化的外交原則。 最具有宣傳效應的當然是那副載入史冊的照片：1970年12月7日，德國當時的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的驚世一跪。這個畫面成爲德國深刻悔過的符號，爲德國帶來幾十年的讚譽， 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像德國這樣發展出一種「認罪文化」。


然而整個東方政策的出台與演變有着複雜的德國國內背景。五十和六十年代年代西德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但在冷戰政治下，右翼的聯盟黨關心的是反共產主義。最近的檔案揭示，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理阿登納（Konrad Adenauer）曾長期秘密監聽反對黨社民黨的黨魁。同時不少過去的納粹成員仍佔據政府、大學、法院等機構的職位，歷史似乎就此翻過。六十年代後期，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興起，作爲西方學運的一部分，德國年輕人反對越戰，反對殖民主義，追求個性的解放；除此之外，德國學運有其獨特之處：戰後出生的一代質問父輩師長在納粹時期的角色，要求對歷史深刻反思，再也不能捲入戰爭，獲得知識界和文化界的廣泛支持。在這樣的時代變化中，勃蘭特領導左翼的社民黨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並在1969年大選後成爲執政黨。

成爲總理後，勃蘭特任命他最信任的助手埃貢·巴爾（Egon Bahr）負責東方政策。巴爾提出了「通過接近而改變」的口號，被此後各屆德國政府奉爲外交政策的圭臬。從字面上看，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對意識形態不同的東歐國家，可以通過與他們多接觸，促進其經濟的發展從而幫助他們轉變。但實際上，德國這樣做從未以改變他國爲目的，就像巴爾自己說的：「國際政治從不關乎民主或人權。它只關注國家利益，無論歷史課上是怎麼說的」。當年巴爾就前瞻性地將德國的重新統一看作國家利益，要達到這個目的當然需要歐洲鄰國的支持。而在東部陣營，特別是波蘭眼中，德國仍然是納粹魔鬼，取得波蘭的諒解至關重要。在下跪的同一天， 勃蘭特簽署了《華沙協定》，承認以奧德-尼斯河爲德波國界，放棄河東領土。此前他還與蘇聯簽署了《莫斯科協定》，約定雙方以和平方式解決衝突，並承認了東西德的邊界。 這些協定在德國國內被保守黨抨擊爲出賣國家利益，但有意思的是，不管哪個黨派上臺，德國實際上都延續了東方政策。

在對蘇關係上，東方政策主要表現在積極進口蘇聯的石油和天然氣。六十年代西伯利亞發現了大量的油氣資源，在德國工業界和銀行界的資金和技術支持下，蘇聯的能源開採和出口量迅速增長，收入一度達到其外匯總量的80%。 即便蘇軍入侵阿富汗時期，無論是左派的施密特政府，還是右派科爾政府，都繼續擴大與蘇聯的能源生意。在很多人看來，能源出口無疑延遲了蘇聯的垮臺。同樣在對東德的關係上，也有批評者認爲「接近政策」實質上起到了爲東德專制政權「續命」的效果。歷史學家溫克勒爾（他本人是社民黨員）批評八十年代的社民黨一心寄希望於東部陣營政要的理智，試圖與他們結成夥伴，而從未關心過那裏的公民運動。

在蘇東陣營解體後，德國的「通過接近而改變」政策更直接變成了「通過生意而改變」。然而改變是雙向的：社民黨的施羅德任總理時期與普京關係密切，2005年在他政治生涯結束前，德國與俄羅斯簽署了天然氣輸送管道合作意向書，即後來的北溪項目。不久施羅德成爲俄羅斯石油公司的監事會成員， 同時也是北溪公司股東委員會的主席。拿着百萬美元的高薪，他成爲普京在德國的利益代言人，俄烏戰爭爆發後也拒絕放棄俄企的職位，給社民黨以及德國的聲望帶來很大損害。

北溪一號於2011年完工。施羅德當年的副手，現任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延續了與克里姆林宮的特殊關係。2015年他在默克爾主政時期擔任外交部長，積極推動北溪二號出臺，此舉受到綠黨反對，認爲會進一步加大德國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烏克蘭、波蘭等國家也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反對該項目，烏克蘭更將施泰因邁爾視爲普京密友。上個月當他計劃與其它歐洲國家首腦共同訪問基輔，卻被澤連斯基拒絕，引起國際譁然。

如何面對「新」未來？

哈伯瑪斯和同齡的其他左派知識分子一樣，堅定地信奉和平主義以及通過對話解決衝突的外交政策。然而這種歷史的經驗不應變成僵化的教條，以及「我們吃過的鹽比你們吃過的飯要多」的優越感。

當然不少德國人覺得烏克蘭拒絕總統出訪太出格，不符合外交禮儀。不過如果國際政治只關乎國家利益，烏方這樣的算計也可以理解：不給沒有實權的德國總統面子，可以對同爲社民黨的德國總理朔爾茨施加更多壓力。哈伯瑪斯所言的道德勒索也包括這一點。而施泰因邁爾本人則身段靈活，很快就道歉表示要反思對俄政策的錯誤，並聲明戰爭結束後也不會再尋求回到對俄關係的老路。5月5日，德烏兩國總統通了電話，澤連斯基正式邀請施泰因邁爾訪問，外交僵局告一段落。

回到哈伯瑪斯身上：他在希特勒統治下度過了少年時期，戰後對納粹的罪行深感震驚。他的思想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在青年教書時期同情並支持學生運動。總而言之，他和同齡的其他左派知識分子一樣，堅定地信奉和平主義以及通過對話解決衝突的外交政策。然而這種歷史的經驗不應變成僵化的教條，以及「我們吃過的鹽比你們吃過的飯要多」的優越感。

更關鍵的是，像溫克勒爾批評的那樣，德國所謂的東方政策有被神話和美化的地方。它並不是和平主義理想的具體體現，倒更像是「悶聲大發財」。實際上，過去幾十年，西方的公共知識分子沒有提出什麼見解去應對全球化下新的風險：威權力量與民主國家裏不同勢力盤根錯節的利益關聯。如何面對這樣充滿不確定的未來？ 可以肯定的是，正如盧曼當年對哈伯瑪斯的忠告：「有些問題如此重要，相形之下，試圖通過商談加以解決可能是個笑話」。

因此，德國的年輕一代可以和哈伯瑪斯們說再見了。就像德國荒誕喜劇片《再見，列寧》結尾的著名鏡頭：柏林牆倒塌後，一個被拆除的列寧雕像吊在直升機上緩緩穿行在柏林上空，顯得那麼僵硬，滑稽和不合時宜。而劇中的年輕人終於在去掉包袱後尋找自己的道路。

（朱易，德國傳播學博士，海德堡大學echo wall項目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