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再见，哈贝马斯——德国是时候与战后的“和平主义”告别了？

鉴于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今年已93岁高龄， 本文的标题容易引起误会。实际上，老人家生活在德国最著名的富人区施塔恩贝格湖畔，4月29日还在《南德意志报》上发了一篇长文“战争与愤慨”，引发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德国公共讨论的一个新的高潮。

就在文章发表的前一天，德国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要求联邦政府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的决议， 执政的三党（社民党， 绿党和自民党）以及最大的反对党联盟党共同提出了该动议。只有分别为议会政治光谱两极的左翼党和极右的德国选择党表示反对。两党的观点高度一致，认为这样做将会把德国拖入核战争。而德国总理朔尔茨此前一直也以此为由，拒绝向乌克兰输送重型武器，因此他不仅在德国国内被批评不作为，也令乌克兰和很多北约国家不满。

另一方面，以德国老一代女权运动家施瓦策尔 （Alice Schwarzer）和电影导演克鲁格（Alexander Kluge）为代表的二十多位公共知识分子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总理继续坚持不提供重型武器，并致力让“双方达成妥协”。克鲁格甚至在一个采访中说：“如果投降能让战争停止，那就不是坏事”。截至5月2日，公开信已获得20万人签名支持。

被俄罗斯宣传术愚弄的哈贝马斯？

在俄乌战争的上下文中，哈贝马斯仅将“算计出来的宣传效力”扣在泽连斯基头上，避而不谈俄罗斯多年来在德国社交媒体上散布假新闻。

以哈贝马斯的国际地位，自然不会跟风签名，他的文章也巧妙回避了对具体行动表明立场（德国是否应该提供武器），但称赞了老友克鲁格。“两难”（Dilemma）是哈贝马斯在讨论中常用的概念之一，而他的句法又一向以繁复冗长闻名，以至于推特上的挺哈派和反哈派互相指责对方没有好好看他的原文。其实，文章的副标题已经流露了他的态度：“刺耳的腔调，道德勒索：关于曾经的和平主义者们之间的舆论斗争，一个受到震惊的公共领域和一位仔细斟酌的总理”。

如果替他把话说直白一些：那些要求德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声音（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刺耳的，是道德勒索； 而年轻一代（主要是绿党）则在情感冲动之下背弃了和平主义（Pazifismus）， 主张给乌克兰更多的军事支持；相反，仔细斟酌（拒绝行动）的总理朔尔茨则是理性的代表。

这篇文章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与哈氏本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建构的很多关键理念相矛盾：公共领域、商谈性政治、道德的普适意义、法律的规范性等等。同时，文章反映出了德国左派知识分子面对新的国际危机时的无力，因此值得好好分析。

哈贝马斯开篇就以长者口吻，将泽连斯基标签为“一个深谙影像威力的乌克兰总统”，通过 “娴熟的表演，每天推出新的关于毁灭的场景，在西方社交媒体上获得自我放大的回响”。这种新式的“算计出来的宣传效力”令“我们这些老一辈人印象深刻”。

从他的成名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起，哈贝马斯就对以市场消费为导向的大众媒体（报纸 杂志，私人电台等）进行批判。而对于新媒体，他最近两年发表的文章都表示了对其碎片化和商业化的批评。在数字时代，报纸和杂志的消费比例下降令他不安，因为互联网上的舆论缺少了记者和编辑这样的专业把关人， 以致假新闻兴起，这里让哈氏震惊的是“后事实民主”在美国特朗普时期成为常态。

这样的观察和批评本身当然是正确的，但在俄乌战争的上下文中，哈贝马斯仅将“算计出来的宣传效力”扣在泽连斯基头上，避而不谈俄罗斯多年来在德国社交媒体上散布假新闻，这就有拉偏架之嫌了。事实上，已有很多传播学研究和调查报道分析了俄罗斯的宣传战术对德国公共领域的侵蚀。甚至哈氏自己，虽然批评了普京的非人道战争，却也不自觉写下了这么一句：“普京的攻击性可以理解成他对西方拒绝就地缘政治与他谈判的一种绝望的回应”。“要理解普京心里的苦”正是俄罗斯在西方公共讨论中散播的非常有效的一个话术。

相反的，乌克兰人长期以来在西方的视野中其实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在俄罗斯入侵后影响公共意见的，的确是泽连斯基对新媒体的娴熟运用：在俄罗斯散播他已逃离乌克兰的假新闻时，那一段用手机自拍的视频和“我们都在这里保卫我们的独立”的宣告震惊了世界，也为乌克兰赢得了国际支持。这种支持，究竟是源于影像的力量，还是勇气的力量？换句话说，如果泽连斯基躲在西欧某处的豪华游艇上拍摄视频，无论“场景”有多么震撼，能否获得这么大的宣传效力？

按照哈贝马斯的协商性政治理论，权力中心（政府和议会）的决策合法性来自权力边缘（公民社会，利益团体等）的意见和意志，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大众媒介起到关键的作用。而当他自己对新的媒介运作方式不熟悉的时候，就将不同的意见贬低为“道德绑架”，显露了他自己身处（传统）话语权中央而不自知的傲慢。

谁天真？谁不理性？

如果面对一个“弱小”的独裁者米洛舍维奇就可以讲“道义”，面对一个坐在核弹头上的独裁者普京就得讲“理智”， 那么这种道义就不是普适主义的。

将道德诉求视为“勒索”是他的文章里很让人大跌眼镜的地方。哈贝马斯对道德和规范性（Normativität）的论述贯穿几十年的学术生涯和公共讨论。 70年代他发起了著名的“哈贝马斯-卢曼之争”，批评德国社会学家卢曼从中立的、功能主义的视角，忽视了社会学研究应有道德评判和规范性讨论。卢曼则在一篇回应文章中讥讽了哈贝马斯的天真， 提出应该理性地讨论规范性问题。

然而时过境迁，现在是哈贝马斯用一种不耐烦的语气批评德国 “年轻一代”的天真和不理性：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教育令年轻人“对规范性问题很是敏感”。以“成了偶像”的绿党女外长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为例， 她在战争伊始就通过“忏悔的言辞”站了队，站在了“浮躁的道德感冲动下铁了心要打赢的乌克兰领导人”一边。而哈贝马斯作为“经历了冷战的过来人”，不惜一遍又一遍在文中重复，“一场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进行的战争是不可能胜利的”。

“到了我这个年纪”，哈老允许自己不掩饰对“我们的孩子辈和孙子辈”的不解：“他们生活在怎样一种文化的自以为是里，以至于连保守派媒体都呼吁通过国际法庭（对普京）进行公诉。” 对这样的诉求，哈贝马斯自己是不屑一顾的：因为“无论俄罗斯、中国还是美国都没有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有效性”。他倒不是觉得普京不该受审，但是“俄罗斯反正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否决权”，再说普京会“以核战威胁他的反对者”。

哈贝马斯曾以长篇巨幅论述法的规范性，法律与道德的同源和互补关系。可是在面对核弹威胁的时候，他对国际法规的态度如此轻慢 （就在文章发表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访问基辅，并声明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战争罪行的调查）。讽刺的是，在1999年，哈贝马斯发表了著名的文章“兽性与人性——在法律和道德边界间的战争”，力挺当时的绿党外长菲舍尔出兵科索沃的决定。哈贝马斯从人权的角度论述德国参战的正义性，因而被很多人批评放弃了和平主义；他则用“法律和平主义”的概念为自己辩护，认为从国际法的框架看，这样做是一种“合法的紧急救助”。

二十多年后，哈贝马斯却指责那些执念于国际法的德国左翼（主要是绿党）放弃了和平主义。虽然将两场战争相比，德国当年面对的道德和法律难题要比现在大得多：当年是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现在的争论在于是否向一方提供更多武器； 北约出兵科索沃是对主权国家的干预，现在俄乌之战则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双方对立。然而，和撰写公开信的其他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哈贝马斯也强调现在“德国绝不能变成战争中的一方”，按照信中的说法，一旦提供了重型武器，德国就会被拖下水 —— 当然，这种判断不是基于国际法规，而是要看普京的脾气。

如果面对一个“弱小”的独裁者米洛舍维奇就可以讲“道义”，面对一个坐在核弹头上的独裁者普京就得讲“理智”， 那么这种道义就不是普适主义的。与其指责别人自以为是，感情冲动，更真诚的做法是承认自己的恐慌与怯懦：害怕战火烧到自己家来。恐惧也是一种情感，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折腾，几十年来犹厌言兵， 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畏惧深深影响了德国二战后的外交政策。哈贝马斯在文中表示了对“前和平主义者们”倒戈的不满，认为他们的转变让右翼力量欢欣鼓舞——后者一直诟病德国社民党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 甚至有意“结束德国几十年来的和平与对话政策”。

“认罪文化”与“东方政策”

六十年代西伯利亚发现了大量的油气资源，在德国工业界和银行界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下，苏联的能源开采和出口量迅速增长，收入一度达到其外汇总量的80%。

“东方政策”是德国自六十年代末开始寻求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外交原则。 最具有宣传效应的当然是那副载入史册的照片：1970年12月7日，德国当时的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的惊世一跪。这个画面成为德国深刻悔过的符号，为德国带来几十年的赞誉， 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德国这样发展出一种“认罪文化”。


然而整个东方政策的出台与演变有着复杂的德国国内背景。五十和六十年代年代西德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在冷战政治下，右翼的联盟党关心的是反共产主义。最近的档案揭示，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曾长期秘密监听反对党社民党的党魁。同时不少过去的纳粹成员仍占据政府、大学、法院等机构的职位，历史似乎就此翻过。六十年代后期，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兴起，作为西方学运的一部分，德国年轻人反对越战，反对殖民主义，追求个性的解放；除此之外，德国学运有其独特之处：战后出生的一代质问父辈师长在纳粹时期的角色，要求对历史深刻反思，再也不能卷入战争，获得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广泛支持。在这样的时代变化中，勃兰特领导左翼的社民党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并在1969年大选后成为执政党。

成为总理后，勃兰特任命他最信任的助手埃贡·巴尔（Egon Bahr）负责东方政策。巴尔提出了“通过接近而改变”的口号，被此后各届德国政府奉为外交政策的圭臬。从字面上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意识形态不同的东欧国家，可以通过与他们多接触，促进其经济的发展从而帮助他们转变。但实际上，德国这样做从未以改变他国为目的，就像巴尔自己说的：“国际政治从不关乎民主或人权。它只关注国家利益，无论历史课上是怎么说的”。当年巴尔就前瞻性地将德国的重新统一看作国家利益，要达到这个目的当然需要欧洲邻国的支持。而在东部阵营，特别是波兰眼中，德国仍然是纳粹魔鬼，取得波兰的谅解至关重要。在下跪的同一天， 勃兰特签署了《华沙协定》，承认以奥德-尼斯河为德波国界，放弃河东领土。此前他还与苏联签署了《莫斯科协定》，约定双方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并承认了东西德的边界。 这些协定在德国国内被保守党抨击为出卖国家利益，但有意思的是，不管哪个党派上台，德国实际上都延续了东方政策。

在对苏关系上，东方政策主要表现在积极进口苏联的石油和天然气。六十年代西伯利亚发现了大量的油气资源，在德国工业界和银行界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下，苏联的能源开采和出口量迅速增长，收入一度达到其外汇总量的80%。 即便苏军入侵阿富汗时期，无论是左派的施密特政府，还是右派科尔政府，都继续扩大与苏联的能源生意。在很多人看来，能源出口无疑延迟了苏联的垮台。同样在对东德的关系上，也有批评者认为“接近政策”实质上起到了为东德专制政权“续命”的效果。历史学家温克勒尔（他本人是社民党员）批评八十年代的社民党一心寄希望于东部阵营政要的理智，试图与他们结成伙伴，而从未关心过那里的公民运动。

在苏东阵营解体后，德国的“通过接近而改变”政策更直接变成了“通过生意而改变”。然而改变是双向的：社民党的施罗德任总理时期与普京关系密切，2005年在他政治生涯结束前，德国与俄罗斯签署了天然气输送管道合作意向书，即后来的北溪项目。不久施罗德成为俄罗斯石油公司的监事会成员， 同时也是北溪公司股东委员会的主席。拿着百万美元的高薪，他成为普京在德国的利益代言人，俄乌战争爆发后也拒绝放弃俄企的职位，给社民党以及德国的声望带来很大损害。

北溪一号于2011年完工。施罗德当年的副手，现任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延续了与克里姆林宫的特殊关系。2015年他在默克尔主政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积极推动北溪二号出台，此举受到绿党反对，认为会进一步加大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乌克兰、波兰等国家也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反对该项目，乌克兰更将施泰因迈尔视为普京密友。上个月当他计划与其它欧洲国家首脑共同访问基辅，却被泽连斯基拒绝，引起国际哗然。

如何面对“新”未来？

哈贝马斯和同龄的其他左派知识分子一样，坚定地信奉和平主义以及通过对话解决冲突的外交政策。然而这种历史的经验不应变成僵化的教条，以及“我们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饭要多”的优越感。

当然不少德国人觉得乌克兰拒绝总统出访太出格，不符合外交礼仪。不过如果国际政治只关乎国家利益，乌方这样的算计也可以理解：不给没有实权的德国总统面子，可以对同为社民党的德国总理朔尔茨施加更多压力。哈贝马斯所言的道德勒索也包括这一点。而施泰因迈尔本人则身段灵活，很快就道歉表示要反思对俄政策的错误，并声明战争结束后也不会再寻求回到对俄关系的老路。5月5日，德乌两国总统通了电话，泽连斯基正式邀请施泰因迈尔访问，外交僵局告一段落。

回到哈贝马斯身上：他在希特勒统治下度过了少年时期，战后对纳粹的罪行深感震惊。他的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青年教书时期同情并支持学生运动。总而言之，他和同龄的其他左派知识分子一样，坚定地信奉和平主义以及通过对话解决冲突的外交政策。然而这种历史的经验不应变成僵化的教条，以及“我们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饭要多”的优越感。

更关键的是，像温克勒尔批评的那样，德国所谓的东方政策有被神话和美化的地方。它并不是和平主义理想的具体体现，倒更像是“闷声大发财”。实际上，过去几十年，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有提出什么见解去应对全球化下新的风险：威权力量与民主国家里不同势力盘根错节的利益关联。如何面对这样充满不确定的未来？ 可以肯定的是，正如卢曼当年对哈贝马斯的忠告：“有些问题如此重要，相形之下，试图通过商谈加以解决可能是个笑话”。

因此，德国的年轻一代可以和哈贝马斯们说再见了。就像德国荒诞喜剧片《再见，列宁》结尾的著名镜头：柏林墙倒塌后，一个被拆除的列宁雕像吊在直升机上缓缓穿行在柏林上空，显得那么僵硬，滑稽和不合时宜。而剧中的年轻人终于在去掉包袱后寻找自己的道路。

（朱易，德国传播学博士，海德堡大学echo wall项目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