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麥田出版社新書《毛主義》的前言，端傳媒獲出版社授權轉載。
一九三六年的秋天，美國記者海倫（Helen）與愛德加．史諾（Edgar Snow）住在北京一座寬敞的四合院裡。海倫年近三十，體態纖瘦，容貌姣好如好萊塢明星。她靜下心來，開始晨間的寫作。這時，前門突然打開，愛德加走了進來，她四個月沒見到丈夫了。六月以來，愛德加前往中國西北部的中國共產黨黨部後，幾乎音訊全無。如今，套用海倫一貫犀利的描述，他「那灰白的鬍鬚後面，露出傻乎乎的笑容，儼然就像一隻吞下金絲雀的貓」。他戴著一頂「褪色的灰帽，帽子前方有顆紅星」，興高采烈地在家裡手舞足蹈，並向家裡的中國廚師點了一份豐盛的美式早餐（蛋、咖啡、牛奶）。他的行李裝滿了筆記本、底片以及兩萬字的毛澤東訪談筆錄。接下來那幾個月，他會根據這些資料寫成《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一書。那本書將暢銷全球，不僅奠定了史諾的職涯，也將使他成為中國共產黨革命的記錄者，以及中國共產黨和國際輿論之間的橋梁，也一舉把毛澤東推向國際，變成政治名人。那本書將把毛澤東的思想以及他的革命傳播給印度的民族主義者、中國的知識分子、蘇聯的游擊隊、美國總統、馬來亞的叛亂分子、反種族隔離的戰士、西方的激進分子、尼泊爾的叛軍，以及許許多多的其他人。《紅星照耀中國》可說是全球毛主義的濫觴。
《毛主義：紅星照耀全世界，一部完整解讀毛澤東思想的全球史》
作者：藍詩玲（Julia Lovell）
譯者：洪慧芳
出版社：麥田出版
出版日期：2022.01
一九四○年代末期，在馬來亞霹靂州（Perak）的一處叢林。英國殖民軍的士兵（包括英人、馬來人、澳人、廓爾喀人）在馬來亞共產黨（MCP）的廢棄營地裡搜羅殘留物，發現數十本《紅星照耀中國》的中譯本。一九四八年，以華人為主的MCP發動了一場反英叛亂，馬來亞的殖民統治者稱此叛亂為「緊急狀態」（Emergency），那是二戰後最早針對舊歐洲帝國所展開的反殖民叛亂之一。毛澤東與他的革命是這些叛軍的靈感來源：因為他致力投入長期的游擊戰，創建了中心思想明確的政黨和軍隊，而且英勇地反抗歐美日的帝國主義。
一九五○年十一月在華盛頓特區，美國國務院的大樓裡彌漫著冷戰的緊張氣氛。中國共產黨干預韓戰的消息已獲得證實，眼看著毛派叛亂恐在全球興起，恐懼逐漸蔓延開來。人稱「超級國家恐嚇者」的參議員喬．麥卡錫（Joe McCarthy）利用民眾對共產主義滲入美國的恐慌情緒，指控兩名自由派參議員「染紅」而罷免了那兩人。對美國的領導者來說，馬來亞的「緊急狀態」是冷戰的一部分，而不是反殖民主義抗爭。他們宣稱，那起事件的根本原因是跨國的中國顛覆，必須加以擊敗，才能阻止共產主義稱霸全球。於是，「多米諾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美國不介入干預的話，東南亞的領土將逐一落入共產黨手中，遭到赤化──就此應運而生。那年冬天，隨著韓戰局勢的惡化，中國士兵突破防線、進入首爾（當時的漢城），俘虜了約七千名美國大兵。一場新型的毛派心理戰在這些戰俘身上測試，相關的故事引起了美國的關注。美國記者（有時可能是中情局的特務）愛德華．亨特（Edward Hunter）發文指控毛澤東用來對付人類的可怕新武器：洗腦。於是，整個一九五○年代，中情局的官員、記者、行為科學家、小說家、電影製片人都在想像一個強大的毛派思想控制機制。這種對中國「洗腦」的恐懼，是建立在原本就對蘇聯的思維操弄所抱持的恐懼上。而且，從此以後，這將使美國的「祕密圈」（covert sphere）持續膨脹，並為國內有「祕密國家」以及中情局的龐大心理行動計畫提供合理的論據。一九五○年代和六○年代，中情局透過一系列以代號命名的計畫（藍鳥計畫、洋薊計畫、MK-Ultra），試圖逆向打造蘇聯與中國的洗腦技術。最終，這項專案演變成對當前反恐戰爭的「強化審訊」，破壞美國民主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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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在紐約的布朗克斯區（The Bronx），年輕的美國激進分子丹尼斯．奧尼爾（Dennis O’Neil）和友人起了爭執。奧尼爾就像他那個世代的許多人一樣，是毛澤東及其文化大革命的狂熱崇拜者。他的朋友支持蘇聯的托洛斯基（Trotsky）。他們設計了一個科學化的試驗，以決定誰的政治策略比較優越。在一段固定的時間內，他們每天都在十四樓公寓的陽台上，為他們各自栽種的大麻朗讀偶像的精選作品。奧尼爾後來回憶道：「我的植物成長茁壯，他的植物枯萎了，可見我是對的。」與此同時，舊金山一家書店裡正上演著更怪誕的戲碼。中國書刊社（China Books And Periodicals）是美國西岸傳播毛思想的主要管道。在成堆的小紅書（《毛語錄》）中，坐著一群名為「七掘客」（Seven Diggers）的人。他們以「極端民主派」自居，盤腿坐在地上，因吃了摻有大麻的布朗尼顯得精力旺盛，讀著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和游擊戰的看法。兩名身穿風衣的聯邦調查局（FBI）特務站在書店的另一側，一邊瀏覽中國郵票，一邊觀察現場的情況。
中情局在設計心智掌控計畫時，是以致幻劑做實驗。這件事對一九六○年代與七○年代由毒品引發的青年叛逆風潮，有很重要的影響。到了一九六九年，中情局資助大學研究室所使用的致幻劑流出研究室，淪為學生的消遣性毒品。這個蓬勃發展的毒品情境促成了喧鬧的抗議文化，而此抗議文化在文化大革命中找到了共鳴，造就了毛派嬉皮（如奧尼爾的陽台實驗以及「七掘客」的聚會）。毛澤東熱潮席捲整個西方：法國校園裡貼著「大字報」，西德學生的外套翻領上別著毛澤東的徽章，義大利講堂的牆上塗寫著小紅書的語錄。毛派的無政府主義者匆匆爬上西柏林一座教堂的頂端，對著路人狂灑數百本小紅書。不過，這些毛粉有的剛烈，有的薄弱。充滿抱負的革命分子前往中國或阿爾巴尼亞，接受由中華人民共和國（PRC）設計及資助的政治與軍事訓練。一九六八年後，文革毛主義的好戰特質激發了西德紅軍派（Red Army Faction）和義大利赤軍旅（Red Brigades）的都市恐怖主義，他們攻擊那些在法西斯主義之後，苦苦爭取正統地位的歐洲脆弱民主政體。
一九六五年在南京，隨著毛派革命的熱潮席捲全球的左派政治圈，一名祕魯的哲學教授來到南京的一所軍校接受訓練。後來有人猜測，他在那裡遇到了沙洛特紹（Saloth Sar）──亦即一手主導赤棉種族滅絕的波布（Pol Pot）。同年，波布也在北京的亞非拉培訓中心（就在圓明園的大理石院內）接受革命訓練。阿維馬埃爾．古斯曼（Abimael Guzman）後來憶起一堂炸藥訓練課時說道：「我們拿起一枝筆，筆就爆炸了。我們坐下來，座位也爆炸了，簡直就像煙火秀……巧妙地讓我們知道，只要你懂得怎麼做，任何東西都可以爆炸……那所學校對我的成長貢獻良多，我因此開始景仰毛主席。」一九七九年，古斯曼身為祕魯共產黨「光明之路」（Shining Path）的領袖，展開毛派的人民戰爭──那是一場殘酷的戰爭，在往後的二十年間奪走約七萬人的性命，也對祕魯造成價值約一百億英鎊的經濟損失。經過長達十二年曠日持久的游擊戰後，古斯曼身為毛派的最後一道烈火，決定把毛澤東的九十九歲冥誕（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訂為他最終奪權進攻的日子。他預測，那場革命將造成「一百萬人死亡」。一些人預測，光明之路要是革命成功（在一九九○年代初期的祕魯，確實有那種可能），後果可能令赤棉大屠殺相形見絀。
除了波布以外，古斯曼在南京可能也遇到了另一個充滿抱負的革命者：高大、熱情、嚴謹的南羅德西亞人（Southern Rhodesian），幾近平頭，淺棕色的麻臉上配著碧綠深邃的雙眼，名叫約西亞．通格加拉（Josiah Tongogara）。他常若有所思，一心想著把南羅德西亞從白人的統治中解放出來。有人刻意找他閒聊時，他只會談到他願意死在槍桿下（事實上，他是在高速公路上不當超車而車禍身亡）。通格加拉就像古斯曼，待在中國期間變成了虔誠的毛派分子。在南京的軍校裡，他視中國人為「道德、軍事技能、戰略的導師」。一九六○年代末期，通格加拉回到南羅德西亞的邊境，辛巴威民族聯盟（ZANU）的武裝分支「辛巴威非洲民族解放軍」（ZANLA）正在那裡準備對南羅德西亞展開游擊戰。他拋棄了ZANLA以往的失敗招數（突襲後迅速撤離），改以耐心持久的毛派路線來整頓軍隊。他把毛澤東思想翻譯成紹納語（Shona）：他的游擊隊必須依靠人民，才能simba rehove riri mumvura（即如魚得水）。與此同時，中國的教官在附近的坦尚尼亞訓練ZANLA的新兵。一九七○年代末期，五千名軍校學員接受名為Sasa tunamaliza（勝利在望）的進攻訓練。南羅德西亞的白人統治者不堪ZANU的持久抗爭，被迫談判。通格加拉年幼時曾打零工，幫一個名叫伊恩．史密斯（Ian Smith）的白人男孩揀網球。一九七九年，通格加拉身為ZANLA的和平談判代表，來到倫敦的蘭開斯特府（Lancaster House），與史密斯（現為白人占多數的南羅德西亞政府的總理）一起喝咖啡。
如今在印度中部的叢林深處，身穿軍綠色軍裝及鮮豔紗麗的納薩爾派（Naxalite）游擊隊，在毛主席的照片前列隊跳舞，向政府的「制服無賴」宣戰。那些政府無賴為了獲得寶貴的鋁土礦藏，沒收當地的土地。在這片美麗又殘酷的叢林裡，依然好戰的印度毛派運動，其源頭可追溯到一九六七年：受到文化大革命啟發的化身。當時，此運動的領導人在北京，而同時在北京的，還包括古斯曼和通格加拉等人。二○○六年，印度的統治者認為，這次毛派叛亂是「對印度邦最大的安全威脅」。當新德里的知識分子仍在爭論那些叛亂分子究竟是由高種姓的操縱者所領導的部落恐怖分子，抑或是抱持特定理念的絕望叛軍之際，毛派叛亂分子和警方已經對彼此大開殺戒：短短一週內，毛派埋設的地雷便將十幾名警察炸得粉身碎骨。隔週，警方強姦並殺害那些據稱與毛派有關連的平民。印度的毛派叛軍和尼泊爾的毛派叛軍不同。尼泊爾的叛軍在二○○六年放棄叛亂，參與議會民主。而印度的叛軍則是純粹毛主義教條的堅定擁護者，拒絕參與選舉。納薩爾派讓印度最著名的作家兼公共知識分子阿蘭達蒂．羅伊（Arundhati Roy）獨家報導他們的故事，並護送她參觀他們的祕密基地。羅伊回到文明的新德里後，發表文章讚揚他們充滿活力與同志情懷的簡樸文化。難道羅伊是愛上兇殘革命理想的浪漫知識分子嗎？要是納薩爾派真掌控了印度，那套兇殘的理想會「像雪貂和農民對待兔子般，自然地摧毀她」嗎？〔作家納博科夫（Nabokov）曾如此形容那些早期崇拜蘇聯的外國人。〕或是說，她只是凸顯出一個現象：下層階級遭到殘酷腐敗的政府迫害後，別無選擇，因而深受無政府的毛派解放所吸引？
在榮登「中國最幸福城市」的重慶、長江沿岸的一處大都會，數千名身穿紅襯衫的市民聚在公共廣場上載歌載舞，歌詠著毛派思想：「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共產黨好，共產黨好，共產黨是人民的好領導」。媒體上充斥著這些頌歌展現神奇療效的故事，例如一個婦女聽了這些歌曲後，擺脫了嚴重的憂鬱症；精神病患加入革命合唱團後，症狀「突然消失了」；囚犯唱過「紅歌」後，便改邪歸正。學生被送到農村向農民學習；穿著藍色制服的黨幹部一臉嚴肅地前往中國東南部一處與世隔絕的山地，「去深入了解並體驗」革命及提高「紅色道德」。一名資深的解放軍指出，那些政權批評者被關進共產監獄，消聲匿跡後，「目前周遭仍有些令人厭惡的酸臭文人，他們攻擊毛主席，實行去毛化。我們必須努力擊退這股反動的逆流。」一個年輕人向政府請願，起訴那些批評「偉大舵手」的作家，並要求社區向警方舉報任何涉嫌對毛主席不忠的人。
這不是一九六六年──亦即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年，他的烏托邦狂熱達到顛峰，一群群紅衛兵走上中國城市的街道，數百萬受過教育的都市人被逼到偏遠的農村，造成至少一百五十萬人死亡。而不久前的一九六○年代初期，人為饑荒才剛造成三千萬人死亡──這是二○一一年，所以這些歌曲在KTV也聽得到，中國的手機因此頻頻收到毛語錄的轟炸──一次廣傳一千三百萬支手機──毛澤東思想因而得以透過那些經常播放經典革命電影的電視台來鎖定觀眾，而政府也才能夠推出「紅色推特」（Red Twitter），透過這個非常二十一世紀的微媒體來傳遞一九六○年代的名言錦句。薄熙來是打造這場新毛派復興的總策畫，他於二○一二年春天因腐敗及其妻毒死哈羅公學的老校友尼爾．海伍德（Neil Heywood）而失勢下台。然而，二○一二年十一月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承接了薄熙來的新毛派復興並在全國落實。習近平上台才幾個月，就推出「群眾路線網」（群眾路線是毛澤東最愛的口號之一）以打擊腐敗，加強共產黨與基層之間的聯繫，並在全中國的官僚機構重新導入毛派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自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以來，習近平首度把毛派策略重新融入中國的民族以及大眾文化中。
以上八個情境，時序從一九三○年代開始，延續到現代；場景橫跨亞洲、非洲、歐洲、美洲。由此可見，毛主義在時間上和地理上橫跨的範圍，可說是現代世界中最重要、最複雜的政治力量之一。毛主義是建黨紀律、反殖民的叛亂、「持續革命」的有力結合，嫁接在蘇聯馬克思主義的世俗信仰上。不僅揭開了中國的當代史，也在過去八十年間對全球叛亂、不服從、不寬容的風潮產生重大影響。不過，在中國之外，尤其是在西方，人們對於毛澤東及其思想的全球傳播，以及在當代激進主義史上的重要性，幾近無感。隨著冷戰的結束，新自由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明顯勝利，以及宗教極端主義的死灰復燃，毛澤東及其思想也遭到抹除。本書的目的，是把毛澤東及其思想重新攤在檯面上，重塑毛主義，成為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的主要故事之一。
一九三五年，毛澤東設法在中國共產黨取得領導地位。當時，那個領導權威其實不值得擁有。那年約八千名精疲力竭的革命者，在執政黨國民黨領導的圍剿行動中逃至延安（坐落在中國西北山坡上的貧困小鎮）。但在十年內──而且那十年間中國經歷了洪災、饑荒、日本侵略的各種磨難──共產黨黨員激增至一百二十萬人，軍隊增至九十萬人以上。又過了四年，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對手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從大陸被逼退到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自一九四九年創立以來，即便經歷了大規模的人為饑荒及內戰（文化大革命）的動盪，導致數千萬中國人喪生，民不聊生，卻設法比之前的任何革命政權存活了更長的時間。
如今中華人民共和國靠毛主義的遺教凝聚在一起。儘管中國共產黨早就放棄了毛主義的烏托邦動盪，轉而支持重視繁榮穩定的威權資本主義，但這位偉大舵手在政治與社會上都留下深刻的印記。他那長六米、寬四點五米的肖像，如今仍懸掛在中國政治權力的核心「天安門廣場」上。在廣場的中央，他的蠟化防腐遺體仍躺在那裡，像個睡美人，等待著歷史之吻將他喚醒。「毛那隻看不見的手」（誠如最近一本書所述）在中國的政體中依然無處不在：你可以在司法的深度政治化、一黨專政凌駕所有利益、絕不寬容任何異議等現象中，看到那隻手的蹤影。
毛主義是由一組相互矛盾的思想所組成。在幾個重要的面向上，毛主義有別於早期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化身。毛澤東是以非西方、反殖民的理念為主軸，向開發中國家的激進分子宣稱，他們應該根據各國的國情來調整俄式共產主義，而且蘇聯也可能出錯。他和史達林不同的是，他鼓勵革命者把抗爭帶出城市，深入農村。雖然他跟列寧與史達林一樣，決心以軍事紀律來建立一黨專政，然他也主張無政府主義的民主（尤其是他生前的最後十年），並告訴中國人民「造反有理」，「天下大亂，形勢大好」。他鼓吹「唯意志論」：憑著大膽的信念，中國人──以及其他有必要意志的人──就能改變自己的國家；決定因素是革命熱情，而不是武器。或許毛澤東最創新的思想是，他宣稱「婦女能頂半邊天」。儘管他說一套做一套，追逐女色，玩弄女性，但在同時代的全球領袖中，沒有人提過這種平等的理念。
在中國遭到國際體系藐視的時代，毛澤東彙整了一套兼具理論與實務的錦囊，把一個難以駕馭、分崩離析的帝國，轉變成一股大膽無畏的全球勢力。他創造出一種雅俗共賞、男女皆懂的語言，一套被譽為「史上最狂的人類操縱嘗試之一」的宣傳與思想控制體系，以及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他把一群才華橫溢、冷酷無情的同志匯聚在身邊。他的思想激起了廣大的熱情，數百萬人為了政治利益而結婚，拋棄子女，投身烏托邦實驗。那些遭到拋棄的孩子在一九六○年代與七○年代，則是反過來以其偉大領導人的名義，譴責、羞辱，甚至在極端情況下殺害自己的父母。
本書第一章將探討毛主義的定義，幾十年來這個詞在使用上有褒、有貶，由此可見其所代表的多元政治行為：從無政府主義的大眾民主，到用來對付政敵的陰險暴行。毛主義者（Maoist）和毛主義（Maoism）這兩個字在美國冷戰時期的中國分析中廣為流傳，目的是為了對「紅色中國」（本質上是一種外來威脅）進行歸納並定型。毛澤東過世後，這兩字變成包羅萬象的詞彙，泛指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間中國的集權壓迫狂潮。然而，本書不是以這種僵化的形式來看待「毛主義」一詞，而是將其視為一籠統的詞，泛指過去八十年來可歸因於毛澤東及其影響的廣泛理論及實務。換句話說，這個詞所描述的思想與經驗是活的，不斷變化，而且在毛澤東的生前和生後，這些思想與經驗持續在中國的境內、境外流傳，有翻譯也有誤譯──唯有接受這樣的想法，這個詞才有意義。
隨著中國自毛時代以來首次重申其全球野心，理解這個團結起中國的政治遺教變得越來越迫切。不過，現在也急需評估毛主義在中國以外的力量和吸引力。在海外的革命運動中，毛主義是以毛的階級鬥爭和游擊戰理論為基礎，且盛行多時。毛主義的思想有驚人的黏著力及傳播力，已經在文化上及地理上與中國相去甚遠的地方扎根：印度北部的茶園、安第斯山脈、巴黎的第五區、坦尚尼亞的田野、柬埔寨的稻田、布里斯頓的排屋等地都可見其蹤跡。這本書既是描述這場中國運動的歷史，也是描述這場歷史在全球留下的遺跡。書中分析了毛主義的矛盾歷史，及其對世界各地渴望權力的夢想家和被剝奪權利的叛軍所展現的持久魅力。
然而，全球毛主義依然是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所遺漏──或誤解──的故事。市面上有許多書籍談論希特勒和史達林，連同他們對全世界造成的影響，卻看不到整合並解釋毛主義全球遺跡的研究。為什麼我們不太會注意到遍及全球的毛主義？為什麼還未有這類書目？
歐系語言向來在國際出版業占主導地位，尤其是英語。一九八○年代以來，歐系語言的讀者已能讀到數十本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第一手描述，那些書大多是文革受害者撰寫的回憶錄，呈現出驚心動魄的恐怖敘事：毛澤東濫用個人崇拜所造成的暴力與迫害，以及愚蠢的仇外心理。一方面，我們從這些書中得知毛派中國是一個異常又悲慘的地方。另一方面，當代中國給我們的印象卻又是一個正常運作的強國，充斥著務實的消費主義。這兩者之間的鮮明對比似乎顯示，毛主義已然走入歷史。此外，媚俗化更是平添了一種超然感。如今許多西方的讀者把毛澤東的政策所造成的破壞，拿來和史達林或希特勒相提並論，但前往中國的遊客仍搶購紅色膠皮的《毛語錄》，或是可播放毛派頌歌〈東方紅〉的打火機。遊客造訪當代德國時，作夢也不會想要買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Mein Kampf），或是顯示希特勒青年團（Hitler Young）行納粹禮的新奇鬧鐘。為英國兒童寫的笑話大全裡，隨性地收錄了牽強附會的雙關語。例如，問：「誰是中國最強大的貓？」（Who was the most powerful cat in China?）答：「喵（毛）主席。」（Chairman Miaow）同樣的，我們作夢也不會想要拿史達林或希特勒開類似的玩笑。
由此可見，在西方人的眼中，毛澤東已安然地歸屬於「過去」，不會有理念或後繼者捲土重來的風險。關於共產主義，尤其是一九六○年代與七○年代毛主義鼎盛時期的共產主義，如今似乎變得既陌生又過時，尤其是其教義詞彙和縮寫（這裡僅列舉幾個那個年代的西德毛派團體為例：MLPD、KBW，KPD/ML、KABD……）然而，事實是，如今困擾非洲、亞洲、拉丁美洲、中東的許多開發不足與衝突悲劇，都是冷戰時期那些超級大國──美國、蘇聯以及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之間的衝突所留下的後遺症。而毛主義的意識形態更是有助於塑造那些地區的冷戰。
不過，全球毛主義之所以遭到邊緣化，不單只是因為我們不關注，也是因為後毛時代的中國成功地為其過往包裝了一種特殊的敘事。一九七八年，毛澤東的繼任者鄧小平告訴世界，中國「永不稱霸」，此後幾乎所有的外交政策公關活動都努力宣稱中國在國際政治上是受害者，而不是活動分子或侵略者。過去十年來，隨著中國崛起成為超級大國，其統治者提出了中國「和平崛起」的理論，堅稱其新勢力與影響力將是一股促進國際和諧的力量，而不是好戰的民族主義。撰寫歷史是鞏固這套敘事的一大要務：政府的宣傳一再重申，中國從未干涉其他國家的主權事務。因此，「中國是道德中立」的概念與西方鷹派的行動形成鮮明的對比。中國在一八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間成了帝國主義國家的犧牲品，那段歷史促使大家認同這個觀點。
中國共產黨最近用來發揮全球影響力的運動是鼓吹「中國夢」，目的是向國際市場推銷「中國強大又成功」的概念。那份厚如書籍的宣言主張：「中國的傳統向來珍惜和平與和諧，從來不掠奪他人或尋求建立勢力範圍。」我為第一本著作進行研究時（那本書是探究後毛時代中國對諾貝爾文學獎的痴迷），一再從檔案及訪談中看到一堵否認的高牆，他們一再否認中國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間與外部世界有任何形式的接觸。一九九○年代與二○○○年代，一般普遍認為，中國是在一九七八年鄧小平握有最高權力時，首度隆重地跨進國際世界。因此，那個版本的歷史也主張，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沒有外交政策：中國遭到國際社會的孤立。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並不想揭露自身在毛主義時期想要領導世界革命的渴望。在毛主義時期，中國不僅大量輸出意識形態（成千上百萬本的《毛語錄》在海外流通），也輸出更為實質的革命通貨（金錢、武器以及為全球叛亂提供培訓，尤其是開發中國家）。當然，相較於毛主義，美國中情局（CIA）或蘇聯國安會（KGB）干預海外的故事也是不遑多讓，但至少那些歷史比較廣為人知。中國一名資深的外交史家表示，過去這段歷史令中國當代的統治者感到尷尬。「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不想讓大家談論那段歷史……當時他們對外國的干涉實在太過分了。」由於當代中國極其渴望全球影響力，那段歷史卻因政治因素而不得不「消失」，這點說來頗為諷刺，畢竟，那段期間可說是中國在整個歷史上享有最強大全球軟實力的時期。共產黨對這個問題的處理，體現了當今中國政治的矛盾。當代的一黨專政渴望國際「面子」，而這個一黨專政的合法性與政治穩定都要歸功於毛澤東。然而，由於毛澤東時代的歷史和遺跡如此的不穩定（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那是全球毛主義的主要動力），而且當代的中國共產黨對政治與經濟穩定的渴望，凌駕在其他的政府目標之上，所以這個一黨專政也拒絕承認那個年代所促成的全球影響力（包括印度和尼泊爾的當代毛派運動）。
由於這些問題在當代中國相當敏感，許多史料皆難以取得。二○○三年，中國外交部（MFA）逐步向研究人員開放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五年的檔案，那是共產黨史無前例的檔案公開（以前從來沒有共產國家在執政期間開放政府檔案）。只是那次開放只及於關鍵的文化大革命之前，而且外交部的多數史料在二○一二至二○一三年的IT「系統升級」期間又回歸保密狀態。總之，有兩個組織主要負責中國革命理論與實務的輸出：中央對外聯絡部（簡稱中聯部，International Liaison Department，簡稱ILD）和軍事情報局。前者處理黨對黨的關係，因此是面對緬甸、柬埔寨、馬來西亞、法國、西德、祕魯等國那些野心勃勃的共產團體（他們對本國政府構成的威脅程度不一）。在中國境內，這個組織從以前至今都非常神祕，以至於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七○年代，沒有人知道其確切位置。不用說，除非中國共產黨下台，否則這兩個組織都不可能開放他們的檔案。因此，全球毛主義並不是一個容易研究的主題：這個主題沒有統一的檔案，主要的資料散布在演講、電報、會議紀錄（許多依然是機密文件），以及多種語言的回憶錄和口述歷史中。隨著第一代革命領袖習仲勳之子習近平上台，這個議題在中國境內又變得更敏感了。習近平的政治聲望主要歸功於革命形象的神聖，所以隱藏毛澤東時代那些尷尬的歷史細節，尤其是那些與「中國不干涉外交事務」的原則互相矛盾的細節，變得比以往更重要。
由於人們普遍覺得毛主義是一套只跟中國有關的思想與實務體系，以致一直處於全球史的邊緣。一般的冷戰史往往低估了毛澤東時期的中國，不過是為蘇聯的共產主義提供了一種真正的替代方案。當時的中國為世界各地的叛軍提供智識與實務上的支援。最近的學術研究日益承認亞洲的影響力，尤其是中國的影響。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自二○○五年以來發表的兩部重要冷戰史，把這個矛盾的研究加以全球化。中國海內外也有一批優秀的史家──文安立、陳兼（Chen Jian）、李丹慧（Li Danhui）、呂德量（Lorenz Luthi）、謝爾蓋．拉欽科（Sergey Radchenko）、沈志華（Shen Zhihua）、楊奎松（Yang Kuisong）、夏亞峰（Yafeng Xia）等人──把握二○○○年代中國擴大檔案解密的機會（二○一一年起，又回歸保密狀態23），並進行研究。或許是因為專家以外的人普遍忽視中國二十世紀在全球扮演的角色，毛主義在一九六○年代與七○年代期間對激進政治熱潮的影響，在那個時期的歐美史上仍然遭到令人難以理解的邊緣化。例如，沒有英文書籍談論毛主義的概念在戰後義大利或西德的傳播及影響。當然，中國參與二戰以來在亞洲、非洲、美洲、歐洲、中東爆發的多起衝突與動亂的歷史，也沒有全面的詳實紀錄。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小說中，描述「莫斯科─柏林─布拉格─倫敦─華盛頓」的五角情節，所以英語系讀者視冷戰的大危機為以美國、蘇聯、歐洲為主的故事。但那並非一九六○年代與七○年代的情況，當時中共積極傳播激進的叛亂資訊，導致亞洲各地的政權近乎垮台；歐美澳的政治人物也指控中國「以毛派思想統治世界的計畫」令人想起「（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他們亦指控中國領導「世界各地的顛覆運動……足跡遍及拉丁美洲、非洲、亞洲」。澳洲一名評論者冷冷說道：「萬一澳洲終將淪陷，史學家不會停下來深思那一小撮白人的命運，那些白人認為他們可以活在崇拜中國的陰影下。」中國浮誇的國際聲音──中國當局出版的《北京周報》（Peking Review）雜誌──也以數十種語言的版本鼓吹這種驚恐感：「毛主席……是全球革命人士的偉大領袖……照亮了全球革命人士的心，指引出革命的勝利之道。」共產黨內部的文件顯示，毛澤東宣稱「中國不僅在政治上是全球革命的中心，在軍事與技術上也必須是全球革命的中心」。毛澤東針對核戰的可能結果，一派輕鬆地做出以下估計，也令西方人和蘇聯人為之畏懼：「萬一出現最壞的情況，全球一半人口死亡，另一半留下來，帝國主義將會遭到剷除，全世界都會變成社會主義者。」
若不思及中國，就不可能了解美國冷戰期間在亞洲的行動，因為當時美國總統扶持了一些政府來阻撓毛澤東。一九七一年，美國國防部發布的「五角大廈文件」（Pentagon Papers）顯示，美國參與越戰不是為了「幫助朋友（南越）」，而是為了「遏制中國」。重新審視毛派中國在全球扮演的角色，也有助於重新思考一個套用在冷戰時期亞洲的決定性分析：美國當局的「多米諾骨牌理論」（其邏輯決定了美國對東南亞的政治與軍事干預）。分析家基於充分的理由，至少從一九七○年代起，就一直嚴詞痛批這套假設，因為它導致美軍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三年間在越南鑄下大錯；以及展開公開和祕密的行動，破壞新獨立國家的穩定，並助長或扶持了獨裁政權（如印尼、緬甸、柬埔寨）。從智識上來看，多米諾骨牌理論的概念也無法令人信服，因為它顯示東南亞那些國家在毛派中國的顛覆之前，都是無助的被動行為者。但可以理解的是，大家因為對美國多米諾骨牌理論所促成的外交政策結果產生反感與抗拒，因此忽視了（尤其是一九八○年代以來）毛派中國對冷戰時期東南亞的影響。本書建議大家重新審視並修正這些想法，並主張多米諾骨牌理論在現實中確實有一些立論依據：毛澤東與其黨羽確實想把他們的革命藍圖擴展到東南亞及其他地區。東南亞幾乎每個國家──越南、菲律賓、印尼、馬來亞／馬來西亞、柬埔寨和緬甸──皆可見強大、精明的共產主義運動（通常是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並於一九四九年後受到毛派中國的影響，而且獲得不少物質上的支持。由於這些國家長期受制於殖民的掠奪式政權，這也難怪列寧與毛澤東對帝國主義的激進攻擊，先後吸引了東南亞一些有識之士。要不是英國和美國浥注大量的軍備及部隊到那些土地上，東南亞當地的共產主義反對者也許能以他們自身的作法來抵禦那些叛亂也說不定。
研究毛主義的全球蔓延，不僅需要從過往意識形態的角度（亦即共產主義學說支配及影響許多人類的時候）來重新考慮這套思想，也需要從非常不同的地理觀點來思考。對一九五○年代至七○年代在開發中國家成長的許多人來說，毛澤東主政時期的中國並不是（至今依然不是）一無可取，而是一種可取的、有別於美蘇政治模式的獨立選擇。它提供一個貧窮的農業國家在西方或日本的擴張主義迫害下，在世界上奮鬥以站穩腳跟的例子。在今日的尼泊爾，許多消費者把中國神化成經濟天堂，並認為中國發展之所以如此蓬勃，就是拜毛澤東所賜，而不是視毛澤東為阻礙其發展的絆腳石。從巴黎到金邊，從北京到柏林，從利馬到倫敦，從坦尚尼亞的三蘭港到澳洲的德比，毛澤東不止提供思想上的反抗，也提出務實的戰略，為那些遭到世界強權邊緣化或主宰的貧國賦予力量，也訓練低技術的農村叛亂分子對抗國家資助的殖民軍隊。
在冷戰期間與結束之後，毛主義對坦尚尼亞、尼泊爾、印度、柬埔寨、印尼等開發不足、遭到殖民或最近才擺脫殖民的國家特別深具吸引力，那些國家至少在表面上看起來很像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毛主義往往不太需要靠中國的物質援助，便足以展現這樣的魅力。至少，相較於蘇聯在一九二○年代與三○年代贊助共產國際（Comintern）的預算，中國不太需要提供太多的援助。毛澤東的思想及言論也以真正的游擊風格席捲已開發國家，滲透到法國精英匯集的區域以及美國的精英校園──一九七○年代，激進的哈佛學生也大喊：「深挖洞、廣積糧。」──毛主義也在一些和革命前的中國毫無相似之處的開發中國家扎根，例如祕魯。若對毛主義在全球的號召力和影響力沒有適切的了解，便很難理解馬來亞的緊急狀態、一九六五年的印尼大屠殺、一九六八年西歐與美國的文化革命、越戰和赤棉的種族滅絕、南羅德西亞的白人統治結束以及羅伯．穆加比（Robert Mugabe）領導的ZANU崛起、祕魯共產黨「光明之路」的叛亂、結束數百年君主制的尼泊爾內戰以及當代印度叢林裡的叛亂等事件。受到毛澤東影響的衝突與危機不僅是重大的歷史事件，有一些至今仍是現在進行式，例如印度、祕魯、尼泊爾、辛巴威的一些事件。
毛澤東的國際主義本身便值得寫成一本書，因為其中告訴我們中國外交政策的多樣性，而不是同質性。毛澤東結合了世界革命的夢想、民族主義的野心及更古老的中國帝國主義。他時而展現專橫的占有欲──重申中國對蘇聯部分地區的主權──時而對稱兄道弟的黨派慷慨大方，因為他認為那些黨派是親中／親毛文明的一部分。他不慎把中韓邊境的一塊帶狀土地送給兄弟盟友金日成，並在會見激進的親中印度共產黨成員時承諾，把中印兩國一九六○年代血腥爭執的所有邊境領土，移交給未來的共產派印度政府。毛澤東雖然對越南展現崇高的社會主義相互扶持──並提供大量金援──但那些舉動都帶有霸道帝國主義的色彩。他過世兩年後，中越的緊張局勢升級成一場邪惡的邊境戰爭。毛澤東沉浸在一種古老的「中原」心態中：在試圖領導全球革命時，也想重申中國位居世界中心的主張。強調中國的全球使命，在中國境內也發揮著重要的效用。毛澤東認為，中國作為革命的總部，特別容易受到反動世界的攻擊。他不斷強調中國在國際上的不安全感，以鼓吹國內運動，打擊潛在的反對者，把那些反對者抹黑成「間諜」及「革命群眾的敵人」。
毛主義在全球造成的諸多後果都是出乎意料的。例如，毛澤東執政時期的中國對非洲投入許多金錢、時間、專業知識，希望非洲認同並改信其政治理念，但沒有一個類似毛主義的政體上台掌權。坦尚尼亞和南羅德西亞是非洲最狂熱毛派分子的故鄉，但是當地人只對毛澤東的策略及理念有著零碎的理解。反之，中國在尼泊爾、印度、祕魯等地的投資較為柔性，僅止於雜誌、翻譯、以當地語言廣播，以及偶爾邀請當地人到中國。然而，在這些國家，毛澤東的思想找到了熱情的追隨者，他們在戰爭中部署他的戰略，因此改變了那些國家的當代歷史。全球毛主義的故事可說是共產中國不斷追求軟實力的過程，而且過程往往出乎意料。無論這個一黨專政多麼積極地塑造並掌控其全球形象，該計畫總是朝著意想不到、無法控制的方向發展。由於毛主義是一種不穩定的政治信條，同時崇尚「集權中央的黨」和「群眾領導」，也同時崇尚「集體服從」和「反國家的叛亂」。在毛主義的全球化歷程中，它支持那些質疑或攻擊現有政府的運動；而在其發源國，它打造了一個無所不能的一黨專政，不但推崇農民革命，同時也吸引許多精英的追隨或認同〔例如路易．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巴布拉姆．巴特拉伊（Baburam Bhattarai）、古斯曼〕，這是一場透過書籍傳播的革命。全球的毛派知識分子常把理想化的「群眾」變成他們教義革命的炮灰，對社會底層的受苦者既同情又殘忍。
冷戰結束後，美國與蘇聯各自的舊聯盟解體，更具流動性的全球旅行及傳播文化崛起，那反而強化了毛派游擊戰的計策和戰略的效果。達伊沙（Daesh）的分析人士聲稱，該組織是利用毛澤東的概念掌權，亦即對存在已久的國家發動不對稱的戰爭；中東的叛亂肯定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教義「人民戰爭」所影響。套用某個巴勒斯坦人的說法，中國給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我們要求的一切」，於是一些巴勒斯坦的激進分子在一九八○年代從毛主義的信徒晉升成聖戰主義者。
此外，一旦你把毛主義寫進二十世紀的全球史中，就會開始看到一種與正史（即蘇聯在冷戰中輸給新自由主義）截然不同的敘事。共產主義在歐洲與蘇聯相繼垮台二十五年後，中國共產黨似乎依然蓬勃發展。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下，搖身變成一股世界經濟與政治的力量。中國共產黨──其正統性與實務仍由毛澤東主導──成功地將自身重塑成市場經濟的捍衛者，同時本質上仍是一個行事隱密的列寧主義組織。如果中國共產黨在二○二四年仍掌權，中國的共產革命將超過蘇聯老大哥存續七十四年的壽命。中國領導人對此前景感到既緊張又自豪：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的原因，引起過去和現在的政治局（politburo）成員關注。如果中國共產黨存續的時間超越那個時點，史學家可能把一九四九年十月視為上個世紀扭轉時局的關鍵革命，而不是一九一七年的十月。
研究全球毛主義的歷史和餘波，對世界各地的當代挑戰有非常重要的寓意。本書主張，探索全球毛主義不僅對於了解中國史極其重要，對於了解世界許多地區的激進政治──剝奪公民權、不滿、貧困的政治──也非常重要。在當今的印度，承襲毛澤東思想的納薩爾派運動，從社會最劣勢的底層招募最激烈的新血。毛主義在去殖民化（decolonisation）的時代成為一股國際力量。在開發中國家，毛主義所散播的「反帝國主義」訊息，吸引了那些經濟、政治、文化上受到壓制的人民。他們渴望西方工業化國家的生活水準與國際尊嚴。儘管冷戰已結束，貧困和貧富不均的問題卻依然存在。在歐洲努力解決貧困與政治動盪所造成的移民危機之際，全球毛主義的過去和現在不禁讓人回想起源自於物質與政治絕望的激進主義及其後果。
過去兩年間，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及歐洲民粹主義政治的崛起，主權問題因而受到全新的檢視。例如在英國，主權究竟是屬於「人民」〔誠如煽動民意的政客奈傑．法拉吉（Nigel Farage）所主張〕，還是屬於議會？「民意」與立法的專業精英之間有什麼關係？這些都是毛主義在「民主集中制」（列寧推崇無所不能、行事隱密的黨中央）、「群眾路線」（毛澤東主張由基層思想塑造黨政策）、文化大革命的「群眾民主」（實際上是由黨一手操刀的毛澤東崇拜所操縱）之間擺盪時努力解決的問題，而且往往造成慘烈的後果。理論上，毛澤東與毛主義所鼓動的，是給邊緣人話語權，並阻止權力無可避免地流向都市的技術精英（儘管現實情況截然不同）。有趣的是，列寧主義與毛主義的叛逆戲碼，似乎吸引了川普政治的打造者。史帝夫．班農（Steve Bannon）自認為是「煽動沙皇」，是一個密謀推翻政治體系的列寧主義者（他自己的說法）。澳洲的漢學家白傑明（Geremie Barmé）把川普（「大破壞者」）和毛澤東相提並論：因為他的民粹主義反覆無常，蔑視官僚體制，偏好簡短粗俗的聲明（雖然是寫在清晨的推文中，而不是寫成類似《毛語錄》的「川普語錄」），老是愛把國家經濟獨立掛在嘴邊。二○一七年八月，一起事件的發展可說是典型美國另類右派的政治混亂（及毛主義的延展）。當時有一份備忘錄在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川普支持者之間流傳，後來流入媒體手中，導致川普政府面臨更多的動盪。那份備忘錄描述「深層政府」（deep state）以「毛派叛亂模式」的策略及戰術來對付總統。
全球毛主義的歷史也為「激進化」──當代社會學關注的焦點之一──提供重要、卻遭到忽視的個案研究。這個主題的分析文獻目前幾乎完全集中在宗教上（尤其是伊斯蘭教），忽略了東南亞、西歐、拉丁美洲那些毛主義煽動的政治暴力與教化灌輸的例子。最近，一九七○年代布里斯頓毛黨（Brixton Maoist Party）領導人阿拉文丹．巴拉克利什曼（Aravindan Balakrishnan）因「洗腦」及囚禁幾名女性數十年而在英國入獄一案，不禁讓我們深刻想起這種教條灌輸的強勁力道（而且離我們那麼近）。反恐戰爭期間，FBI觀察名單上的資深激進分子，在一九六○年代與七○年代便是加入受到毛主義影響的團體，他們對美國政府的反對是接觸毛主義之後才形成的。如今依然存在的國際叛軍，是從毛派文本中學到顛覆手法。在政治光譜的另一端，美國軍隊依舊非常關注毛派軍事戰略，那仍是他們的反叛亂手冊中需要破解的典型叛亂模式。儘管政治意識形態的激進化（尤其是共產意識形態）在後冷戰世界中似乎顯得過時，然其過程猶如宗教的激進化──利用緊密的關係來招募新血、使用簡單自信的解釋、利用社會經濟危機。事實上，毛主義的全球史，在中國海內外都是以充滿宗教色彩的領袖崇拜而聞名。在中國，毛澤東被描繪成照亮人民的太陽，人民跳「忠字舞」來表達他們對毛澤東的崇敬。祕魯的共產黨領袖古斯曼（又化名Gonzalo）在「光明之路」的海報上也是圍著閃亮的金色光芒，幹部強迫他們統治的農民高呼「噢！剛薩羅」（Ay, Gonzalo），而不是「噢！耶稣」（Ay, Jesús）。全球毛主義的過往與現況所造成的激進化問題，依然和當今的境況息息相關。什麼樣的社經環境、信仰體系、社會結構孕育出政治暴力？那些團體爭權並掌權的過程中發生了什麼？飽受叛亂與反叛亂重創的社會如何自我修復？
最後，關於本書涵蓋的範圍。本書的目的是講述毛主義的全球史，但不可能涵蓋每個故事，其他未收錄的例子比比皆是，諸如加勒比海、冰島、墨西哥、瑞士的毛派；菲律賓和緬甸共產黨的毛主義；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成員拿獎學金到中國學習中國現代文學。此外，與這段歷史相關的每一幕也不可詳細講述，如南羅德西亞戰爭、祕魯土地改革、印尼獨立、第二波女權主義、西德綠色運動等，都只能寫下梗概。我挑選了那些描寫全球毛主義的軌跡、多樣性、以及（在我看來）最重要遺跡的情節。在研究及撰寫的過程中，我找不到一本書將這些歷史並列，以統一呈現出毛主義的多樣性與重要性。這本書則試圖填補那個空缺。
我講述的毛主義全球史，一如諸多現代亞洲的傳奇故事，始於一九三○年代的上海。那是一個由黑幫、革命者、知識分子、貴夫人交織而成的世界。一九三六年，來自美國中西部的記者愛德加．史諾（Edgar Snow），經宋慶齡的介紹，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幫助下，前往塵土飛揚的中國西北地方，造訪毛澤東的新總部。宋慶齡是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孫中山的美麗遺孀，也是蔣介石（中國左派眼中的禍害）的大姨子，以及毛澤東那幫共產黨人的支持者。史諾則是充滿抱負的記者，一心想獵取國際獨家新聞。他在共產黨的根據地待了幾週，毛澤東和他最親近的黨羽給了史諾一個世界大獨家，他因此沉浸在一份篡改過的過往及現況的描述中。那些內容刪除了暴力及整肅，並描繪自身為遭到迫害的愛國者和民主人士。史諾在這趟西北行結束之際，撰寫了兩萬字的採訪筆錄，內容都經過毛主席的校對與更正。
毛澤東及其黨羽算是選對了人，史諾是個媒體人脈亨通的外國人，而且又不是共產主義者，正好是把他們的故事宣揚到國際世界的理想代言人。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毛澤東化身為舉世聞名的政治領袖。這本書的中文版在中國共產主義瀕臨滅亡之際，吸引受過教育的都市年輕人支持毛澤東的革命。一九三七年以來，這本書培養出叛軍與游擊隊：從馬來西亞的叢林到俄羅斯西部的冰凍田野，從西德一九六○年代反主流文化的另類生活方式，到尼泊爾高種姓毛派的訓練營，都可見其遺跡。
我透過那些在中國及全球各地傳播毛派信條的人物、文字、實物──《紅星照耀中國》、譯成數十種語言的《毛語錄》、〈東方紅〉──按時間順序回顧了國際毛主義的政治、外交、文化史。從一九三○年代談到今天，這本書的每一頁都充斥著政治人物、教授、詩人、革命者、譯者、社會邊緣人、權謀者、狂人以及瘋子，其中有些人最終統治世界強國。共產主義把自己塑造成一門客觀的政治學，要求個人服從抽象的意識形態權威。然而，毛主義的全球史卻充滿戲劇性，很難找到比毛澤東更不墨守成規的人：他是憎恨父親的叛逆者，三十四歲時對中國政府宣戰，性好女色，穿著補丁的睡衣參加國家活動，經常在凌晨召見中外領導人，整肅了多數最親近的同志（通常是整肅到死），向來不肯刷牙。毛澤東的親信及仿效者中也充斥著類似的怪人及社會邊緣人，例如孟買一個冰淇淋大亨的兄弟對印度政府宣戰之前，原本正接受會計師培訓；一名只會紙上談兵的哥倫比亞游擊隊員，最後選擇了威士忌，而不是革命；一名祕魯的哲學教授，和毛澤東一樣崇拜貝多芬；著名官僚機構「歐盟」的未來總理。宣揚「持久戰」的毛主義似乎特別適合行徑怪誕的人，尤其是那些決心與社會發生衝突又想控制社會的人。
我將會描述冷戰早期的末日恐懼，當時（一九五○年）中國與蘇聯簽訂的條約令西方政府不寒而慄。文安立寫道，這個中蘇聯盟是「十六世紀鄂圖曼帝國最終擴張以來，挑戰西方政治霸權的最大勢力」。然而，十年後，中國和蘇聯原本可能一起稱霸世界的友誼迅速瓦解。毛澤東及其黨羽譴責蘇聯人是急於安撫美國人的「修正主義者」，並把握每個機會公開抨擊蘇聯，聲稱中國才是世界革命的真正領導者。一九六○年代與七○年代，毛主義在世界各地的傳播是本書的核心，毛澤東也在那幾十年間爭取全球共產主義的霸主地位。我將在書中追蹤毛主義熊熊大火般的熱潮，例如毛徽章穿過中國邊境，滲入尼泊爾、印度、柬埔寨，在加德滿都、加爾各答、金邊成為年輕人追逐的潮流；流傳甚廣的《北京周報》宣稱，毛澤東是「世界革命的偉大舵手」和「永不落日」；北京廣播電台（Peking Radio）充滿雜訊的廣播開始在非洲大草原播送；從遠方崇拜毛派中國的歐美人士，包括嬉皮、民權活動者、哲學家、恐怖分子、女星莎莉．麥克琳（Shirley MacLaine）等人。
毛主義在冷戰的激烈衝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與印尼、柬埔寨、越南的共產主義運動混雜在一起──這些運動改變了這些國家的命運。毛派中國為越共提供了精神與物質上的支援：鋪路、彈藥、制服、醬油、乒乓球、口琴、香皂。毛主義也培育了波布，並提供他逾十億美元的金援、免費的軍援以及醫檢。在即將展開種族滅絕之際，波布懶洋洋地躺在毛澤東的泳池邊，聽行將就木的毛主席稱讚柬埔寨人清空城市，把人逼到鄉下勞動及殺戮戰場：「你們的經歷比我們的好……你們基本上是對的。」
最後幾章將描述毛主義的陰魂不散，在祕魯、尼泊爾、印度散布漫長又血腥的遺毒，以及他們對那些社會底層的受苦者既同情又無情的矛盾情感。一九九六年，距離古斯曼在利馬的一個村鎮領導革命被捕僅四年，尼泊爾的毛派宣布了一場由復甦的印度納薩爾派所訓練的「人民戰爭」（People’s War）──藉此抗議政府長期忽視該國占多數的農村人口。二○○六年衝突結束時，約一萬七千名尼泊爾人喪命。諷刺的是，尼泊爾人借用的毛澤東游擊戰術不僅是一種安全威脅，對中國當代的統治者來說更是極度尷尬（而中國統治者則聲稱，毛澤東的思想遭到嚴重曲解）。印度與尼泊爾的毛主義並非冷戰的餘波，而是當前全球激進主義崛起的一部分。毛主義在南亞掀起的熱潮引發了有關發展、社會正義、環保主義、國際剝削的根本問題。
這個故事的結局就像開端一樣，是發生在中國。儘管中國政府努力壓抑人們對文革浩劫的記憶，中國政府卻也把毛澤東時代的歌曲、電影、語言重新搬上檯面，試圖喚起大眾對那個長久以來，已更為資本而非共產的政權的懷舊之情。憤怒的年輕人譴責當前的共產黨是貪得無厭的買辦，呼籲大家回歸毛澤東的激進平等主義。遭到解雇的工人揮著《毛語錄》，向他們的有錢老闆示威抗議。在中國各地的村莊裡，農民拿著刀子、磚頭、棍棒來對付腐敗的地方官員。他們都承襲了毛澤東在黨紀、政治觀、人民戰爭方面的奇怪遺教。為了了解這個如今仍塑造政治實務的多變遺教，我們需要追蹤毛主義在中國的歷史，也需要追蹤其在中國境外的運用與重新詮釋。